論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
金生楊
在《易》學史上，李鼎祚《周易集解》一書占據(jù)著重要位置。它遠承漢《易》，近紹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后啟宋明《易》學，更是清儒研究漢《易》的憑借，于義理與象數(shù)《易》學均有參考價值。李鼎祚在《易》學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由于書籍的散佚，時代的變遷，其纂集之功更受人重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對李鼎祚作與《周易集解》作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遺憾的是，人們認同了他保存古文獻的功績，卻并未過多地對其人其書加以深入研究，如朱伯昆《易學哲學史》、廖明春等《周易研究史》均只略略言及，與其他《易》學家及其著作相比，實在簡略得很。最近，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許維萍撰寫《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論)一文，已初步填補了這一缺憾。許氏在試圖解決一些基本問題的同時，卻也難免顧此失彼。筆者在研究巴蜀《易》學發(fā)展史時。仍發(fā)現(xiàn)有不少可值得探討的問題，為此不揣淺陋，力圖對李鼎柞對《周易集解》的編纂及其《易》學等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望方家指正。
一、李鼎柞其人其書
李鼎祚以《周易集解》一書而知名于后世，但究其生平，雖有前輩精密的考證，卻往往為現(xiàn)實的人們忽略，而《周易集解》一書本身的篇卷及刊刻流傳，許多學者并不明晰。為此，在前人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考證說明是有必要的。
(一)李鼎祚生平事跡
李鼎祚，生卒年月不詳，唐中后期資州磐石縣人。盤石即資州治所。在州的東部有四明山，李鼎祚兄弟曾經(jīng)在山上讀書，后人因名其地為讀書臺。唐玄宗幸蜀，李鼎祚進《平胡論》，后召為左拾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李鼎祚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時仍官左拾遺。他嘗充內(nèi)供奉，又輯梁元帝及陳樂產(chǎn)、唐呂才之書，以推演六壬五行，著成《連珠明鏡式經(jīng)》十卷，又名《連珠集》，上之于朝。代宗登基(763)后，獻《周易集解》一書，其時為秘書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在宋代，李鼎祚被追贈為贊皇子。李鼎祚“以經(jīng)術稱于時”，尤以《易》學顯名于唐。劉毓崧以《周易集解》一書避太宗、高宗、肅宗諱，代宗“豫”字缺筆，而德宗嫌名不避不諱，斷其書成于代宗時。
(二)《周易集解》的篇卷
關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稱十卷。晁公武說：“《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后人并之耶？”他所說的“唐錄”蓋指《新唐書·藝文志》。李燾不贊成此種觀點，說：“按《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據(jù)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jù)而云十七卷也?！冻缥目偰俊?、《邯鄲圖》遂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敝炷溃?挈）為《周易集解》作序也贊同此說。清翁方綱對這種卷數(shù)的差異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蓋《唐志》總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臨、李巽巖(李燾號巽巖)之徒，或以為集注內(nèi)亡失七卷，或以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秉S以周《儆季文鈔李氏周易集解校本敘》所考更為詳實：“自序其書云：凡成一十卷，《中興書目》同。《新唐書·藝文志》云十七卷，與自序異?？肌端沃尽肺逍蓄愑欣疃瘛兑姿琛啡?，《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別撰《索隱》之語。蓋《宋志》所載七卷，即所謂別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據(jù)《集解》一書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據(jù)李氏全書言也。李氏別撰之書蓋術數(shù)家言，故《宋志》入五行類?！员彼螘r《集解》盛行，別撰之書寢廢。故《崇文總目》稱七篇逸，《郡齋讀書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無所亡失’，皆實錄也。但王堯臣于逸七篇不著別撰之書，晁公武又謂‘據(jù)《唐錄》十七卷，今十卷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書者，或分為十七卷，或合附錄《略例》一卷，改序語一十卷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br />
今查《宋志》所著錄者確如翁氏、黃氏所言。但兵書類還有：“李鼎祚《兵鈐手歷》一卷?！贝巳粢灶愊鄤e，似無可疑，而《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著錄：“李鼎祚《連珠明鏡式經(jīng)》十卷?！比绱?，《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隱》，還是《連珠明鏡式經(jīng)》分析而成，并不可確斷。因此，翁方綱、黃以周之說沒有充分的證據(jù)，更何況王堯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別撰之書！
《四庫全書總目》則稱：“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jīng)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圃疲瑒t《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為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短浦尽匪d蓋并《索隱》、《略例》數(shù)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w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誤疑，改者誤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愈說愈訛耳?！薄犊偰俊肺囱浴端饕窞楹螢榱?，僅據(jù)推測以合十七卷之數(shù)，亦不可信從。胡玉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中以翁氏、黃氏之說以駁《總目》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諸說雖多不可信，但自宋以來，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數(shù)為十卷則無疑義。王應麟更認為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本身有誤。明代毛氏汲古閣重刊《周易集解》，對該書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則變亂了《集解》原貌。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極明：“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紹興續(xù)編四庫闕書目》、《中興書目》(自注：見《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shù)，而宋以來之卷次遂不可復識矣。”由此可知，汲古閣在刊刻《周易集解》時好古求奇，將其書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稱：“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jīng)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彼?，又改自序“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與《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廣為流傳。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種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稱：“或作一十卷，《新唐書》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作十卷?！苯駛鳌吨芤准狻范嘧魇呔恚纭督虼貢?、《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古經(jīng)解匯函》、《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即是?！堆庞晏貌貢纷鳌独钍弦讉鳌芬彩鞘呔?。只有《秘冊匯函》所收為十卷，題名《易傳》。四庫館臣于所輯《崇文總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稱：“謹按鼎祚自序稱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蓋刪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闭婵芍^不加考訂的荒謬之說。
(三)《周易集解》的刊刻與流傳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學《易》盛行的環(huán)境中輯集成書，自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盡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廣。宋初王旦難王昭素“七日來復之義”，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見。在慶歷年間又有科舉以《周易集解》中的內(nèi)容為題者，由于其影響有限，以至賢良多下第。計用章于慶歷甲申(1044)七月序稱：“慶歷壬午(1042)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為博士，因間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笨芍疃裰兑住酚谑裰杏袀鞅?。計用章即從蜀地大儒平陽公處得《周易集解》而習之?！皬╂诩词谧錁I(yè)，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布。”慶歷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唐李鼎祚《易》”，當即是此種刻本。
北宋著名象數(shù)《易》學大師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對漢代《易》學有相當深的研究。他對《周集解》的運用，自然將其影響進一步擴大。此外晁說之學習《京氏易》，其于《集解》當有所參考。而《崇文總目》、《邯鄲圖書志》均加著錄。
盡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陽彥孚刊刻傳布，但在南宋時仍然少見。資中郡守鮮于侃就說：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經(jīng)，世罕傳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1166)，鮮于侃假守資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讀書，不稍停輟，晚而喜《易》，因謂李鼎祚乃資州人，自己“為其州，因斥學糧之余鏤板藏之學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jīng)學古，其用力蓋非茍而已”。鮮于侃猶病該書舛脫嚴重，便向李燾借善本，但李氏之書舛脫之處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態(tài)度，將這種舛脫保留，不加臆改，態(tài)度十分審慎?！皩W錄鄉(xiāng)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鄓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鮮于侃之子鮮于申之以為“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覽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將《周易集解》廣為傳播，使其學不致泯滅。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鮮于申之為之作序。可以看出，鮮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將小字本改為大字本。
從后來留存的影寫本中，我們?nèi)钥芍喇敃r刻本的大體情況。清陳鱔從毛晉后代購得影寫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寫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寫宋本，首題‘易傳卷幾’，下題‘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資州李鼎祚輯’，非其舊也。前列《易傳序》，稱‘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侃書，又次侃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后載計用章序。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宮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貞’、‘恒’等字俱缺筆。”張金吾也曾藏過影寫宋刊本。他說：“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陸心源對此也有記載。所以，嘉定本原名《易傳》，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書、李燾書、鮮于侃書及鮮于申之書，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計用章之序。
南宋時，馮椅《厚齋易學·附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藝文》、元俞琰《讀易舉要》、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均著錄《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時，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間希有存者”，朱睦（木+挈）從李中麓處得此種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稱：“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者。頃歲，予得自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樂堂四亭氏刊本，書名《易傳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該書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方有“聚樂堂”三字，中縫題作《周易集解》夠。
萬歷時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秘冊匯函》本《易傳》十卷，附《易解閑錄》一卷，漢鄭玄注，明胡震亨輯補?！昂鸷鄤e從趙清常傳鈔本刊刻。有計用章后序，而無《略例》及鮮于侃與申之兩序。又附補鄭康成《易注》一卷，似較汲古閣、雅雨堂兩刻為佳”。陸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寫宋刊本，發(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錯訛之處。如“卷一‘用九見群龍無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等等?！按送?，句之脫落、字之訛謬，更難枚舉。凡干寶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學津》兩本與胡本同，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稱：“胡震亨秘冊匯函本雖分卷與自序合，奪誤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陸德明《易釋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題記和校語。耿文光稱：“毛氏《津逮書》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痹诿系拇鄹闹?，《周易集解》的篇卷與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萬歷(1573—1620)中，又有重刊計用章宋本。明代還有鮑山刊十卷本。
清代漢學復興，《周易集解》成為學者們了解漢代《易》學的橋梁，所以刊刻研究該書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盧見曾刊《雅雨堂叢書》，刻入《易傳》十七卷。北京圖書館藏有韓應陛校跋并錄孫堂校語一本，后附有《周易音義》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錄惠士奇、惠棟批注一本。盧氏序稱：“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瓰樾Ｕ炚`，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于后，以存古義?！标懶脑从凇秲x顧堂題跋》卷l說：“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稱：“盧氏?？菚邦}‘易傳’二字，板口刻‘李氏易傳’。前有乾隆丙午盧見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慶歷甲申計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叢書》?！庇郑骸鞍副R本改一十卷為一十八卷，蓋依明本也?！鼻鍙埡ｙi也稱：“盧(見曾)得宋慶歷間平陽氏刻本校正?！睆埥鹞帷稅廴站珡]藏書志》卷1中所載影寫宋刊本有計用章后序，然則盧氏本本有計用章序，蓋陸氏所見之本缺略。陸心源又作《李氏易傳?！芬痪?，稱：“近時刻本以盧見曾雅雨堂本為最善，惟分卷十七與自序不合。余舊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鮮于(中)[申]之刻本影寫，頗有勝盧本處。今以影宋本為正大字正書，而以盧本注于下?！崩畲茹憽盾鲗W齋日記》：“簡莊謂盧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棟)臆改百六十余處。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本避代宗諱，而一概改之，可謂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開‘開’，亦避肅宗諱也，今亦多改為‘亨’。但盧刻‘豫’字經(jīng)文、《集解》皆缺筆作‘豫’，疑惠氏別據(jù)一本，與簡莊所得影宋寫本不同?！焙窨N言：“‘豫’字缺筆者為宋慶歷本，臧鏞堂《拜經(jīng)日記》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條即斥惠本?！?br />
嘉慶三年(1788)孫氏岱南閣刊巾箱本十卷，每條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漢儒說附于后，補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吳縣周孝垓?？锰K喜墨齋張遇堯局鐫本。該本題《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張海鵬于清嘉慶十年(1805)刊照曠閣《學津討原》本，該年夏六月跋稱：“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蘭陵孫觀察本，又心葵吳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為參訂。……今從盧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經(jīng)解匯函》重刻盧氏本。嘉慶丙子(1816)張紹仁校宋本，在該年季冬記稱：“此《易傳》李氏集解十卷，次第雖不繆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錯脫訛，幾不可讀。黃堯翁近從海寧陳君仲魚(陳鰉)借來汲古閣毛褒華伯影宋大字本，余因從堯翁轉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無，別校于程榮本?！?br />
《周易集解》刊刻次數(shù)眾多，版本情況復雜，這為我們校讎整理該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但學者們的刊刻及序跋記文更充分顯示了該書應有地位和作用。
二、李鼎祚的編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編纂方法特別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許多思想內(nèi)涵，方法的得體深深影響了后人。
(一)虞、荀為主，匯聚眾家
李鼎祚在編纂《周易集解》一書時主要以匯集各家《易》說為主，在適當?shù)牡胤郊尤胱约旱囊恍┮庖?。其收集之廣，在《易》學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稱：“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興書目》實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弇、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覲、孔穎達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鑿度》凡十七篇?！标斯洹犊S讀書志》同此。明朱睦（木+挈）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贛二家夠。清朱彝尊著《經(jīng)義考》雖引有朱序，卻在《中興書目》基礎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規(guī)、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張倫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國、延叔堅兩家。劉玉建考出《易軌》一家，并將所考各家以表列出。這樣，全書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內(nèi)，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與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編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為主?！坝嬋珪布兑住纷⒍甙儆喙?jié)”，而李氏所加案語一百零八節(jié)而已，約占全書《易》注的5％還弱。這充分體現(xiàn)出李鼎祚匯聚眾家，以集解為席的編纂特色。
與許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評論判斷為主軸不同，《周易集解》所錄《易》注以虞翻、荀爽為最多，而虞氏之注“獨多近一千三百節(jié)”，約占全書《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節(jié)”，約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為全書的核心和主軸?？论繌敕Q：“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漢魏以來諸家《易》說，惟采虞氏義最詳，幾得原書十之七八。故納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兩象《易》之說，尚可尋其門徑。”此說是可以信據(jù)的。
(二)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
在集輯編錄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橫加斷說。他以更寬宏的態(tài)度廣納眾說，即使互有矛盾之處，也適當保留。這就是不執(zhí)己意的作風。乾隆六十年(1795)盧文弨為李富孫所輯《李氏易解剩義》作序，稱：“李氏(鼎祚)之為此書，未嘗執(zhí)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并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二菜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既濟》之榆，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遍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為飛鳥，震為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nèi)，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為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為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為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己之所非，安知不為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于后世，豈不大可惜乎？”
《小過卦》艮下震上，虞翻認為：“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nèi)，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他的主張是：“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稌x》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卑从莘慕庹f，《晉》為《乾》宮游魂卦，《小過》由《晉》而來?！稌x》坤下離上，《說卦》“離為雉”，所以有“離為飛鳥”之說?！缎∵^》內(nèi)卦為震，《說卦》“震善鳴”，故“震為音”?！墩f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為止”。六五以柔乘剛，于義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陰承陽，于義為順，故“宜下大吉”?？梢娝娜∠蟛⒉皇秦援嬛?，而是源于《說卦》之象，《小過卦》本身不能說明問題時，他便根據(jù)京房八宮卦說來引申推導，迂回曲折地從《說卦》引導出卦辭、爻辭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辭的解說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說，不過，在《彖辭》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謂的“俗說”：“宋衷曰：二陽在內(nèi)，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角，故曰‘飛鳥’?！彼沃灾馇∈怯莘磳Φ模畹榔街毖圆恢M，說：“此即虞君所謂‘俗說’?！崩疃裼诖耸遣皇鞘韬瞿兀靠磥聿皇?。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刪其評“俗說”之語，又在相近處引用這種“俗說”，這是極易察覺的重復和矛盾，一般學者都可以意識到。其二，李氏著作較為精練，全書引述有四十多家，并無繁雜之感，以其整體建構看，這也不是疏忽所能說明的。因此。我們認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這說明什么？說明他比較客觀地看待各家之說，無門戶之見。而以理是從。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評的“俗說”恰好簡潔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據(jù)，而虞氏本人所解則牽強附會，有穿鑿之弊。無疑李鼎祚在主象數(shù)時，又力圖去其無端的穿鑿。后來朱熹作《周易本義》即采用了“俗說”，稱：“卦體內(nèi)實外虛，如鳥之飛?！鼻濉队芤渍壑小芬鄰闹Ｓ诖丝梢娨话?。
(三)《序卦》雙出，所輯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講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經(jīng)過它的論述，將六十四卦組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排除了隨意無序的淺近，賦予了經(jīng)典更深的內(nèi)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時將《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無疑更能幫助理解《易經(jīng)》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李鼎祚在纂輯《周易集解》時便考慮到了這一點。宋代理學大師程頤對此十分欣賞，在《伊川易傳》中沿襲了這一編纂方法?！蹲x易舉要》卷4：“崇政殿說書伊川先生河南程頤正叔撰《易傳》，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李鼎祚《集解》亦然?！痹趦刹恐摹兑住分挠绊懞蛶酉?，后世編纂者多沿襲不變。李鼎祚無疑是有創(chuàng)見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環(huán)環(huán)緊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減了《序卦》本身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自然顧此失彼。為此，李鼎祚不避重復蕪雜之嫌，在卷后又將《序卦》單獨列出，其魄力確值得欽佩。與程頤《伊川易傳》沒有將《序卦》完整單獨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籌。更為有意義的是李鼎祚對兩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這種方式不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減輕了重復蕪雜的成分。
(四)編纂方式新穎，開啟后人經(jīng)書集解的編纂
李鼎祚編集《周易集解》是《易》學編著上的一次創(chuàng)新。他以虞、荀二家為主，羅列眾家，簡而有要，并無繁稱博引、卷帙龐大的毛病，可以說編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編纂體例上先列經(jīng)文，次引諸家注解，一般每條稱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蕪。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標出，往往附于眾家解說之后。這種在認同前儒注解基礎上表述自己《易》學觀的編著方式，避免了有意異于人而強作新解之難、之嫌，對于那些態(tài)度嚴謹?shù)膶W者來說，無疑是最恰當貼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編纂方法是一種繼承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同時開啟了后人經(jīng)書編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編纂《周易》經(jīng)解時多有仿效。
東漢末年，鄭玄雜糅今古文經(jīng)學，打破了兩漢經(jīng)學門戶之見，于是兼采諸家之長的集解注釋方式應運而生。如何晏《論語集解》、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等等均是。這種方式在《易》學上并不太明顯?？追f達《周易正義》中引諸家之說的并不多，以至于“詮釋文句，多用空言”。盡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編纂方法多少是從這里承繼而來的。據(jù)《崇文總目》記載，陰顥有志于治《易》，陰弘道承其業(yè)，“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定其長，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傳疏》十卷，《崇文總目》稱其“于《易》有助”。陰弘道。史書無傳，《舊唐書·傅仁均傳》稱“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缎绿茣に囄闹尽に囶悺贩Q：“顥子，臨渙令。”陰弘道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學而參定其長，著成新書，本身就是一種集解體注釋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學上喜好兩漢象數(shù)《易》學，至少不獨遵王弼的義理《易》學。這與當時王弼《易》學獨行的時代風氣頗為不同。李鼎祚與陰弘道同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眾家，特別推崇象數(shù)《易》學，無疑受到陰弘道《周易新傳疏》的啟示。
陰弘道之書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書則長期流存，影響漸增。后人對他的編纂方式很感興趣，于是仿效編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書。同為蜀人的房審權編著《周易義?！肪褪瞧渲休^為典型的一部?！鄂^埼亭集外編》卷23《高氏春秋義宗序》稱：“諸經(jīng)箋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則李鼎祚、房審權?！彼膸祓^臣則稱：“自唐以來，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后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范选！?br />
房審權，宋熙寧年間蜀人。他“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shù)，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元，下迄王安石編為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數(shù)，房審權則重義理，胡一桂稱：“《義海》專明人事，則象數(shù)之學必非所備矣?！苯垢f也說：“主理莫備于房審權，主象莫備于李鼎祚?！逼渚幾胄问脚c《周易集解》相去不遠，只是篇帙相形之下過于重大。正因為如此，李衡對其書作了改編，“經(jīng)、《系辭》、《說卦》、《序》、《雜》，《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計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雜論》一，是又創(chuàng)于公手，以補房生之闕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頤、東坡蘇軾、漢上朱震、龔原四家之說，最終撰成《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繼承了《集解》簡要的特點從而在流傳中取得了優(yōu)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學家俞琰已稱：“房氏百卷之書，則未之見也?！敝猎蕖端问贰に囄闹尽?，已不再登錄房氏《義?！芬粫?。胡一桂說：“今《宋志》載《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沒無傳，亦可惜哉！”
《周易義海》而后，陳李衡《撮要》之外，馮椅《厚齋易學》也是此類著作?！捌渖l采亦頗博洽。如王安石、張汝明、張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聞邱昕、毛璞、馮時行、蘭廷瑞諸家，其全書今皆不傳，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會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諸家之書編成一書，在《易》著上同樣如此。雖其態(tài)度不如前人嚴謹，但編纂方式多少繼承了李鼎祚。《四部叢刊》本《牧齋有學集》卷38《復方密之館文》即稱：“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于王輔嗣、韓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殺則過也。纂集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過，近代之談《易》者自李卓吾、管東翁之外，時未免為時人講章兔園冊子?！痹谛膶W盛行之時，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類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氣息在里面。清李富孫甚至以諸家之說，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閱群書，搜集遺文剩義，著成《李氏易解剩義》三卷，以補李鼎祚之未及。
(五)保存文獻之功值得稱道
《周易集解》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的《易》注，成為了解研究這一段歷史時期《易》學發(fā)展狀況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歷代學者從各個角度對李鼎祚保存文獻的功勞倍加稱贊。首先，從古代《易》學著作的存佚角度看問題，晁公武便對當時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統(tǒng)計，《郡齋讀書志》卷1：“《隋書·經(jīng)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易》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偽為。然則《隋志》所錄，舍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标愓駥O《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均采此說。《四庫全書總目》卷1《周易口訣義提要》又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加以審視：“唐以前解《易》之書?！蹲酉膫鳌芳葘賯巫?，王應麟所輯鄭玄注、姚士粦所輯陸績注，亦非完書，其實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br />
其次，從保存圣賢遺旨，由此考見古《易》的角度考慮，宋計用章《周易集解序》稱：“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況此書圣賢之遺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猶之亟以開雕?！薄端膸烊珪偰俊肪韑《周易集解提要》亦稱：“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后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校讎家們對此更有深刻認識。盧文弨說：“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北R見曾《周易集解序》也說：“自孔穎達奉詔為《五經(jīng)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睆埡ｙi則稱：“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無義不備。漢人解畫卦之宗旨，賴以猶存，誠可寶也?！?br />
歸有光對二者均有認識：“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后人僅于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皮錫瑞研究經(jīng)學歷史，同樣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后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br />
如果說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編撰《易》注的話，那么清代學者則是以補輯和分析眾家之注來進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書研究漢《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棟《易漢學》、《周易述》以輯補漢《易》為主，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以專研虞翻《易》學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書，對漢魏《易》學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慶炳還對《周易集解》作補箋，成《周易集解補箋》一書，于光緒15年(1889)刻印。
三、集解為本，不廢己意
李鼎祚在編纂方式上以集解為主，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但這并不能表明李氏就沒有自己的《易》學觀點。事實上，李鼎祚也在適當?shù)奈恢糜酶鞣N方式將它表述出來。
首先在編纂方法上已體現(xiàn)出李氏的《易》學觀。李鼎祚認為自孔子而后，《周易》傳注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于近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道豈偏滯于天人者哉”。王弼為首的義理《易》學與鄭玄為代表的象數(shù)《易》學并沒有孰輕孰重及優(yōu)劣之別。不過，“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楊黃華，嗑然而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哪。象數(shù)深微曲折，義理淺近易懂，所以人們避難就易，舍象數(shù)而義理是務，出現(xiàn)孔穎達《正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也正是如此，李氏要“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即所著《集解》以象數(shù)為主，適當采集義理之學。從《集解》一書看，全書2700余節(jié)，其中虞翻近1300節(jié)，荀爽300余節(jié)，而王弼57節(jié)、韓康伯58節(jié)、孔穎達53節(jié)，三家總共168節(jié)，只相當于荀爽一家之半略強。所以，李鼎祚在編纂中雖有義理、象數(shù)并重的觀念，但其以象數(shù)為宗的編纂宗旨并沒有改變。
從李鼎祚自己的注解上看，他多以象數(shù)作解，但又不廢棄義理。于象數(shù)《易》學，李鼎祚采用了卦變、互體、升降、卦象、卦氣等說。如《需》六四之解用互體說：“六四體坎，坎為云，又為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卑弱，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薄锻汀ゅ琛返慕忉寗t以卦變及升降為說。他首先引荀爽之言：“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彪S后加以案語：“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始交’也。交則成震，震為‘動’也，上有坎，是‘動乎險中’也。動則物通而得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也。”初六以陰而升二，九二以陽降初，是陰升陽降。《臨卦》為十二消息卦之一，李氏在《臨·彖》的解說中就以卦氣作解：“《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兇’，斯之謂也?！敝劣诶疃褚载韵蟆⒇诚蠹拔锵蟮冉庹f《周易》的地方更多，此不贅舉。
于義理之學，李鼎祚有繼承也有發(fā)展。這一點對于長期認為李鼎祚專崇象數(shù)的傳統(tǒng)來講是應當特別受到重視的。他在《師》初六爻中以失位為說，予《履》六三《小象》談應、《訟》卦辭主卦主說等等均是基本的義理之學。對王弼總結的義例，李氏也多有贊同，稱：“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jīng)末，式廣未聞。”李鼎祚還在鄭玄、干寶等《易》學家以史證《易》的基礎上有所進展，如《師》六五爻注稱：“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殷紂而被武王禽于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為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這里以殷紂與武王的史事論證六五爻所包含的義理，實與李光、楊萬里的解說接近。在李唐儒釋道三教盛行，尤重道家思想之時，李鼎祚本人從小敦尚玄學，在《集解》中便存在融會老、莊，承襲王弼、韓康伯的解經(jīng)方式。李氏自序稱：“臣少慕玄風，游心墳籍?！眽灱?，老、莊之書占據(jù)重要位置。又稱：“各列名義，共契玄宗?！彪S時以探秘索隱為務。他認為《易》之微妙實與道家之論相當，《易》有“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之妙用?！肚f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禪止止?！薄洞笞趲煛罚骸邦伝卦唬骸刈??！倌狨救辉唬骸沃^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庇帧白z照”實出自韓康伯《系辭》“陰陽不測之謂神”的注語。這些正是李氏追慕玄學的表征。李鼎祚用《莊子》之文，道家思想之極至來形容《易》之精妙，是以《周易》之妙與老、莊學說之至境相通。不過，在二者的分別上，他又以儒為宗，強調了《周易》的首尊地位。他說：“原夫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周易》)實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李道平詮釋說：“謂《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也?！北M管如此，李鼎祚對玄理道學尤所留心，甚至對《集解》一書不便發(fā)揮之理，他也不輕易放過，更著《索隱》一書，以暢其言。稱：“至于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jīng)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边z憾的是，該書沒有傳承下來，就連諸家書目也未見著錄，其內(nèi)容自然不得而知。在注解中除直接征引王弼、韓康伯的玄學《易》外，李氏也引用老、莊之說作解。如《師》卦辭：“此《彖》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梢酝跻印?，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弼)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即揚雄之師嚴君平)之稱’，學不師古，匪說修聞。既誤諱于經(jīng)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李鼎祚批評王弼附會老莊之說，卻引《老子》為證，融會《易》、《老》之實并無二致。
李鼎祚在注解中所表現(xiàn)出的批判精神更顯示出他編纂《周易集解》在搜集諸家之時不廢己意的一面?！都狻分幸鲇莘慕忉屪疃啵阋娎疃駥τ菔稀兑住穼W的推崇，但他對于虞翻的解釋并未盲目信從，對其穿鑿不當之處也有所糾正。如《中孚》“豚魚吉”，李鼎祚采用了升降說：“坎為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為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遁，便以豚魚為遁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边@里以義理為第一，而以象為其次，象不及義，并不可取。李道平解釋說：’李氏以為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庇秩缁輻潓⒗疃駥Α捌呷諄韽汀钡慕庹f與鄭玄之注混為一談，陳壽熊批駁說：“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說七日，雖亦引卦氣，而與鄭義異，不宜通為一條?！笨梢娎钍弦彩怯凶约邯毺匾娊獾?。李氏獨到精深的認識也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經(jīng)義考》卷14崔憬《周易探玄》條即引述他對崔氏《探玄》的評價。
對于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圣人之道，李鼎祚指出：“圣人之言連環(huán)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彼⒁獾搅恕吨芤住肺淖趾x前后連貫，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要求解說《周易》時注意這種一以貫之的思想，而不是割裂字段，隨文釋義。他批評崔憬說：“崔氏《探玄》，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將八卦陰陽，以配五十之數(shù)，余其天一地四，無所稟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談何容易哉！”崔覲以王弼演天地之數(shù)所賴者五十，未釋五十從何而來，認為此乃臆度之言，非有實據(jù)。但是崔覲自己在八卦陰陽配五十之數(shù)時留下的天一地四兩數(shù)的處理上與“先達”王弼有相同的毛病，均未說明其緣由。李鼎祚認為這就是一病，而病根就在于缺乏前后文聯(lián)系，從思想的連貫性上去看待圣人之意。他認為：“此章云‘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shù)二十有五，地數(shù)三十，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墙Y‘大衍’之前義也。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將五合之數(shù)配屬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數(shù)五十’也?！溆盟氖芯拧撸鼫p一以交五，備設六爻之位，蓍卦兩兼，終極天地五十五之數(shù)也。自然窮理盡性，神妙無方，藏往知來，以前民用，斯之謂矣?！崩疃裰x是“大衍之數(shù)五十”并不是孤立的，后文所言“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至“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就是來說明它的，將二者割裂不恰當。
《乾》上九爻李氏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湯有慚德，斯類是也?！边@是說賢君有陽剛之德，但不可過剛，過剛就會招致悔恨。同樣講“亢龍有悔”，在《文言》中李氏又解釋說：“此當桀紂失位之時，亢極驕盈，故致悔恨，窮斃之災禍也?！边@又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待問題，那就是不肖之君而有陽剛之德，更不可以過剛，否則就會導致災害。一正一反，均以人事將其含義合理地表達出來，起到了互補的作用?！段难浴贰爸娑恢觥币惨颉翱骸倍l(fā)。李氏解釋說：“此論人君驕盈過亢，必有喪亡。若殷紂招牧野之災，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類矣?！崩疃裨诖颂師o疑再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而將重點放在了“驕盈”之上。從這里可以看出，李鼎祚始終將《周易》看做一個前后連貫的整體，在注解中總以一以貫之的思想去理解它。
李鼎祚發(fā)揮義理頗為獨到，如釋“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解釋說：“此當三皇五帝禮讓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币匀饰宓鄞构盁o為而天下得到治理來闡釋，既有儒家內(nèi)圣外王的情懷，又滿足了道家無為而治的心理，解釋貼切，蘊味頗深。說它帶有道家思想是有據(jù)可依的?！肚の难浴贰捌湮ㄊト撕酰M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對“乾元用九”這種至高境界的一種闡釋，李鼎祚則解釋說：“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寶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無為，芻狗萬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豈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則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稱‘圣人’者，嘆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義也?！崩疃袷紫嚷暶鞔颂幣c前釋的一致性，接著他為了有效地說明這種境界，引用了《老子》、《周易·．系辭》等文。《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边@就是所謂的“芻狗萬物”，講任其自然。又“生而不有，功成不居”則是明引《老子》之文。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保和太和”出自《周易·乾·文言》的引文。“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乃《論語·子張》中文。無疑，李鼎祚在這里以道釋儒，儒道合流。為了說明問題，他還從反面加以論說，稱：“三王五伯揖讓風頹，專恃干戈遞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實繁，略舉宏綱，斷可知矣?！边@又與他對“亢龍有悔”的解釋聯(lián)系了起來。所以李道平疏說：“蓋以亢陽為害，因舉圣人以為宏綱，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從可識也?！?br />
四、李鼎祚《周易集解》與時代風尚
李鼎祚編纂《周易集解》正處于唐中后期，唐詩、科舉的興盛，《五經(jīng)正義》的編修，使經(jīng)學處于衰弱之際。在《易》學上，王弼、韓康伯玄學義理《易》獨統(tǒng)天下，兩漢象數(shù)《易》學幾成絕微之熱?！吨芤准狻返木幾肱c當時經(jīng)學上少許學者的動向有相近之處，成為經(jīng)學復興、時代反動的一個表征，從歷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一)經(jīng)學衰弱
南北朝時，經(jīng)學出現(xiàn)分野，“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氨比丝磿?。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固。自隋統(tǒng)一天下之后，經(jīng)學也開始走向統(tǒng)一。唐貞觀四年(630)，唐太宗為統(tǒng)一儒學，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jīng)義疏。貞觀十六年(642)《五經(jīng)正義》修訂完成，中再經(jīng)修改重訂，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天下。此后，《五經(jīng)正義》的經(jīng)文、訓詁、義疏被規(guī)定成為當時惟一的標準，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義不合《正義》，就被斥為“異端邪說”，經(jīng)學發(fā)展受到阻礙。
對《五經(jīng)正義》進行深入貫徹是當時的科舉制度。唐政府采取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其中經(jīng)學發(fā)展最受影響的是明經(jīng)科。從《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來看，當時明經(jīng)科考試的主要內(nèi)容有“帖文”和“口試，問大義十條”兩項。“帖文”又稱“帖經(jīng)”，相當于今天的填空題，要求舉子填寫出一段經(jīng)文中被覆蓋的一行或幾個字。這種方式完全需要應舉者有良好的記憶能力，只要記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谠嚧罅x主要由考官當面訪問考生經(jīng)書大義，后來又發(fā)展成為“墨義”，即以書面形式作答?？疾煸u判考生回答的優(yōu)良程度是以官方編寫認可的經(jīng)文注解，尤其是孔穎達等編纂的《五經(jīng)正義》為標準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試、墨義同樣是對考生記憶能力的大檢驗，完全扼殺了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力。由此被社會上有學之士輕視。
與明經(jīng)科相比，進士科則長盛不衰。明經(jīng)科只需熟讀默記經(jīng)傳及其注釋即可中式，進士科重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而錄取的名額，明經(jīng)又遠比進士為多，所以進士科比明科困難許多，當時便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之說。唐眾科之中，最貴進士科，“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詩賦的興盛使經(jīng)學相形見絀，走向衰微。
在經(jīng)學衰微的年代里出現(xiàn)與眾不同，有所創(chuàng)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缎绿茣肪?00：“大歷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苣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丐、子陵最卓異?！敝煲妥鹨浴蔼毼醇岸瘛睘楹?，已將李鼎祚《周易集解》與之并為一類。唐代經(jīng)學的轉變猶以啖助、趙匡、陸質的《春秋》學為重，將李鼎祚與他們并列，也就認可了李氏在《易》學上具有開一代新風的含義。全祖望對此更有深刻認識，他曾考究唐五代時的《易》學成就，將李氏《集解》別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獻之功而倍加重視。《鮚埼亭集外編》卷23《周易義序》稱：“唐人經(jīng)學最草草，見于史者不過數(shù)家，《易》只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啟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余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xiāng)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為一派。其余則郭京、邢瓙之書，然則文徵《易義》足備正義以后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shù)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茍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于其間?！痹凇短平?jīng)師從祀議》一文中，全氏更對唐代經(jīng)學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細微，足資參考。其言曰：“唐之經(jīng)學可謂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風，能以經(jīng)術立言，自后詩賦日盛，而經(jīng)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shù)人，則經(jīng)學將遂為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其三百年中有為兼通五經(jīng)之學者，陸氏而后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shù)人者，猶能守先圣之緒言以傳之后，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為無功于經(jīng)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尚存，多為后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痹诮?jīng)學衰微的時代里，少數(shù)學者識別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難的環(huán)境中將經(jīng)學不斷推向前進，他們在經(jīng)學史上承上啟下，其作用自當另眼相待。全祖望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不僅再次將李鼎祚列入啖助、趙匡等開一代學術新風的學者之列，更有力地說明他們在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為深切透辟。
(二)象數(shù)《易》學式微
唐初孔穎達修撰《周易正義》，他舍棄了兩漢象數(shù)《易》學，而以王弼、韓康伯的玄學《易》為基礎，再加詮釋，在官方勢力的影響下，一時義理《易》學獨攬?zhí)煜?，習學象數(shù)《易》學者寥寥無幾。宋人趙師秀(紫芝)就有“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之句?！端膸烊珪偰俊肪韑《周易正義提要》更評論說：“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眾說皆廢。”然而“《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義理《易》學一枝獨秀，而舍棄兩漢象數(shù)《易》學的成果，不免精華與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頗。李鼎祚看到了學術上的缺陷，認為象數(shù)、義理均含《易》道，不應有所偏滯。在義理《易》學橫行的時代，他矯枉難免過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數(shù)《易》學的面目出現(xiàn)?！端膸烊珪偰俊肪?《周易窺余提要》稱：“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為《正義》，于是學《易》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采諸家，以為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jīng)生不能盡從其學?！笨磥?，李鼎祚的努力在當時并未得到廣泛認可。
在象數(shù)《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李鼎祚敢于獨樹異旗，別為一派，逆時而動。這看似違背《易》學發(fā)展的事，卻恰恰推動了《易》學向前發(fā)展，人們可以再次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象數(shù)、義理兩大派，各取所長，綜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無疑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獨樹新風。
五、結論
李鼎祚與《周易集解》甲已廣為人知，但真正知曉其人生平事跡，其書篇卷流傳情況的人卻寥寥元幾。孟子講知人論世，從李鼎祚的生平及其書的刊刻流傳中更能加深人們對《周易集解》一書的認識。李鼎祚在編纂方法上以集解為主，收錄了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為主軸，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一些重要的《易》注，為清人復興漢代《易》學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繼承前人基礎上所創(chuàng)新的頗富新意、優(yōu)點突出的編纂方法引來房審權、李衡、程頤等人的效仿，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李鼎祚在編纂《集解》時雖以集解為本，但他仍以多種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學觀點。他義理、象數(shù)兼重，而尤以補輯象數(shù)《易》為己任，將編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義理上，李鼎祚也有獨特的表現(xiàn)，他在王弼、韓康伯的路上繼續(xù)融合《易》、《老》，在鄭玄、干寶等以史證《易》的基礎上也有所進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連環(huán)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對整體系統(tǒng)地把握儒家經(jīng)典的深刻內(nèi)涵仍有指導意義。
李鼎祚在經(jīng)學衰弱、象數(shù)《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敢于創(chuàng)新，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下推動了易學的發(fā)展，也為經(jīng)學的發(fā)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成為那個時代值得珍視的少數(shù)幾部經(jīng)學著作之一，從而深深影響了《易》學乃至整個經(jīng)學的歷史。
金生楊，西華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金生楊
在《易》學史上，李鼎祚《周易集解》一書占據(jù)著重要位置。它遠承漢《易》，近紹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后啟宋明《易》學，更是清儒研究漢《易》的憑借，于義理與象數(shù)《易》學均有參考價值。李鼎祚在《易》學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由于書籍的散佚，時代的變遷，其纂集之功更受人重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對李鼎祚作與《周易集解》作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遺憾的是，人們認同了他保存古文獻的功績，卻并未過多地對其人其書加以深入研究，如朱伯昆《易學哲學史》、廖明春等《周易研究史》均只略略言及，與其他《易》學家及其著作相比，實在簡略得很。最近，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許維萍撰寫《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論)一文，已初步填補了這一缺憾。許氏在試圖解決一些基本問題的同時，卻也難免顧此失彼。筆者在研究巴蜀《易》學發(fā)展史時。仍發(fā)現(xiàn)有不少可值得探討的問題，為此不揣淺陋，力圖對李鼎柞對《周易集解》的編纂及其《易》學等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望方家指正。
一、李鼎柞其人其書
李鼎祚以《周易集解》一書而知名于后世，但究其生平，雖有前輩精密的考證，卻往往為現(xiàn)實的人們忽略，而《周易集解》一書本身的篇卷及刊刻流傳，許多學者并不明晰。為此，在前人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考證說明是有必要的。
(一)李鼎祚生平事跡
李鼎祚，生卒年月不詳，唐中后期資州磐石縣人。盤石即資州治所。在州的東部有四明山，李鼎祚兄弟曾經(jīng)在山上讀書，后人因名其地為讀書臺。唐玄宗幸蜀，李鼎祚進《平胡論》，后召為左拾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李鼎祚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時仍官左拾遺。他嘗充內(nèi)供奉，又輯梁元帝及陳樂產(chǎn)、唐呂才之書，以推演六壬五行，著成《連珠明鏡式經(jīng)》十卷，又名《連珠集》，上之于朝。代宗登基(763)后，獻《周易集解》一書，其時為秘書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在宋代，李鼎祚被追贈為贊皇子。李鼎祚“以經(jīng)術稱于時”，尤以《易》學顯名于唐。劉毓崧以《周易集解》一書避太宗、高宗、肅宗諱，代宗“豫”字缺筆，而德宗嫌名不避不諱，斷其書成于代宗時。
(二)《周易集解》的篇卷
關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稱十卷。晁公武說：“《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后人并之耶？”他所說的“唐錄”蓋指《新唐書·藝文志》。李燾不贊成此種觀點，說：“按《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據(jù)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jù)而云十七卷也?！冻缥目偰俊?、《邯鄲圖》遂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敝炷溃?挈）為《周易集解》作序也贊同此說。清翁方綱對這種卷數(shù)的差異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類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蓋《唐志》總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書名言之。晁公武、馬端臨、李巽巖(李燾號巽巖)之徒，或以為集注內(nèi)亡失七卷，或以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秉S以周《儆季文鈔李氏周易集解校本敘》所考更為詳實：“自序其書云：凡成一十卷，《中興書目》同。《新唐書·藝文志》云十七卷，與自序異?？肌端沃尽肺逍蓄愑欣疃瘛兑姿琛啡?，《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別撰《索隱》之語。蓋《宋志》所載七卷，即所謂別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據(jù)《集解》一書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據(jù)李氏全書言也。李氏別撰之書蓋術數(shù)家言，故《宋志》入五行類?！员彼螘r《集解》盛行，別撰之書寢廢。故《崇文總目》稱七篇逸，《郡齋讀書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無所亡失’，皆實錄也。但王堯臣于逸七篇不著別撰之書，晁公武又謂‘據(jù)《唐錄》十七卷，今十卷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書者，或分為十七卷，或合附錄《略例》一卷，改序語一十卷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br />
今查《宋志》所著錄者確如翁氏、黃氏所言。但兵書類還有：“李鼎祚《兵鈐手歷》一卷?！贝巳粢灶愊鄤e，似無可疑，而《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著錄：“李鼎祚《連珠明鏡式經(jīng)》十卷?！比绱?，《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隱》，還是《連珠明鏡式經(jīng)》分析而成，并不可確斷。因此，翁方綱、黃以周之說沒有充分的證據(jù)，更何況王堯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別撰之書！
《四庫全書總目》則稱：“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jīng)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圃疲瑒t《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為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短浦尽匪d蓋并《索隱》、《略例》數(shù)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w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誤疑，改者誤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愈說愈訛耳?！薄犊偰俊肺囱浴端饕窞楹螢榱?，僅據(jù)推測以合十七卷之數(shù)，亦不可信從。胡玉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中以翁氏、黃氏之說以駁《總目》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諸說雖多不可信，但自宋以來，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數(shù)為十卷則無疑義。王應麟更認為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本身有誤。明代毛氏汲古閣重刊《周易集解》，對該書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則變亂了《集解》原貌。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極明：“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紹興續(xù)編四庫闕書目》、《中興書目》(自注：見《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shù)，而宋以來之卷次遂不可復識矣。”由此可知，汲古閣在刊刻《周易集解》時好古求奇，將其書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稱：“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jīng)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彼?，又改自序“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與《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廣為流傳。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種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稱：“或作一十卷，《新唐書》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作十卷?！苯駛鳌吨芤准狻范嘧魇呔恚纭督虼貢?、《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古經(jīng)解匯函》、《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即是?！堆庞晏貌貢纷鳌独钍弦讉鳌芬彩鞘呔?。只有《秘冊匯函》所收為十卷，題名《易傳》。四庫館臣于所輯《崇文總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稱：“謹按鼎祚自序稱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蓋刪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闭婵芍^不加考訂的荒謬之說。
(三)《周易集解》的刊刻與流傳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學《易》盛行的環(huán)境中輯集成書，自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盡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廣。宋初王旦難王昭素“七日來復之義”，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見。在慶歷年間又有科舉以《周易集解》中的內(nèi)容為題者，由于其影響有限，以至賢良多下第。計用章于慶歷甲申(1044)七月序稱：“慶歷壬午(1042)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為博士，因間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笨芍疃裰兑住酚谑裰杏袀鞅?。計用章即從蜀地大儒平陽公處得《周易集解》而習之?！皬╂诩词谧錁I(yè)，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布。”慶歷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唐李鼎祚《易》”，當即是此種刻本。
北宋著名象數(shù)《易》學大師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對漢代《易》學有相當深的研究。他對《周集解》的運用，自然將其影響進一步擴大。此外晁說之學習《京氏易》，其于《集解》當有所參考。而《崇文總目》、《邯鄲圖書志》均加著錄。
盡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陽彥孚刊刻傳布，但在南宋時仍然少見。資中郡守鮮于侃就說：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經(jīng)，世罕傳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1166)，鮮于侃假守資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讀書，不稍停輟，晚而喜《易》，因謂李鼎祚乃資州人，自己“為其州，因斥學糧之余鏤板藏之學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jīng)學古，其用力蓋非茍而已”。鮮于侃猶病該書舛脫嚴重，便向李燾借善本，但李氏之書舛脫之處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態(tài)度，將這種舛脫保留，不加臆改，態(tài)度十分審慎?！皩W錄鄉(xiāng)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鄓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鮮于侃之子鮮于申之以為“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覽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將《周易集解》廣為傳播，使其學不致泯滅。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鮮于申之為之作序。可以看出，鮮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將小字本改為大字本。
從后來留存的影寫本中，我們?nèi)钥芍喇敃r刻本的大體情況。清陳鱔從毛晉后代購得影寫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寫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寫宋本，首題‘易傳卷幾’，下題‘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資州李鼎祚輯’，非其舊也。前列《易傳序》，稱‘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侃書，又次侃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后載計用章序。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宮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貞’、‘恒’等字俱缺筆。”張金吾也曾藏過影寫宋刊本。他說：“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陸心源對此也有記載。所以，嘉定本原名《易傳》，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書、李燾書、鮮于侃書及鮮于申之書，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計用章之序。
南宋時，馮椅《厚齋易學·附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藝文》、元俞琰《讀易舉要》、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均著錄《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時，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間希有存者”，朱睦（木+挈）從李中麓處得此種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稱：“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者。頃歲，予得自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樂堂四亭氏刊本，書名《易傳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該書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方有“聚樂堂”三字，中縫題作《周易集解》夠。
萬歷時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秘冊匯函》本《易傳》十卷，附《易解閑錄》一卷，漢鄭玄注，明胡震亨輯補?！昂鸷鄤e從趙清常傳鈔本刊刻。有計用章后序，而無《略例》及鮮于侃與申之兩序。又附補鄭康成《易注》一卷，似較汲古閣、雅雨堂兩刻為佳”。陸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寫宋刊本，發(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錯訛之處。如“卷一‘用九見群龍無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等等?！按送?，句之脫落、字之訛謬，更難枚舉。凡干寶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學津》兩本與胡本同，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稱：“胡震亨秘冊匯函本雖分卷與自序合，奪誤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陸德明《易釋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題記和校語。耿文光稱：“毛氏《津逮書》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痹诿系拇鄹闹?，《周易集解》的篇卷與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萬歷(1573—1620)中，又有重刊計用章宋本。明代還有鮑山刊十卷本。
清代漢學復興，《周易集解》成為學者們了解漢代《易》學的橋梁，所以刊刻研究該書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盧見曾刊《雅雨堂叢書》，刻入《易傳》十七卷。北京圖書館藏有韓應陛校跋并錄孫堂校語一本，后附有《周易音義》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錄惠士奇、惠棟批注一本。盧氏序稱：“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瓰樾Ｕ炚`，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于后，以存古義?！标懶脑从凇秲x顧堂題跋》卷l說：“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稱：“盧氏?？菚邦}‘易傳’二字，板口刻‘李氏易傳’。前有乾隆丙午盧見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慶歷甲申計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叢書》?！庇郑骸鞍副R本改一十卷為一十八卷，蓋依明本也?！鼻鍙埡ｙi也稱：“盧(見曾)得宋慶歷間平陽氏刻本校正?！睆埥鹞帷稅廴站珡]藏書志》卷1中所載影寫宋刊本有計用章后序，然則盧氏本本有計用章序，蓋陸氏所見之本缺略。陸心源又作《李氏易傳?！芬痪?，稱：“近時刻本以盧見曾雅雨堂本為最善，惟分卷十七與自序不合。余舊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鮮于(中)[申]之刻本影寫，頗有勝盧本處。今以影宋本為正大字正書，而以盧本注于下?！崩畲茹憽盾鲗W齋日記》：“簡莊謂盧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棟)臆改百六十余處。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本避代宗諱，而一概改之，可謂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開‘開’，亦避肅宗諱也，今亦多改為‘亨’。但盧刻‘豫’字經(jīng)文、《集解》皆缺筆作‘豫’，疑惠氏別據(jù)一本，與簡莊所得影宋寫本不同?！焙窨N言：“‘豫’字缺筆者為宋慶歷本，臧鏞堂《拜經(jīng)日記》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條即斥惠本?！?br />
嘉慶三年(1788)孫氏岱南閣刊巾箱本十卷，每條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漢儒說附于后，補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吳縣周孝垓?？锰K喜墨齋張遇堯局鐫本。該本題《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張海鵬于清嘉慶十年(1805)刊照曠閣《學津討原》本，該年夏六月跋稱：“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蘭陵孫觀察本，又心葵吳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為參訂。……今從盧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經(jīng)解匯函》重刻盧氏本。嘉慶丙子(1816)張紹仁校宋本，在該年季冬記稱：“此《易傳》李氏集解十卷，次第雖不繆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錯脫訛，幾不可讀。黃堯翁近從海寧陳君仲魚(陳鰉)借來汲古閣毛褒華伯影宋大字本，余因從堯翁轉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無，別校于程榮本?！?br />
《周易集解》刊刻次數(shù)眾多，版本情況復雜，這為我們校讎整理該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但學者們的刊刻及序跋記文更充分顯示了該書應有地位和作用。
二、李鼎祚的編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編纂方法特別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許多思想內(nèi)涵，方法的得體深深影響了后人。
(一)虞、荀為主，匯聚眾家
李鼎祚在編纂《周易集解》一書時主要以匯集各家《易》說為主，在適當?shù)牡胤郊尤胱约旱囊恍┮庖?。其收集之廣，在《易》學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稱：“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興書目》實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弇、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覲、孔穎達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鑿度》凡十七篇?！标斯洹犊S讀書志》同此。明朱睦（木+挈）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贛二家夠。清朱彝尊著《經(jīng)義考》雖引有朱序，卻在《中興書目》基礎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規(guī)、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張倫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國、延叔堅兩家。劉玉建考出《易軌》一家，并將所考各家以表列出。這樣，全書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內(nèi)，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與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編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為主?！坝嬋珪布兑住纷⒍甙儆喙?jié)”，而李氏所加案語一百零八節(jié)而已，約占全書《易》注的5％還弱。這充分體現(xiàn)出李鼎祚匯聚眾家，以集解為席的編纂特色。
與許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評論判斷為主軸不同，《周易集解》所錄《易》注以虞翻、荀爽為最多，而虞氏之注“獨多近一千三百節(jié)”，約占全書《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節(jié)”，約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為全書的核心和主軸?？论繌敕Q：“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漢魏以來諸家《易》說，惟采虞氏義最詳，幾得原書十之七八。故納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兩象《易》之說，尚可尋其門徑。”此說是可以信據(jù)的。
(二)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
在集輯編錄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橫加斷說。他以更寬宏的態(tài)度廣納眾說，即使互有矛盾之處，也適當保留。這就是不執(zhí)己意的作風。乾隆六十年(1795)盧文弨為李富孫所輯《李氏易解剩義》作序，稱：“李氏(鼎祚)之為此書，未嘗執(zhí)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往往并載不遺。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說：莧陸，二菜也。又引虞翻說，謂莧，說也。陸，和睦也。‘既濟》之榆，虞翻謂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類，不可以遍舉。又如《小過·彖辭》引虞翻說，離為飛鳥，震為音，以‘或指卦象二陽在內(nèi)，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為俗說矣，乃至《彖傳》又引宋衷說，則固虞翻之所斥為俗說者，而亦具載之。若必為一家之言，則所取者轉狹，而己之所非，安知不為人之所是？設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復傳于后世，豈不大可惜乎？”
《小過卦》艮下震上，虞翻認為：“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nèi)，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他的主張是：“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稌x》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卑从莘慕庹f，《晉》為《乾》宮游魂卦，《小過》由《晉》而來?！稌x》坤下離上，《說卦》“離為雉”，所以有“離為飛鳥”之說?！缎∵^》內(nèi)卦為震，《說卦》“震善鳴”，故“震為音”?！墩f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為止”。六五以柔乘剛，于義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陰承陽，于義為順，故“宜下大吉”?？梢娝娜∠蟛⒉皇秦援嬛?，而是源于《說卦》之象，《小過卦》本身不能說明問題時，他便根據(jù)京房八宮卦說來引申推導，迂回曲折地從《說卦》引導出卦辭、爻辭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辭的解說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說，不過，在《彖辭》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謂的“俗說”：“宋衷曰：二陽在內(nèi)，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角，故曰‘飛鳥’?！彼沃灾馇∈怯莘磳Φ模畹榔街毖圆恢M，說：“此即虞君所謂‘俗說’?！崩疃裼诖耸遣皇鞘韬瞿兀靠磥聿皇?。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刪其評“俗說”之語，又在相近處引用這種“俗說”，這是極易察覺的重復和矛盾，一般學者都可以意識到。其二，李氏著作較為精練，全書引述有四十多家，并無繁雜之感，以其整體建構看，這也不是疏忽所能說明的。因此。我們認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這說明什么？說明他比較客觀地看待各家之說，無門戶之見。而以理是從。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評的“俗說”恰好簡潔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據(jù)，而虞氏本人所解則牽強附會，有穿鑿之弊。無疑李鼎祚在主象數(shù)時，又力圖去其無端的穿鑿。后來朱熹作《周易本義》即采用了“俗說”，稱：“卦體內(nèi)實外虛，如鳥之飛?！鼻濉队芤渍壑小芬鄰闹Ｓ诖丝梢娨话?。
(三)《序卦》雙出，所輯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講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經(jīng)過它的論述，將六十四卦組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排除了隨意無序的淺近，賦予了經(jīng)典更深的內(nèi)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時將《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無疑更能幫助理解《易經(jīng)》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李鼎祚在纂輯《周易集解》時便考慮到了這一點。宋代理學大師程頤對此十分欣賞，在《伊川易傳》中沿襲了這一編纂方法?！蹲x易舉要》卷4：“崇政殿說書伊川先生河南程頤正叔撰《易傳》，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李鼎祚《集解》亦然?！痹趦刹恐摹兑住分挠绊懞蛶酉?，后世編纂者多沿襲不變。李鼎祚無疑是有創(chuàng)見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環(huán)環(huán)緊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減了《序卦》本身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自然顧此失彼。為此，李鼎祚不避重復蕪雜之嫌，在卷后又將《序卦》單獨列出，其魄力確值得欽佩。與程頤《伊川易傳》沒有將《序卦》完整單獨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籌。更為有意義的是李鼎祚對兩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這種方式不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減輕了重復蕪雜的成分。
(四)編纂方式新穎，開啟后人經(jīng)書集解的編纂
李鼎祚編集《周易集解》是《易》學編著上的一次創(chuàng)新。他以虞、荀二家為主，羅列眾家，簡而有要，并無繁稱博引、卷帙龐大的毛病，可以說編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編纂體例上先列經(jīng)文，次引諸家注解，一般每條稱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蕪。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標出，往往附于眾家解說之后。這種在認同前儒注解基礎上表述自己《易》學觀的編著方式，避免了有意異于人而強作新解之難、之嫌，對于那些態(tài)度嚴謹?shù)膶W者來說，無疑是最恰當貼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編纂方法是一種繼承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同時開啟了后人經(jīng)書編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編纂《周易》經(jīng)解時多有仿效。
東漢末年，鄭玄雜糅今古文經(jīng)學，打破了兩漢經(jīng)學門戶之見，于是兼采諸家之長的集解注釋方式應運而生。如何晏《論語集解》、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等等均是。這種方式在《易》學上并不太明顯?？追f達《周易正義》中引諸家之說的并不多，以至于“詮釋文句，多用空言”。盡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編纂方法多少是從這里承繼而來的。據(jù)《崇文總目》記載，陰顥有志于治《易》，陰弘道承其業(yè)，“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定其長，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傳疏》十卷，《崇文總目》稱其“于《易》有助”。陰弘道。史書無傳，《舊唐書·傅仁均傳》稱“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缎绿茣に囄闹尽に囶悺贩Q：“顥子，臨渙令。”陰弘道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學而參定其長，著成新書，本身就是一種集解體注釋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學上喜好兩漢象數(shù)《易》學，至少不獨遵王弼的義理《易》學。這與當時王弼《易》學獨行的時代風氣頗為不同。李鼎祚與陰弘道同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眾家，特別推崇象數(shù)《易》學，無疑受到陰弘道《周易新傳疏》的啟示。
陰弘道之書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書則長期流存，影響漸增。后人對他的編纂方式很感興趣，于是仿效編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書。同為蜀人的房審權編著《周易義?！肪褪瞧渲休^為典型的一部?！鄂^埼亭集外編》卷23《高氏春秋義宗序》稱：“諸經(jīng)箋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則李鼎祚、房審權?！彼膸祓^臣則稱：“自唐以來，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后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范选！?br />
房審權，宋熙寧年間蜀人。他“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shù)，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元，下迄王安石編為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數(shù)，房審權則重義理，胡一桂稱：“《義海》專明人事，則象數(shù)之學必非所備矣?！苯垢f也說：“主理莫備于房審權，主象莫備于李鼎祚?！逼渚幾胄问脚c《周易集解》相去不遠，只是篇帙相形之下過于重大。正因為如此，李衡對其書作了改編，“經(jīng)、《系辭》、《說卦》、《序》、《雜》，《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計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雜論》一，是又創(chuàng)于公手，以補房生之闕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頤、東坡蘇軾、漢上朱震、龔原四家之說，最終撰成《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繼承了《集解》簡要的特點從而在流傳中取得了優(yōu)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學家俞琰已稱：“房氏百卷之書，則未之見也?！敝猎蕖端问贰に囄闹尽?，已不再登錄房氏《義?！芬粫?。胡一桂說：“今《宋志》載《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沒無傳，亦可惜哉！”
《周易義海》而后，陳李衡《撮要》之外，馮椅《厚齋易學》也是此類著作?！捌渖l采亦頗博洽。如王安石、張汝明、張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聞邱昕、毛璞、馮時行、蘭廷瑞諸家，其全書今皆不傳，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會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諸家之書編成一書，在《易》著上同樣如此。雖其態(tài)度不如前人嚴謹，但編纂方式多少繼承了李鼎祚。《四部叢刊》本《牧齋有學集》卷38《復方密之館文》即稱：“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于王輔嗣、韓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殺則過也。纂集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過，近代之談《易》者自李卓吾、管東翁之外，時未免為時人講章兔園冊子?！痹谛膶W盛行之時，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類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氣息在里面。清李富孫甚至以諸家之說，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閱群書，搜集遺文剩義，著成《李氏易解剩義》三卷，以補李鼎祚之未及。
(五)保存文獻之功值得稱道
《周易集解》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的《易》注，成為了解研究這一段歷史時期《易》學發(fā)展狀況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歷代學者從各個角度對李鼎祚保存文獻的功勞倍加稱贊。首先，從古代《易》學著作的存佚角度看問題，晁公武便對當時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統(tǒng)計，《郡齋讀書志》卷1：“《隋書·經(jīng)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易》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偽為。然則《隋志》所錄，舍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标愓駥O《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均采此說。《四庫全書總目》卷1《周易口訣義提要》又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加以審視：“唐以前解《易》之書?！蹲酉膫鳌芳葘賯巫?，王應麟所輯鄭玄注、姚士粦所輯陸績注，亦非完書，其實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br />
其次，從保存圣賢遺旨，由此考見古《易》的角度考慮，宋計用章《周易集解序》稱：“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況此書圣賢之遺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猶之亟以開雕?！薄端膸烊珪偰俊肪韑《周易集解提要》亦稱：“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后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校讎家們對此更有深刻認識。盧文弨說：“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北R見曾《周易集解序》也說：“自孔穎達奉詔為《五經(jīng)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睆埡ｙi則稱：“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無義不備。漢人解畫卦之宗旨，賴以猶存，誠可寶也?！?br />
歸有光對二者均有認識：“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后人僅于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皮錫瑞研究經(jīng)學歷史，同樣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后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br />
如果說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編撰《易》注的話，那么清代學者則是以補輯和分析眾家之注來進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書研究漢《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棟《易漢學》、《周易述》以輯補漢《易》為主，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以專研虞翻《易》學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書，對漢魏《易》學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慶炳還對《周易集解》作補箋，成《周易集解補箋》一書，于光緒15年(1889)刻印。
三、集解為本，不廢己意
李鼎祚在編纂方式上以集解為主，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但這并不能表明李氏就沒有自己的《易》學觀點。事實上，李鼎祚也在適當?shù)奈恢糜酶鞣N方式將它表述出來。
首先在編纂方法上已體現(xiàn)出李氏的《易》學觀。李鼎祚認為自孔子而后，《周易》傳注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于近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道豈偏滯于天人者哉”。王弼為首的義理《易》學與鄭玄為代表的象數(shù)《易》學并沒有孰輕孰重及優(yōu)劣之別。不過，“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楊黃華，嗑然而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哪。象數(shù)深微曲折，義理淺近易懂，所以人們避難就易，舍象數(shù)而義理是務，出現(xiàn)孔穎達《正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也正是如此，李氏要“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即所著《集解》以象數(shù)為主，適當采集義理之學。從《集解》一書看，全書2700余節(jié)，其中虞翻近1300節(jié)，荀爽300余節(jié)，而王弼57節(jié)、韓康伯58節(jié)、孔穎達53節(jié)，三家總共168節(jié)，只相當于荀爽一家之半略強。所以，李鼎祚在編纂中雖有義理、象數(shù)并重的觀念，但其以象數(shù)為宗的編纂宗旨并沒有改變。
從李鼎祚自己的注解上看，他多以象數(shù)作解，但又不廢棄義理。于象數(shù)《易》學，李鼎祚采用了卦變、互體、升降、卦象、卦氣等說。如《需》六四之解用互體說：“六四體坎，坎為云，又為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卑弱，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薄锻汀ゅ琛返慕忉寗t以卦變及升降為說。他首先引荀爽之言：“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彪S后加以案語：“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始交’也。交則成震，震為‘動’也，上有坎，是‘動乎險中’也。動則物通而得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也。”初六以陰而升二，九二以陽降初，是陰升陽降。《臨卦》為十二消息卦之一，李氏在《臨·彖》的解說中就以卦氣作解：“《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兇’，斯之謂也?！敝劣诶疃褚载韵蟆⒇诚蠹拔锵蟮冉庹f《周易》的地方更多，此不贅舉。
于義理之學，李鼎祚有繼承也有發(fā)展。這一點對于長期認為李鼎祚專崇象數(shù)的傳統(tǒng)來講是應當特別受到重視的。他在《師》初六爻中以失位為說，予《履》六三《小象》談應、《訟》卦辭主卦主說等等均是基本的義理之學。對王弼總結的義例，李氏也多有贊同，稱：“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jīng)末，式廣未聞。”李鼎祚還在鄭玄、干寶等《易》學家以史證《易》的基礎上有所進展，如《師》六五爻注稱：“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殷紂而被武王禽于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為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這里以殷紂與武王的史事論證六五爻所包含的義理，實與李光、楊萬里的解說接近。在李唐儒釋道三教盛行，尤重道家思想之時，李鼎祚本人從小敦尚玄學，在《集解》中便存在融會老、莊，承襲王弼、韓康伯的解經(jīng)方式。李氏自序稱：“臣少慕玄風，游心墳籍?！眽灱?，老、莊之書占據(jù)重要位置。又稱：“各列名義，共契玄宗?！彪S時以探秘索隱為務。他認為《易》之微妙實與道家之論相當，《易》有“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之妙用?！肚f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禪止止?！薄洞笞趲煛罚骸邦伝卦唬骸刈??！倌狨救辉唬骸沃^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庇帧白z照”實出自韓康伯《系辭》“陰陽不測之謂神”的注語。這些正是李氏追慕玄學的表征。李鼎祚用《莊子》之文，道家思想之極至來形容《易》之精妙，是以《周易》之妙與老、莊學說之至境相通。不過，在二者的分別上，他又以儒為宗，強調了《周易》的首尊地位。他說：“原夫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周易》)實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李道平詮釋說：“謂《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也?！北M管如此，李鼎祚對玄理道學尤所留心，甚至對《集解》一書不便發(fā)揮之理，他也不輕易放過，更著《索隱》一書，以暢其言。稱：“至于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jīng)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边z憾的是，該書沒有傳承下來，就連諸家書目也未見著錄，其內(nèi)容自然不得而知。在注解中除直接征引王弼、韓康伯的玄學《易》外，李氏也引用老、莊之說作解。如《師》卦辭：“此《彖》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梢酝跻印?，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弼)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即揚雄之師嚴君平)之稱’，學不師古，匪說修聞。既誤諱于經(jīng)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李鼎祚批評王弼附會老莊之說，卻引《老子》為證，融會《易》、《老》之實并無二致。
李鼎祚在注解中所表現(xiàn)出的批判精神更顯示出他編纂《周易集解》在搜集諸家之時不廢己意的一面?！都狻分幸鲇莘慕忉屪疃啵阋娎疃駥τ菔稀兑住穼W的推崇，但他對于虞翻的解釋并未盲目信從，對其穿鑿不當之處也有所糾正。如《中孚》“豚魚吉”，李鼎祚采用了升降說：“坎為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為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遁，便以豚魚為遁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边@里以義理為第一，而以象為其次，象不及義，并不可取。李道平解釋說：’李氏以為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庇秩缁輻潓⒗疃駥Α捌呷諄韽汀钡慕庹f與鄭玄之注混為一談，陳壽熊批駁說：“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說七日，雖亦引卦氣，而與鄭義異，不宜通為一條?！笨梢娎钍弦彩怯凶约邯毺匾娊獾?。李氏獨到精深的認識也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經(jīng)義考》卷14崔憬《周易探玄》條即引述他對崔氏《探玄》的評價。
對于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圣人之道，李鼎祚指出：“圣人之言連環(huán)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彼⒁獾搅恕吨芤住肺淖趾x前后連貫，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要求解說《周易》時注意這種一以貫之的思想，而不是割裂字段，隨文釋義。他批評崔憬說：“崔氏《探玄》，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將八卦陰陽，以配五十之數(shù)，余其天一地四，無所稟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談何容易哉！”崔覲以王弼演天地之數(shù)所賴者五十，未釋五十從何而來，認為此乃臆度之言，非有實據(jù)。但是崔覲自己在八卦陰陽配五十之數(shù)時留下的天一地四兩數(shù)的處理上與“先達”王弼有相同的毛病，均未說明其緣由。李鼎祚認為這就是一病，而病根就在于缺乏前后文聯(lián)系，從思想的連貫性上去看待圣人之意。他認為：“此章云‘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shù)二十有五，地數(shù)三十，凡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墙Y‘大衍’之前義也。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將五合之數(shù)配屬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數(shù)五十’也?！溆盟氖芯拧撸鼫p一以交五，備設六爻之位，蓍卦兩兼，終極天地五十五之數(shù)也。自然窮理盡性，神妙無方，藏往知來，以前民用，斯之謂矣?！崩疃裰x是“大衍之數(shù)五十”并不是孤立的，后文所言“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至“天地之數(shù)五十有五”就是來說明它的，將二者割裂不恰當。
《乾》上九爻李氏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湯有慚德，斯類是也?！边@是說賢君有陽剛之德，但不可過剛，過剛就會招致悔恨。同樣講“亢龍有悔”，在《文言》中李氏又解釋說：“此當桀紂失位之時，亢極驕盈，故致悔恨，窮斃之災禍也?！边@又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待問題，那就是不肖之君而有陽剛之德，更不可以過剛，否則就會導致災害。一正一反，均以人事將其含義合理地表達出來，起到了互補的作用?！段难浴贰爸娑恢觥币惨颉翱骸倍l(fā)。李氏解釋說：“此論人君驕盈過亢，必有喪亡。若殷紂招牧野之災，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類矣?！崩疃裨诖颂師o疑再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而將重點放在了“驕盈”之上。從這里可以看出，李鼎祚始終將《周易》看做一個前后連貫的整體，在注解中總以一以貫之的思想去理解它。
李鼎祚發(fā)揮義理頗為獨到，如釋“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解釋說：“此當三皇五帝禮讓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币匀饰宓鄞构盁o為而天下得到治理來闡釋，既有儒家內(nèi)圣外王的情懷，又滿足了道家無為而治的心理，解釋貼切，蘊味頗深。說它帶有道家思想是有據(jù)可依的?！肚の难浴贰捌湮ㄊト撕酰M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對“乾元用九”這種至高境界的一種闡釋，李鼎祚則解釋說：“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寶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無為，芻狗萬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豈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則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稱‘圣人’者，嘆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義也?！崩疃袷紫嚷暶鞔颂幣c前釋的一致性，接著他為了有效地說明這種境界，引用了《老子》、《周易·．系辭》等文。《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边@就是所謂的“芻狗萬物”，講任其自然。又“生而不有，功成不居”則是明引《老子》之文。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保和太和”出自《周易·乾·文言》的引文。“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乃《論語·子張》中文。無疑，李鼎祚在這里以道釋儒，儒道合流。為了說明問題，他還從反面加以論說，稱：“三王五伯揖讓風頹，專恃干戈遞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實繁，略舉宏綱，斷可知矣?！边@又與他對“亢龍有悔”的解釋聯(lián)系了起來。所以李道平疏說：“蓋以亢陽為害，因舉圣人以為宏綱，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從可識也?！?br />
四、李鼎祚《周易集解》與時代風尚
李鼎祚編纂《周易集解》正處于唐中后期，唐詩、科舉的興盛，《五經(jīng)正義》的編修，使經(jīng)學處于衰弱之際。在《易》學上，王弼、韓康伯玄學義理《易》獨統(tǒng)天下，兩漢象數(shù)《易》學幾成絕微之熱?！吨芤准狻返木幾肱c當時經(jīng)學上少許學者的動向有相近之處，成為經(jīng)學復興、時代反動的一個表征，從歷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一)經(jīng)學衰弱
南北朝時，經(jīng)學出現(xiàn)分野，“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氨比丝磿?。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固。自隋統(tǒng)一天下之后，經(jīng)學也開始走向統(tǒng)一。唐貞觀四年(630)，唐太宗為統(tǒng)一儒學，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jīng)義疏。貞觀十六年(642)《五經(jīng)正義》修訂完成，中再經(jīng)修改重訂，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天下。此后，《五經(jīng)正義》的經(jīng)文、訓詁、義疏被規(guī)定成為當時惟一的標準，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義不合《正義》，就被斥為“異端邪說”，經(jīng)學發(fā)展受到阻礙。
對《五經(jīng)正義》進行深入貫徹是當時的科舉制度。唐政府采取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其中經(jīng)學發(fā)展最受影響的是明經(jīng)科。從《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來看，當時明經(jīng)科考試的主要內(nèi)容有“帖文”和“口試，問大義十條”兩項。“帖文”又稱“帖經(jīng)”，相當于今天的填空題，要求舉子填寫出一段經(jīng)文中被覆蓋的一行或幾個字。這種方式完全需要應舉者有良好的記憶能力，只要記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谠嚧罅x主要由考官當面訪問考生經(jīng)書大義，后來又發(fā)展成為“墨義”，即以書面形式作答?？疾煸u判考生回答的優(yōu)良程度是以官方編寫認可的經(jīng)文注解，尤其是孔穎達等編纂的《五經(jīng)正義》為標準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試、墨義同樣是對考生記憶能力的大檢驗，完全扼殺了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力。由此被社會上有學之士輕視。
與明經(jīng)科相比，進士科則長盛不衰。明經(jīng)科只需熟讀默記經(jīng)傳及其注釋即可中式，進士科重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而錄取的名額，明經(jīng)又遠比進士為多，所以進士科比明科困難許多，當時便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之說。唐眾科之中，最貴進士科，“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詩賦的興盛使經(jīng)學相形見絀，走向衰微。
在經(jīng)學衰微的年代里出現(xiàn)與眾不同，有所創(chuàng)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缎绿茣肪?00：“大歷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苣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丐、子陵最卓異?！敝煲妥鹨浴蔼毼醇岸瘛睘楹?，已將李鼎祚《周易集解》與之并為一類。唐代經(jīng)學的轉變猶以啖助、趙匡、陸質的《春秋》學為重，將李鼎祚與他們并列，也就認可了李氏在《易》學上具有開一代新風的含義。全祖望對此更有深刻認識，他曾考究唐五代時的《易》學成就，將李氏《集解》別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獻之功而倍加重視。《鮚埼亭集外編》卷23《周易義序》稱：“唐人經(jīng)學最草草，見于史者不過數(shù)家，《易》只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啟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余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xiāng)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為一派。其余則郭京、邢瓙之書，然則文徵《易義》足備正義以后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shù)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茍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于其間?！痹凇短平?jīng)師從祀議》一文中，全氏更對唐代經(jīng)學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細微，足資參考。其言曰：“唐之經(jīng)學可謂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風，能以經(jīng)術立言，自后詩賦日盛，而經(jīng)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shù)人，則經(jīng)學將遂為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其三百年中有為兼通五經(jīng)之學者，陸氏而后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shù)人者，猶能守先圣之緒言以傳之后，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為無功于經(jīng)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尚存，多為后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痹诮?jīng)學衰微的時代里，少數(shù)學者識別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難的環(huán)境中將經(jīng)學不斷推向前進，他們在經(jīng)學史上承上啟下，其作用自當另眼相待。全祖望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不僅再次將李鼎祚列入啖助、趙匡等開一代學術新風的學者之列，更有力地說明他們在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為深切透辟。
(二)象數(shù)《易》學式微
唐初孔穎達修撰《周易正義》，他舍棄了兩漢象數(shù)《易》學，而以王弼、韓康伯的玄學《易》為基礎，再加詮釋，在官方勢力的影響下，一時義理《易》學獨攬?zhí)煜?，習學象數(shù)《易》學者寥寥無幾。宋人趙師秀(紫芝)就有“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之句?！端膸烊珪偰俊肪韑《周易正義提要》更評論說：“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眾說皆廢。”然而“《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義理《易》學一枝獨秀，而舍棄兩漢象數(shù)《易》學的成果，不免精華與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頗。李鼎祚看到了學術上的缺陷，認為象數(shù)、義理均含《易》道，不應有所偏滯。在義理《易》學橫行的時代，他矯枉難免過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數(shù)《易》學的面目出現(xiàn)?！端膸烊珪偰俊肪?《周易窺余提要》稱：“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為《正義》，于是學《易》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采諸家，以為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jīng)生不能盡從其學?！笨磥?，李鼎祚的努力在當時并未得到廣泛認可。
在象數(shù)《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李鼎祚敢于獨樹異旗，別為一派，逆時而動。這看似違背《易》學發(fā)展的事，卻恰恰推動了《易》學向前發(fā)展，人們可以再次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象數(shù)、義理兩大派，各取所長，綜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無疑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獨樹新風。
五、結論
李鼎祚與《周易集解》甲已廣為人知，但真正知曉其人生平事跡，其書篇卷流傳情況的人卻寥寥元幾。孟子講知人論世，從李鼎祚的生平及其書的刊刻流傳中更能加深人們對《周易集解》一書的認識。李鼎祚在編纂方法上以集解為主，收錄了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為主軸，博采眾長，不執(zhí)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一些重要的《易》注，為清人復興漢代《易》學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繼承前人基礎上所創(chuàng)新的頗富新意、優(yōu)點突出的編纂方法引來房審權、李衡、程頤等人的效仿，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李鼎祚在編纂《集解》時雖以集解為本，但他仍以多種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學觀點。他義理、象數(shù)兼重，而尤以補輯象數(shù)《易》為己任，將編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義理上，李鼎祚也有獨特的表現(xiàn)，他在王弼、韓康伯的路上繼續(xù)融合《易》、《老》，在鄭玄、干寶等以史證《易》的基礎上也有所進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連環(huán)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對整體系統(tǒng)地把握儒家經(jīng)典的深刻內(nèi)涵仍有指導意義。
李鼎祚在經(jīng)學衰弱、象數(shù)《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敢于創(chuàng)新，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下推動了易學的發(fā)展，也為經(jīng)學的發(fā)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成為那個時代值得珍視的少數(shù)幾部經(jīng)學著作之一，從而深深影響了《易》學乃至整個經(jīng)學的歷史。
金生楊，西華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