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末爭奪中國北方統(tǒng)治權的斗爭中，朱溫是一個強有力爭奪者。907年朱溫后梁政權（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滅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強大的獨立政權的統(tǒng)治者，905年，他與契丹結(jié)成聯(lián)盟，這樣就使夏州直接與東方敵對的鄰人對抗。客觀形勢迫使黨項人必然與后梁乃至一切與沙陀-契丹軸心相對立的勢力結(jié)成聯(lián)盟。
拓跋思諫死于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yǎng)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軍隊發(fā)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zhuǎn)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將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shù)膶㈩I們推舉出來擔任節(jié)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鳳翔、河西節(jié)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lián)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后來一支后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后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chuàng)建了后唐政權（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內(nèi)，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fā)動戰(zhàn)爭，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qū)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黨項部落。盡管有些黨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jù)能夠表明夏州節(jié)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xù)到了923年。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tǒng)治地位的政權。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黨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后唐政權，以換取后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并接受了后唐冊封的更多封號，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1］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黨項的關系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lián)盟，而懷疑的根據(jù)顯然只是捕風捉影的謠傳。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后唐朝廷就轉(zhuǎn)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tǒng)治夏州地區(qū)。李仁福的兒子李彝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jié)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jié)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jié)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彝超，任定難軍（夏州）節(jié)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diào)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黨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黨項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lián)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將鄰近的農(nóng)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后，后唐軍隊終于還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陽后唐朝廷上書謝罪，并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為了表示謝意，李彝超向后唐獻馬50匹。［2］ 夏州繼續(xù)保持了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的局面。
黨項人的財富當然主要是來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黨項財富的重要來源。對后唐統(tǒng)治者而言，如何能夠盡量縮減來往于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mào)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在洛陽的馬匹貿(mào)易者中，回鶻和黨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黨項人以醉后聯(lián)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爾多斯地區(qū)的軼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mào)易轉(zhuǎn)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后，仍然保持著“番部羊馬，不絕于途”的局面。［3］
除了從事貿(mào)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靈州和慶州境內(nèi)的黨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鶻商隊為生。932年，黨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鶻使節(jié)，后唐邠州（陜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隨。很可能就是因為后唐統(tǒng)治者懼怕黨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qū)，才在933年萌發(fā)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戰(zhàn)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于后唐之外。在鄂爾多斯地區(qū)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黨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qū)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黨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于鄂爾多斯地區(qū)諸部落的影響。
李彝超死于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彝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后來改為彝興）。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彝殷統(tǒng)治夏州長達32年?，F(xiàn)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xiàn)的西夏的發(fā)展，以及漢-黨項關系而言，在李彝殷長期統(tǒng)治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tǒng)治氏族內(nèi)部不和而導致了一場公開的戰(zhàn)亂。李彝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彝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陰謀敗漏之后，李彝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綏州以南340里，這時屬后晉（936—946年）控制。后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將李彝敏的同黨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處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jié)果在黨項內(nèi)部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清洗。李彝殷將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diào)往綏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這一地區(qū)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后漢（947—950年）管轄的地區(qū)。948年，李彝殷請求后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部，但是被后漢拒絕。［4］ 對于這次戰(zhàn)亂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書中都闕而不載。
幾年之后，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953年聚眾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如同以往一樣，戰(zhàn)爭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與中國北方飽經(jīng)戰(zhàn)爭蹂躪的定居鄉(xiāng)鎮(zhèn)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zhàn)役的戰(zhàn)利品。［5］
對于契丹人，夏州黨項一直保持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態(tài)度。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后晉政權時，李彝殷答應后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制作用。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后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討使的職銜。
948年，李彝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現(xiàn)在還不清楚。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將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jié)度使高允權作對。當逼近一支后漢軍隊時，李彝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內(nèi)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作為對黨項的讓步，后漢朝廷949年將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并授予李彝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后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后漢朝潰滅之后，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后繼國家，即北漢（951—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著密切的關系。黨項人李彝殷最初與北漢和后周都保持著交往，但是最后還是正式承認了后周，與北漢的關系逐漸疏遠。為了表示感謝，后周授予李殷彝隴西郡王的銜號（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號），并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6］ 后來，夏州與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誠摯的關系。962年，黨項首領向開封獻馬300匹，以表示對宋朝為消滅北漢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北漢最終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毀的。
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黨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東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帶，這里曾經(jīng)是沙陀的統(tǒng)治區(qū)。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后來又效忠于宋朝，與西夏為敵。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后，女真金朝為了協(xié)調(diào)與西夏間的關系，在12世紀中葉將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jié)束。［7］
當967年李彝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謚號。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陜西西北部沿邊地區(qū)擔任鎮(zhèn)將，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彝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zhí)掌夏州軍政大權。［8］ 然而，權力的平衡還是在朝著對中央政權有利的方向發(fā)展，979年，當北漢滅亡之時，在黨項東部邊界沿線，宋、遼之間的緩沖國也就隨之消失了，北漢的滅亡使宋、遼及黨項間的形勢變得更加不易捉摸。由這些事件引發(fā)的李氏內(nèi)部的危機，在981—982年的繼承權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1］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頁；[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35—140頁。
?。?］ [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41—155頁。
［3］ [570]《五代會要》，卷29，第462—464頁；[568]《舊五代史》，卷138，第1845頁；[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2—913頁。
?。?］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9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57—159頁。
?。?］ [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頁；[570]《五代會要》，卷29，第354—355頁。
?。?］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61—163頁。
?。?］ [646]《金史》，卷128，第2761頁；[865]韓蔭晟：《麟府州建置與折氏源流》。
?。?］ [644]《宋史》，卷1，第14頁。
拓跋思諫死于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yǎng)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軍隊發(fā)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zhuǎn)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將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shù)膶㈩I們推舉出來擔任節(jié)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鳳翔、河西節(jié)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lián)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后來一支后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后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chuàng)建了后唐政權（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內(nèi)，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fā)動戰(zhàn)爭，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qū)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黨項部落。盡管有些黨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jù)能夠表明夏州節(jié)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xù)到了923年。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tǒng)治地位的政權。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黨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后唐政權，以換取后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并接受了后唐冊封的更多封號，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1］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黨項的關系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lián)盟，而懷疑的根據(jù)顯然只是捕風捉影的謠傳。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后唐朝廷就轉(zhuǎn)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tǒng)治夏州地區(qū)。李仁福的兒子李彝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jié)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jié)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jié)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彝超，任定難軍（夏州）節(jié)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diào)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黨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黨項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lián)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將鄰近的農(nóng)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后，后唐軍隊終于還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陽后唐朝廷上書謝罪，并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為了表示謝意，李彝超向后唐獻馬50匹。［2］ 夏州繼續(xù)保持了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的局面。
黨項人的財富當然主要是來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黨項財富的重要來源。對后唐統(tǒng)治者而言，如何能夠盡量縮減來往于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mào)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在洛陽的馬匹貿(mào)易者中，回鶻和黨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黨項人以醉后聯(lián)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爾多斯地區(qū)的軼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mào)易轉(zhuǎn)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后，仍然保持著“番部羊馬，不絕于途”的局面。［3］
除了從事貿(mào)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靈州和慶州境內(nèi)的黨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鶻商隊為生。932年，黨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鶻使節(jié)，后唐邠州（陜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隨。很可能就是因為后唐統(tǒng)治者懼怕黨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qū)，才在933年萌發(fā)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戰(zhàn)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于后唐之外。在鄂爾多斯地區(qū)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黨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qū)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黨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于鄂爾多斯地區(qū)諸部落的影響。
李彝超死于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彝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后來改為彝興）。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彝殷統(tǒng)治夏州長達32年?，F(xiàn)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xiàn)的西夏的發(fā)展，以及漢-黨項關系而言，在李彝殷長期統(tǒng)治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tǒng)治氏族內(nèi)部不和而導致了一場公開的戰(zhàn)亂。李彝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彝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陰謀敗漏之后，李彝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綏州以南340里，這時屬后晉（936—946年）控制。后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將李彝敏的同黨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處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jié)果在黨項內(nèi)部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清洗。李彝殷將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diào)往綏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這一地區(qū)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后漢（947—950年）管轄的地區(qū)。948年，李彝殷請求后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部，但是被后漢拒絕。［4］ 對于這次戰(zhàn)亂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書中都闕而不載。
幾年之后，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953年聚眾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于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如同以往一樣，戰(zhàn)爭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與中國北方飽經(jīng)戰(zhàn)爭蹂躪的定居鄉(xiāng)鎮(zhèn)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zhàn)役的戰(zhàn)利品。［5］
對于契丹人，夏州黨項一直保持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態(tài)度。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后晉政權時，李彝殷答應后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制作用。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后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討使的職銜。
948年，李彝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現(xiàn)在還不清楚。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將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jié)度使高允權作對。當逼近一支后漢軍隊時，李彝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內(nèi)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作為對黨項的讓步，后漢朝廷949年將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并授予李彝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后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后漢朝潰滅之后，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后繼國家，即北漢（951—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著密切的關系。黨項人李彝殷最初與北漢和后周都保持著交往，但是最后還是正式承認了后周，與北漢的關系逐漸疏遠。為了表示感謝，后周授予李殷彝隴西郡王的銜號（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號），并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6］ 后來，夏州與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誠摯的關系。962年，黨項首領向開封獻馬300匹，以表示對宋朝為消滅北漢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北漢最終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毀的。
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黨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東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帶，這里曾經(jīng)是沙陀的統(tǒng)治區(qū)。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后來又效忠于宋朝，與西夏為敵。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后，女真金朝為了協(xié)調(diào)與西夏間的關系，在12世紀中葉將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jié)束。［7］
當967年李彝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謚號。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陜西西北部沿邊地區(qū)擔任鎮(zhèn)將，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彝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zhí)掌夏州軍政大權。［8］ 然而，權力的平衡還是在朝著對中央政權有利的方向發(fā)展，979年，當北漢滅亡之時，在黨項東部邊界沿線，宋、遼之間的緩沖國也就隨之消失了，北漢的滅亡使宋、遼及黨項間的形勢變得更加不易捉摸。由這些事件引發(fā)的李氏內(nèi)部的危機，在981—982年的繼承權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1］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頁；[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35—140頁。
?。?］ [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41—155頁。
［3］ [570]《五代會要》，卷29，第462—464頁；[568]《舊五代史》，卷138，第1845頁；[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2—913頁。
?。?］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9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57—159頁。
?。?］ [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頁；[570]《五代會要》，卷29，第354—355頁。
?。?］ [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頁；[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161—163頁。
?。?］ [646]《金史》，卷128，第2761頁；[865]韓蔭晟：《麟府州建置與折氏源流》。
?。?］ [644]《宋史》，卷1，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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