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yǎng)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yè)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fā)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zhàn)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后一決于書,而后旭可幾也。 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點]
韓愈對張旭的狂草創(chuàng)作作了完整而系統(tǒng)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為核心的表現過程的結論,從而揭示了狂草創(chuàng)作藝術思維模式：情感——書法,物象——情感——書法。這在當時是對狂草藝術本質一個棄舊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層探索。正是韓愈此說剔除了張旭書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實質被大大宣揚,因此,張旭的書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韓氏站在儒家積極入世的功利主義立場上肯定了張旭的書法,并對釋家的高閑書法問難。在他看來,一個“四大皆空",一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備“利害必明”、“利欲斗進"的條件,一切歸于淡泊就不可能產生激情,沒有激情,任憑高閑怎樣縱橫揮掃,也將只有空洞的形式,而無真苦、真樂、真淚的精神內容,也就無所謂書了。這種不加掩飾的儒家功利主義的藝術觀,雖然有其正確的一面,但以為“入世”才有“情"、“出世”則無“情”,這就把“情感”理解得太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