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到煬帝在位時的問題和政策前，我們可以先考察所論述的那段時期，即從他605年登位至617年被貶黜的時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劃分。人們有理由認為存在這樣一個轉折期，它應在609年前后。司馬光稱這一年為“隋世之盛，極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條理的和穩(wěn)定的行政單位——190個州和1225個縣；指出了帝國廣袤的版圖，估計東西達3100英里，南北達4 938英里（按每里相當于1/3英里計）；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眾多的人口——將近900萬個登記戶，或約5000萬人。［1］

　　但人們還有理由認為，這一年前后標志著煬帝執(zhí)政的政治基調發(fā)生了變化。在609年以前，煬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幾項措施：進一步鞏固從其父親繼承下來的帝國；促進帝國繁榮富強；獲得其臣民的擁戴。609年以后，他全力貫注于對外擴張，對高麗的征服簡直發(fā)展到著迷的程度，對國內問題則相對地放松，同時日益依賴他的核心顧問集團。以下是對幾個措施的簡單的考察，它們

　　也許能反映他執(zhí)政前期的狀態(tài)。

　　他執(zhí)政最初幾年的行動是一個新統(tǒng)治者典型的和預料得到的行為：封其妻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國大赦；選擇典禮用的顏色和服裝，等等。但另外一些早期措施卻遠不是典型的。他對在與漢王楊諒進行的短暫而激烈的戰(zhàn)爭中被殺的人的家庭，均免稅10年。他下令撤銷原來存在于許多州的總管之職。他宣布要親自大張旗鼓地恢復傳統(tǒng)的儒學（詳情見下文）。他下令制訂遠不如文帝的法典嚴厲的新律，在制訂過程中他命令暫停執(zhí)行“十惡之條”。命令重訂新律的夸張的言辭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內容，即他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專制君主，一個明智的統(tǒng)治者，一個天下的主宰?！半尢摷簽檎甲衽f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一眚掩德，非所謂也?！保?］

　　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東都的南中門宣布全國大赦和免稅。這一年稍晚，他頒布規(guī)定：凡未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品的官員，必須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薦舉擢升。同年，他繼續(xù)建造他父親已經開始建造的糧倉，一些大的設施也在洛陽附近竣工。年末，他頒布詔書，向值得后代尊敬的過去的統(tǒng)治者表示敬意，同時哀嘆他們陵墓的破落狀態(tài)；他撥給每個陵墓勞役，由附近的十戶承擔，負責修理和保護。這一年裴蘊又在南北朝時期的幾種音樂傳統(tǒng)中大規(guī)模收集樂曲、樂器和樂師。這些傳統(tǒng)留存于曾得到幾個國家支持的世家之中；裴蘊淘汰一些無能之輩，精選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們太常寺的等級和職位。煬帝非常高興，這當然是因為音樂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為天子在履行保持天下和諧統(tǒng)一的職責時，音樂又起著作用。608年陰歷八月，煬帝從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漢代被列入帝王祭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黃河以北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來個中亞王國代表的面前舉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國的富強——這種祭祀的傳統(tǒng)可追溯到神話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經之地免稅一年。

　　史料對他早期這幾年喜愛奢侈豪華和大肆炫耀的行為作了大量敘述。我傾向于認為這些都言過其實，但關于他對三個年長資深的批評者采取的粗暴行動并在607年將他們殺害之事，我認為并無夸大；而這一年正是頒布刑罰較輕的新律之時。這些嚴酷的措施預示著以后幾年不幸地加劇的暴虐行動方式的來臨。即使我們姑且假定處決先皇的三個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據，609年年邁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評時局而被蓄意判處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煬帝的執(zhí)政由此進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階段。

　　儒學和學校的恢復

　　文帝晚年，對培養(yǎng)可能成為政府官員的年輕人的官辦學校很失望。601年陰歷六月在他生日之時（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國舉行佛教盛典），他頒布詔書，大量減少儒家學校（見前文）。在回顧他對這類學校寄予厚望及儒學在培養(yǎng)道德和實際才能時的價值時，他抱怨京師和地方學生過多而且懶散，既不能發(fā)展成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為潛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銷了州縣的學校。京師的三個學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減國家支持的學者，人數從1000減至70。文帝在其晚年對所有儒學項目的支持也減少了。

　　煬帝即位時，他作為一個文人已略有名聲，在揚州期間已是儒家學者的庇護人。他為人精明，當然認識到作為尊老敬上這一民眾道德基礎和作為帝國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現的紐帶的儒家傳統(tǒng)的價值；這些象征性的表現包括季節(jié)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禱及天子向蒼天祈求天下和諧的一切禮儀。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談的詔書中表示要扭轉他父親的政策，它在開頭寫道：“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比缓笏仡櫫四媳背瘯r期學術傳統(tǒng)中斷的情況，并與他統(tǒng)治的和平、繁榮和統(tǒng)一的時期進行對比。他又命令專使在全國搜羅有學有才之士，挑選合適的人才任職，由國家津貼學有專長之人，“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他命令恢復京師學堂的講學（其他的地方學校我們知道也已恢復）?！敖塘暽剑邽檎n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保?］ 同年早些時候，奉命視察各州的專使除了其他任務外，還要發(fā)現有模范行為、文才出眾和學有專長的人，經過考察，再把他們送往京師。據《隋書》記載，結果遠近儒生紛紛前來，并被組織起來互相辯論學術問題。一名高級官員給他們排列名次，上報隋帝。因此許多寒士得以重振門庭；典籍研究盛極一時，南北的傳統(tǒng)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書》繼續(xù)說，這一復興為時甚短，重點很快轉向四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4］ 《資治通鑒》對煬帝有利的記載甚少，但其中一段說他在執(zhí)政晚期增設宮內秘書省官員120名，由學者任職。這又引出了關于煬帝搞學術活動的一段追述性的記載。司馬光說他成年后好讀書和著述。他命100名學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編纂工作，在他執(zhí)政期間這方面的興趣一直沒有衰減。大興城和洛陽建有大藏書殿，而最終的成果則是規(guī)模宏大的秘書省，在洛陽藏有珍本，藏書總數達37萬余卷。為了讓兩京的宮、省、官府使用，他下令建造藏有節(jié)錄本的觀文殿。［5］

　　煬帝常關心帝國儒教的禮儀，這些隆重的典禮使至高無上的權力引人矚目。學者們是關于這些典禮的公認的權威。例如，他們?yōu)榛实圻x定吉日進行祭祀；在命令尋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時，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號；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許多典禮的正當禮儀。在首次遠征高麗的前夕，煬帝在今北京附近的大本營按傳統(tǒng)舉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煬帝的記載在儒家禮儀、學術和教育方面都遠比具有特點的文帝統(tǒng)治時代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也許這不足為怪，因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奪取政權時毫無用處，但在幫助統(tǒng)治者保持江山時卻起了理想的作用。煬帝時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這種作用，但從612年開始，暴力事件將把他們從所從事的工作和職位中趕走，以致他們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換代的時期。

　　建立洛陽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親寵愛而在東部平原養(yǎng)精蓄銳的文帝幼子漢王楊諒發(fā)動了叛亂。他被令人生畏的楊素所鎮(zhèn)壓。同年末，煬帝宣布在控制東部平原的洛陽建設東都。次年（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愷與楊素和楊士達（煬帝的堂兄弟）重建該城。勞工是從東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進展很快；當竣工時，煬帝將原來州治的居民及“數萬”戶富商和商人遷入以充實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諸州輸送工匠家庭至洛陽居住，這樣，可利用的技工定額人數就翻了一番。他專設12個坊來容納他們。

　　煬帝國在重建新都時大肆揮霍而受到道德論者的譴責，但如果看到他自己對此舉的論點和地緣政治學的合理性，人們就會發(fā)現充足的理由。在兩份命令建設新都的詔書中，他提到在這一地點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約在公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東都；漢高祖盛贊這一地址。他還應提到那里也是東周和東漢的國都，漢之主要繼承國在312年該城淪于“異族”之手前也建都于此地。494年漢化的北魏帝也選此城為新都。他提到周在東方建立第二個根據地的必要性，因為從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約公元前1100年）；他舉近期他兄弟漢王叛亂之例來證明同樣的需要；關中區(qū)作為基地過于偏僻，難以由此遏制東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陽是水陸運輸的自然中心及儲藏和轉運貢糧的要地。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將近300年期間以洛陽為東都。

　　我們對第二個隋都的詳情知道得很少。根據新發(fā)掘出來的外城，隋唐時期的洛陽的大小約為西京的一半。它內部同樣分為三個有城墻的建筑群：北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區(qū)；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為若干坊的不規(guī)則的U字形，洛水在東流至與黃河會合處的半途經過其南城墻。此城總的輪廓與其前身——在洛陽的北魏國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興城那樣被重新建造。只是在隋帝想帶他的貼身隨從臨時在那里居住時，它才似乎成了“國都”；這里沒有明代兩京制特有的重復設置高級官僚機構的任何跡象。但它在戰(zhàn)略上和經濟上是一個重要城市。對東部平原中這一被神話和歷史蒙上神圣色彩之地的精英來說，它更是帝王權威的重要象征。

　　全帝國交通體系的完成

　　雖然煬帝因在建城和建宮時窮奢極侈而受到嚴厲的指責，但他開鑿運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學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標。許多世紀以來，傳奇小說的作者從有偏見的歷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層層地加以夸大。我們在閱讀時必須設法透過這些夸大之詞，參照煬帝采取的經濟和政治策略，以更嚴肅的措詞和文字來描寫運河開鑿的規(guī)模。

　　命令開鑿一條運河的詔書是在煬帝執(zhí)政的第一年（605年）頒布的。運河名通濟渠，它使洛陽與淮河畔的泗州相連，并與從淮陰往南通向揚州邊上的長江的古渠道連接起來。這條漫長河渠的各段幾乎都沿著以前各河渠的流向；應該注意的是，這條河渠和該系統(tǒng)其余部分的開鑿是在平坦的沖積平原上進行的。工程無疑需要進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設，如果這些河渠如史料記載，確實傍靠綠樹成蔭的帝國驛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勞力?！端鍟酚涊d，為了開掘此河渠北部較長的一段，煬帝動員了百萬以上的勞工，同年稍晚，他為從淮河至長江的一段又征募10萬以上的勞工。如果這些數字不是按任何一段時間做工的人數計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總數計算，那么它們比較可信。［6］ 還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煬帝命令開鑿從揚州對面的長江往南至杭州灣頂端的運河。它約長270英里。但許多段也是沿著現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長的為永濟渠，它的起點也離洛水與黃河的會合處不遠，流向東北。發(fā)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則從其他河流補充水量，一般是黃河的支流。它的盡頭就在以后的大運河的終點處，即今北京的附近。工程開始于608年，當時“百余萬”人被動員進行這一工程?！顿Y治通鑒》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婦人”的記載。［7］ 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運河的路線開鑿的。

　　如果人們看過中國的地形圖和對定居的農業(yè)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運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證了隋能獲取所有最富饒地區(qū)的資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與京都有一條相當完善的驛道相連）。我們現在沒有關于隋代船運的稅、糧和布的數字，但大糧倉儲糧充足，有幾個成了隋末奪權斗爭的重要戰(zhàn)利品。唐代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它繼承和改善了這一運河體系。通往東北的永濟渠之開鑿，不但是為了運來河北的稅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戰(zhàn)略目的，即在需要軍隊防御北方和東北部區(qū)域時供應兵員。此渠還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國經過長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統(tǒng)一。新君主在全帝國炫耀其財富和威嚴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條件；當然，把軍隊和供應以船運至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qū)的能力則更重要。長江南面的中國東南部已處于移民定居的過程中；運河系統(tǒng)延伸至杭州，舉例來說，就大大促進了杭州的發(fā)展，使它從一個邊境前哨地一躍而為繁榮的商業(yè)城市。［8］

　　如果運河系統(tǒng)的這些具體優(yōu)越性給我們以深刻的印象，中國的歷史著作卻沒有反映這些觀點。《隋書·食貨志》描寫了開鑿通濟渠的605年煬帝從洛陽巡行至揚州的情景：

　　“又造龍舟鳳■，黃龍赤艦，樓船蔑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zhí)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余里。所經州縣，并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br />
　　該書在文后列了向全國征用物品的清單，接著便是一段非?？鋸埖臄⑹觯?br />
　　“征發(fā)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于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踴。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9">

　　對上述文字和當時的一些史學家及近代史學家看到的運河系統(tǒng)的具體優(yōu)越性之間的矛盾，我們又作何解釋呢？撰實錄和修史的儒家官員一般不贊成中央權力過度擴大和統(tǒng)治的君主無節(jié)制地使用這種權力；他們的重農經濟觀看不到經濟發(fā)展的好處；他們的政見和他們的歷史記載強調對外軍事冒險的勞民傷財和害處。歷來皇帝既是所有官員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對手（不論多么隱蔽）。就不得善終的煬帝而言，這種潛在的敵意就表現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中國勢力的繼續(xù)擴張

　　由于隋代兩個皇帝的對外政策的連續(xù)性沒有突然中斷，所以我在前面已對隋朝與幾個國外民族的關系作了總的敘述。我論述了對占婆的入侵，它實際上始于文帝而終于煬帝；論述了對付東突厥人的成就，但他們在煬帝時依然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向西的擴張（包括征服吐谷渾和把他們趕出世代居住的放牧領地）、對東中國海的遠征和與日本的建交則是煬帝時代歷史的部分內容。雖然文帝在598年對高麗進行了短期的災難性的水陸遠征，但他滿足于高麗統(tǒng)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絕再作進一步的干預。煬帝直到他最后毀滅，一直對該地區(qū)懷有更大的野心，這將在后面進行敘述。中國歷史中通常的評價是：文帝在處理對外關系時謹慎明智，而煬帝則任性放縱。但在他們執(zhí)政時期，邊境有兩種戰(zhàn)爭：一種是要確保東亞新帝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種則出于掠奪的欲望或個人的獵奇心理。漢的中央政治和文化秩序優(yōu)于所有國家，這不但證明它理應防御，而且也證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族受它的支配，根據這一古老的傳統(tǒng)，前一種戰(zhàn)爭是師出有名的。后一種戰(zhàn)爭規(guī)模和代價較小，同樣是一種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傳統(tǒng)，表現為帝國專制君主縱情于獵奇和對異國珍奇的愛好，不惜讓國家派兵出征?，F在讓我們探討這兩種對外干預的行動。

　　流求

　　關于名為流求的島嶼的確切地點已有很多爭論。日本學者普遍認為此名稱指的是臺灣；赫格瑙爾和幾個中國學者持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隋代它是從菲律賓遠至日本的東中國海中所有島嶼的籠統(tǒng)名稱。610年，當煬帝最初派軍“平定”流求未遂時，他就指定將領在今浙江地區(qū)征募一支新的攻擊部隊。隋軍遇到頑強的抵抗。史籍記載兩種遠征結果：一、通常的凱旋之說。中國軍隊得勝，打敗并處決了流求王，中國將領俘獲大量奴隸回國，獎賞和提升得勝的將領；二、戰(zhàn)敗之說。抓獲戰(zhàn)俘后，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兵力過于擴散，入侵兵將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們采納何種說法，史籍一般都未說隋準備在東中國海諸島上鄭重地或長期地建立政權。

　　日本

　　日本的情況則迥然不同。自漢以來，它一直接受中國的文化影響，文化影響大部分通過朝鮮傳入，它在那里有相當的影響。在南北朝時期，日本諸藩至少名義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納貢。當他們知道中國重新統(tǒng)一對，日本人當然注意了解大陸新秩序的詳情。開皇時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使節(jié)至中國，但第一個正式使節(jié)在607年到達。使者稱煬帝為“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并說他帶一批佛僧前來學佛法。他然后遞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開頭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對這種無意的冒犯深為不快，于是吩咐“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盡管出現這種失禮，中國人仍在次年派一級別相當低的使節(jié)去日本，他帶回前所未有的關于日本的完整和準確的報道。使者顯然順利地離開，這時所發(fā)展起來的關系對于日本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的①

　　吐谷渾

　　在東突厥帝國全盛時期，吐谷渾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們在青海湖周圍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門關沿線一些衛(wèi)戍市鎮(zhèn)之南，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對這些市鎮(zhèn)進行襲擾。608年，他們受鐵勒部的攻擊，其可汗派一使者要求臣服于中國并得到援助。煬帝派兇悍的宇文述率軍前往“歡迎”。吐谷渾一見這支歡迎的軍隊就四方潰逃。中國人發(fā)動進攻，取首級數千，俘獲其首領，并使男女約4000人淪為奴隸。據《資治通鑒》記載，“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zhèn)戍，天下輕罪徙居之”。［10］ 這次“征服”與其他的征服一樣，沒有維持到隋的滅亡，這樣，吐谷渾就必須由后來的唐王朝再去對付了。

　　突厥

　　前面已經敘述東西突厥人的帝國分裂成兩個獨立和經?；鸩⒌牡蹏那闆r，這對隋朝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

　　在煬帝全盛時期，西突厥人對他似乎是一個次要問題，一個以少量代價即能為中原帝國所用的累贅。他們當時所占的領土緊靠中國西部，但他們祖先的遼闊帝國已不復存在。他們的可汗處羅的母親本是中國人，她留在隋都充當人質和中國與西突厥人之間的調解人。610年當處羅表現出獨立的愿望時，隋帝采納裴矩的意見另立一對立的可汗射匱，后者成功地把處羅及其騎兵趕出其領地。處羅的中國母親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難地，說服他來到隋都，在那里受到隋帝矯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帶著一批隨從在612年前留在隋都，可能被作為備用的潛在的對立可汗，用以對付東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射匱挑戰(zhàn)。處羅與其騎兵隨煬帝對高麗進行第一次遠征，因戰(zhàn)功而受到厚賜。煬帝希望在處羅故地重立他為可汗，但因隋亡而沒有實現。

　　但占有大致相當于近代蒙古草原領土的東突厥帝國卻對中國北方邊境的中部構成了威脅。如前所述，隋很早就開始修建和擴建長城；煬帝在607年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長的呈L形的長城；其較長的一段與黃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陜西省之間；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邊界由西向東，與原來早就存在的長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僅靠城墻是不夠的，所以煬帝不時采用一種或幾種中國的傳統(tǒng)策略：讓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讓部落在中國領土上定居；和親政策；封贈和廢黜可汗稱號；朝貢和中國回贈禮物；定期在指定地點進行以物易物貿易（一般以中國的絲綢換突厥的馬匹）；各種政治陰謀。煬帝依靠的邊境政策專家為裴矩，他利用他在極西城鎮(zhèn)張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為其主公收集情報并成功地在部落間施展陰謀，收買或威脅它們使之成為中國的臣民。607至608年煬帝在西北和西部邊境的巡行有助于說明隋朝與邊境民族關系的復雜性和裴矩的作用。

　　607年初期，當隋煬帝開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時，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煬帝來到長城西北段之內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華的行宮接受啟民可汗（前已被裴矩爭取到中國一邊）和義城公主的朝見，可汗向隋帝呈獻馬3000匹，隋帝回贈絲綢13000段。與這次高級的物物交換同時進行的是禮節(jié)性的互訪（隋帝幸啟民的大帳），互贈禮物和互相致意。 608年，煬帝準備極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準備。隋帝的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陜西某地，他接見了高昌王（他長期在突厥的影響之下）、伊吾吐屯設和西胡27國的代表。據裴矩的傳記，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11］ 裴矩當然是炫耀中國富饒的種種表演的舞臺監(jiān)督。據記載，這些愚昧的牧民為之嗟嘆，隋帝大悅。

　　在這些措施背面，隱藏著隋的現實政治的具體目標之一。這就是進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讓他們與其東西的其他部落集團結盟，在可能時，還把他們用作打擊隋朝其他潛在敵人的力量。例如當605年契丹侵入中國后，隋帝派一中國將領率一支兩萬名東突厥騎兵的部隊迎戰(zhàn)。契丹人大敗，其婦女和牲畜被分賞給突厥人。608年，突厥人準備參加中國人對伊吾的中亞綠洲的進攻，該地一度是漢代衛(wèi)戍集鎮(zhèn)，位于穿過亞洲腹地的北路上。這一次突厥的盟軍顯然沒有露面，但隋軍占領該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軍駐守。這次遠征并無驚人的理由，而是為了使亞洲腹地各族在與中國人貿易時免除長途跋涉之勞。

　　607年，隋帝幸啟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麗國來了使者而陷于嚴重的困境，于是盡力設法使使者朝見來訪的隋帝。像潛在敵人之間秘密來往的這類證據總是會使中國人驚慌不安的。裴矩建議其主公命令高麗使者：回國后告訴高麗王立刻親自來隋廷致敬；如果不來，中國人將率領一支突厥軍去嚴懲他的可鄙的國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確告訴使者。使者將此訊息帶回本國，高麗王拒絕作出表示臣服的應有的姿態(tài)。中國的權威受到蔑視；隋朝遲早必定要使用大軍去討伐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議只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他認為高麗會很快屈服，因而要讓這個完全開化的地區(qū)恢復其相應的朝貢國的地位。另一種解釋則是他預計會遭到抵抗，但抵抗會很快被雇傭的突厥軍粉碎，然后高麗可以成為帝國的組成部分。他注意到漢代曾經征服過這一地區(qū)，并把它劃分為三個郡。他提醒煬帝，文帝曾試圖征服高麗未遂，因為戰(zhàn)地統(tǒng)帥無能。他指出高麗是“開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華帝國，但此時他們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啟民可汗大獻殷勤！他雖然有廣泛的經驗，卻沒有關于東北的第一手知識，所以沒有說勝利是不可能輕易取得的。裴矩為人機敏，深受公認的價值觀念的熏陶，熟悉對立和沖突地區(qū)的情況，但他對他許諾會輕易取得勝利的那個地區(qū)卻完全不了解。

　　他計劃中出問題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實現使用東突厥雇傭軍的打算。 609年，聽話的啟民可汗來洛陽晉見時死在那里。其子始畢繼承他被封為汗，同時獲得大量禮物并與一個中國公主結婚。但始畢遠比其父精明；當裴矩開始施展慣用的手法，又把始畢之弟樹立為一敵對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時，始畢就轉而與隋為敵，立刻停止前來隋廷。這樣，對高麗的討伐就由中國人獨自承擔了，同時，中國人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安全的不穩(wěn)定性正在增長。

　　高麗

　　在7世紀初期，高麗國占有今遼河東部的滿洲和朝鮮半島的北部；其國都就在現在的平壤。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濟和東南的新羅。北方的王國曾向北魏及后來的北周、北齊納貢。但為了對高麗侵襲遼河以西地區(qū)進行報復，隋文帝在598年發(fā)動了最后遭到失敗的水陸進攻。高麗此時在軍事上是強大的，但它對中國的潛在威脅更因其他因素（除了與東突厥人結盟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長和更加復雜化了。高麗以北是一個稱為靺鞨的好戰(zhàn)的通古斯部落聯合體，它參加了高麗渡過遼河的侵犯。遼河的下游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國人指揮的東突厥軍所擊敗。但契丹單獨地或與它的不受約束的鄰邦結盟后，依然是一個威脅。此外，已有學者提出一種假設，遠處西京的隋廷擔心高麗在河北地區(qū)可能產生強大的軍事影響，因為從北齊時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緒遠沒有消失。①

　　煬帝的意圖可能是等漫長的永濟渠——連接中國心臟地區(qū)與北京的大運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討伐”高麗。不管是否屬實，永濟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戶為對象的戰(zhàn)爭特稅開征，軍事準備工作迅速進行，有龐大的后勤支援的大軍（《隋書》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結在今北京地區(qū)的涿郡。黃河平原的一次水災淹沒了40個州，打亂了計劃，并引起征募人員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將軍和一支龐大軍隊準備從陸路進攻，而水軍則從海上進攻。隋帝舉行了應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為此頒發(fā)了冠冕堂皇的詔書。在詔書中，煬帝適當地以古代的圣賢統(tǒng)治者和偉大的帝王為比喻，堅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豐功偉績。他嚴厲指責高麗王拒絕臣服，為人奸詐，勾結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領土，等等。［12］ 裴矩作為戰(zhàn)略顧問，隨他征討，杰出的工程專家宇文愷在遼河架了橋，大軍向前推進。所訂的計劃是迅速直逼高麗國都，但沿遼河東岸諸城頑強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軍事行動不可能再繼續(xù)進行。煬帝在8月末撤軍返回洛陽，據說損失慘重。回都后懲辦了幾個戰(zhàn)敗的將領，并加強了他的統(tǒng)治。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動員，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遠征高麗。賓板橋注意到了這一年早期國內叛亂次數增加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集中在611年黃泛受災區(qū)。［13］ 煬帝又渡遼河，但在戰(zhàn)斗中，傳來當時的禮部尚書并在永濟渠南端負責一供應中心的楊玄感（楊素之子）叛變的消息。楊玄感的叛變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發(fā)生在離洛陽不遠的帝國心臟附近。煬帝派最優(yōu)秀的將領宇文述從東北戰(zhàn)場返回鎮(zhèn)壓叛亂。隨之引起了一場短暫但激烈的內戰(zhàn)，楊玄感的軍隊戰(zhàn)敗，他的首級送

　　給在戰(zhàn)地的煬帝，由他驗明；但社會結構、稅制、府兵制和供應制被嚴重破壞。而煬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遠征。從這次叛亂和下半年爆發(fā)的八次分布得很廣泛的叛亂來看，實在令人驚異。宣布前他召臣僚進呈意見，但據《隋書》記載，竟“數日無敢言者”。［14］ 于是他在陰歷二月又頒布詔書，但這一次卻帶有自我辯解的語氣。他說他一貫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職責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虛構的）商朝成湯五十二戰(zhàn)的前例，此外又補充了東漢光武帝的武功。他說他痛恨戰(zhàn)爭，對以前幾次戰(zhàn)役犧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戰(zhàn)死兵將的遺骸，并建立道場，“恩加泉澤，庶弭窮魂之冤”。［15］ 準備工作開始進行；盡管物資和馬匹不足，許多應征士兵沒有報到，隋軍又渡過了遼河。沿河據點再次固守，但隋軍滲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較晚時期，高麗王在嚴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隨帶一投靠高麗的隋將。隋的先鋒要攻取平壤和俘獲高麗王，但被煬帝召回。煬帝再次命令高麗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麗王沒有前來。煬帝又命令準備第四次遠征，但此時國內叛亂不斷爆發(fā)，對外的冒險行動不得不到此結束。

　　促使煬帝再三進行這幾次勞民傷財的毀滅性遠征的動機是：他的帝國威嚴和帝國地處宇宙中心的觀念；他想恢復漢代光輝業(yè)績的迫切愿望；他自認為對所有敢于抗拒中國移風易俗的仁愛影響的人必能取得偉大勝利的想象；他對裴矩和其他軍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現實政治的考慮。他在重復發(fā)生的災難面前堅持討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敗的原因長期以來是一個探討的問題。近來，約翰·賈米森總結了他本人、陳寅恪及其他學者的解釋。這些解釋大致歸納如下：一、地形和氣候有利于防御者。進攻的目標地形險惡，部分地區(qū)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傾盆大雨，隨之嚴冬很快降臨；入侵者的戰(zhàn)斗季節(jié)只是從4月至7月雨季開始之時。二、高麗的戰(zhàn)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備戰(zhàn)，能夠頑強地防御。他們防御的中心是從遼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東岸的一批有城墻的市鎮(zhèn)。它們反復牽制圍攻的軍隊，直至嚴冬的侵襲迫使他們撤退。三、從中華帝國首都至戰(zhàn)場的距離是驚人的，將近1000英里；例如，楊玄感叛變的消息用了將近一個月才傳給在戰(zhàn)地的煬帝。高麗在這方面取得有利條件。四、隋使用水軍得不償失而且愚蠢，高麗則有良好的海防。［16］ 在唐太宗進

　　行災難性的遠征時，這些因素繼續(xù)起決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國人說服和“協(xié)助”高麗的南鄰新羅開辟第二戰(zhàn)線時，均勢才發(fā)生了變化。

　　結局

　　隋煬帝先回到洛陽，然后在614年陰歷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門外磔裂投降高麗的將領。然后他企圖像平時那樣處理帝國事務。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煬帝賜宴官員；據《隋書》記載，他接見了突厥、新羅、靺鞨、契丹和亞洲腹地諸國的貢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東方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賜禮物。陰歷二月，他在詔書中回顧了遠征的勞累和破壞，但敦促人民各安其業(yè)。他說，他們經歷了所有苦難，“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17］ 但實際上帝國一片混亂。官兵在十幾條戰(zhàn)線作戰(zhàn)，力圖遏制和消滅叛亂者。煬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陽宮度夏。夏末北巡時，他幾乎被始畢可汗率領的東突厥軍所俘，后來逃入雁門城。記載所述不一，有的說守城者表現恐慌和不滿，有的說有人輕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敵人趕走。但附近的各刺史顯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雖然被解圍，但煬帝卻驚慌失措，他的信心嚴重動搖；以后他越來越消沉了。

　　我們不清楚他當時了解帝國處境的程度，但帝國日益被無數地方叛亂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統(tǒng)治作風必然使其核心集團設法對他隱瞞全部嚴酷的事實。根據一種記載，他的顧問一味對他含糊其詞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謊。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議政廷上被鞭笞至死。616年夏，經宇文述的力勸，煬帝乘新建的運河船隊至江都。他留下官員負責北方，即帝國的中心，但他本人則永不復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憂郁的。他備受恐懼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國的消息，更不能為帝國采取任何行動。617年，他的兩個孫子被北方的對立叛亂者擁立為他的繼承人，其中之一給他一個響亮的空頭銜——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殺，宇文化及是他父親無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賴的將領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對煬帝道義上的評價的確是苛刻的，因為他們把他描寫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間傳說、戲劇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觀眾的隨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個無節(jié)制地使用權力、有豪華宮殿和享有無限聲色之樂的世界中，只能產生這種感情上的共鳴。在中國的帝王中，他決不是最壞的，從他當時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適合鞏固他父親開創(chuàng)的偉業(yè)，而他在開始執(zhí)政時也確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歷史會肯定他的執(zhí)政以及他追求豪華壯觀的欲望，這就使他的判斷力不能發(fā)揮出來。那種驕奢淫逸的作風只能使阿諛奉承之輩得勢，而他周圍確有這樣一批人，這對他是致命的。遠征高麗——這種企圖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傳統(tǒng)的——隨著每次失敗，卻使他越來越著迷，而著迷對于擁有最高權力的專制君主及其統(tǒng)治的人民來說往往是致命的。

　　盡管有著這次悲劇性的大災難以及隨之而來的內戰(zhàn)期，但在經歷了最漫長的大分裂時期之后隋終于重新統(tǒng)一了中國，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滅了其前人的過時的和無效率的制度，創(chuàng)造了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的結構，在長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區(qū)發(fā)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識，這一切同樣了不起。人們在研究其后的偉大的唐帝國的結構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時，不能不在各個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國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1］ 《資治通鑒》，卷181第5645頁。關于人口數字的解釋已有大量討論。見畢漢斯：《公元2至742年中國的人口普查》，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 19（1947年），第160—161頁；浦立本：《隋唐時期的人口登記》，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志》，4（1961年），第289—301頁。

　?。?］ 《隋書》，卷25第717頁；白樂日：《中的刑法志》，第91頁。

　　［3］ 《隋書》，卷3第64—65頁。

　?。?］ 《隋書》，卷75第1707頁。

　　［5］ 《資治通鑒》，卷182第5694頁。

　?。?］ 楊聯升：《中華帝國公共工程的經濟特征》，收于其匯編：《中國學概覽》（1969年），第203—204頁。

　?。?］ 《資治通鑒》，卷181第5636頁。

　?。?］ 馬伯樂：《浙江考古隊的簡要報告》，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14（1914年），第5頁。

　?。?］ 《隋書》，卷24第686—687頁；白樂日：《中的食貨志》，第54—55頁。

　　［10］ 《資治通鑒》，卷181第5641頁。

　?。?1］ 《隋書》，卷67第1580頁；耶格爾：《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頁。

　?。?2］ 《隋書》，卷4第79—81頁。

　?。?3］ 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3頁。

　?。?4］ 《隋書》，卷4第86頁。

　?。?5］ 《隋書》，卷4第86—87頁；山崎宏：《隋之高句麗遠征與佛教》，載《史潮》，59（1953年），第1—10頁。

　　［16］ 賈米森：《三國史記和統(tǒng)一戰(zhàn)爭》，第32—34頁。

　?。?7］ 《隋書》卷4第88—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