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當朱元璋［1］ 在1368年1月在中央王國稱帝的時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顧問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個公爵：即徐達將軍和常遇春將軍，以及文官李善長。［2］ 徐達是安徽濠州人，1353年投效朱元璋軍營。他和其他因饑饉和疾疫而無家可歸的幾千人一起開始反抗元政權(quán)的當局。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為一介武夫，于1355年歸附了朱元璋。李善長為安徽定遠人，出身于地主，于1354年跟從了朱元璋。這三個人是朱元璋在開國之后不久最受寵信的助手。他們?nèi)私M成了開創(chuàng)新王朝的安徽幫核心。
在這個安徽幫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許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兩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沒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給予武人那樣的賞識、身份和俸祿。雖然他致力于建立以傳統(tǒng)的禮儀和天命為基礎(chǔ)的可靠的文官政權(quán)，但在開國的初年軍人還擁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幾方面的結(jié)果：它用武力趕走了蒙古統(tǒng)治者；它要在中國本部建立一個新的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它要統(tǒng)一漢族對由敵對的非漢族居住的中國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廣大領(lǐng)土的統(tǒng)治。
1368年，中國被一群互爭雄長的軍人們弄得擾攘不寧。元帝妥懽貼睦爾仍然作為可汗穩(wěn)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寶座上。占據(jù)四川國號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敗，同時，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據(jù)自雄的人物也準備用武力抗拒國家的統(tǒng)一。朱元璋不顧這些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的繼續(xù)存在，他在1367年，即吳元年，開始為建立大一統(tǒng)的帝國打下基礎(chǔ)。他的選擇這個新年號清楚地表明他要擺脫紅巾軍的叛亂背景，以及使之作為建立全中央王國的統(tǒng)一政權(quán)的準備步驟。在1367年，主要的學者們也幫他仔細地起草了治國的禮儀活動的規(guī)定。宮殿已有所規(guī)劃，有些并且已經(jīng)建立起來；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設(shè)立了翰林院和國子監(jiān)。城外則修建了天壇和地壇——這是聯(lián)系王朝命運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討華北平原、山東和湖廣的同時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興建了太廟。擬訂了大統(tǒng)歷，頒行了法典的通俗的解釋。
稱為吳王的朱元璋這時給江河神靈奉獻了祭禮，后來又祭祀了上帝。吳元年（1367年）陰歷的最后一個月在祭祀上帝時，朱元璋懇求神明昭示祭祀之日是晴明還是陰霾之天，以便據(jù)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國的統(tǒng)治者。他說，大臣們都竭力勸進，讓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強同意。祀天之日選在新年初四。
朱元璋——現(xiàn)在稱為洪武帝——登極的禮儀預(yù)先擬定了細節(jié)，并記載于洪武朝的實錄中。它們包含這些活動的幾個階段，意在給統(tǒng)治者樹立威嚴高大的形象?；实鄣膽B(tài)度據(jù)說是叫學者們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應(yīng)該因時制宜?？墒?，學者們在擬定登極禮儀時總是走繁文縟禮的路子。
登極大典于1368年1月23日舉行。［3］ 禮儀的開始是由皇帝在郊區(qū)的祭壇分別向天地獻祭。登極的文告上達給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國號為大明?；实劢又巧蠈氉?。李善長率領(lǐng)著百官和國賓敬獻正式的賀辭，接著是皇帝率親隨前往太廟獻上表文和玉璽，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4］
穿著皇帝長袍和帽子的皇帝現(xiàn)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內(nèi)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經(jīng)過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極典禮把皇帝的兩種身份在一次正式儀式中結(jié)合了起來?；实凼腔首宓念^目，他憑著這一出生的權(quán)利要統(tǒng)治皇族到億萬世。因此，他要去為此目的而特別建造的太廟給祖先們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時又是官僚政制的頭目和對天地而言的帝國的代表。這個典禮可以讓官員和皇帝象征性地體現(xiàn)出他們各自的關(guān)系。象征帝權(quán)合法性的這些方面在登極文告中自始至終均細心地記錄在卷，登極以后又往東亞諸鄰邦發(fā)送這道文告；這份皇帝的詔書說：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海內(nèi)土疆，豪杰分爭。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眾請，于吳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鐘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師。冊封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_0121_0［5］
在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畫為全體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萬物創(chuàng)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來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點，即他是人民生計來源的護衛(wèi)者，因為他祭告了農(nóng)業(yè)之神。
在這篇文告及其相伴隨的禮儀中我們可看到這樣的證據(jù)，即是自覺地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新統(tǒng)治者的地位。禮儀必須搞得這么隆重，部分原因是要抵銷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權(quán)的人們的疑慮。這樣做的效果遠遠不是立竿見影的。比如，朝鮮人就有10多年之久繼續(xù)認為元朝是中央王國的合法統(tǒng)治者。
皇帝登上寶座以后，他封他的妻子為皇后，封他的長子朱標（1355—1392年）為皇太子。［6］ 朱標還很年輕，所以已經(jīng)給他選派了幾個最好的儒家學者做他的老師和顧問。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金華的飽學的儒家學者宋濂（l310—1381年），他是在1360年參加朱元璋的隊伍的。［7］ 皇帝不惜用很高代價來使太子受教育和培養(yǎng)他為人之君，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派了他最重要的伙伴們來監(jiān)管太子的稱之為東宮的王府的家務(wù)。徐達、李善長和常遇春被任命為教師。這只是名義上的任命，因為徐達和常遇春那時正在北方搞軍事活動，即準備對大都的蒙古人發(fā)動進攻。但是，這表明皇帝很重視讓太子能得到誘導(dǎo)，至少在象征性的意義上是這樣的。
1368年初春，常遇春和徐達率軍進入山東以鞏固北方的領(lǐng)土?；实鄣挠啄昱笥褱停?326—1395年）［8］ 和另一個安徽老鄉(xiāng)廖永忠（1323—1375年）［9］ ，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已經(jīng)率水軍從寧波開往福建，此時奉命折回寧波，以監(jiān)督這次北伐戰(zhàn)爭中的海上供應(yīng)線。1368年3月1日，常遇春拿下了山東西北運河岸上的東昌（今聊城），兩個星期以后徐達又拿下了山東中部的樂安（今廣饒）。在往后的兩個月中，整個山東都歸明軍所掌握，5月10日在山東建立了行中書省。江蘇北部的學者汪廣洋（1380年死）曾舉元朝進士，他于1355年參加了朱元璋的隊伍，這時他從江西調(diào)來，短暫地受理山東行省方面的職務(wù)。［10］ 在此期間，常遇春和徐達又進軍河南，在4月16日攻下了汴梁（今開封）。到了5月8日，河南已告平定，因此皇帝準備視察開封，以便制定最后制服北方的計劃。
4月11日，皇帝從應(yīng)天（南京）出發(fā)，留李善長和學者劉基（1311—1375年）看守京師。劉基是皇帝第一批學者-顧問中的一個，他在1360年和宋濂及其他重要文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的營壘。［11］ 他在這個時候官任儒學提舉，同時兼任東宮顧問。他是浙江人，在元代任過職，直到他認為蒙古人在中國的統(tǒng)治注定要垮臺時為止。從他1360年進入朱元璋幕府時起，他作為學者-顧問、預(yù)言者和謀略家，是成績卓著的。從劉基那個時代直到本世紀，他的業(yè)跡在民間著作中被夸張地神化了。
經(jīng)過了26天的旅程，皇帝于6月6日到達汴梁。他把汴梁改名為開封，又召集他的將領(lǐng)徐達、常遇春和馮宗異（約1300—1395年）開會商討戰(zhàn)略。馮宗異后名馮勝（人們常用這后來的名字），本籍安徽定遠，在1355年參加了朱元璋部隊。［12］ 他在平定河南和于5月13日拿下潼關(guān)的戰(zhàn)斗中是徐達和常遇春的助手。6月9日，皇帝宣布設(shè)行中書省于開封，并以山西太原人楊憲主管其事（楊憲后來在1370年被處死）。徐達和皇帝一起花了三天時間來檢查北伐計劃。作戰(zhàn)方案完全是皇帝制定的；他在開封一直逗留到8月11日。與此同時，他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諸城市備糧300萬擔來支持這次討伐蒙古人的戰(zhàn)爭。8月6日當皇帝準備返回南京時，徐達在開封最后見了他一面?；实蹖τ诖蠖汲瞧浦杖绾螌Υ蠖既嗣竦膯栴}作了指示。徐達于8月15日離開開封，率軍北上。
8月18日，彰德（今河南北部的安陽）向徐達的軍隊投降了；這是向北進軍大都的第一個大勝利。徐達沿著這條路線穩(wěn)步前進：8月21日他攻占了河北南部的邯鄲，三天以后又在山東西北運河岸上的臨清與其他部隊會師。常遇春已先期抵達更往北的運河線上的德州，并于8月27日占領(lǐng)了它。徐達已經(jīng)開始沿運河運送給養(yǎng)和士卒，并在第二天到達德州。抵達大都前的主要中間目標是通州城，它位于大都的正東，在通向元朝京師的運河線上。徐達隨身帶了數(shù)百條給養(yǎng)船于9月7日來到通州，使元大都的守將不得不應(yīng)戰(zhàn)守城。守軍被擊敗，元朝統(tǒng)治者妥懽貼睦爾即日逃離大都，希望在上都（開平，或多倫，在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離宮避難。9月10日通州失守，徐達的軍隊直逼元朝的京城。他們在9月14日開抵大都，開始堵塞齊化門外的護城河，并攀登城墻而上。大都迅速陷落，并易名為北平（即北方已經(jīng)平定之意）；這個名稱一直保持到永樂帝在50年后把它正式定為帝國的首都時為止。
當北伐正在進行時，在南方進行的軍事活動使明朝的力量擴大到了廣西。福建也在這時被李文忠（1339—1384年）——朱元璋的外甥和養(yǎng)子［13］ ——所平定；湯和先前的戰(zhàn)斗為李文忠的勝利奠定了基礎(chǔ)。
在應(yīng)天（皇帝已給它更名為南京）和開封（現(xiàn)時被稱為北京），皇帝著手整頓道教和佛教組織。在他登極的第一個月內(nèi)，他就建立了兩個宗教管理機構(gòu)。這就是善世院和玄教院，每院由一名有學問的僧人或道士掌管。9月18日，他新封原來的天師張正常（1335—1378年）為大真人。［14］ 皇帝顯然不喜歡一個宗教的領(lǐng)袖擁有超過天子的名號，現(xiàn)在這個封號實際上是把他貶損了。他堅持認為，“天師”的名字意指“上天的師傅”，所以這個稱號被認為是目無君長的。
據(jù)認為，實際上有一個時期有人曾經(jīng)想把開封當做北方的京都，所以關(guān)于明代的建都于何處的問題一直爭論了20年。［15］ 1368年他第二次出巡到此地，于9月26日離開南京，10月7日到達開封。他在此地一直呆到11月11日，然后南返。他往后的北方之行沒有越過開封，因此他生平也從未涉足于中國北方。這次開封之行是他要協(xié)調(diào)他的主要將領(lǐng)們征討山西、陜西和蒙古的軍事行動。他們的直接軍事目標是山西的太原和大同：這個地區(qū)主要尚在忠于元室的擴廓帖木兒的統(tǒng)治之下。［16］ 擴廓帖木兒實際上是一個漢人，名王保保（1375年死），他由顯赫的乃蠻家族當作蒙古人扶養(yǎng)長大，這時統(tǒng)帶著大兵，足以威脅北京的安全。［17］ 由于他是元朝勤王軍中最有威勢的軍人，他必須盡早被明軍消滅。這是1368年皇帝開封之行的主要目的。
在皇帝離開南京的時候。有人在南京城外鐘山上的大禪宗佛寺舉行了法事活動。高僧梵琦（1296—1370年）參加了這項法事活動，其目的主要是超度在歷次征戰(zhàn)中歸天的亡靈。這時也向活著的人們散發(fā)錢財。對于忠貞不屈的軍人和一般平民因戰(zhàn)禍之苦所受的沖擊，皇帝是感同身受的。這是在洪武之年由皇帝倡導(dǎo)的幾次大規(guī)模佛教法事活動的第一次；須知，皇帝本人原來就當過小行童。［18］
徐達和常遇春在1368年末積極投入戰(zhàn)斗。常遇春在11月攻下了保定（今河北中部的新鎮(zhèn)）和真定（今河北西部的正定）。同時，另一員安徽驍將傅友德（1394年死）于12月在徐達和常遇春的指揮之下也率軍攻占了平定，它恰恰位于山西境內(nèi)通往太原的干線上。雖然傅友德也是安徽人，但他從來不是圈子里面的人物，因為他從前為朱元璋的對手明玉珍和陳友諒出過力。［19］ 但是，他確實給皇帝立過很寶貴的軍功。這一次的戰(zhàn)斗就是為了征服擴廓帖木兒尚在盤據(jù)中的太原創(chuàng)造條件。徐達本人于12月13日離開北平前往保定，以監(jiān)督入侵山西的軍事活動。到了12月26日，他已通過真定并拿下了趙州（今石家莊東南之趙縣）。兩天以后，他派傅友德帶兵前往平定。太原在1369年1月9日陷落，擴廓帖木兒逃往甘肅。山西被認為不久即可被平定，因為傅友德已派一支軍隊前往石州（今山西西部之離石），同時馮勝也向南開進了平陽?？墒牵轿鞅辈康闹劓?zhèn)大同直到1369年3月3日才被常遇春所攻占。
1369年初，皇帝采取步驟把皇帝的權(quán)力擴展到精神領(lǐng)域內(nèi)。2月7日，他封贈了全帝國境內(nèi)的所有城隍神靈。［20］ 這些被稱為“城市之神”的神靈們都由皇帝授予封號，也有正式的朝廷品級。各地縣令們都應(yīng)該向這些神靈定期上供，以期能得到神明佑護，趨于繁榮昌盛。
在蒙古人的大都陷落時被明軍俘獲的元朝官員都被帶到南京來朝見新主人，皇帝親自接見了他們。這些官員中有在1364做過元朝翰林學士的江西人危素（1303—1372年），_0127_1［21］ 和也是翰林學士的福建人張以寧（1301—1370年）。［22］ 這兩個人都被安置在南京的翰林院內(nèi)。危素在搶救瀕于湮沒的元朝實錄和把它們保存下來用于將來編修元史方面發(fā)揮了作用。作為一個文人，他很被洪武帝看重，所以皇帝要他給鳳陽的皇陵撰寫碑文。［23］ 與此同時，他又被輕蔑地看做是元朝的變節(jié)者，所以在1370年屈辱地被罷了官。他的情況表明，明朝的開國之君同知識分子的關(guān)系有時是困難的。
1368年末，皇帝命令宋濂和金華的另一名文人王祎（1323—1374年）帶領(lǐng)一些官員纂修元史；他們在1369年3月開始工作。［24］ 危素也參加了這個班子。這項工作匆忙地于1370年完成，其間有過短暫的停頓，因為編修者要等待把蒙古最后的統(tǒng)治者妥懽貼睦爾的完整的實錄送來。
為了表示他的真誠，皇帝在1369年3月25日親自去先農(nóng)壇行籍田的祭典；先農(nóng)是一位傳說中的古代皇帝，被認為是農(nóng)神。這個禮儀的程序和內(nèi)容都是經(jīng)過官員們詳細討論后制定的。犁地時用兩把包裹著天青色粗絲織品的犁和四頭披天青色布的牛。此后在他再度舉行籍田禮時，他已經(jīng)登上寶座20年了。這個禮儀在1369年舉行時之所以這樣受重視，部分原因是它曾在蒙古人統(tǒng)治時期被廢棄過。［25］
1369年春，徐達仍留在北方統(tǒng)帶準備進入陜西的部隊；這個省在明代包括今天的甘肅在內(nèi)。平?jīng)?、慶陽和寧州周圍的地區(qū)位于今甘肅東部，在它和今西安以北的陜西地區(qū)的戰(zhàn)事都打得很激烈，終洪武之世迄未完全平息。為了到達這兩個地區(qū)，徐達在4月初統(tǒng)兵越黃河在蒲州（在今永濟附近）進入陜西。他派常遇春和馮勝先進入西安，他本人則于4月12日抵達。盡管元朝勤王軍在城破之時還進行著頑強的抵抗，但陜西從技術(shù)意義上說被認為已經(jīng)平定。元朝在陜西的主要軍事領(lǐng)袖是河南人李思齊（1323—1374年），他最后也歸順了明朝。皇帝寫了一封信勸李思齊不要保衛(wèi)蒙古異族；但是，李思齊最初對此置之不理，仍然效忠于元朝。他從西安逃到了陜西首府正西面的鳳翔，但在這里被常遇春和馮勝所追擊。4月18日他被趕出鳳翔，把他的軍隊撤往臨洮（在今甘肅甘州之南）。
徐達此時離開西安前往鳳翔，把指揮權(quán)交給了耿炳文（約1335—1404年）；耿也是一個濠州老鄉(xiāng)，很久以來就一直是朱元璋安徽幫中的一員。［26］ 耿炳文在1390年以前一直做陜西的秦王左相都督僉事，徐達沿渭水移師到鞏昌（今隴西），所需糧秣由耿炳文從西安發(fā)送。鞏昌正在臨洮的東南，李思齊已在這里集中了他的軍隊。同時，馮勝軍圍臨洮，在5月21日終于使李思齊投降。5月23日蘭州也被徐達的一名部將所攻破，使徐達能放手改攻靖寧州（今平?jīng)觯?。靖寧?月8日失陷。在此后三個月時間中，徐達在今平?jīng)龈浇脑S多重要城市轉(zhuǎn)戰(zhàn)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環(huán)河河畔的慶陽。幾座城市已被攻下，但它們后來都變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來元朝官員的叛亂策源地。因此，它們又必須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月22日，當徐達降伏了慶陽的時候，陜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肅在內(nèi)）已在某種形式下全歸明朝所統(tǒng)治。
在徐達在陜西取得上述勝利之前，常遇春將軍已經(jīng)奉旨北進，參加攻打開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宮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年7月20日常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月9日去世，這使皇帝極感傷痛。常遇春沒有捉住元朝統(tǒng)治者，后者逃往更遠的北方，即蒙古舊都哈爾和林。但是，常遇春一直深入蒙古內(nèi)地，后來率軍往東追到日后被稱為滿洲的地方。他的死使皇帝很傷心，以致他在8月25日聞訊后為之輟朝。當常遇春的遺體運往南京實行國葬時，皇帝出城去龍江——長江上的船塢和京師的軍港——以會合送葬的行列。10月10日，皇帝召喚徐達和湯和兩位將軍回南京參加常遇春的備極哀榮的喪禮。
擴廓帖木兒仍然是使朝廷嚴重關(guān)切陜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當徐達和其他主要將領(lǐng)奉召回南京參加常遇春的葬禮時，擴廓帖木兒乘機騷擾平?jīng)龊吞m州。蘭州頂住了1370年1月末對它的圍攻，因此擴廓帖木兒未收復(fù)尺寸之地。但是，這個地區(qū)還是極其不穩(wěn)定。其結(jié)果是，皇帝在1370年不惜花費大量資財去摧毀擴廓帖木兒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衛(wèi)者。
在皇帝關(guān)于皇權(quán)的觀念中，血緣親王可以起關(guān)鍵性的作用。早在1369年他就命令編訂一套節(jié)制諸親王權(quán)力的條令，并指派他們在帝國的周邊擔任軍事要職。這些條令稱為《祖訓錄》［27］ ，是按照1369年5月皇帝的訓諭制定出來的。這樣做是為了為1370年冊封諸王子做準備，雖然《祖訓錄》本文要到1373年才予以頒行。
1369年對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問題進行了大辯論。10月中旬，決定應(yīng)以皇帝的故鄉(xiāng)臨濠縣（今安徽北部的鳳陽）為帝國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側(cè)，據(jù)信它可以成為主要能從長江下游吸取財富的帝國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約100英里。大規(guī)模的建設(shè)施工在臨濠進行，以使這個城市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都城，但在1375年把它定為中都的計劃被放棄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止。從此以后直到永樂皇帝遷都北方為止，南京是明代中國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年秋，皇帝想勸說云南的元朝統(tǒng)治者和四川夏國國君投降于他。他發(fā)出勸諭公文，特選的使節(jié)分送各該領(lǐng)袖。［28］ 事實證明這種努力未取得成效，對這兩個政權(quán)的征討勢在必行。
1369年12月皇帝叫他的學者-專家們修訂皇帝祭告天地的禮儀，從而表現(xiàn)了他對禮儀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態(tài)度。他定在那一年陰歷十一月十四日行祭天之禮，這一天是月圓的前夕，即陽歷12月13日。在這個儀式上，皇帝的父親——廟號仁祖——被尊為配享者。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樣尊崇皇帝的父親，因此這個禮儀實際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這些傳統(tǒng)的重要儀式之外，另給皇帝在壇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惡劣天氣下能躲避風雨。禮部尚書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從前是元朝官吏，約在1360年時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時代的前例為證，雖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29］
1370年初，皇帝草擬了最后北伐的計劃，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權(quán)。1370年1月30日，他任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即討伐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湯和、李文忠、馮勝和鄧俞（1337—1377年）——鄧俞也是安徽幫的軍事領(lǐng)袖之一［30］ ——等將領(lǐng)均是徐達的部將。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擴廓帖木兒在陜西的軍事威脅，并殲滅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兩路。一路大軍由徐達和鄧俞率領(lǐng)，從西安出發(fā)，經(jīng)過今甘肅鞏昌之北的定西，直趨擴廓帖木兒在陜西的部隊。另一路大軍由李文忠率領(lǐng)北上，通過北京附近長城上的居庸關(guān)，準備橫跨戈壁沙漠，追擊元朝統(tǒng)治者。用這種辦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與擴廓帖木兒彼此不能相救。鄧俞因此直接開向在鞏昌附近扎營的擴廓帖木兒的部隊，并一舉擊潰了他們。擴廓帖木兒未被抓獲，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據(jù)說鄧俞軍隊俘獲了約人；這次勝利大大減少了西北地區(qū)親元部隊的潛在威脅。鄧俞于是更向西進，沿黃河上游地區(qū)顯示明軍的威力。
在這同時，李文忠也北上，直趨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內(nèi)的興和。他然后進兵遠至開平，即從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舊址；但是，元朝統(tǒng)治者已北遁至應(yīng)昌。他于1370年5月23日就在應(yīng)昌死去，馬上由他的32歲的兒子愛猷識里達臘繼位。［31］ 李文忠終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月10日拿下了應(yīng)昌城。愛猷識里達臘已設(shè)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獲了他的皇后、他的兒子買的里八刺、許多蒙古貴族以及元帝的玉璽。愛猷識里達臘逃往漠北，仍被李文忠的部隊緊追不舍。他設(shè)法擺脫追兵，到了哈爾和林才感到比較安全，他在這里跟擴廓帖木兒的軍隊會合了。
皇帝是篤信道教的。1370年，他征召江西龍虎山的道教祖師張正常和道教法師周元真到南京，向他們詢問鬼神之理。張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祿寺受到隆重的接待。對皇帝來說，另一個重要的道教法師和占卜者為張中，此人在1363年反對陳友諒的大戰(zhàn)中的關(guān)鍵時刻曾經(jīng)幫助過朱元璋?；实鄣膶W者顧問宋濂此時在翰林院供職，1370年應(yīng)皇帝之請寫了一篇張中的傳記，他利用了1364年以來被皇帝保存的札記。［32］ 皇帝很重視周元真的情況，我們也是從宋濂給這個道士寫的傳記中了解到的。［33］
1370年5月，皇帝授予他的10個兒子中的9個兒子——太子除外——以親王的頭銜和藩國。雖然諸王子有幾年沒有就國，但朱元璋要使他們擔負重大的國防責任的計劃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年）、晉王朱?（1358—1398年）和燕王朱樉（1360—1424年）；他們的首府分別在西安、太原和北京。［34］ 當這些王子10年以后成年之后，他們奉父皇之命鎮(zhèn)守邊疆，與蒙古人相持以兵。他們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年6月，皇帝命令重開文官的科舉考試。在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文官的途徑是由政府中的個別官員加以薦舉。但是，這個制度為政府舉用合格人才的人數(shù)顯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復(fù)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以便為公職提供有才之士。1370年6月5日的一道詔旨宣布，是年陰歷8月將開征科考。［35］ 皇帝指示，考試應(yīng)該包括開始的三場：（1）經(jīng)義和《四書》一道；（2）論一道；（3）策一道?？荚嚭笾谖逄?，中式者還要經(jīng)過箭術(shù)、馬術(shù)、書法、算術(shù)以及律的知識的測試?；实埏@然強烈地堅持箭術(shù)的重要性，因為他在發(fā)布詔旨的幾天以后又命令國子學生和州縣學生都應(yīng)該對它勤加練習。［36］
皇帝把他作為天子這一角色的精神義務(wù)看得非常嚴肅認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靈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標及其他王子也齋戒盡禮。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時候，皇帝穿著素色長袍和草鞋步行去宮外的岳瀆壇。他鋪上一張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曬一整天?；屎蠛湾釉谶@一活動中準備了農(nóng)民的粗糲之食，她們還親自為此目的下廚。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曬儀式，后來又回宮繼續(xù)齋戒。據(jù)記載，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陰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37］
皇帝雖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師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驟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動。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統(tǒng)的宗教教門，尤其嚴禁白蓮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國境內(nèi)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這種活動為“非法”；他說，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準在年終祭拜祖先和灶神；農(nóng)村中的農(nóng)民則只準在春秋兩季拜土地神。［38］
當前元朝統(tǒng)治者的孫子買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達南京時，明太祖給了他祖父一個廟號，稱為順帝，這是指這樣一個事實：已故中國的元朝君主已順從天命離開了中國。在正式入宮朝見皇帝時，買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號，并賜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壇把他戰(zhàn)勝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廟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復(fù)受嚴重戰(zhàn)禍之害的地區(qū)的經(jīng)濟政策正在貫徹之中。這時推行了開中法，把糧食分配到山西這個蕭條和貧困的地區(qū)。這是一種頒發(fā)憑證的制度，給商人提供了利潤的刺激；它誘使商人用自己的資財運糧食到西北去。為了酬報商人水運的糧食，商人們被授以鹽引，從而能從政府處買回食鹽，然后又在零售市場銷售獲利。經(jīng)營積極性很高的商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可以雇傭農(nóng)民在邊境地區(qū)種植糧食，因此節(jié)省了從內(nèi)地運輸糧食的費用。他們照舊收取鹽引：鹽引是按照距離邊境的遠近和交納谷物的質(zhì)量來計算的。這個制度刺激了邊境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為洪武時期提供了平穩(wěn)的糧價。［39］
1370年政府還采取了另一個措施來整頓帝國的資源?；实勖顟舨恳笕珖袘艨谠诋?shù)卣⒓㈩I(lǐng)取官方的戶帖，戶帖上面開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齡以及財產(chǎn)。安徽徽州祁門縣在1371年的一份現(xiàn)存戶帖就載明，該戶主有耕地0.854畝，一間草屋和一頭黃牛。因此，戶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記錄國家為制訂財政計劃而感興趣的詳細的資料。［40］
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鄉(xiāng)——安徽鳳陽——的經(jīng)濟，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長江下游地區(qū)的蘇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興等縣的約4000戶遷移到那里去。這些戶在本籍都無田地，他們在鳳陽分配到了田地。鳳陽在14世紀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時疫的打擊，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紅巾軍的戰(zhàn)爭而使人口繼續(xù)下降。
1370年秋，北伐勝利軍的將領(lǐng)們班師回南京受封。徐達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達南京，皇帝親迎于城外的龍江地方，以示極大的尊寵?；实墼谀辖及磻T例把凱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學士詳細討論以一種新貴族制度來酬庸報功；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這是舉行禮儀和教導(dǎo)太子的殿堂——對這個新制度商討了一整個夜晚。［41］ 11月29日，皇帝細心地給徐達、李善長、李文忠、馮勝、鄧俞和其他許多領(lǐng)袖們頒授了貴族爵銜。［42］ 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負責大都督府，這個職位在南京擁有很大的權(quán)勢。
或許，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創(chuàng)舉是在皇城東邊的宮門內(nèi)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經(jīng)詢問他的學者-顧問們關(guān)于皇族奉祀的問題，同時指明已為此目的建立了太廟。但是他認為，在太廟獻祭得嚴格遵守前人的先例，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動。他詢問，怎樣能在陰歷每月朔望之際的晨昏行祭拜之禮。他要當時在禮部供職的臨海（浙江）學者陶凱找出能做這種祭祀活動的古代先例。陶凱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時曾經(jīng)修建了一個欽先孝思殿。根據(jù)這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出處，皇帝就命令興建了這個奉先殿。這個新殿里供奉著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燒香之外，每月朔望還要給祖先的神靈換上新祭品。在祖先們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禮”地辦理。有些禮儀從太廟移到了奉先殿履行。［43］
皇帝很有決心在祭祀之日實行齋戒，作為表率。為了推動這種努力，他命令陶凱鑄造一個銅人，手執(zhí)竹笏，上面刻有“齋戒”二字。他告訴臣下，這個銅像要在他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44］
?。?］ 關(guān)于朱元璋的傳記，見吳晗：《朱元璋傳》[587]（1949年；修訂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桓宦诽睾头空组壕帲骸睹魅藗饔涋o典》[191]（紐約與倫敦，1976年），第381—392頁。
?。?］ 分別見于《明人傳記辭典》[191]中他們各自的傳記，第602—608頁；見張廷玉等編：《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125，第3723—3732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15—120頁；《明史》，125，第3732—3738頁；以及《明人傳記辭典》，第850—854頁和《明史》，127，第3769—3773頁。
?。?］ 關(guān)于登極儀式的詳細情況，見《明實錄·太祖實錄》[380]（1418年；1961年臺北重?。?，28上，第433—438頁；29，第477—482頁。
?。?］ 他們的真實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為他出身于一個貧寒和無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壇獻祭。
?。?］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頁。這一篇更早的文告應(yīng)該與《明實錄》[380]上的文字作一參校，見《太祖實錄》，29，第482—483頁。
?。?］ 關(guān)于皇后和太子的傳記，分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023—1026頁，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第346—348頁。
［7］ 他們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25—1231頁；《明史》[41]，128，第3784—3788頁。
［8］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中的傳記，第1248—1251頁；《明史》[41]，126，第3751—3756頁。
?。?］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中的傳記，第909—910頁；《明史》[41]，129，第3804—3808頁。
?。?0］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389—1392頁；《明史》[41]，127，3773—3774頁。
?。?1］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932—938頁；《明史》[41]，128，3777—3783頁。
?。?2］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53—455頁；《明史》[41]，129，第3795—3799頁。
?。?3］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881—887頁；《明史》[41]，126，第3741—3746頁。
［14］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4—45頁；《明史》[41]，299，第7654—7656頁。
［15］ 見法默：《明初兩京制的演變》[156]（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頁以下。
?。?6］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24—728頁。
?。?7］ 又見本書第1章有關(guān)段落。
?。?8］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23—425頁。
?。?9］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66—471頁；《明史》[41]，129，第3799—3803頁。
?。?0］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載《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頁。
?。?1］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464—1467頁，《明史》[41]，第7314—7315頁。
?。?2］ 見《明史》[41]本傳，285，第7315—7316頁。
?。?3］ 危素的《皇陵碑》，見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類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頁。皇帝后來不喜歡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寫了一遍。后一種碑文見《七修類稿》，第117—119頁。
?。?4］ 關(guān)于王祎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444—1447頁；《明史》[41]，129，第7414—7415頁。
?。?5］ 龍文彬：《明會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頁。
?。?6］ 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13—718頁；《明史》[41]，130，第3818——3820頁。
?。?7］ 依字面上說，這就是開國皇帝的訓示的記錄。
?。?8］ 談遷編：《國榷》[498]（約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頁。
?。?9］ 龍文彬：《明會要》[364]，1，第90—91頁。
?。?0］ 關(guān)于鄧俞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77—1280頁；《明史》[41]，126，第3748—3751頁。
?。?1］ 關(guān)于妥懽貼睦爾和愛猷識里達臘的傳記，分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90—1293頁，以及《明人傳記辭典》，第15—17頁。
?。?2］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載《四部備要》，臺北，1970年），3，第16—17頁。陳學霖：《張中和他的預(yù)言：一位明初道士的傳奇的傳播》[21]，載《遠東》，20，1（1973年7月），第65—102頁。
?。?3］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488]，9，第14—15頁。
?。?4］ 《明史》[41]，116，第3560—3565頁有關(guān)于朱樉和朱?的記述。關(guān)于朱棣，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355—365頁。關(guān)于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況，見后文第一表（《藍玉案件》節(jié)內(nèi)）。
［35］ 《國榷》，[498]，4，第415—416頁。
?。?6］ 復(fù)燮編：《明通鑒》[210]（約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頁。
［37］ 《明實錄·太祖實錄》[380]，53，第1033頁。
?。?8］ 《明實錄·太祖實錄》[380]，53，第1037頁；塚本俊孝：《洪武帝與佛道二教》[515]，載《岐阜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科學）》，14（1966年3月），第36頁。
?。?9］ 見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載《禹貢》，5，12（1936年8月），第1—15頁。
?。?0］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頁。
?。?1］ 陳鶴：《明紀》[53]（1871年；重印本見《四部備要》，臺北，1965年），3，第134頁。
?。?2］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885頁；《國榷》[498]，4，第428—431頁；泰勒：《明太祖與勛貴》[505]，載《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頁。
［43］ 《明會要》[364]，1，第152—153頁。關(guān)于陶凱的傳記，見《明史》[41]，136，第3954—3955頁。
?。?4］ 《國榷》[498]，4，第436頁。
當朱元璋［1］ 在1368年1月在中央王國稱帝的時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顧問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個公爵：即徐達將軍和常遇春將軍，以及文官李善長。［2］ 徐達是安徽濠州人，1353年投效朱元璋軍營。他和其他因饑饉和疾疫而無家可歸的幾千人一起開始反抗元政權(quán)的當局。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為一介武夫，于1355年歸附了朱元璋。李善長為安徽定遠人，出身于地主，于1354年跟從了朱元璋。這三個人是朱元璋在開國之后不久最受寵信的助手。他們?nèi)私M成了開創(chuàng)新王朝的安徽幫核心。
在這個安徽幫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許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兩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沒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給予武人那樣的賞識、身份和俸祿。雖然他致力于建立以傳統(tǒng)的禮儀和天命為基礎(chǔ)的可靠的文官政權(quán)，但在開國的初年軍人還擁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幾方面的結(jié)果：它用武力趕走了蒙古統(tǒng)治者；它要在中國本部建立一個新的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它要統(tǒng)一漢族對由敵對的非漢族居住的中國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廣大領(lǐng)土的統(tǒng)治。
1368年，中國被一群互爭雄長的軍人們弄得擾攘不寧。元帝妥懽貼睦爾仍然作為可汗穩(wěn)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寶座上。占據(jù)四川國號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敗，同時，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據(jù)自雄的人物也準備用武力抗拒國家的統(tǒng)一。朱元璋不顧這些地方割據(jù)政權(quán)的繼續(xù)存在，他在1367年，即吳元年，開始為建立大一統(tǒng)的帝國打下基礎(chǔ)。他的選擇這個新年號清楚地表明他要擺脫紅巾軍的叛亂背景，以及使之作為建立全中央王國的統(tǒng)一政權(quán)的準備步驟。在1367年，主要的學者們也幫他仔細地起草了治國的禮儀活動的規(guī)定。宮殿已有所規(guī)劃，有些并且已經(jīng)建立起來；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設(shè)立了翰林院和國子監(jiān)。城外則修建了天壇和地壇——這是聯(lián)系王朝命運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討華北平原、山東和湖廣的同時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興建了太廟。擬訂了大統(tǒng)歷，頒行了法典的通俗的解釋。
稱為吳王的朱元璋這時給江河神靈奉獻了祭禮，后來又祭祀了上帝。吳元年（1367年）陰歷的最后一個月在祭祀上帝時，朱元璋懇求神明昭示祭祀之日是晴明還是陰霾之天，以便據(jù)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國的統(tǒng)治者。他說，大臣們都竭力勸進，讓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強同意。祀天之日選在新年初四。
朱元璋——現(xiàn)在稱為洪武帝——登極的禮儀預(yù)先擬定了細節(jié)，并記載于洪武朝的實錄中。它們包含這些活動的幾個階段，意在給統(tǒng)治者樹立威嚴高大的形象?；实鄣膽B(tài)度據(jù)說是叫學者們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應(yīng)該因時制宜?？墒?，學者們在擬定登極禮儀時總是走繁文縟禮的路子。
登極大典于1368年1月23日舉行。［3］ 禮儀的開始是由皇帝在郊區(qū)的祭壇分別向天地獻祭。登極的文告上達給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國號為大明?；实劢又巧蠈氉?。李善長率領(lǐng)著百官和國賓敬獻正式的賀辭，接著是皇帝率親隨前往太廟獻上表文和玉璽，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4］
穿著皇帝長袍和帽子的皇帝現(xiàn)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內(nèi)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經(jīng)過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極典禮把皇帝的兩種身份在一次正式儀式中結(jié)合了起來?；实凼腔首宓念^目，他憑著這一出生的權(quán)利要統(tǒng)治皇族到億萬世。因此，他要去為此目的而特別建造的太廟給祖先們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時又是官僚政制的頭目和對天地而言的帝國的代表。這個典禮可以讓官員和皇帝象征性地體現(xiàn)出他們各自的關(guān)系。象征帝權(quán)合法性的這些方面在登極文告中自始至終均細心地記錄在卷，登極以后又往東亞諸鄰邦發(fā)送這道文告；這份皇帝的詔書說：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海內(nèi)土疆，豪杰分爭。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眾請，于吳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鐘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師。冊封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_0121_0［5］
在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畫為全體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萬物創(chuàng)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來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點，即他是人民生計來源的護衛(wèi)者，因為他祭告了農(nóng)業(yè)之神。
在這篇文告及其相伴隨的禮儀中我們可看到這樣的證據(jù)，即是自覺地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新統(tǒng)治者的地位。禮儀必須搞得這么隆重，部分原因是要抵銷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權(quán)的人們的疑慮。這樣做的效果遠遠不是立竿見影的。比如，朝鮮人就有10多年之久繼續(xù)認為元朝是中央王國的合法統(tǒng)治者。
皇帝登上寶座以后，他封他的妻子為皇后，封他的長子朱標（1355—1392年）為皇太子。［6］ 朱標還很年輕，所以已經(jīng)給他選派了幾個最好的儒家學者做他的老師和顧問。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金華的飽學的儒家學者宋濂（l310—1381年），他是在1360年參加朱元璋的隊伍的。［7］ 皇帝不惜用很高代價來使太子受教育和培養(yǎng)他為人之君，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派了他最重要的伙伴們來監(jiān)管太子的稱之為東宮的王府的家務(wù)。徐達、李善長和常遇春被任命為教師。這只是名義上的任命，因為徐達和常遇春那時正在北方搞軍事活動，即準備對大都的蒙古人發(fā)動進攻。但是，這表明皇帝很重視讓太子能得到誘導(dǎo)，至少在象征性的意義上是這樣的。
1368年初春，常遇春和徐達率軍進入山東以鞏固北方的領(lǐng)土?；实鄣挠啄昱笥褱停?326—1395年）［8］ 和另一個安徽老鄉(xiāng)廖永忠（1323—1375年）［9］ ，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已經(jīng)率水軍從寧波開往福建，此時奉命折回寧波，以監(jiān)督這次北伐戰(zhàn)爭中的海上供應(yīng)線。1368年3月1日，常遇春拿下了山東西北運河岸上的東昌（今聊城），兩個星期以后徐達又拿下了山東中部的樂安（今廣饒）。在往后的兩個月中，整個山東都歸明軍所掌握，5月10日在山東建立了行中書省。江蘇北部的學者汪廣洋（1380年死）曾舉元朝進士，他于1355年參加了朱元璋的隊伍，這時他從江西調(diào)來，短暫地受理山東行省方面的職務(wù)。［10］ 在此期間，常遇春和徐達又進軍河南，在4月16日攻下了汴梁（今開封）。到了5月8日，河南已告平定，因此皇帝準備視察開封，以便制定最后制服北方的計劃。
4月11日，皇帝從應(yīng)天（南京）出發(fā)，留李善長和學者劉基（1311—1375年）看守京師。劉基是皇帝第一批學者-顧問中的一個，他在1360年和宋濂及其他重要文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的營壘。［11］ 他在這個時候官任儒學提舉，同時兼任東宮顧問。他是浙江人，在元代任過職，直到他認為蒙古人在中國的統(tǒng)治注定要垮臺時為止。從他1360年進入朱元璋幕府時起，他作為學者-顧問、預(yù)言者和謀略家，是成績卓著的。從劉基那個時代直到本世紀，他的業(yè)跡在民間著作中被夸張地神化了。
經(jīng)過了26天的旅程，皇帝于6月6日到達汴梁。他把汴梁改名為開封，又召集他的將領(lǐng)徐達、常遇春和馮宗異（約1300—1395年）開會商討戰(zhàn)略。馮宗異后名馮勝（人們常用這后來的名字），本籍安徽定遠，在1355年參加了朱元璋部隊。［12］ 他在平定河南和于5月13日拿下潼關(guān)的戰(zhàn)斗中是徐達和常遇春的助手。6月9日，皇帝宣布設(shè)行中書省于開封，并以山西太原人楊憲主管其事（楊憲后來在1370年被處死）。徐達和皇帝一起花了三天時間來檢查北伐計劃。作戰(zhàn)方案完全是皇帝制定的；他在開封一直逗留到8月11日。與此同時，他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諸城市備糧300萬擔來支持這次討伐蒙古人的戰(zhàn)爭。8月6日當皇帝準備返回南京時，徐達在開封最后見了他一面?；实蹖τ诖蠖汲瞧浦杖绾螌Υ蠖既嗣竦膯栴}作了指示。徐達于8月15日離開開封，率軍北上。
8月18日，彰德（今河南北部的安陽）向徐達的軍隊投降了；這是向北進軍大都的第一個大勝利。徐達沿著這條路線穩(wěn)步前進：8月21日他攻占了河北南部的邯鄲，三天以后又在山東西北運河岸上的臨清與其他部隊會師。常遇春已先期抵達更往北的運河線上的德州，并于8月27日占領(lǐng)了它。徐達已經(jīng)開始沿運河運送給養(yǎng)和士卒，并在第二天到達德州。抵達大都前的主要中間目標是通州城，它位于大都的正東，在通向元朝京師的運河線上。徐達隨身帶了數(shù)百條給養(yǎng)船于9月7日來到通州，使元大都的守將不得不應(yīng)戰(zhàn)守城。守軍被擊敗，元朝統(tǒng)治者妥懽貼睦爾即日逃離大都，希望在上都（開平，或多倫，在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離宮避難。9月10日通州失守，徐達的軍隊直逼元朝的京城。他們在9月14日開抵大都，開始堵塞齊化門外的護城河，并攀登城墻而上。大都迅速陷落，并易名為北平（即北方已經(jīng)平定之意）；這個名稱一直保持到永樂帝在50年后把它正式定為帝國的首都時為止。
當北伐正在進行時，在南方進行的軍事活動使明朝的力量擴大到了廣西。福建也在這時被李文忠（1339—1384年）——朱元璋的外甥和養(yǎng)子［13］ ——所平定；湯和先前的戰(zhàn)斗為李文忠的勝利奠定了基礎(chǔ)。
在應(yīng)天（皇帝已給它更名為南京）和開封（現(xiàn)時被稱為北京），皇帝著手整頓道教和佛教組織。在他登極的第一個月內(nèi)，他就建立了兩個宗教管理機構(gòu)。這就是善世院和玄教院，每院由一名有學問的僧人或道士掌管。9月18日，他新封原來的天師張正常（1335—1378年）為大真人。［14］ 皇帝顯然不喜歡一個宗教的領(lǐng)袖擁有超過天子的名號，現(xiàn)在這個封號實際上是把他貶損了。他堅持認為，“天師”的名字意指“上天的師傅”，所以這個稱號被認為是目無君長的。
據(jù)認為，實際上有一個時期有人曾經(jīng)想把開封當做北方的京都，所以關(guān)于明代的建都于何處的問題一直爭論了20年。［15］ 1368年他第二次出巡到此地，于9月26日離開南京，10月7日到達開封。他在此地一直呆到11月11日，然后南返。他往后的北方之行沒有越過開封，因此他生平也從未涉足于中國北方。這次開封之行是他要協(xié)調(diào)他的主要將領(lǐng)們征討山西、陜西和蒙古的軍事行動。他們的直接軍事目標是山西的太原和大同：這個地區(qū)主要尚在忠于元室的擴廓帖木兒的統(tǒng)治之下。［16］ 擴廓帖木兒實際上是一個漢人，名王保保（1375年死），他由顯赫的乃蠻家族當作蒙古人扶養(yǎng)長大，這時統(tǒng)帶著大兵，足以威脅北京的安全。［17］ 由于他是元朝勤王軍中最有威勢的軍人，他必須盡早被明軍消滅。這是1368年皇帝開封之行的主要目的。
在皇帝離開南京的時候。有人在南京城外鐘山上的大禪宗佛寺舉行了法事活動。高僧梵琦（1296—1370年）參加了這項法事活動，其目的主要是超度在歷次征戰(zhàn)中歸天的亡靈。這時也向活著的人們散發(fā)錢財。對于忠貞不屈的軍人和一般平民因戰(zhàn)禍之苦所受的沖擊，皇帝是感同身受的。這是在洪武之年由皇帝倡導(dǎo)的幾次大規(guī)模佛教法事活動的第一次；須知，皇帝本人原來就當過小行童。［18］
徐達和常遇春在1368年末積極投入戰(zhàn)斗。常遇春在11月攻下了保定（今河北中部的新鎮(zhèn)）和真定（今河北西部的正定）。同時，另一員安徽驍將傅友德（1394年死）于12月在徐達和常遇春的指揮之下也率軍攻占了平定，它恰恰位于山西境內(nèi)通往太原的干線上。雖然傅友德也是安徽人，但他從來不是圈子里面的人物，因為他從前為朱元璋的對手明玉珍和陳友諒出過力。［19］ 但是，他確實給皇帝立過很寶貴的軍功。這一次的戰(zhàn)斗就是為了征服擴廓帖木兒尚在盤據(jù)中的太原創(chuàng)造條件。徐達本人于12月13日離開北平前往保定，以監(jiān)督入侵山西的軍事活動。到了12月26日，他已通過真定并拿下了趙州（今石家莊東南之趙縣）。兩天以后，他派傅友德帶兵前往平定。太原在1369年1月9日陷落，擴廓帖木兒逃往甘肅。山西被認為不久即可被平定，因為傅友德已派一支軍隊前往石州（今山西西部之離石），同時馮勝也向南開進了平陽?？墒牵轿鞅辈康闹劓?zhèn)大同直到1369年3月3日才被常遇春所攻占。
1369年初，皇帝采取步驟把皇帝的權(quán)力擴展到精神領(lǐng)域內(nèi)。2月7日，他封贈了全帝國境內(nèi)的所有城隍神靈。［20］ 這些被稱為“城市之神”的神靈們都由皇帝授予封號，也有正式的朝廷品級。各地縣令們都應(yīng)該向這些神靈定期上供，以期能得到神明佑護，趨于繁榮昌盛。
在蒙古人的大都陷落時被明軍俘獲的元朝官員都被帶到南京來朝見新主人，皇帝親自接見了他們。這些官員中有在1364做過元朝翰林學士的江西人危素（1303—1372年），_0127_1［21］ 和也是翰林學士的福建人張以寧（1301—1370年）。［22］ 這兩個人都被安置在南京的翰林院內(nèi)。危素在搶救瀕于湮沒的元朝實錄和把它們保存下來用于將來編修元史方面發(fā)揮了作用。作為一個文人，他很被洪武帝看重，所以皇帝要他給鳳陽的皇陵撰寫碑文。［23］ 與此同時，他又被輕蔑地看做是元朝的變節(jié)者，所以在1370年屈辱地被罷了官。他的情況表明，明朝的開國之君同知識分子的關(guān)系有時是困難的。
1368年末，皇帝命令宋濂和金華的另一名文人王祎（1323—1374年）帶領(lǐng)一些官員纂修元史；他們在1369年3月開始工作。［24］ 危素也參加了這個班子。這項工作匆忙地于1370年完成，其間有過短暫的停頓，因為編修者要等待把蒙古最后的統(tǒng)治者妥懽貼睦爾的完整的實錄送來。
為了表示他的真誠，皇帝在1369年3月25日親自去先農(nóng)壇行籍田的祭典；先農(nóng)是一位傳說中的古代皇帝，被認為是農(nóng)神。這個禮儀的程序和內(nèi)容都是經(jīng)過官員們詳細討論后制定的。犁地時用兩把包裹著天青色粗絲織品的犁和四頭披天青色布的牛。此后在他再度舉行籍田禮時，他已經(jīng)登上寶座20年了。這個禮儀在1369年舉行時之所以這樣受重視，部分原因是它曾在蒙古人統(tǒng)治時期被廢棄過。［25］
1369年春，徐達仍留在北方統(tǒng)帶準備進入陜西的部隊；這個省在明代包括今天的甘肅在內(nèi)。平?jīng)?、慶陽和寧州周圍的地區(qū)位于今甘肅東部，在它和今西安以北的陜西地區(qū)的戰(zhàn)事都打得很激烈，終洪武之世迄未完全平息。為了到達這兩個地區(qū)，徐達在4月初統(tǒng)兵越黃河在蒲州（在今永濟附近）進入陜西。他派常遇春和馮勝先進入西安，他本人則于4月12日抵達。盡管元朝勤王軍在城破之時還進行著頑強的抵抗，但陜西從技術(shù)意義上說被認為已經(jīng)平定。元朝在陜西的主要軍事領(lǐng)袖是河南人李思齊（1323—1374年），他最后也歸順了明朝。皇帝寫了一封信勸李思齊不要保衛(wèi)蒙古異族；但是，李思齊最初對此置之不理，仍然效忠于元朝。他從西安逃到了陜西首府正西面的鳳翔，但在這里被常遇春和馮勝所追擊。4月18日他被趕出鳳翔，把他的軍隊撤往臨洮（在今甘肅甘州之南）。
徐達此時離開西安前往鳳翔，把指揮權(quán)交給了耿炳文（約1335—1404年）；耿也是一個濠州老鄉(xiāng)，很久以來就一直是朱元璋安徽幫中的一員。［26］ 耿炳文在1390年以前一直做陜西的秦王左相都督僉事，徐達沿渭水移師到鞏昌（今隴西），所需糧秣由耿炳文從西安發(fā)送。鞏昌正在臨洮的東南，李思齊已在這里集中了他的軍隊。同時，馮勝軍圍臨洮，在5月21日終于使李思齊投降。5月23日蘭州也被徐達的一名部將所攻破，使徐達能放手改攻靖寧州（今平?jīng)觯?。靖寧?月8日失陷。在此后三個月時間中，徐達在今平?jīng)龈浇脑S多重要城市轉(zhuǎn)戰(zhàn)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環(huán)河河畔的慶陽。幾座城市已被攻下，但它們后來都變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來元朝官員的叛亂策源地。因此，它們又必須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月22日，當徐達降伏了慶陽的時候，陜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肅在內(nèi)）已在某種形式下全歸明朝所統(tǒng)治。
在徐達在陜西取得上述勝利之前，常遇春將軍已經(jīng)奉旨北進，參加攻打開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宮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年7月20日常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月9日去世，這使皇帝極感傷痛。常遇春沒有捉住元朝統(tǒng)治者，后者逃往更遠的北方，即蒙古舊都哈爾和林。但是，常遇春一直深入蒙古內(nèi)地，后來率軍往東追到日后被稱為滿洲的地方。他的死使皇帝很傷心，以致他在8月25日聞訊后為之輟朝。當常遇春的遺體運往南京實行國葬時，皇帝出城去龍江——長江上的船塢和京師的軍港——以會合送葬的行列。10月10日，皇帝召喚徐達和湯和兩位將軍回南京參加常遇春的備極哀榮的喪禮。
擴廓帖木兒仍然是使朝廷嚴重關(guān)切陜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當徐達和其他主要將領(lǐng)奉召回南京參加常遇春的葬禮時，擴廓帖木兒乘機騷擾平?jīng)龊吞m州。蘭州頂住了1370年1月末對它的圍攻，因此擴廓帖木兒未收復(fù)尺寸之地。但是，這個地區(qū)還是極其不穩(wěn)定。其結(jié)果是，皇帝在1370年不惜花費大量資財去摧毀擴廓帖木兒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衛(wèi)者。
在皇帝關(guān)于皇權(quán)的觀念中，血緣親王可以起關(guān)鍵性的作用。早在1369年他就命令編訂一套節(jié)制諸親王權(quán)力的條令，并指派他們在帝國的周邊擔任軍事要職。這些條令稱為《祖訓錄》［27］ ，是按照1369年5月皇帝的訓諭制定出來的。這樣做是為了為1370年冊封諸王子做準備，雖然《祖訓錄》本文要到1373年才予以頒行。
1369年對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問題進行了大辯論。10月中旬，決定應(yīng)以皇帝的故鄉(xiāng)臨濠縣（今安徽北部的鳳陽）為帝國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側(cè)，據(jù)信它可以成為主要能從長江下游吸取財富的帝國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約100英里。大規(guī)模的建設(shè)施工在臨濠進行，以使這個城市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都城，但在1375年把它定為中都的計劃被放棄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止。從此以后直到永樂皇帝遷都北方為止，南京是明代中國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年秋，皇帝想勸說云南的元朝統(tǒng)治者和四川夏國國君投降于他。他發(fā)出勸諭公文，特選的使節(jié)分送各該領(lǐng)袖。［28］ 事實證明這種努力未取得成效，對這兩個政權(quán)的征討勢在必行。
1369年12月皇帝叫他的學者-專家們修訂皇帝祭告天地的禮儀，從而表現(xiàn)了他對禮儀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態(tài)度。他定在那一年陰歷十一月十四日行祭天之禮，這一天是月圓的前夕，即陽歷12月13日。在這個儀式上，皇帝的父親——廟號仁祖——被尊為配享者。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樣尊崇皇帝的父親，因此這個禮儀實際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這些傳統(tǒng)的重要儀式之外，另給皇帝在壇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惡劣天氣下能躲避風雨。禮部尚書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從前是元朝官吏，約在1360年時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時代的前例為證，雖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29］
1370年初，皇帝草擬了最后北伐的計劃，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權(quán)。1370年1月30日，他任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即討伐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湯和、李文忠、馮勝和鄧俞（1337—1377年）——鄧俞也是安徽幫的軍事領(lǐng)袖之一［30］ ——等將領(lǐng)均是徐達的部將。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擴廓帖木兒在陜西的軍事威脅，并殲滅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兩路。一路大軍由徐達和鄧俞率領(lǐng)，從西安出發(fā)，經(jīng)過今甘肅鞏昌之北的定西，直趨擴廓帖木兒在陜西的部隊。另一路大軍由李文忠率領(lǐng)北上，通過北京附近長城上的居庸關(guān)，準備橫跨戈壁沙漠，追擊元朝統(tǒng)治者。用這種辦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與擴廓帖木兒彼此不能相救。鄧俞因此直接開向在鞏昌附近扎營的擴廓帖木兒的部隊，并一舉擊潰了他們。擴廓帖木兒未被抓獲，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據(jù)說鄧俞軍隊俘獲了約人；這次勝利大大減少了西北地區(qū)親元部隊的潛在威脅。鄧俞于是更向西進，沿黃河上游地區(qū)顯示明軍的威力。
在這同時，李文忠也北上，直趨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內(nèi)的興和。他然后進兵遠至開平，即從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舊址；但是，元朝統(tǒng)治者已北遁至應(yīng)昌。他于1370年5月23日就在應(yīng)昌死去，馬上由他的32歲的兒子愛猷識里達臘繼位。［31］ 李文忠終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月10日拿下了應(yīng)昌城。愛猷識里達臘已設(shè)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獲了他的皇后、他的兒子買的里八刺、許多蒙古貴族以及元帝的玉璽。愛猷識里達臘逃往漠北，仍被李文忠的部隊緊追不舍。他設(shè)法擺脫追兵，到了哈爾和林才感到比較安全，他在這里跟擴廓帖木兒的軍隊會合了。
皇帝是篤信道教的。1370年，他征召江西龍虎山的道教祖師張正常和道教法師周元真到南京，向他們詢問鬼神之理。張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祿寺受到隆重的接待。對皇帝來說，另一個重要的道教法師和占卜者為張中，此人在1363年反對陳友諒的大戰(zhàn)中的關(guān)鍵時刻曾經(jīng)幫助過朱元璋?；实鄣膶W者顧問宋濂此時在翰林院供職，1370年應(yīng)皇帝之請寫了一篇張中的傳記，他利用了1364年以來被皇帝保存的札記。［32］ 皇帝很重視周元真的情況，我們也是從宋濂給這個道士寫的傳記中了解到的。［33］
1370年5月，皇帝授予他的10個兒子中的9個兒子——太子除外——以親王的頭銜和藩國。雖然諸王子有幾年沒有就國，但朱元璋要使他們擔負重大的國防責任的計劃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年）、晉王朱?（1358—1398年）和燕王朱樉（1360—1424年）；他們的首府分別在西安、太原和北京。［34］ 當這些王子10年以后成年之后，他們奉父皇之命鎮(zhèn)守邊疆，與蒙古人相持以兵。他們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年6月，皇帝命令重開文官的科舉考試。在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文官的途徑是由政府中的個別官員加以薦舉。但是，這個制度為政府舉用合格人才的人數(shù)顯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復(fù)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以便為公職提供有才之士。1370年6月5日的一道詔旨宣布，是年陰歷8月將開征科考。［35］ 皇帝指示，考試應(yīng)該包括開始的三場：（1）經(jīng)義和《四書》一道；（2）論一道；（3）策一道?？荚嚭笾谖逄?，中式者還要經(jīng)過箭術(shù)、馬術(shù)、書法、算術(shù)以及律的知識的測試?；实埏@然強烈地堅持箭術(shù)的重要性，因為他在發(fā)布詔旨的幾天以后又命令國子學生和州縣學生都應(yīng)該對它勤加練習。［36］
皇帝把他作為天子這一角色的精神義務(wù)看得非常嚴肅認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靈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標及其他王子也齋戒盡禮。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時候，皇帝穿著素色長袍和草鞋步行去宮外的岳瀆壇。他鋪上一張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曬一整天?；屎蠛湾釉谶@一活動中準備了農(nóng)民的粗糲之食，她們還親自為此目的下廚。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曬儀式，后來又回宮繼續(xù)齋戒。據(jù)記載，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陰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37］
皇帝雖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師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驟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動。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統(tǒng)的宗教教門，尤其嚴禁白蓮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國境內(nèi)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這種活動為“非法”；他說，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準在年終祭拜祖先和灶神；農(nóng)村中的農(nóng)民則只準在春秋兩季拜土地神。［38］
當前元朝統(tǒng)治者的孫子買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達南京時，明太祖給了他祖父一個廟號，稱為順帝，這是指這樣一個事實：已故中國的元朝君主已順從天命離開了中國。在正式入宮朝見皇帝時，買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號，并賜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壇把他戰(zhàn)勝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廟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復(fù)受嚴重戰(zhàn)禍之害的地區(qū)的經(jīng)濟政策正在貫徹之中。這時推行了開中法，把糧食分配到山西這個蕭條和貧困的地區(qū)。這是一種頒發(fā)憑證的制度，給商人提供了利潤的刺激；它誘使商人用自己的資財運糧食到西北去。為了酬報商人水運的糧食，商人們被授以鹽引，從而能從政府處買回食鹽，然后又在零售市場銷售獲利。經(jīng)營積極性很高的商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可以雇傭農(nóng)民在邊境地區(qū)種植糧食，因此節(jié)省了從內(nèi)地運輸糧食的費用。他們照舊收取鹽引：鹽引是按照距離邊境的遠近和交納谷物的質(zhì)量來計算的。這個制度刺激了邊境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為洪武時期提供了平穩(wěn)的糧價。［39］
1370年政府還采取了另一個措施來整頓帝國的資源?；实勖顟舨恳笕珖袘艨谠诋?shù)卣⒓㈩I(lǐng)取官方的戶帖，戶帖上面開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齡以及財產(chǎn)。安徽徽州祁門縣在1371年的一份現(xiàn)存戶帖就載明，該戶主有耕地0.854畝，一間草屋和一頭黃牛。因此，戶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記錄國家為制訂財政計劃而感興趣的詳細的資料。［40］
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鄉(xiāng)——安徽鳳陽——的經(jīng)濟，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長江下游地區(qū)的蘇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興等縣的約4000戶遷移到那里去。這些戶在本籍都無田地，他們在鳳陽分配到了田地。鳳陽在14世紀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時疫的打擊，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紅巾軍的戰(zhàn)爭而使人口繼續(xù)下降。
1370年秋，北伐勝利軍的將領(lǐng)們班師回南京受封。徐達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達南京，皇帝親迎于城外的龍江地方，以示極大的尊寵?；实墼谀辖及磻T例把凱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學士詳細討論以一種新貴族制度來酬庸報功；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這是舉行禮儀和教導(dǎo)太子的殿堂——對這個新制度商討了一整個夜晚。［41］ 11月29日，皇帝細心地給徐達、李善長、李文忠、馮勝、鄧俞和其他許多領(lǐng)袖們頒授了貴族爵銜。［42］ 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負責大都督府，這個職位在南京擁有很大的權(quán)勢。
或許，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創(chuàng)舉是在皇城東邊的宮門內(nèi)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經(jīng)詢問他的學者-顧問們關(guān)于皇族奉祀的問題，同時指明已為此目的建立了太廟。但是他認為，在太廟獻祭得嚴格遵守前人的先例，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動。他詢問，怎樣能在陰歷每月朔望之際的晨昏行祭拜之禮。他要當時在禮部供職的臨海（浙江）學者陶凱找出能做這種祭祀活動的古代先例。陶凱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時曾經(jīng)修建了一個欽先孝思殿。根據(jù)這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出處，皇帝就命令興建了這個奉先殿。這個新殿里供奉著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燒香之外，每月朔望還要給祖先的神靈換上新祭品。在祖先們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禮”地辦理。有些禮儀從太廟移到了奉先殿履行。［43］
皇帝很有決心在祭祀之日實行齋戒，作為表率。為了推動這種努力，他命令陶凱鑄造一個銅人，手執(zhí)竹笏，上面刻有“齋戒”二字。他告訴臣下，這個銅像要在他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44］
?。?］ 關(guān)于朱元璋的傳記，見吳晗：《朱元璋傳》[587]（1949年；修訂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桓宦诽睾头空组壕帲骸睹魅藗饔涋o典》[191]（紐約與倫敦，1976年），第381—392頁。
?。?］ 分別見于《明人傳記辭典》[191]中他們各自的傳記，第602—608頁；見張廷玉等編：《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125，第3723—3732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15—120頁；《明史》，125，第3732—3738頁；以及《明人傳記辭典》，第850—854頁和《明史》，127，第3769—3773頁。
?。?］ 關(guān)于登極儀式的詳細情況，見《明實錄·太祖實錄》[380]（1418年；1961年臺北重?。?，28上，第433—438頁；29，第477—482頁。
?。?］ 他們的真實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為他出身于一個貧寒和無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壇獻祭。
?。?］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頁。這一篇更早的文告應(yīng)該與《明實錄》[380]上的文字作一參校，見《太祖實錄》，29，第482—483頁。
?。?］ 關(guān)于皇后和太子的傳記，分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023—1026頁，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第346—348頁。
［7］ 他們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25—1231頁；《明史》[41]，128，第3784—3788頁。
［8］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中的傳記，第1248—1251頁；《明史》[41]，126，第3751—3756頁。
?。?］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中的傳記，第909—910頁；《明史》[41]，129，第3804—3808頁。
?。?0］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389—1392頁；《明史》[41]，127，3773—3774頁。
?。?1］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932—938頁；《明史》[41]，128，3777—3783頁。
?。?2］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53—455頁；《明史》[41]，129，第3795—3799頁。
?。?3］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881—887頁；《明史》[41]，126，第3741—3746頁。
［14］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4—45頁；《明史》[41]，299，第7654—7656頁。
［15］ 見法默：《明初兩京制的演變》[156]（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頁以下。
?。?6］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24—728頁。
?。?7］ 又見本書第1章有關(guān)段落。
?。?8］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23—425頁。
?。?9］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66—471頁；《明史》[41]，129，第3799—3803頁。
?。?0］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載《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頁。
?。?1］ 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464—1467頁，《明史》[41]，第7314—7315頁。
?。?2］ 見《明史》[41]本傳，285，第7315—7316頁。
?。?3］ 危素的《皇陵碑》，見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類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頁。皇帝后來不喜歡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寫了一遍。后一種碑文見《七修類稿》，第117—119頁。
?。?4］ 關(guān)于王祎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444—1447頁；《明史》[41]，129，第7414—7415頁。
?。?5］ 龍文彬：《明會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頁。
?。?6］ 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13—718頁；《明史》[41]，130，第3818——3820頁。
?。?7］ 依字面上說，這就是開國皇帝的訓示的記錄。
?。?8］ 談遷編：《國榷》[498]（約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頁。
?。?9］ 龍文彬：《明會要》[364]，1，第90—91頁。
?。?0］ 關(guān)于鄧俞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77—1280頁；《明史》[41]，126，第3748—3751頁。
?。?1］ 關(guān)于妥懽貼睦爾和愛猷識里達臘的傳記，分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90—1293頁，以及《明人傳記辭典》，第15—17頁。
?。?2］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載《四部備要》，臺北，1970年），3，第16—17頁。陳學霖：《張中和他的預(yù)言：一位明初道士的傳奇的傳播》[21]，載《遠東》，20，1（1973年7月），第65—102頁。
?。?3］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488]，9，第14—15頁。
?。?4］ 《明史》[41]，116，第3560—3565頁有關(guān)于朱樉和朱?的記述。關(guān)于朱棣，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355—365頁。關(guān)于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況，見后文第一表（《藍玉案件》節(jié)內(nèi)）。
［35］ 《國榷》，[498]，4，第415—416頁。
?。?6］ 復(fù)燮編：《明通鑒》[210]（約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頁。
［37］ 《明實錄·太祖實錄》[380]，53，第1033頁。
?。?8］ 《明實錄·太祖實錄》[380]，53，第1037頁；塚本俊孝：《洪武帝與佛道二教》[515]，載《岐阜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科學）》，14（1966年3月），第36頁。
?。?9］ 見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載《禹貢》，5，12（1936年8月），第1—15頁。
?。?0］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頁。
?。?1］ 陳鶴：《明紀》[53]（1871年；重印本見《四部備要》，臺北，1965年），3，第134頁。
?。?2］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885頁；《國榷》[498]，4，第428—431頁；泰勒：《明太祖與勛貴》[505]，載《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頁。
［43］ 《明會要》[364]，1，第152—153頁。關(guān)于陶凱的傳記，見《明史》[41]，136，第3954—3955頁。
?。?4］ 《國榷》[498]，4，第4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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