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夏

　　概　　述

　　12世紀中葉，是西夏（約982—1227年）統(tǒng)治的鼎盛時期，此時，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爾多斯和甘肅走廊地區(qū)。在東北部，其國土沿黃河與金朝相鄰；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門以外的地區(qū)；在北方，到達了戈壁南緣的額濟納（黑城）；而在南方，則抵達了青海湖畔的西寧和蘭州城。西夏的首都中興位于黃河沿岸的賀蘭山腳下，黨項皇帝通過首都，統(tǒng)治著全國三百多萬種族構成各異、經(jīng)濟生活多樣的人口。除了作為主體民族的黨項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漢、吐蕃、回鶻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內各民族間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當時并沒有禁止異族間通婚的法律條文，所以我們就很難對西夏境內的各個民族進行明確的界定。黨項語、漢語和吐蕃語都是西夏官方認可的語言，并且都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雖然目前對于西夏行政機構的內部職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結構而言，西夏政權明顯屬于漢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和內外貿易，稅收大多以實物來支付，主要限于畜牧業(yè)和灌溉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品。［1］

　　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佛教地位顯赫井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宮廷的慷慨保護。黨項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種混合宗教，它屬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國—尼泊爾風格的藝術品中，吐蕃密教和漢地大乘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奇妙地糅和在了一起，這種風格通常被稱作“黑城”風格。從現(xiàn)存的有關西夏的文字和實物資料中不難推斷，這種宗教極大推動了黨項文化，像《孝經(jīng)》、《論語》、《孟子》之類的流傳久遠的漢文經(jīng)典都有西夏文的譯本，西夏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們往往將這些經(jīng)典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當然他們同樣也喜歡閱讀一些莊子、老子、軍事論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針對大眾倫理的佛教訓誡之類的著作。作為信奉佛教的統(tǒng)治者，黨項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為神圣的偶像，同時也在其宮廷里給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2］

　　對于黨項帝國而言，12世紀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帝國在當時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戰(zhàn)爭機器，而在一百多年前，為了維護自身的獨立地位，黨項人不得不經(jīng)常與宋朝，有時也與遼朝展開殊死的戰(zhàn)斗。在遼朝崩潰之后（1125年），黨項統(tǒng)治者非常理智地與東方鄰人金朝保持了誠摯的關系，與高昌、龜茲、于闐、哈剌契丹、韃靼、乃蠻、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貿易伙伴，他們肯定也保持了類似的友好關系。在蒙古入侵前夕，黨項國家在東亞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

　　這個復雜而成熟的政權經(jīng)歷了若干世紀的風雨滄桑，它的王族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黨項。獨立的黨項政權出現(xiàn)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權，建國245年之后，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毀。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統(tǒng)治家族的殘余從蒙古人手中逃脫，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雖然規(guī)模要小得多。在明代，他們以“土司”的身份為明朝服務，直到1700年左右才壽終正寢。據(jù)信，現(xiàn)代川西某地還居住著這個民族的后裔，他們所操的方言與西夏的語言有近親關系。［3］

　?。?］ 對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參見[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和[771] 吳天墀《西夏史稿》，這兩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綜合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進行的翻譯項目和考古發(fā)掘，豐富了黨項原始資料的內容，但是現(xiàn)在還無法就這些資料的綜合性研究狀況進行全面評價。[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歡迎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可以見到一些新的原始資料。

　?。?］ [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8章；[699]王忠：《論西夏的興起》，第32頁。

　?。?］ [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頁；[763]李范文：《西夏遺民調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