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今四川邛萊)人。隱居慈利州天門山，垂三十年成《春秋類傳》和《大易緝說》二書。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行省擬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王申守志不出，反復(fù)沉潛二書，愈見明白。今見《四庫全書》本《大易緝說》十卷，卷首有王履作于大德辛丑(130l)序和程文海作于大德七年(1303)序，書后有進士李琳作于延佑三年(1316)之跋和承直郎田澤所作《續(xù)刊大易緝說始末》。

　　《大易緝說》卷一列《河圖》、《先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圖》、《演極》、《演極后圖》、《洛書》、《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圖》、《往來順來逆圖》、《衍數(shù)》、《倚數(shù)》、《反對》、《揲蓍》和《取策》十九圖。卷二列《周濂溪太極圖》及其衍圖三幅。

　　王申子所出易圖的特點，雖然圖本朱熹易圖衍出，但是圖說卻與朱熹多有不同。特別是對周敦頤《太極圖易說》的疏解，較之朱熹更近于周敦頤本意。

　　王申子把十數(shù)《河圖》“分作三宮看”，以中宮天五、地十為“太極”，又合下之一、六與上之二、七，以奇數(shù)一-、五、七為天(乾)，偶數(shù)二、十、六為地(坤)，謂此“是生兩儀”，又“獨取五以生四象”，以中宮之五配一、二、三、四，得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謂此為“兩儀生四象”。又列《河圖》十全數(shù)，以一、三、五為乾，二、十、六為坤，三、十、五為離，十、五、四為坎，五、七、八為兌，五、六、八為震，十、九、六為艮，十、九、七為巽，謂此為“四象生八卦”。“分河圖為三宮，而三畫之象明，錯綜其奇偶，而八卦之位定”，這就是王氏所謂的“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法象文理于心，及見河圖與心默契，于是則其象以畫八卦”的過程。至于九數(shù)《洛書》之用，王氏則曰：“先天卦止見易之體，而用有未周，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復(fù)出于洛，其數(shù)有九，九則奇也。其象縱橫皆十，十則偶也。文王于是取之，以錯綜河圖重位八卦，然后陰陽奇偶亭當不偏，而易之體用始備，是為后天易，故曰“河出圖，洛出書，圣入則之”。“此圖中圓者河圖，外方者洛書也。蓋文王取洛書之奇數(shù)偶象，錯綜河圖之偶數(shù)命象，以重位八卦”。這即是王氏所謂的文王則《河圖》、《洛書》全體用的河洛觀。王申子以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橫圖衍出《倍乘重卦之圖》，謂此為《易》之用“后天橫圖”。將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圖中加一“九”字，稱之為《希夷先天卦圖》，又本《先天圖》六十四卦圓圖出《演極》、《演極后圖》。王氏主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說，故不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或冠以“伏羲”圖名。

　　王氏所列《周濂溪太極圖》，雖然引用了經(jīng)朱熹改造過的《周子太極圖》，但其對《太極圖易說》的分段疏解，卻較之朱熹高出一籌。如解“無極而太極”曰：“無極者，厥初未有太極、兩儀之先，己具個生生不窮之理，雖無象可象，無名可名，然其理則至極而無以加也，故曰‘無極’。“太極者，理氣象數(shù)所以為萬化之根本者，全體己具，渾然而未分也。雖渾然未分，然舉天地萬物生生化化，盡無以出于此，亦無以加于此，故曰‘太極’，‘無極而太極’者，謂有是理而后有是氣也。”對于《周子太極圖》的五層圖式所表達的《易》義，則列一圖(見下圖)，曰：“《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yè)。此言先天易也，此圖實盡之?！?br />
　　王申子對河洛、先天、太極三大圖系，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在與家傳易學(xué)淵源于朱熹的玉井陽氏反復(fù)設(shè)問中，表達了對朱熹易圖學(xué)觀點的意見。曰：“先生未免泥漢儒相為表里之說，故一一合圖與書而并言之，不思其說之非也?！闭J為朱熹的《河圖》虛中不用之說，是“太極自是太極，兩儀自是兩儀，而非太極生兩儀也?！睂τ谥祆湟魂幰魂柉B成的大橫圖，則曰“逐節(jié)生去之說，以畫后天橫圖則可，若以畫先天圓圖，則巽五又居乾一之后，則又逐節(jié)生不去矣”、“逐節(jié)生去之說，決不可以畫先天卦也”。對于朱熹的“太極一理”說，則駁之曰：“若太極止具其理，則是初無一物，既無一物，則《大傳》曰‘太極生兩儀’，不知一陰一陽于何處突然生來便分為兩？豈有是理哉！濂溪圖說又不應(yīng)便道‘太極動而生陽’。何則自古及今天地間，物未有止具其理，空空虛虛而有可動者。其動也必是氣存焉。”又對朱熹把“無極而太極”五字標于一○之上的做法，提出了反對意見，曰：“周子之圖，其上止有一圈，圖之名止曰‘太極’，而圖之說則曰‘無極而太極’，是周子分明于太極上說出無極以示人。謂凡物之有，不生于有，必生于無。況既曰‘無’又曰‘極’，與下‘太極’字并言，是雖一物，而有個至極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混‘無極’、‘太極’于一圈，己非周子圖意。”又針對朱熹“若論先天，一卦亦無”之說，曰：“畫前，則是未有畫也，明矣。皆非謂伏羲有畫之易也。愚謂通于天者河也，龍馬負圖而出于河，伏羲因之畫八卦于先，是為先天，中于地者洛也，神龜負書而出于洛，文王取之重位八卦于后，是為后天。羲先文后，豈不易簡，豈不明白歟？”

　　今天看來，王申子的圣人則所謂的黑白點數(shù)河、洛圖書畫卦、重定卦位說，雖然有發(fā)先儒所未發(fā)處，但是并無什么可取之處。其對“先天”、“后天”的“非先于天后于天之謂”之議論，雖然可立一家之言，但也不得邵雍“先天之學(xué)，心也”心法論的本指。其可取之處則在于對周敦頤《太極圖易說》的疏解，難得在朱熹之后百余年有此至論。周子《太極圖》問世后至南宋中期經(jīng)朱熹之改造，則頓失其原本之義，至元初經(jīng)王申子著《大易緝說》方晦而復(fù)明。惜乎王氏本朱熹改造之圖，而不取朱震所列周敦頤《太極圖》本圖，故其解說仍有不達周子建圖立說本意之處。王申子把周敦頤的《太極圖易說》同“河圖洛書之易并伏羲之畫、文之重、周公之爻、孔子之系”并列為“六易”，可見其對周敦頤的推崇程度不一般。為什么要從“古今說易七百余家”之中獨取《周濂溪太極圖》為六易之一？實是因此圖能盡《系辭》“易有太極”一節(jié)之義。王氏對周敦頤《太極圖》的態(tài)度及其高于朱熹的疏解，將益于后人從內(nèi)涵和淵源兩方面對《周子太極圖》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