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講到何休和鄭玄論戰(zhàn)的時候，曾經(jīng)提及何休先后說過魯隱公"生稱公"和"生稱侯"--這個看似矛盾之處其實并不矛盾。一般認為，周人有所謂"五等爵"，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魯隱公的爵位的侯爵，所以按這個標準，在他活著的時候應該稱他為"魯侯"，這就是何休所謂的"生稱侯"。但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說"魯隱公"，從沒說過"魯隱侯"，這又是為什么呢？
因為"公"有狹義和廣義兩解，狹義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廣義的"公"用處卻很寬泛，各個諸侯國的國君，無論爵位是什么，國中人一般都尊稱他為"公"。
關于周人的政治制度，《禮記·王制》有過非常仔細的說明，其中一開頭就是"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這不但說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連諸侯國里也分為從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個等級--這些公爵、伯爵、上士、下士很多人都以為是外國來的，其實卻是兩千多年前的本土特色。
那么，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這并不是一個荒謬的問題，按照鄭玄和孔穎達的解釋，這是效法五行理論而來的（Ⅰ）。這是周人所開創(chuàng)的一個嶄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謚號是一體的兩面，人活著有爵位、稱爵位，人死了要擬謚號、稱謚號，而在周人以前是沒有這種制度的--即《儀禮·士冠禮》和《禮記·郊特牲》所謂的"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前文已經(jīng)詳論。）
?。á瘢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王制》：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x曰：……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等，法五行之柔日。
從周禮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來看，五等爵的制度無疑是深諳個中滋味的，但是，通觀《禮記·王制》的記載卻難免不讓人對其可靠性產(chǎn)生疑惑。《禮記·王制》講爵位、講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個架空的烏托邦，那些規(guī)規(guī)整整的區(qū)劃在現(xiàn)實世界中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磥恚覀冞€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資料才行。
關于五等爵最早的記載大約要算《孟子·萬章下》了。北宮锜向孟子打聽周王室的爵祿之制，一向能言善辯的孟子這回卻有點兒含糊，說："詳細情況我們已經(jīng)搞不清了。諸侯們生怕這些制度妨礙自己，紛紛把相關記載給銷毀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個大概罷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級，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級，總共算下來是五級。在諸侯國里呢，君是一級，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總共是六級……"（Ⅰ）
孟子的說法顯然與《禮記·王制》不同，有可能《禮記·王制》按照漢朝的主流五行理論把孟子的說法給整合過了，搞得規(guī)整了許多。孟子的說法中至少有兩處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是說諸侯們紛紛把周王室記載爵祿規(guī)范的典籍給銷毀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個爵位，這實在令人吃驚。第一點如果屬實的話，說明了世道變亂、禮崩樂壞；第二點則讓人疑惑：天子應當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級爵位，那又是由誰授予的呢？--這個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爭論不休，易學家和今文學家力主天子之稱為爵稱，而古文學家則認為天子非爵。鄭玄曾從《儀禮·士冠禮》的"生無爵，死無謚"出發(fā)，論證說："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謚號的，自然活著的時候也有爵位。"及至明末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里則把"天子為爵稱"這個問題在民本主義的大前提之下給說圓了："君是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實都是一回事，并非絕世之貴；俸祿是勞動的報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祿就和庶人作公務員拿俸祿的道理是一樣的，沒有不勞而獲的道理。"（Ⅱ）
?。á瘢睹献印とf章下》：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Ⅱ）[清]陳立《白虎通疏證·爵》：天子，爵稱也。○此《易》說?！洞呵铩方裎恼f也。……鄭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學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尚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櫴涎孜洹度罩洝吩疲?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鄭、顧兩說各有各的道理，鄭說從邏輯出發(fā)，顧說則似在借古諷今，很難說在考據(jù)意義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畢竟古代文獻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從有限的證據(jù)中做出各自的推測罷了。
但是，僅僅從《春秋》一經(jīng)三傳來看，一般人便難免生出對五等爵之說的懷疑。比如，按照常理，級別越高，人數(shù)也就越少，比如一家公司，總經(jīng)理只有一個，副總經(jīng)理可能有兩三個，部門經(jīng)理可能有二十個，小組長可能有一百個，但我們很難想像某家公司里部門經(jīng)理只有五六個，而副總經(jīng)理倒有好幾十。同樣道理，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級序列，公爵如果有五個，那么從侯爵到男爵應該人數(shù)越來越多才對，但《春秋》一經(jīng)三傳所展示給我們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據(jù)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國爵姓表"來看，侯爵和伯爵為數(shù)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數(shù)，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級的公爵雖然也只有五例，卻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種種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統(tǒng)論之，他在《論所謂五等爵》一文中顛覆舊說，認為五等爵之論只是后人附會罷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老師先從五等爵的字義入手，說"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詞，但沒聽說還有"伯子"和"侯子"。"公"是一個很寬泛的稱謂，并非爵號，凡是擁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稱"公"。
至于"侯"，是從"射侯"而來的，本義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術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門武功，王室委任一些武林高手在中央直轄區(qū)之外負起守土御亂的職責，是為"侯"。
"伯"，原指家長，而在當時的宗法社會里，一家之長往往也就是一國之長。"伯"字也是一個泛稱，并非爵位之一種。
"子"的本義是兒子，一般情況下是指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諸侯庶子--大宗稱伯，小宗稱子，伯和子正是相對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號。所謂附庸，按照《孟子》和《禮記·王制》的說法，諸侯國大小不同，分為若干級別，都有定期朝見周天子的義務，但有一些地盤實在太小的，就沒必要參加朝會了，作鄰近某大國的附屬國即可，是謂附庸。（Ⅰ）
公、伯、子、男本來都是家族中的稱呼，并非爵位，而侯則是武士之意。男相對于侯有著隸屬關系，子相對于伯有著庶長之別。當時，周王室與諸侯國的關系不是同姓親屬就是異姓姻親，家族倫理也就是政治倫理，家族稱謂也就是政治稱謂，換句話說也就是：等級是起源于血緣關系的。而到了孟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紐，諸侯國變成了軍國，時人不明古制，遂有周王室班爵祿之說。（Ⅱ）
在傅斯年的說法里，"侯"顯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種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學者認為其性質是武裝殖民，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和傅斯年對"侯"的描述卻有一些差異了。幸好還有另外的說法，比如朱鳳瀚在《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義，認為殖民的說法是不嚴密的--因為殖民是指從母國向被征服的地區(qū)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經(jīng)濟掠奪，但周初的封建顯然殖民色彩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慮并非經(jīng)濟上的，而是政治和軍事上的，許多被分封出去的諸侯國與其說是新征服地區(qū)的殖民統(tǒng)治，不如說是軍事?lián)c更恰當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數(shù)遷至封國，擔負上述艱巨的軍事義務，則此少數(shù)周人中的男子自然應多是武士。"--朱老師這里雖然并沒有論及五等爵，但這個說法顯然是支持傅斯年對"侯"的描述的。而朱老師對"伯"也有一筆，說西周"當時地方官吏通稱伯"。（Ⅲ）
郭沫若也是懷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無考》，說他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fā)現(xiàn)的內(nèi)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這八項中前文介紹過的"四時"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是名列其中的。
（Ⅰ）《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抖Y記·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á颍┰斠姡焊邓鼓辍墩撍^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45頁。
?。á螅┰斠姡褐禅P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二章第二節(jié)。
郭沫若從青銅器銘文推斷出了三點：一，諸侯經(jīng)常稱王；二，公、侯、伯、子無定稱；三，"男"之稱非常罕見。其中第一點郭老師還提出了王國維早先提出過同樣的觀點，說早先名份上的講究并不太嚴格，諸侯在自己的封國里有著稱王的習俗，即如徐、楚、吳、越稱王也只是沿襲周初舊習罷了，不能全當僭越來看。（Ⅰ）
當然，這種種質疑之說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證五等爵之說。比如瞿同祖"從《左傳》中摘錄所有關于諸侯爵位的稱謂，按等級分類。結果證明在春秋確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時，才有改變"。（Ⅱ）
王玉哲是認可瞿同祖之論的，他繼續(xù)考證說：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憑空而來的，在商代就已經(jīng)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繼承了下來。在西周的時候，爵位有侯、甸、男、采、衛(wèi)等等，到春秋時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與爵位制度密切相關的是一種被稱為"服制"的東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兩說。這個"五服"和表示親屬關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對地理行政區(qū)域的劃分。王老師說："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說的不對，實際可能只有二服，即內(nèi)服和外服。
內(nèi)服和外服，這兩個詞現(xiàn)在只被用在藥品的說明書上，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內(nèi)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圍繞周王室的中央直轄區(qū)大約方圓千里之地）之內(nèi)距王都較近的諸侯國，是給周王室供應祭祀和食用的糧食的，比如晉國、鄭國、虢國，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諸侯，比如齊國和魯國。"'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賴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秶Z·周語上》謂：'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這與我們上面所說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諸侯為周室服務的方式和內(nèi)容的不同規(guī)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異。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為最高。"（Ⅲ）
從王老師的話里我們得知：魯國的國君即便具體爵位暫且不論，但魯國確是屬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國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雖然王玉哲在對五等爵的看法上和傅斯年相左，但他對"侯"的考證卻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處。而內(nèi)、外服之制度早見于《尚書·酒誥》，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體也是這樣（Ⅳ），這使我們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書業(yè)對五等爵做過的一個歸納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公：周王室王畿之內(nèi)的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親及與周天子關系比較密切的也稱"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國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稱"公"。
侯：較大的諸侯國都稱"侯"，比如齊、魯、衛(wèi)、陳、蔡、晉。
伯：王畿內(nèi)外小國之君有稱"伯"的，比如鄭伯。
?。á瘢┰斠姡汗簟督鹞乃鶡o考》（《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第430－433頁。
?。á颍┰斠姡忽耐妗吨袊饨ㄉ鐣返诙?封建社會的完成"，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54－59頁（轉引自：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6頁。）
（Ⅲ）詳見：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585－589頁。
?。á簦渡袝ぞ普a》：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子：蠻夷之君皆稱"子"。
男：是華夏小國諸侯之稱，與"子"相近。
童書業(yè)進一步考證，認為所謂五等爵實際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樣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約就是最大的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種尊稱，并非爵位，諸侯在自己的國內(nèi)也都稱"公"的；"子"是"不成君"之稱，所以稱"子"的盡是蠻夷戎狄的領導人，而"子"的地位和"男"差不多，所以孟子才說"子"和"男"在同一個等級上。（Ⅰ）
諸家研究雖然各有說法，有同有異，但大多總要承認春秋時代之爵稱是很混亂的，稱"侯"的也常稱"伯"、稱"子"稱"伯"的還有自稱"伯男"之例，如果再聯(lián)系到孔子微言大義的褒貶，那就越發(fā)復雜無比了。
而公羊家還有另外的解釋，比如董仲舒從《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發(fā)揮說：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為一個等級（Ⅱ）?？讖V森也說爵分三等，但西周時是公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時有了變化，伯爵和子、男同為一等了。（Ⅲ）
事情越來越復雜了，如果對頭銜的說法不一，我們就很難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義到底何在了。還是先回到魯隱公這里吧，按照傳統(tǒng)五等爵的說法，他應該是侯爵，但在魯國國內(nèi)大家都尊稱他為"公"--"公"既是尊稱又是泛稱。據(jù)楊寬考證，這一類的稱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劉時代。公劉之"公"，既有人說是爵位，也有人說是稱號，當以稱號為確。從公劉之后，周人的領導者有公非、公叔祖類、公亶父，都是"公"字打頭。另一方面，周族創(chuàng)建國家始于公劉時代，兩相聯(lián)系之下，"公劉之稱'公'，該是當時周族人對國君的尊稱"。（Ⅳ）這種稱謂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續(xù)，或許正可以解釋魯隱公等諸侯國君于國內(nèi)稱公的現(xiàn)象。
大致可以確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掛鉤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掛鉤的，所以，要搞清楚五等爵問題，最好先搞清分封和封建。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經(jīng)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寫作像雙手植樹的樣子，意為樹林為界。而"封"與"邦"本是一字之分化（Ⅴ）。從這里來看，國家原本就是一種劃地盤的行為，如果再作追溯的話，這種領域行為動物也有--最常見的就是狗在樹底下撒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標志物（樹或者電線桿）來劃定自己的地盤。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從甲骨卜辭考證，認為封建制度從殷商的武丁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而斯維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辭所見的情形為根據(jù)的，所以他很審慎地從武丁說起。
（Ⅰ）詳見：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第148－151頁。
?。á颍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á螅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公于上等，伯爵為中等，子、男于下等。
（Ⅳ）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頁。
?。á酰┧咕S至：《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76頁。
但是解放后我們已發(fā)現(xiàn)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遺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證明至少成湯滅夏以后已經(jīng)建立國家，因此我們不妨推斷封建制度開始于成湯滅夏以后。"（Ⅰ）
當然，從"建立國家"到"封建制度"，這一推斷似乎顯得步子稍大。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據(jù)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詞最早見于《左傳·定公四年》，而且不是兩個字連在一起，而是分開來用的，語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圖－大克鼎銘文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彝器，銘文記載周天子冊命膳夫克，說是賜給他某地某地的田，還連同田里耕作的人，還賜給他史小臣和樂官，還有井邑之人（這是只賜井邑之人卻不賜井邑之地），讓膳夫克把井邑之人遷到量地去。是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Ⅱ）
"封建"一詞源于《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是說"用封的辦法把土地和民眾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國家，目的是像藩籬那樣保衛(wèi)周王室。……'分封'與 '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 （Ⅲ）
李雪山也說，"封"（豐）字從甲骨文的字形來看，是植樹以標明疆界的意思，從中可以看出殷商時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樹造林，這一招后來也被周人學去了?！墩撜Z·八佾》有句很難解釋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夏人植樹封疆種的是松樹，殷商用柏樹，周人用栗樹。（這種解釋比較特別。）
截至到這里，諸家并沒有多大的異說，但論到殷商爵稱，分歧就相當大了。公認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稱，這里簡述李說，子、田（甸）、亞、男、任都是爵稱，其中男、任通假，婦是女性的專用爵稱，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輩，而非爵稱，再者，這些爵位后來被周人效仿，但從甲骨文里還看不出它們有等級高低之分。（Ⅳ）
爵位如果沒有等級之高低，這似乎難以想像。周人所謂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謂三等爵位，都是等級分明的。無論殷商制度如何，周代當之無愧是個等級森嚴的禮儀之邦，就算承襲的是殷商的爵制，總該在等級上有所增益才是。這個問題上我們又會遇到諸家歧說，比如楊寬以為"結合西周金文和文獻來看，周朝諸侯有侯、甸、男、采、衛(wèi)五個等級，他們對周朝的貢賦也該有等級區(qū)別的。由于史料缺乏，具體情況已不了解"（Ⅴ），但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都曾證之以金文，一是發(fā)現(xiàn)金文爵稱與文獻沖突，二是發(fā)現(xiàn)金文爵稱之間也存在不少沖突（Ⅵ）。但是，如果真是認為爵位和等級無關，又有些難以想像?！兑葜軙ざ扔柦狻酚?□爵以明等極"，如果這篇能被確認為西周文獻，倒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發(fā)。
（Ⅰ）斯維至：《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第77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454－457頁。
（Ⅲ）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頁。
?。á簦├钛┥剑骸渡檀址庵贫妊芯俊?，第二章。
?。á酰顚挘骸段髦苁贰?，第545頁。
?。á觯顦溥_：《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249－257頁。
近年力證五等爵為實并匡正前人之說的，如王世民從金文入手，認為《公羊傳》的記載大體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稱公（比如周公、召公），這是中央大員，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稱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國），至于其他諸侯，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總體來說是為三等。（Ⅰ）
陳恩林也是這一戰(zhàn)線上的，從文獻入手，論證"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會階級結構的大略"，爵位不同，納貢的額度也不同，甚至還有的諸侯為了少納貢而自貶爵位甘為大國附庸的（Ⅱ）。這倒也合情理，像是縣領導為了拿中央財政補貼而爭當貧困縣一樣。
陳先生舉了《左傳·桓公十年》的一個例子：齊國被北戎攻擊，諸侯聯(lián)合救援，打了勝仗，其中以鄭國的公子忽功勞最大，但隨后齊國慰勞盟軍，委托魯國來排次序前后，魯國以爵祿等級為序，鄭國是伯爵，給排在了最后。公子忽為此忿忿不平，結果聯(lián)合齊國和衛(wèi)國對魯國開了戰(zhàn)。對鄭國的這次報復，《春秋經(jīng)》的記載是"齊侯、衛(wèi)侯、鄭伯來戰(zhàn)于郎"，《左傳》的解釋是"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陳先生說："《春秋》記載這件事，先書'齊、衛(wèi)'，后書'鄭'。把齊、衛(wèi)看成主謀，鄭是協(xié)從。《左傳》解釋說：'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即說齊、衛(wèi)為侯爵，位在鄭國之上，所以記為首惡。"
這個例子是很能說明爵位等級的，而且是從一件事里兩次體現(xiàn)了爵位等級：一是鄭國公子忽的發(fā)怒，二是《左傳》對《春秋經(jīng)》這一書法的解釋?！蹲髠鳌分砸匾饨忉屢幌?，依孔穎達的說法，《春秋經(jīng)》的體例是：戰(zhàn)爭是誰挑起來的，就先寫誰。可這次報復之戰(zhàn)，明明是鄭國的公子忽挑起來的，《春秋經(jīng)》為什么偏偏把鄭國放在最后呢？因為這一戰(zhàn)當初的緣起，就是魯國在犒勞聯(lián)軍排座次時依照的是爵祿等級而不是戰(zhàn)功，公子忽生氣了，這才發(fā)動了報復之戰(zhàn)?！洞呵锝?jīng)》于是特地改變了一貫體例，雖然公子忽是禍首，但偏偏還要按爵祿等級來給他們排序，還是把鄭國排在最后，由此彰顯魯國"猶秉周禮"（Ⅲ）--如果這也算一則春秋大義的話，倒還很有幽默感。
從《春秋經(jīng)》和《左傳》這段記載來看爵位等級，似為明證，但深究一下好像還有疑點。先看一下《左傳》原文：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后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wèi)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
魯國排座次把鄭國安排在后邊，原文是"魯以周班后鄭"，用的是"周班"這個詞，楊伯峻的注釋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鄭應在后"；《左傳》解釋《春秋經(jīng)》之所以把鄭公子忽報復之師的參與者次序記為齊、衛(wèi)在前，鄭國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楊伯峻的注釋是： "王爵即周班" （Ⅳ）。那么，這個兩次作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級呢，還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哦，至少也并不排除后者的可能。
?。á瘢┩跏烂瘢骸段髦艽呵锝鹞闹械闹T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
?。á颍╆惗髁郑骸断惹貎蓾h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
?。á螅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十年》：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wèi)，則齊、衛(wèi)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洞呵铩分?，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wèi)者，王爵齊、衛(wèi)為侯，尊于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為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á簦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28頁。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齊國的始封君是姜太公，衛(wèi)國的始封君是康叔封，這兩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獲得分封的，而鄭國的始封君鄭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獲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來排座次的話，齊、衛(wèi)兩國也確實應該排在鄭國之前。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爭座次的事件大約可以成為一條佐證：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兩方面爭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一個說自家的始封君受封時間早，一個說自家的始封君官大。--這就說明，受封時間早是一種重要的資歷，這大概就像"長征時期參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參加革命的"這種身份區(qū)別，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把問題再進一步的話，那就得問問《左傳》里關于排座次的說法是否真的"正確地"解釋了《春秋經(jīng)》。
那么，我們不妨看看《春秋經(jīng)》記載中的諸侯排座次--那時候還沒有以姓氏比劃為序的風氣，級別越高越靠前，這是一項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列舉一下《春秋經(jīng)》從隱公到文公的這些年里排座次的記載：
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wèi)人伐鄭。
隱公八年：宋公、衛(wèi)侯遇于垂?！喂R侯、衛(wèi)侯盟于瓦屋。
隱公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十年：齊侯、衛(wèi)侯、鄭伯來戰(zhàn)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wèi)侯、燕人戰(zhàn)。
桓公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wèi)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wèi)侯、陳侯、蔡侯伐鄭。
桓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公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wèi)侯、鄭伯于鄄。
莊公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會于鄄。
莊公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莊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公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谷。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僖公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wèi)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候、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衛(wèi)人、邾人伐齊。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衛(wèi)侯、許男、滕子伐鄭。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wèi)子、莒子，盟于踐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僖公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從這些記載來看，中央大員總是排在最前邊的，卿大夫則排在諸侯之后，但諸侯之間的次序卻很難看出什么確定的等級排序。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是侯爵，鄭國是伯爵，齊侯排在鄭伯前邊，這沒錯；而宋國是公爵，有時候排在前列，有時候卻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齊侯的后邊。齊侯常常排在宋公前邊，而在莊公三十二年宋公卻排在齊侯前邊。
再者，如果按照《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兩君爭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謂的"周之宗盟，異姓為后"的原則（Ⅰ），在宗盟名單中先分同姓、異姓，同姓在前，異姓在后，然后同姓之中按五等爵次序安排，異姓之中也照此辦理，但上述記載顯然沒有體現(xiàn)出這種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齊侯和陳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間插了個宋公，鄭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間插了個許男（這個排列多次出現(xiàn)）。莊公十六年出場的人物把五等爵都會集全了，次序照舊無章可尋：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這就相當于現(xiàn)代某機關開大會排座次：張局長、李處長、王部長、趙秘書、周局長、吳副部長……誰見過這樣的座次呢？級別安排稍有差池，就會天下大亂呀。
那么，是周人不講究這個嗎？當然不是，《左傳·隱公十一年》就曾記載滕國和薛國的兩位國君爭座次的事情，魯隱公還特意派人開導，講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這場爭執(zhí)。這樣看來，也許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爵位未必是分出高低等級的。
可是，如果不分高低等級，爵稱還有什么意義呢？我們現(xiàn)代人倒是很容易從官本位的現(xiàn)象中體會出爵位的作用：比如，處級干部月薪三千元，住房標準為一百平米，外出可以坐軟臥，住宿可以住四星級賓館，部級干部月薪一萬元，住房標準為二百平米，外出可以坐飛機頭等艙，住宿可以住五星級賓館……如果可以把級別比作爵位，那么這些內(nèi)容也就是爵位的意義所在。而周人的待遇標準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謂"授民授疆土"。侯志義《采邑考》表述這種關系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決定的，所以爵位是賜采的先決條件。"（Ⅱ）這就是說，你如果想得到一萬元的月薪和二百平米的住房，就得先得到部級的級別才行；你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á瘢蹲髠鳌る[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愿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á颍┖钪玖x：《采邑考》（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頁。
這是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邏輯。侯志義隨后引了兩條史料來說明"爵位一定，祿俸亦隨之而定。《禮記》（卷十一）《王制》說：'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國語》載叔向之語，說：'爵以建事，祿以食爵'（《晉語八》）。道出了這一事實。意味按職務定爵位，再以爵位來立食祿。爵位一旦確立，則祿俸隨之而來。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祿自然便顯出差別來了。祿與爵的關系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西周時候，物質交換不普遍，貨幣經(jīng)濟不發(fā)達，天子、諸侯雖然賞臣下以貨幣（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作為裝飾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祿之'祿'，便只能以土地來充當--文獻稱作'祿邑'。因在為農(nóng)業(yè)已居社會經(jīng)濟首位的西周時期，土地成為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成為寶中之寶，故以地為祿，是再好莫過的，也是事物發(fā)展之必然。"（Ⅰ）
這個說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會的森嚴等級，但缺憾是：第一，這依然是分高低等級的；第二，這兩條史料有點兒問題。
《禮記·王制》我在上文已經(jīng)說過，通篇都像是烏托邦的圖紙，至于具體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用王文錦的翻譯，意思是"工作稱職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給相應的俸祿"（Ⅱ），但這話還有上下文的，前邊是"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給他工作"，接下來才是"工作稱職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給相應的俸祿"。這種情況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時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是說"給俸祿"，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國語·晉語八》叔向的這段話，也要聯(lián)系上下文來看。整個故事是說，秦國的后子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有千輛之多，楚國的公子干也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只有五輛。叔向當時是晉國的太傅，掌管官員俸祿。韓宣子問他打聽秦、楚這兩位公子的俸祿標準，叔向說："大諸侯國的卿，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上大夫給一百頃田賦的俸祿，這兩位的級別都是上大夫，都給他們一百頃田賦當俸祿好了。"韓宣子很不理解，問："這兩位一貧一富，為什么給的俸祿都一樣呢？"叔向回答說："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jù)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此即'爵以建事，祿以食爵'）……"（Ⅲ）
（Ⅰ）侯志義：《采邑考》，第8頁。
?。á颍┩跷腻\：《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第1版），第164－165頁。
?。á螅秶Z·晉語八》：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祿。
叔向說的這事，和上述《禮記·王制》一樣，說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這個聘任制，說得寬泛一些，比如春秋時期的孔子，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被外國國君給以高薪，這些事都是有的（我曾在《孟子他說》里換算過孟子在齊國拿的薪水到底有多高），但孔孟他們拿的薪水再高，也沒有獲得封地，這就像現(xiàn)代的一些職業(yè)經(jīng)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這薪水也正如叔向的話說是"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jù)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還要核之以業(yè)績等等，但無論薪水再高，卻拿不到公司的股份。這是春秋時代一大制度之變。尤其到戰(zhàn)國時代，郡縣制度開始發(fā)展，地方官拿的薪水雖然也有采邑之名義，但實際上只是拿某塊地方的田賦而已，如叔向說的"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云云，只是給俸，并不給地。所以，以這些資料來解釋五等爵顯然是不合適的。
如果說到聘任制的爵位，典型代表就是商鞅變法時候的秦國二十爵。據(jù)宋人魏了翁考證，商鞅的二十爵并非全部出自原創(chuàng)，而是春秋時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罷了，至于那些爵名的意義，已經(jīng)無從考證了（Ⅰ）。而聘任之爵和分封之爵不可混為一談。
最后，我們可以再懷著忐忑之心假設一下：如果不分等級的話，爵稱還有什么意義呢？--這也許和功能有關，也許和習俗有關，就殷商的內(nèi)服、外服制度來看，爵位實際應分成兩大體系，按我們現(xiàn)在的概念來說：一類是中央的（內(nèi)服），一類是地方的（外服）。如果從功能考慮，侯爵如前所述是帶有武裝戍衛(wèi)性質的，侯字取的是射侯之義，至于子爵，則有可能是從習俗而來--朱鳳瀚對甲骨卜辭中"子某"的分析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他們均是商王之子，亦即諸王子?！麄儾灰欢ū厥峭踔兆印Q'子某'者并不都是時王之子。"（Ⅱ）
另一方面，如果爵位不存在等級之別，稱之為爵位顯然就不大恰當了，至少殷商的爵制還是稱之為服制更為妥帖。徐中舒謂殷商的"侯、甸、男、衛(wèi)四種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還存在?！睢⑿l(wèi)兩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產(chǎn)的，男是服勞役的，這與周代的封建等級制是根本不同的。（Ⅲ）"由此我們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變而來，如果說五等爵確實存在的話，這一爵制似乎是從一種分類體系轉化為等級體系，就好比"工、農(nóng)、兵、學、商"，本來只是五種不同的職業(yè)身份而已，"農(nóng)"并不比"工"低上一頭，但這一分類體系演化為等級體系似乎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á瘢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秦爵二十級春秋時已有"條：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為法于秦，戰(zhàn)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簮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nèi)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于商，號為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后世以漸増之。商君定為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
?。á颍┲禅P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第50頁。
?。á螅┬熘惺妫骸断惹厥氛摳濉罚ò褪駮?992年第1版），第5章。
更何況，如果五等爵的所謂等級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我們更可以從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為周代爵制的過程中，等級劃分并未成型，而服制名稱中的分工之本義也漸漸湮滅了，那么，要把爵位問題解釋清楚，不借助于想像恐怕是有困難的。于是，對五等爵的烏托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是《春秋經(jīng)》于隱公元年里的第二條記載，翻譯過來就是："三月，我國領導人（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
這位邾儀父是邾國的領導人。細心的讀者馬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國家領導人一般都要稱呼爵位的，比如魯隱公、晉文公、齊桓公，可這位邾國領導人怎么被稱作邾儀父呢？這是他的名字嗎？
這是不是稱呼名字，稍后再論，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確實對這位領導沒有依照習慣稱呼爵位。先說說邾國的背景：邾國并不是像魯國、齊國那樣的諸侯國，而是所謂"附庸國"。按照《孟子·萬章下》的說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盤由大到小各有標準，但還有那些地盤實在太小的，連方圓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發(fā)生關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諸侯，是謂附庸。（Ⅰ）
?。á瘢睹献印とf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因為"公"有狹義和廣義兩解，狹義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廣義的"公"用處卻很寬泛，各個諸侯國的國君，無論爵位是什么，國中人一般都尊稱他為"公"。
關于周人的政治制度，《禮記·王制》有過非常仔細的說明，其中一開頭就是"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這不但說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連諸侯國里也分為從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個等級--這些公爵、伯爵、上士、下士很多人都以為是外國來的，其實卻是兩千多年前的本土特色。
那么，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這并不是一個荒謬的問題，按照鄭玄和孔穎達的解釋，這是效法五行理論而來的（Ⅰ）。這是周人所開創(chuàng)的一個嶄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謚號是一體的兩面，人活著有爵位、稱爵位，人死了要擬謚號、稱謚號，而在周人以前是沒有這種制度的--即《儀禮·士冠禮》和《禮記·郊特牲》所謂的"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前文已經(jīng)詳論。）
?。á瘢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王制》：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x曰：……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等，法五行之柔日。
從周禮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來看，五等爵的制度無疑是深諳個中滋味的，但是，通觀《禮記·王制》的記載卻難免不讓人對其可靠性產(chǎn)生疑惑。《禮記·王制》講爵位、講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個架空的烏托邦，那些規(guī)規(guī)整整的區(qū)劃在現(xiàn)實世界中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磥恚覀冞€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資料才行。
關于五等爵最早的記載大約要算《孟子·萬章下》了。北宮锜向孟子打聽周王室的爵祿之制，一向能言善辯的孟子這回卻有點兒含糊，說："詳細情況我們已經(jīng)搞不清了。諸侯們生怕這些制度妨礙自己，紛紛把相關記載給銷毀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個大概罷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級，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級，總共算下來是五級。在諸侯國里呢，君是一級，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總共是六級……"（Ⅰ）
孟子的說法顯然與《禮記·王制》不同，有可能《禮記·王制》按照漢朝的主流五行理論把孟子的說法給整合過了，搞得規(guī)整了許多。孟子的說法中至少有兩處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是說諸侯們紛紛把周王室記載爵祿規(guī)范的典籍給銷毀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個爵位，這實在令人吃驚。第一點如果屬實的話，說明了世道變亂、禮崩樂壞；第二點則讓人疑惑：天子應當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級爵位，那又是由誰授予的呢？--這個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爭論不休，易學家和今文學家力主天子之稱為爵稱，而古文學家則認為天子非爵。鄭玄曾從《儀禮·士冠禮》的"生無爵，死無謚"出發(fā)，論證說："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謚號的，自然活著的時候也有爵位。"及至明末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里則把"天子為爵稱"這個問題在民本主義的大前提之下給說圓了："君是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實都是一回事，并非絕世之貴；俸祿是勞動的報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祿就和庶人作公務員拿俸祿的道理是一樣的，沒有不勞而獲的道理。"（Ⅱ）
?。á瘢睹献印とf章下》：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Ⅱ）[清]陳立《白虎通疏證·爵》：天子，爵稱也。○此《易》說?！洞呵铩方裎恼f也。……鄭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學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尚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櫴涎孜洹度罩洝吩疲?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鄭、顧兩說各有各的道理，鄭說從邏輯出發(fā)，顧說則似在借古諷今，很難說在考據(jù)意義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畢竟古代文獻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從有限的證據(jù)中做出各自的推測罷了。
但是，僅僅從《春秋》一經(jīng)三傳來看，一般人便難免生出對五等爵之說的懷疑。比如，按照常理，級別越高，人數(shù)也就越少，比如一家公司，總經(jīng)理只有一個，副總經(jīng)理可能有兩三個，部門經(jīng)理可能有二十個，小組長可能有一百個，但我們很難想像某家公司里部門經(jīng)理只有五六個，而副總經(jīng)理倒有好幾十。同樣道理，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級序列，公爵如果有五個，那么從侯爵到男爵應該人數(shù)越來越多才對，但《春秋》一經(jīng)三傳所展示給我們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據(jù)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國爵姓表"來看，侯爵和伯爵為數(shù)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數(shù)，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級的公爵雖然也只有五例，卻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種種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統(tǒng)論之，他在《論所謂五等爵》一文中顛覆舊說，認為五等爵之論只是后人附會罷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老師先從五等爵的字義入手，說"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詞，但沒聽說還有"伯子"和"侯子"。"公"是一個很寬泛的稱謂，并非爵號，凡是擁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稱"公"。
至于"侯"，是從"射侯"而來的，本義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術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門武功，王室委任一些武林高手在中央直轄區(qū)之外負起守土御亂的職責，是為"侯"。
"伯"，原指家長，而在當時的宗法社會里，一家之長往往也就是一國之長。"伯"字也是一個泛稱，并非爵位之一種。
"子"的本義是兒子，一般情況下是指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諸侯庶子--大宗稱伯，小宗稱子，伯和子正是相對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號。所謂附庸，按照《孟子》和《禮記·王制》的說法，諸侯國大小不同，分為若干級別，都有定期朝見周天子的義務，但有一些地盤實在太小的，就沒必要參加朝會了，作鄰近某大國的附屬國即可，是謂附庸。（Ⅰ）
公、伯、子、男本來都是家族中的稱呼，并非爵位，而侯則是武士之意。男相對于侯有著隸屬關系，子相對于伯有著庶長之別。當時，周王室與諸侯國的關系不是同姓親屬就是異姓姻親，家族倫理也就是政治倫理，家族稱謂也就是政治稱謂，換句話說也就是：等級是起源于血緣關系的。而到了孟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紐，諸侯國變成了軍國，時人不明古制，遂有周王室班爵祿之說。（Ⅱ）
在傅斯年的說法里，"侯"顯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種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學者認為其性質是武裝殖民，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和傅斯年對"侯"的描述卻有一些差異了。幸好還有另外的說法，比如朱鳳瀚在《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義，認為殖民的說法是不嚴密的--因為殖民是指從母國向被征服的地區(qū)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經(jīng)濟掠奪，但周初的封建顯然殖民色彩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慮并非經(jīng)濟上的，而是政治和軍事上的，許多被分封出去的諸侯國與其說是新征服地區(qū)的殖民統(tǒng)治，不如說是軍事?lián)c更恰當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數(shù)遷至封國，擔負上述艱巨的軍事義務，則此少數(shù)周人中的男子自然應多是武士。"--朱老師這里雖然并沒有論及五等爵，但這個說法顯然是支持傅斯年對"侯"的描述的。而朱老師對"伯"也有一筆，說西周"當時地方官吏通稱伯"。（Ⅲ）
郭沫若也是懷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無考》，說他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fā)現(xiàn)的內(nèi)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這八項中前文介紹過的"四時"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是名列其中的。
（Ⅰ）《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抖Y記·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á颍┰斠姡焊邓鼓辍墩撍^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45頁。
?。á螅┰斠姡褐禅P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二章第二節(jié)。
郭沫若從青銅器銘文推斷出了三點：一，諸侯經(jīng)常稱王；二，公、侯、伯、子無定稱；三，"男"之稱非常罕見。其中第一點郭老師還提出了王國維早先提出過同樣的觀點，說早先名份上的講究并不太嚴格，諸侯在自己的封國里有著稱王的習俗，即如徐、楚、吳、越稱王也只是沿襲周初舊習罷了，不能全當僭越來看。（Ⅰ）
當然，這種種質疑之說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證五等爵之說。比如瞿同祖"從《左傳》中摘錄所有關于諸侯爵位的稱謂，按等級分類。結果證明在春秋確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時，才有改變"。（Ⅱ）
王玉哲是認可瞿同祖之論的，他繼續(xù)考證說：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憑空而來的，在商代就已經(jīng)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繼承了下來。在西周的時候，爵位有侯、甸、男、采、衛(wèi)等等，到春秋時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與爵位制度密切相關的是一種被稱為"服制"的東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兩說。這個"五服"和表示親屬關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對地理行政區(qū)域的劃分。王老師說："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說的不對，實際可能只有二服，即內(nèi)服和外服。
內(nèi)服和外服，這兩個詞現(xiàn)在只被用在藥品的說明書上，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內(nèi)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圍繞周王室的中央直轄區(qū)大約方圓千里之地）之內(nèi)距王都較近的諸侯國，是給周王室供應祭祀和食用的糧食的，比如晉國、鄭國、虢國，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諸侯，比如齊國和魯國。"'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賴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秶Z·周語上》謂：'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這與我們上面所說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諸侯為周室服務的方式和內(nèi)容的不同規(guī)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異。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為最高。"（Ⅲ）
從王老師的話里我們得知：魯國的國君即便具體爵位暫且不論，但魯國確是屬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國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雖然王玉哲在對五等爵的看法上和傅斯年相左，但他對"侯"的考證卻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處。而內(nèi)、外服之制度早見于《尚書·酒誥》，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體也是這樣（Ⅳ），這使我們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書業(yè)對五等爵做過的一個歸納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公：周王室王畿之內(nèi)的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親及與周天子關系比較密切的也稱"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國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稱"公"。
侯：較大的諸侯國都稱"侯"，比如齊、魯、衛(wèi)、陳、蔡、晉。
伯：王畿內(nèi)外小國之君有稱"伯"的，比如鄭伯。
?。á瘢┰斠姡汗簟督鹞乃鶡o考》（《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第430－433頁。
?。á颍┰斠姡忽耐妗吨袊饨ㄉ鐣返诙?封建社會的完成"，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54－59頁（轉引自：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6頁。）
（Ⅲ）詳見：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585－589頁。
?。á簦渡袝ぞ普a》：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子：蠻夷之君皆稱"子"。
男：是華夏小國諸侯之稱，與"子"相近。
童書業(yè)進一步考證，認為所謂五等爵實際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樣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約就是最大的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種尊稱，并非爵位，諸侯在自己的國內(nèi)也都稱"公"的；"子"是"不成君"之稱，所以稱"子"的盡是蠻夷戎狄的領導人，而"子"的地位和"男"差不多，所以孟子才說"子"和"男"在同一個等級上。（Ⅰ）
諸家研究雖然各有說法，有同有異，但大多總要承認春秋時代之爵稱是很混亂的，稱"侯"的也常稱"伯"、稱"子"稱"伯"的還有自稱"伯男"之例，如果再聯(lián)系到孔子微言大義的褒貶，那就越發(fā)復雜無比了。
而公羊家還有另外的解釋，比如董仲舒從《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發(fā)揮說：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為一個等級（Ⅱ）?？讖V森也說爵分三等，但西周時是公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時有了變化，伯爵和子、男同為一等了。（Ⅲ）
事情越來越復雜了，如果對頭銜的說法不一，我們就很難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義到底何在了。還是先回到魯隱公這里吧，按照傳統(tǒng)五等爵的說法，他應該是侯爵，但在魯國國內(nèi)大家都尊稱他為"公"--"公"既是尊稱又是泛稱。據(jù)楊寬考證，這一類的稱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劉時代。公劉之"公"，既有人說是爵位，也有人說是稱號，當以稱號為確。從公劉之后，周人的領導者有公非、公叔祖類、公亶父，都是"公"字打頭。另一方面，周族創(chuàng)建國家始于公劉時代，兩相聯(lián)系之下，"公劉之稱'公'，該是當時周族人對國君的尊稱"。（Ⅳ）這種稱謂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續(xù)，或許正可以解釋魯隱公等諸侯國君于國內(nèi)稱公的現(xiàn)象。
大致可以確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掛鉤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掛鉤的，所以，要搞清楚五等爵問題，最好先搞清分封和封建。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經(jīng)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寫作像雙手植樹的樣子，意為樹林為界。而"封"與"邦"本是一字之分化（Ⅴ）。從這里來看，國家原本就是一種劃地盤的行為，如果再作追溯的話，這種領域行為動物也有--最常見的就是狗在樹底下撒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標志物（樹或者電線桿）來劃定自己的地盤。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從甲骨卜辭考證，認為封建制度從殷商的武丁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而斯維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辭所見的情形為根據(jù)的，所以他很審慎地從武丁說起。
（Ⅰ）詳見：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第148－151頁。
?。á颍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á螅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公于上等，伯爵為中等，子、男于下等。
（Ⅳ）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頁。
?。á酰┧咕S至：《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76頁。
但是解放后我們已發(fā)現(xiàn)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遺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證明至少成湯滅夏以后已經(jīng)建立國家，因此我們不妨推斷封建制度開始于成湯滅夏以后。"（Ⅰ）
當然，從"建立國家"到"封建制度"，這一推斷似乎顯得步子稍大。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據(jù)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詞最早見于《左傳·定公四年》，而且不是兩個字連在一起，而是分開來用的，語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圖－大克鼎銘文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彝器，銘文記載周天子冊命膳夫克，說是賜給他某地某地的田，還連同田里耕作的人，還賜給他史小臣和樂官，還有井邑之人（這是只賜井邑之人卻不賜井邑之地），讓膳夫克把井邑之人遷到量地去。是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Ⅱ）
"封建"一詞源于《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是說"用封的辦法把土地和民眾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國家，目的是像藩籬那樣保衛(wèi)周王室。……'分封'與 '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 （Ⅲ）
李雪山也說，"封"（豐）字從甲骨文的字形來看，是植樹以標明疆界的意思，從中可以看出殷商時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樹造林，這一招后來也被周人學去了?！墩撜Z·八佾》有句很難解釋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夏人植樹封疆種的是松樹，殷商用柏樹，周人用栗樹。（這種解釋比較特別。）
截至到這里，諸家并沒有多大的異說，但論到殷商爵稱，分歧就相當大了。公認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稱，這里簡述李說，子、田（甸）、亞、男、任都是爵稱，其中男、任通假，婦是女性的專用爵稱，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輩，而非爵稱，再者，這些爵位后來被周人效仿，但從甲骨文里還看不出它們有等級高低之分。（Ⅳ）
爵位如果沒有等級之高低，這似乎難以想像。周人所謂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謂三等爵位，都是等級分明的。無論殷商制度如何，周代當之無愧是個等級森嚴的禮儀之邦，就算承襲的是殷商的爵制，總該在等級上有所增益才是。這個問題上我們又會遇到諸家歧說，比如楊寬以為"結合西周金文和文獻來看，周朝諸侯有侯、甸、男、采、衛(wèi)五個等級，他們對周朝的貢賦也該有等級區(qū)別的。由于史料缺乏，具體情況已不了解"（Ⅴ），但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都曾證之以金文，一是發(fā)現(xiàn)金文爵稱與文獻沖突，二是發(fā)現(xiàn)金文爵稱之間也存在不少沖突（Ⅵ）。但是，如果真是認為爵位和等級無關，又有些難以想像?！兑葜軙ざ扔柦狻酚?□爵以明等極"，如果這篇能被確認為西周文獻，倒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發(fā)。
（Ⅰ）斯維至：《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第77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454－457頁。
（Ⅲ）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頁。
?。á簦├钛┥剑骸渡檀址庵贫妊芯俊?，第二章。
?。á酰顚挘骸段髦苁贰?，第545頁。
?。á觯顦溥_：《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249－257頁。
近年力證五等爵為實并匡正前人之說的，如王世民從金文入手，認為《公羊傳》的記載大體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稱公（比如周公、召公），這是中央大員，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稱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國），至于其他諸侯，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總體來說是為三等。（Ⅰ）
陳恩林也是這一戰(zhàn)線上的，從文獻入手，論證"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會階級結構的大略"，爵位不同，納貢的額度也不同，甚至還有的諸侯為了少納貢而自貶爵位甘為大國附庸的（Ⅱ）。這倒也合情理，像是縣領導為了拿中央財政補貼而爭當貧困縣一樣。
陳先生舉了《左傳·桓公十年》的一個例子：齊國被北戎攻擊，諸侯聯(lián)合救援，打了勝仗，其中以鄭國的公子忽功勞最大，但隨后齊國慰勞盟軍，委托魯國來排次序前后，魯國以爵祿等級為序，鄭國是伯爵，給排在了最后。公子忽為此忿忿不平，結果聯(lián)合齊國和衛(wèi)國對魯國開了戰(zhàn)。對鄭國的這次報復，《春秋經(jīng)》的記載是"齊侯、衛(wèi)侯、鄭伯來戰(zhàn)于郎"，《左傳》的解釋是"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陳先生說："《春秋》記載這件事，先書'齊、衛(wèi)'，后書'鄭'。把齊、衛(wèi)看成主謀，鄭是協(xié)從。《左傳》解釋說：'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即說齊、衛(wèi)為侯爵，位在鄭國之上，所以記為首惡。"
這個例子是很能說明爵位等級的，而且是從一件事里兩次體現(xiàn)了爵位等級：一是鄭國公子忽的發(fā)怒，二是《左傳》對《春秋經(jīng)》這一書法的解釋?！蹲髠鳌分砸匾饨忉屢幌?，依孔穎達的說法，《春秋經(jīng)》的體例是：戰(zhàn)爭是誰挑起來的，就先寫誰。可這次報復之戰(zhàn)，明明是鄭國的公子忽挑起來的，《春秋經(jīng)》為什么偏偏把鄭國放在最后呢？因為這一戰(zhàn)當初的緣起，就是魯國在犒勞聯(lián)軍排座次時依照的是爵祿等級而不是戰(zhàn)功，公子忽生氣了，這才發(fā)動了報復之戰(zhàn)?！洞呵锝?jīng)》于是特地改變了一貫體例，雖然公子忽是禍首，但偏偏還要按爵祿等級來給他們排序，還是把鄭國排在最后，由此彰顯魯國"猶秉周禮"（Ⅲ）--如果這也算一則春秋大義的話，倒還很有幽默感。
從《春秋經(jīng)》和《左傳》這段記載來看爵位等級，似為明證，但深究一下好像還有疑點。先看一下《左傳》原文：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后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wèi)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wèi)，王爵也。
魯國排座次把鄭國安排在后邊，原文是"魯以周班后鄭"，用的是"周班"這個詞，楊伯峻的注釋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鄭應在后"；《左傳》解釋《春秋經(jīng)》之所以把鄭公子忽報復之師的參與者次序記為齊、衛(wèi)在前，鄭國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楊伯峻的注釋是： "王爵即周班" （Ⅳ）。那么，這個兩次作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級呢，還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哦，至少也并不排除后者的可能。
?。á瘢┩跏烂瘢骸段髦艽呵锝鹞闹械闹T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
?。á颍╆惗髁郑骸断惹貎蓾h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
?。á螅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十年》：正義曰：傳言先書齊、衛(wèi)，則齊、衛(wèi)不合先書，當先書鄭也?！洞呵铩分?，主兵者先書，此則鄭人主兵，鄭宜在先，而先序齊、衛(wèi)者，王爵齊、衛(wèi)為侯，尊于鄭伯，故以王爵尊卑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魯班諸侯之戍，以王爵為次。鄭忽負功懷怒，致有此師，故特改常例，還以王爵次之，見魯猶秉周禮故也。
?。á簦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28頁。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齊國的始封君是姜太公，衛(wèi)國的始封君是康叔封，這兩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獲得分封的，而鄭國的始封君鄭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獲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來排座次的話，齊、衛(wèi)兩國也確實應該排在鄭國之前。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爭座次的事件大約可以成為一條佐證：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兩方面爭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一個說自家的始封君受封時間早，一個說自家的始封君官大。--這就說明，受封時間早是一種重要的資歷，這大概就像"長征時期參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參加革命的"這種身份區(qū)別，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把問題再進一步的話，那就得問問《左傳》里關于排座次的說法是否真的"正確地"解釋了《春秋經(jīng)》。
那么，我們不妨看看《春秋經(jīng)》記載中的諸侯排座次--那時候還沒有以姓氏比劃為序的風氣，級別越高越靠前，這是一項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列舉一下《春秋經(jīng)》從隱公到文公的這些年里排座次的記載：
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wèi)人伐鄭。
隱公八年：宋公、衛(wèi)侯遇于垂?！喂R侯、衛(wèi)侯盟于瓦屋。
隱公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毯?、鄭伯會于鄧。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桓公十年：齊侯、衛(wèi)侯、鄭伯來戰(zhàn)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wèi)侯、燕人戰(zhàn)。
桓公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wèi)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wèi)侯、陳侯、蔡侯伐鄭。
桓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莊公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wèi)侯、鄭伯于鄄。
莊公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會于鄄。
莊公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莊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公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谷。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僖公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wèi)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候、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衛(wèi)人、邾人伐齊。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衛(wèi)侯、許男、滕子伐鄭。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wèi)子、莒子，盟于踐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僖公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從這些記載來看，中央大員總是排在最前邊的，卿大夫則排在諸侯之后，但諸侯之間的次序卻很難看出什么確定的等級排序。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是侯爵，鄭國是伯爵，齊侯排在鄭伯前邊，這沒錯；而宋國是公爵，有時候排在前列，有時候卻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齊侯的后邊。齊侯常常排在宋公前邊，而在莊公三十二年宋公卻排在齊侯前邊。
再者，如果按照《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兩君爭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謂的"周之宗盟，異姓為后"的原則（Ⅰ），在宗盟名單中先分同姓、異姓，同姓在前，異姓在后，然后同姓之中按五等爵次序安排，異姓之中也照此辦理，但上述記載顯然沒有體現(xiàn)出這種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齊侯和陳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間插了個宋公，鄭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間插了個許男（這個排列多次出現(xiàn)）。莊公十六年出場的人物把五等爵都會集全了，次序照舊無章可尋：齊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這就相當于現(xiàn)代某機關開大會排座次：張局長、李處長、王部長、趙秘書、周局長、吳副部長……誰見過這樣的座次呢？級別安排稍有差池，就會天下大亂呀。
那么，是周人不講究這個嗎？當然不是，《左傳·隱公十一年》就曾記載滕國和薛國的兩位國君爭座次的事情，魯隱公還特意派人開導，講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這場爭執(zhí)。這樣看來，也許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爵位未必是分出高低等級的。
可是，如果不分高低等級，爵稱還有什么意義呢？我們現(xiàn)代人倒是很容易從官本位的現(xiàn)象中體會出爵位的作用：比如，處級干部月薪三千元，住房標準為一百平米，外出可以坐軟臥，住宿可以住四星級賓館，部級干部月薪一萬元，住房標準為二百平米，外出可以坐飛機頭等艙，住宿可以住五星級賓館……如果可以把級別比作爵位，那么這些內(nèi)容也就是爵位的意義所在。而周人的待遇標準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謂"授民授疆土"。侯志義《采邑考》表述這種關系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決定的，所以爵位是賜采的先決條件。"（Ⅱ）這就是說，你如果想得到一萬元的月薪和二百平米的住房，就得先得到部級的級別才行；你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á瘢蹲髠鳌る[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愿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á颍┖钪玖x：《采邑考》（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頁。
這是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邏輯。侯志義隨后引了兩條史料來說明"爵位一定，祿俸亦隨之而定。《禮記》（卷十一）《王制》說：'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國語》載叔向之語，說：'爵以建事，祿以食爵'（《晉語八》）。道出了這一事實。意味按職務定爵位，再以爵位來立食祿。爵位一旦確立，則祿俸隨之而來。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祿自然便顯出差別來了。祿與爵的關系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西周時候，物質交換不普遍，貨幣經(jīng)濟不發(fā)達，天子、諸侯雖然賞臣下以貨幣（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作為裝飾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祿之'祿'，便只能以土地來充當--文獻稱作'祿邑'。因在為農(nóng)業(yè)已居社會經(jīng)濟首位的西周時期，土地成為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成為寶中之寶，故以地為祿，是再好莫過的，也是事物發(fā)展之必然。"（Ⅰ）
這個說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會的森嚴等級，但缺憾是：第一，這依然是分高低等級的；第二，這兩條史料有點兒問題。
《禮記·王制》我在上文已經(jīng)說過，通篇都像是烏托邦的圖紙，至于具體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用王文錦的翻譯，意思是"工作稱職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給相應的俸祿"（Ⅱ），但這話還有上下文的，前邊是"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給他工作"，接下來才是"工作稱職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給相應的俸祿"。這種情況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時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是說"給俸祿"，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國語·晉語八》叔向的這段話，也要聯(lián)系上下文來看。整個故事是說，秦國的后子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有千輛之多，楚國的公子干也逃到晉國做官，跟隨的車子只有五輛。叔向當時是晉國的太傅，掌管官員俸祿。韓宣子問他打聽秦、楚這兩位公子的俸祿標準，叔向說："大諸侯國的卿，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上大夫給一百頃田賦的俸祿，這兩位的級別都是上大夫，都給他們一百頃田賦當俸祿好了。"韓宣子很不理解，問："這兩位一貧一富，為什么給的俸祿都一樣呢？"叔向回答說："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jù)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此即'爵以建事，祿以食爵'）……"（Ⅲ）
（Ⅰ）侯志義：《采邑考》，第8頁。
?。á颍┩跷腻\：《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年第1版），第164－165頁。
?。á螅秶Z·晉語八》：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祿。
叔向說的這事，和上述《禮記·王制》一樣，說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這個聘任制，說得寬泛一些，比如春秋時期的孔子，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被外國國君給以高薪，這些事都是有的（我曾在《孟子他說》里換算過孟子在齊國拿的薪水到底有多高），但孔孟他們拿的薪水再高，也沒有獲得封地，這就像現(xiàn)代的一些職業(yè)經(jīng)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這薪水也正如叔向的話說是"按照職務授予爵位，再根據(jù)爵位的高低確定俸祿"，還要核之以業(yè)績等等，但無論薪水再高，卻拿不到公司的股份。這是春秋時代一大制度之變。尤其到戰(zhàn)國時代，郡縣制度開始發(fā)展，地方官拿的薪水雖然也有采邑之名義，但實際上只是拿某塊地方的田賦而已，如叔向說的"給五百頃田賦的俸祿"云云，只是給俸，并不給地。所以，以這些資料來解釋五等爵顯然是不合適的。
如果說到聘任制的爵位，典型代表就是商鞅變法時候的秦國二十爵。據(jù)宋人魏了翁考證，商鞅的二十爵并非全部出自原創(chuàng)，而是春秋時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罷了，至于那些爵名的意義，已經(jīng)無從考證了（Ⅰ）。而聘任之爵和分封之爵不可混為一談。
最后，我們可以再懷著忐忑之心假設一下：如果不分等級的話，爵稱還有什么意義呢？--這也許和功能有關，也許和習俗有關，就殷商的內(nèi)服、外服制度來看，爵位實際應分成兩大體系，按我們現(xiàn)在的概念來說：一類是中央的（內(nèi)服），一類是地方的（外服）。如果從功能考慮，侯爵如前所述是帶有武裝戍衛(wèi)性質的，侯字取的是射侯之義，至于子爵，則有可能是從習俗而來--朱鳳瀚對甲骨卜辭中"子某"的分析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他們均是商王之子，亦即諸王子?！麄儾灰欢ū厥峭踔兆印Q'子某'者并不都是時王之子。"（Ⅱ）
另一方面，如果爵位不存在等級之別，稱之為爵位顯然就不大恰當了，至少殷商的爵制還是稱之為服制更為妥帖。徐中舒謂殷商的"侯、甸、男、衛(wèi)四種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還存在?！睢⑿l(wèi)兩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產(chǎn)的，男是服勞役的，這與周代的封建等級制是根本不同的。（Ⅲ）"由此我們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變而來，如果說五等爵確實存在的話，這一爵制似乎是從一種分類體系轉化為等級體系，就好比"工、農(nóng)、兵、學、商"，本來只是五種不同的職業(yè)身份而已，"農(nóng)"并不比"工"低上一頭，但這一分類體系演化為等級體系似乎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á瘢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秦爵二十級春秋時已有"條：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為法于秦，戰(zhàn)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簮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nèi)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于商，號為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后世以漸増之。商君定為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
?。á颍┲禅P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第50頁。
?。á螅┬熘惺妫骸断惹厥氛摳濉罚ò褪駮?992年第1版），第5章。
更何況，如果五等爵的所謂等級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我們更可以從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為周代爵制的過程中，等級劃分并未成型，而服制名稱中的分工之本義也漸漸湮滅了，那么，要把爵位問題解釋清楚，不借助于想像恐怕是有困難的。于是，對五等爵的烏托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是《春秋經(jīng)》于隱公元年里的第二條記載，翻譯過來就是："三月，我國領導人（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
這位邾儀父是邾國的領導人。細心的讀者馬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國家領導人一般都要稱呼爵位的，比如魯隱公、晉文公、齊桓公，可這位邾國領導人怎么被稱作邾儀父呢？這是他的名字嗎？
這是不是稱呼名字，稍后再論，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確實對這位領導沒有依照習慣稱呼爵位。先說說邾國的背景：邾國并不是像魯國、齊國那樣的諸侯國，而是所謂"附庸國"。按照《孟子·萬章下》的說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盤由大到小各有標準，但還有那些地盤實在太小的，連方圓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發(fā)生關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諸侯，是謂附庸。（Ⅰ）
?。á瘢睹献印とf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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