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看《元史》，會覺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輔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鷹犬皆是北方漢人將領(lǐng)。忽必烈在作宗王時，儒臣謀士確實(shí)給他幫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諸如“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的舉措，無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亂后，忽必烈殺掉與李璮有姻親關(guān)系的漢臣王文統(tǒng)，對漢人疑忌心陡增。隨著南宋在厓山的最終敗亡，漢人儒生在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價值。過河拆橋，是帝王們常用的伎倆，更何況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曉仁義禮智信的虜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為口實(shí)，追奪宋朝舊官的“告身”（委任狀），把大批舊宋儒臣官員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統(tǒng)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類。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數(shù)十種蒙古部落的“國人”，如札剌兒、蔑兒乞、塔塔兒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詞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們不能望文生義以為是“眼睛有顏色的人種”。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諸族、西北各族以及歐洲人。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指中國北部特別是原金朝轄地的民眾，包括了漢族、女真族、契丹族、高麗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區(qū)的民眾。（“無心插柳柳成蔭”，“漢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漢族，加速了“漢”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認(rèn)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轄境內(nèi)的人民，他們被元朝統(tǒng)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稱為“蠻子”（蒙語“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稱前面的三種為“北人”。

　　元朝的民族壓迫，十分殘酷。據(jù)《元典章》記載：“諸蒙古與漢人爭斗，漢人勿還報(bào)，許訴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漢人，一般就罰數(shù)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漢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問原因，一律處死抵罪，并沒收家產(chǎn)交予蒙古人處理。

　　自1279年開始，在平毀所有漢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漢人士兵平時在軍中也進(jìn)行武器管制。過了五年，元朝下令漢人禁持弓箭，連各地廟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槍也被追繳入庫（估計(jì)關(guān)廟中關(guān)老爺?shù)拇蟮兑脖荒镜端娲?。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轄地收繳所有武器，除把質(zhì)量好的刀劍歸蒙古人使用及上繳兵庫外，其余一律銷毀。元成宗時代，在元朝兩都宿衛(wèi)軍中充值的漢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崗”，最后甚至規(guī)定漢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這種歧視和民族壓迫，說穿了也是內(nèi)心虛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對漢人種種武器限制的最詳細(xì)記錄：諸都邑小民，造彈弓及執(zhí)者，杖七十七，沒家財(cái)之半……諸漢人執(zhí)兵器者，禁之。惟為兵者，不禁。諸漢人有藏鐵尺鐵骨錄及鐵柱杖者，禁之。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處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處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為副（元杖罪以“七”為斷，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饒你一下，地饒你一下，朕饒你一下）。生活于漢人的“汪洋大?！敝?，作為統(tǒng)治者，蒙古貴族不能不“憂心忡忡”。當(dāng)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諸多妙計(jì)，“軍戶制”即是其中一種，以漢治漢，以“漢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監(jiān)視后兩種人，在一定時期內(nèi)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統(tǒng)治。

　　“鼎革以來（元滅南宋），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燼余錄》）元朝的這些基層“干部”，個個都是惡霸，連轄下人戶女孩的“初夜權(quán)”也歸其所有，簡直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婦女不堪淫辱，羞憤自盡。特別令人浩嘆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讓女兒充當(dāng)“舟妓”（供娛樂彈唱的船上賣唱女），“以舟妓不設(shè)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來，歐洲人或外來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南人仕于朝者，每當(dāng)參禮既畢，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狀，雖（南人）貴官亦然，以示歸順之意”（曹春林《滇南雜志》）。不知實(shí)情的外來者還以為中國南方人喜歡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風(fēng)度”，其實(shí)他們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狀向蒙古人表示服從。

　　至于官僚體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長”?！肮室淮?，未有漢人、南人為正官者”。各個部門“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漢人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澤和后期的賀惟一（太平）兩個人，而此種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時代需要依靠漢人滅南宋和元順帝時代內(nèi)部平衡權(quán)力的“不得已”之舉。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dá)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永為定制?！背艘酝?，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各道廉潔司也必選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趙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長，多為世襲，形同封建，“同列（漢人、南人）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實(shí)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隸制一般的低層文明，這就從“上層建筑”方面決定了他們對儒士的態(tài)度。游牧民族縱鐵騎而來，摧枯拉朽一般滅金亡宋，自然“視南方（士人）如奴隸”。所以，“九儒十丐”，是那個文明淪喪、禮崩樂壞時代最好的標(biāo)簽詞（文革時“臭老九”一詞正源于此）。

　　元朝對儒士的歧視，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的資料：其一是謝枋得《疊山集》中《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其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逼涠?，是鄭思肖《心史》：“韃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y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這種說法的“七獵（戶）八民（農(nóng)民）”，與“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筆記《初學(xué)集》有載：“蒙古分民為十等，所謂丐戶，吳人至今賤之”，雖未提及“儒”排第幾，但證明元朝的“等級”分類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興“翻案”來博取點(diǎn)擊率和注意力。為此，不少人撰文講元朝對儒士沒有所講的那么壞，他們所持論據(jù)，無外乎把忽必烈早期“優(yōu)待”儒臣等擺出來說事，要不就是列舉元朝中后期恢復(fù)科舉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漢朝文臣不必細(xì)講。從科舉方面看，元朝對科舉制進(jìn)行摧殘，使得原金國占領(lǐng)地區(qū)長達(dá)八十年無科舉，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沒有開過科，直到元仁宗時才“裝飾性”地恢復(fù)科舉，其實(shí)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僅僅開過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僅占其半。從這個數(shù)字可以見出，元朝一代，漢族士人能走上仕進(jìn)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終生沉淪下僚，完全是大元統(tǒng)治的點(diǎn)綴和裝飾。

　　讀書的士人，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淪為“賤民”，“武夫豪卒詆訶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書中再無黃金屋，書中再無顏如玉，圣人之徒，匠隸不如！所以，儒士們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職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銀兩謀職位，因?yàn)樵谠?，官吏貪污是常態(tài)，清廉反而是變態(tài)。教職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學(xué)錄、教諭、學(xué)正、山長等崗位數(shù)目有限，比起現(xiàn)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但待遇卻極其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不過是“準(zhǔn)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會現(xiàn)實(shí)，絕非是遺民們憤激夸大的不實(shí)之語。

　　當(dāng)然，還有人說，元朝文網(wǎng)疏闊，沒有文字獄——以此來證明元朝對士人的“寬容”和“厚道”。如此，則大錯特錯。蒙元統(tǒng)治上層，基本不通漢語。至于高級官吏，唯利是圖，又多色目人，自然對“字里行間”之事不甚關(guān)心，不少人“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如同現(xiàn)在派出所按指紋，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簽名，稍好一點(diǎn)的，以印章代簽名，據(jù)《輟耕錄》記載：“今蒙古色目之為官者，多不能執(zhí)筆畫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輔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本褪沁@么一種簡單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東西?！对贰分小端y(tǒng)阿傳》記載：“乃蠻可汗，尊之（塔塔統(tǒng)阿）為（師）傅，掌其金印以及錢谷。”（元）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tǒng)阿懷印亡去，“帝（元太祖）詰之曰：‘負(fù)此何之？’且問（印是何用）？（塔塔統(tǒng)阿）對曰：‘出納錢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為信驗(yàn)。’帝善之，命（塔塔統(tǒng)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輒用印章?！笨梢?，蒙古馬背大汗，當(dāng)時腦子里連玉璽、私章等要領(lǐng)一絲全無。這些人“崛起沙漠，氈裘舊俗，尚巫信鬼”，連字都不會寫，自然不會尋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獄”。所以，元朝文網(wǎng)之寬疏，是由于蒙古統(tǒng)治層沒有“偵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漢族“輔佐者”，他們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發(fā)同胞在詩文中的牢騷和發(fā)泄。到了日后的滿洲皇族，個個高度漢化，連有人寫“清風(fēng)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也會誣為譏諷提進(jìn)囚牢殺頭。同滿族人統(tǒng)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幾乎不存在，謝枋得可以一口一個“胡虜”，鄭思肖可以一口一個“犬羊”，并高題詩句：“大軍四十萬，談笑卻胡塵”。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貴臣自己也不忌諱詞語，色目人貫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詩《篳篥樂》中竟有“胡塵不受紫檀風(fēng)”之句，而他此詩的墨寶真跡流傳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當(dāng)局迫害，竟把“胡塵”兩個字挖去，使“文物”受損不淺。至于顯擺清帝文治的《四庫全書》，修書不如說是毀書，“虜”、“胡”等皆刪改，“胡塵”改為“煙塵”，“腥膻”改為“狼煙”，實(shí)在不好刪改的就用空格來代替，把漢文化典籍和圖書弄得百孔千瘡。

　　元朝時代，中國第一次進(jìn)入了不僅僅亡國也是“亡天下”的時代?！耙仔崭奶枺^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致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櫻孜湔Z）頂笠左衽，衣冠盡變，短衣辮發(fā)，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華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漢族士子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圖仕進(jìn)的康莊大道，忽然變成了死胡同。春風(fēng)得意的向往，隨著馬蹄聲聲和膻風(fēng)陣陣，皆幻化為末路窮途的哭聲。

　　To be or not to be，確實(shí)成為一個人生重大的問題。是作孤臣義士，還是作朝廷鷹犬？是同流合污，還是高蹈肥遁？是大義凜然，還是諂肩媚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