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若干普遍趨勢
明朝統(tǒng)治的將近300年，很難說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發(fā)生的變化，觸及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各個方面。歷史編纂學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也不例外。雖然革新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逐漸發(fā)展的，但整個來看，明朝最后100年的歷史著述與最初100年的區(qū)別相當大。區(qū)別明顯地表現(xiàn)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在這一章里，將對這些變化作詳細的闡述。這里可以把它們概括為對原始資料的一種更為批判的態(tài)度，這在16世紀變得逐漸明顯，并使后一時期區(qū)別于較早的時期。
16世紀的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識字的人大量增加，對讀物（包括歷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個普遍趨勢的一個方面，是科舉考試錄取名額的大量增加。這些人也是歷史著述預期的讀者?？贾羞M士（他們構成歷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編者的大多數(shù)）的平均數(shù)從1388至1448年間每三年約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間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間每三年330名。［1］ 在16世紀，跟書籍和知識的普及同樣可喜的，是印刷術和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據(jù)一位專家說，在明朝的后半期，印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如果沒有超過以前各個時期，也與之相等。”［2］ 的確，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與前此各個時期相提并論。在歷史著述領域也是這樣。歷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這之前就出現(xiàn)了，到了明代成為歷史著述的榜樣。突出的例子是《史記》和《漢書》的紀傳體之于正史；《資治通鑒》之于編年史；《通鑒紀事本末》之于記事史；《通典》和《文獻通考》之于政書。以上僅舉了最重要的類型中的少數(shù)幾種。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論證，律詩無疑在唐代達到了發(fā)展的最高階段，以后再也不能企及。［3］
但是，在唐宋時代只有相當少的能讀會寫的人具有欣賞以至模仿大詩人的能力，而在隨后的時代，這種人的數(shù)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認為，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對過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長，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他暗示他的這個看法并不只限于詩歌方面。看來這也適用于歷史著述；有獨創(chuàng)性的早期樣范為愈來愈多的人所知，他們于是在自己的歷史著述中也加以采用。
在這里對我們所說的歷史著述作些說明，也許是適宜的。它包括按中國傳統(tǒng)分類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1.分為本紀、志、表和列傳的紀傳體官修史書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編寫的與紀傳體正史類似的別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編年史
4.紀事本末體史書
5.大多限于一個時期或某件事情的雜史
6.皇帝和大臣的詔令奏議匯編
7.傳記
8.職官志
9.政書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對以上著述，還應加上子部中的一些類目：
1.大多分在兵家類的有關軍事和邊防的著述
2.分在雜家或小說類的政書
這種分類法在各種目錄中不盡相同。［4］ 有許多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列入子部的書或整批的書，在其他目錄中列入史部，奏議集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列入史部，而在別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這些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述之外，另有許多著作對歷史研究可能很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對奏議的補充和作者的友人們的傳記材料；關于作者訪問過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參與過的事件的記述；有關歷史或政治問題的志、論、說；以及與友人和同事的往來書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時甚至有短篇歷史著作，而在任何書目或目錄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許多小說和劇本應當看成是它們所產(chǎn)生的時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原始資料。最后，明代的詩歌也表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應看成是歷史研究的資料。［5］
明朝頭100年的歷史著述的特點，是政府編纂龐大的全集。進行這種匯編是繼續(xù)元代和更早朝代的傳統(tǒng)。第一部這類作品是《元史》，編于洪武年間，隨即刊印。接著是永樂時期的主要匯編：朱熹和其他宋代學者注解的《四書大全》和《五經(jīng)大全》，以及理學著作集《性理大全》。與歷史有關的是《歷代名臣奏議》，1416年編，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樂大典》，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匯編工程。雖然它原有的12000冊［6］ 到18世紀僅存十分之一（現(xiàn)存更少），但它收錄了有關宋、元和明初歷史的一些佚文秘籍，使其免于全部失傳。含有元代驛站組織資料的《經(jīng)世大典》（1331年）和其他著作，使我們能夠推想元代的驛站制度。［7］
這些匯編以其宏大的規(guī)模著稱于世，它們反映出的永樂氣派多于學術上的成就。［8］ 在永樂朝以后，有一些對明朝歷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繼續(xù)了龐大的官修匯編的傳統(tǒng)，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學，1503年和1587年的《大明會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禮》。所有后來這些作品都是在司禮監(jiān)的監(jiān)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禮監(jiān)為此而設的稱為經(jīng)廠的倉庫。因此，屬于司禮監(jiān)刻印的書稱為經(jīng)廠本。［9］ 經(jīng)廠本是大開本，字體大，紙質潔白厚實，印刷考究。它們?yōu)榍宄摹暗畋尽焙筒簧俪r本中文書提供了樣板。
明代在歷史著述上最突出的進步，是對歷史資料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明朝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學派在思想中占統(tǒng)治地位。這一派對歷史著述的影響是，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鑒綱目》所傳述的那樣去接受傳統(tǒng)及其價值，而不鼓勵對歷史記載的確實性與可靠性提出問題。
在16世紀中葉以前，歷史作者通常不去對各種歷史文獻和來源可疑的記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別。他們更不愿過問官方檔案的可靠性。這種態(tài)度在正式著作、雜著和歷史注釋中都很明顯。像刻于1459—1566年間的鄭曉（1499—1566年）的《吾學編》（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應旂（生于1500年）的《憲章錄》（ 2. 3. 1）就仍然按這種方式編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獻資料，部分基于傳聞或可靠性不同的記述。［10］ 例如，《吾學編》第十一章論述建文皇帝的死，作者寫道，據(jù)說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宮殿中被燒死，但又把他逃往四川、云南和廣西，以及他后來再度出現(xiàn)的故事當成可能的事實加以補充。［11］ 在這類著作里，有時在官方檔案中找不到的有價值的信息可能混雜在無法證實的故事傳說中。
到16世紀初，歷史學家在他們的著述中開始逐漸采用陳白沙和稍后的王守仁的新方法，他們愈來愈多地知道了文獻資料和故事傳說的根本區(qū)別，同時他們也認識到文獻資料未必總是提供真實的信息，而各種故事傳說也可能包含一些真實性。向新方法過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1461—1527年），他是一位反對朱熹學派的非正統(tǒng)思想家。他的各種雜記集（如4.5.8）把有價值的信息與無法證實的傳說結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蘇州杰出人物的傳記集《蘇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歷和其他的文獻資料，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賞識。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錄》中，他對歷史人物提出的見解往往與傳統(tǒng)的看法大相徑庭。據(jù)說他的著作對于李贄的《藏書》具有相當大的影響。［12］
但明代歷史著述的這個新趨向，在王世貞（1526—1590年）這樣的作家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現(xiàn)，他也來自蘇州地區(qū)。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世貞有機會接近實錄，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別集》（ 2. 2. 6）和1614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發(fā)表的各種歷史論文，就主要根據(jù)這些實錄。他的論文《史乘考誤》，清楚地顯示出他對各種資料的相對價值和需要選擇與批判性評價的理解。例如，他在這篇論文的前言中說：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于睚眥，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翦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chuàng)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在這篇文章里，王世貞把他對歷史著作不加選擇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批評具體化了。在1594年刊行的《國朝獻征錄》（3.1.2）中也看到對原始文獻資料的很大重視，此書是焦竑（1541—1620年，［13］ 編的一部由墓志銘、紀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訃告組成的龐大的傳記性匯編。
焦竑大為稱贊的李贄（1527—1602年）是明代最獨特的非正統(tǒng)歷史著作家。［14］ 他的刊行于1599年的《藏書》，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分類傳記集，在這部著作里，李贄用全新的標準和觀點評價歷史人物?！恫貢返摹妒兰o列傳總目前論》一開始就說：“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保?5］ 照李贄的話，不同的人在不同時間所持的意見和判斷差異很大。他說，如果孔子復活，他的觀點將與他在2000年前發(fā)表的觀點很不相同。這些看法還不足以作為依據(jù)把李贄歸入反儒家一流，但它們清楚地表明他反對朱熹學派所創(chuàng)立的官方的正統(tǒng)理學，照后者看來，孔子一旦作出判斷（不論真是他作出的或據(jù)說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時代的唯一準繩。
在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鑒綱目》中立下一個榜樣，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無可爭議的高度尊重。［16］ 李贄堅持他的基本觀點，對不少歷史人物的評價必然與正統(tǒng)的評價相矛盾。例如，李贄尊秦始皇這個直到目前為止的一切儒家歷史編纂學深惡痛絕的人為“千古一帝”。［17］ 他的《藏書》只涉及明以前時期，但三年后，在1602年《續(xù)藏書》（ 3. 3. 15）刊行。在這部著作里，李贄對明朝人物同樣作出獨立的非正統(tǒng)的評價。雖然李贄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開談話中發(fā)表的非正統(tǒng)思想的后果而在獄中自盡，但在清初，當他的書被禁時，他的著作卻被重印并大為流行。
1676年刊行的黃宗羲論明代思想史的偉大著作《明儒學案》（ 3. 4. 6），代表了歷史著述另一類型的革新。［18］ 《明儒學案》實際上是第一部中國哲學史，一部激起了全國興趣的著作。［19］ 它是按照思想派別排列的。介紹的每位學者先有一篇小傳，然后是對他的思想的陳述。這樣，明代的思想趨向的過程就變得很清楚。在中國的目錄中，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傳記類，對它的特點估計不足。黃宗羲還開始編著一部關于宋元時期的類似著作《宋元學案》，他死后由其他人完成。
16世紀時，政府部門也開始主要根據(jù)檔案材料編纂關于他們自己的機構與活動的志書。它們保存了關于體制和行政事例的詳細記載。1620年刊行的《禮部志稿》（ 6. 2.1），資料豐富，是這類著作的代表。
這種新出現(xiàn)的對文獻資料的重視的另一個結果，是有關國家大事的著作（經(jīng)世文或經(jīng)濟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經(jīng)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區(qū)高級官員向皇帝報告實情并提出對策的奏議。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議、請求或報告，或對其他政府部門的咨文，也可以收入這類專集中。
有少數(shù)奏議集從宋甚至更早的朝代開始?？兴鼈兊闹饕獎訖C可能是希望把杰出人物所寫的奏議中表現(xiàn)出來的道德品質展示出來，以供仿效。只有在16世紀時，刊行奏議才流行起來，它們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孫或友人整理刊行。這樣做的動機，可能主要是為了把作者的政績記載下來，并為后來的傳記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獻資料。此外，奏議還可以被看成文學上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樣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價值在于作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議外，為實際用途而精選出的奏議匯編，確實是明代的一大發(fā)明。我們已經(jīng)提到，早在永樂時期就出版了《歷代名臣奏議》這部貫穿中國歷史的由歷代最主要的官員所寫的奏議的龐大總集。明朝官員的奏議和其他經(jīng)世文的集子，最早編于16世紀中葉。最突出的例子是1638年刊行的《皇明經(jīng)世文編》（5.1.8），在任何時代這都是這類作品中最豐富的一部。正如這部書和大多數(shù)其他匯編的書名所表明的，它們的意圖是提供在考慮國家大事時使用的文獻資料。
政書論述的主要是國家大事。政書早在唐宋時期就已編纂。這個傳統(tǒng)在16和17世紀得到繼續(xù)。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獻根據(jù)的新著作，補充了早期的政書。這些著作有陳仁錫刊行于1630年的《皇明世法錄》（6.6.7），王圻刊行于1586年的《續(xù)文獻通考》（ 6. 6. 2），馮應京刊行于1604年的《皇明經(jīng)世實用編》（6.6.4），以及其他種種?！敖?jīng)世”和“經(jīng)濟”顯然是當時的流行用語。
另一種文獻資料的重要來源是邸報或塘報，這是一種在各大都市和各省政府部門中流傳的包括命令和報道在內的政府公報。這種公報存在于更早的時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為一種經(jīng)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傳，但1628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這一制度，后來稱為京報。
從16世紀起，方志的編纂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都大有增進，對地區(qū)或地方史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變得很普遍。在17世紀初，學者開始把對書本資料的研究與實地考察中的體驗結合起來。徐宏祖［20］ 的《徐霞客游記》（8.3.2）根據(jù)作者自己的體驗對山川風物作了詳細的歷史與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至1640年間，游歷了明帝國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顧炎武［21］ 刊行于1662年的《天下郡國利病書》（ 8. 1. 10），根據(jù)的是書本資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廣泛的旅行記。顧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為了憑吊歷史遺址和收集文物（就像他以前的大多數(shù)學者那樣），而是為了“親身視察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地區(qū)，估計其地勢的戰(zhàn)略價值，供今后抵抗之用”。［22］
在所謂歷史的輔助科學如金石學或目錄學方面，沒有出現(xiàn)大的革新，但在明朝后半期，它們受到足夠的重視并有進一步的發(fā)展。金石學是楊慎［23］ 涉及的許多領域之一，他是16世紀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藝而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是第一個研究中國西南邊疆的青銅鼓的人。［24］ 焦竑編著的到他的時代為止的明代作家著作目錄《國史經(jīng)籍志》（1590年），顯示出他廣泛的閱讀和文獻學才能，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獻學著作之一。［25］ 它后來被黃虞稷［26］ 的《千頃堂書目》（見本章注[92]及有關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個明代直到1644年。
總的來說，晚明時期的文化繁榮和思想多樣化幾乎在一切形式的歷史著述中都是明顯的。下面各節(jié)將詳細討論明代歷史編纂的各個方面。
［1］ 拉爾夫·C.克羅采：《國姓爺與中國民族主義：歷史，神話與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納德·基恩：《國姓爺?shù)膽?zhàn)事：近松的木偶戲，其背景與影響》[284]（倫敦，1951年）。
?。?］ 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220]，見《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221]（上海，1934年），附錄Ⅱ，第290—328頁。
［3］ 莊金德：《鄭氏軍糧問題的研討》[112]，《臺灣文獻》，12，1（1961年3月），第55—66頁。方豪：《由順治八年福建武闈試題論鄭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陸雜志》，22，6（1961年3月），第1—20頁。
?。?］ 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zhèn)》[471]，《幼師學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頁。
［5］ 關于鄭聯(lián)和鄭彩與鄭芝龍的血緣關系，見鄭喜文：《明鄭史事五則》[63]，《臺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頁。
［6］ 關于很受稱許的“三征長江”的日期和情況很難確定。這里根據(jù)的是李學智的推論和考證，見他的《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考〉》[322]，《大陸雜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頁，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頁，附有《文獻叢編》的補充證明，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北平，1930－1937年；臺北1964年重?。?，Ⅰ，第426—428頁。
?。?］ 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zhèn)》[471]，第7頁。
?。?］ 鄭成功手下獲得爵位和文武官職的人的詳盡名單，見賴永祥：《明鄭藩下官爵表》[303]，《臺灣研究》，1（1956年），第79—101頁，和2（1957年），第47—78頁。
?。?］ 關于鄭成功接受永歷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資料說法不一。對這個問題最好的解決，見朱希祖：《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頁。
?。?0］ 關于這一點和下面提到的見解，見廖漢臣；《延平王北伐考評》[341]，《臺灣文獻》，15，2（1964年6月），第47—74頁。
?。?1］ 關于張名振的死期，廖漢臣的有所根據(jù)的猜測[見他的《魯王抗清與二張之武功》[340]，《臺灣文獻》，11，1（1960年3月），第102頁]，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編第4卷第576葉有明確的證實，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間的某個時候。
?。?2］ 李振華：《張蒼水傳》[312]（臺北，1967年）；石源道博：《張煌言之江南江北經(jīng)略》[275]，《臺灣風物》，5，11—12（1955年），第7—53頁。
［13］ 7個州，3個縣和32個地區(qū)。這個數(shù)字是從各種資料推算出來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張煌言《北征得失紀略》[34]中的記載，見《張蒼水詩文集》（1659年；重印，《臺灣文獻叢刊》，142，卷1，1967年），第3—4頁。
?。?4］ 確定鄭成功在臺灣登陸的準確日期，一直是個問題。關于結論性的研究，見陳國強：《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時間問題》[54]，《廈門大學學報》，1（1962年4月），第158—164頁；田大熊：《國姓爺?shù)牡顷懪_灣》[512]，石萬壽譯，《臺北文獻》，44（1978年6月），第111—121頁（最初發(fā)表于1938年）。
?。?5］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視的福摩薩》[14]，伊內茲·德·波克萊爾等編（臺北，1975年）。
?。?6］ 李騰嶽：《鄭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獻?？罚?，3（1950年8月），第35—44頁。
?。?7］ 提到他的資料通常稱他為鄭世襲，因為除長子外，鄭芝龍的其他兒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關于安平鄭氏宗譜，見廖漢臣：《鄭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獻?？?，1，3（1950年），第54—64頁。
?。?8］ 見《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牌錄》[379]（1732年序；1969年臺北影印），1和2。
［19］ K.T.吳：《明代的印刷和印刷業(yè)者》[595]，《哈佛亞洲研究雜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頁，引文在第203頁。
［20］ 吉川幸次郎：《進步的一種形式——關于宋以后中國的進步》，《朝日新聞》，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東京，1974年），13，第605—607頁。又見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關的文章：《關于中國其他文學形式的進展：吉川幸次郎的論文》[290]，載《亞洲博物學和民俗學會通信》，84（1958年）；重印，載《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1969年），13，第617—622頁。
［21］ 關于不同的歷史著述分類體系，見鄭鶴聲：《中國史部目錄學》[61]（上海，1930年）。
?。?2］ 見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618]（東京，1963年）。
［23］ 見波得·奧爾布里希：《13和14世紀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郵傳》[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頁。
［24］ 各種各樣的“大全”后來甚至被戲呼為“大不全”。見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404]（東京，1961年），第340頁。
［25］ 吳：《明代的印刷和印刷業(yè)者》[595]，第228—229頁，注3。
?。?6］ 譯者按：應為11095冊。
明朝統(tǒng)治的將近300年，很難說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發(fā)生的變化，觸及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各個方面。歷史編纂學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也不例外。雖然革新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逐漸發(fā)展的，但整個來看，明朝最后100年的歷史著述與最初100年的區(qū)別相當大。區(qū)別明顯地表現(xiàn)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在這一章里，將對這些變化作詳細的闡述。這里可以把它們概括為對原始資料的一種更為批判的態(tài)度，這在16世紀變得逐漸明顯，并使后一時期區(qū)別于較早的時期。
16世紀的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識字的人大量增加，對讀物（包括歷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個普遍趨勢的一個方面，是科舉考試錄取名額的大量增加。這些人也是歷史著述預期的讀者?？贾羞M士（他們構成歷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編者的大多數(shù)）的平均數(shù)從1388至1448年間每三年約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間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間每三年330名。［1］ 在16世紀，跟書籍和知識的普及同樣可喜的，是印刷術和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據(jù)一位專家說，在明朝的后半期，印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如果沒有超過以前各個時期，也與之相等。”［2］ 的確，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與前此各個時期相提并論。在歷史著述領域也是這樣。歷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這之前就出現(xiàn)了，到了明代成為歷史著述的榜樣。突出的例子是《史記》和《漢書》的紀傳體之于正史；《資治通鑒》之于編年史；《通鑒紀事本末》之于記事史；《通典》和《文獻通考》之于政書。以上僅舉了最重要的類型中的少數(shù)幾種。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論證，律詩無疑在唐代達到了發(fā)展的最高階段，以后再也不能企及。［3］
但是，在唐宋時代只有相當少的能讀會寫的人具有欣賞以至模仿大詩人的能力，而在隨后的時代，這種人的數(shù)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認為，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對過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長，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他暗示他的這個看法并不只限于詩歌方面。看來這也適用于歷史著述；有獨創(chuàng)性的早期樣范為愈來愈多的人所知，他們于是在自己的歷史著述中也加以采用。
在這里對我們所說的歷史著述作些說明，也許是適宜的。它包括按中國傳統(tǒng)分類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1.分為本紀、志、表和列傳的紀傳體官修史書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編寫的與紀傳體正史類似的別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編年史
4.紀事本末體史書
5.大多限于一個時期或某件事情的雜史
6.皇帝和大臣的詔令奏議匯編
7.傳記
8.職官志
9.政書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對以上著述，還應加上子部中的一些類目：
1.大多分在兵家類的有關軍事和邊防的著述
2.分在雜家或小說類的政書
這種分類法在各種目錄中不盡相同。［4］ 有許多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列入子部的書或整批的書，在其他目錄中列入史部，奏議集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列入史部，而在別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這些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述之外，另有許多著作對歷史研究可能很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對奏議的補充和作者的友人們的傳記材料；關于作者訪問過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參與過的事件的記述；有關歷史或政治問題的志、論、說；以及與友人和同事的往來書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時甚至有短篇歷史著作，而在任何書目或目錄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許多小說和劇本應當看成是它們所產(chǎn)生的時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原始資料。最后，明代的詩歌也表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應看成是歷史研究的資料。［5］
明朝頭100年的歷史著述的特點，是政府編纂龐大的全集。進行這種匯編是繼續(xù)元代和更早朝代的傳統(tǒng)。第一部這類作品是《元史》，編于洪武年間，隨即刊印。接著是永樂時期的主要匯編：朱熹和其他宋代學者注解的《四書大全》和《五經(jīng)大全》，以及理學著作集《性理大全》。與歷史有關的是《歷代名臣奏議》，1416年編，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樂大典》，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匯編工程。雖然它原有的12000冊［6］ 到18世紀僅存十分之一（現(xiàn)存更少），但它收錄了有關宋、元和明初歷史的一些佚文秘籍，使其免于全部失傳。含有元代驛站組織資料的《經(jīng)世大典》（1331年）和其他著作，使我們能夠推想元代的驛站制度。［7］
這些匯編以其宏大的規(guī)模著稱于世，它們反映出的永樂氣派多于學術上的成就。［8］ 在永樂朝以后，有一些對明朝歷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繼續(xù)了龐大的官修匯編的傳統(tǒng)，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學，1503年和1587年的《大明會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禮》。所有后來這些作品都是在司禮監(jiān)的監(jiān)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禮監(jiān)為此而設的稱為經(jīng)廠的倉庫。因此，屬于司禮監(jiān)刻印的書稱為經(jīng)廠本。［9］ 經(jīng)廠本是大開本，字體大，紙質潔白厚實，印刷考究。它們?yōu)榍宄摹暗畋尽焙筒簧俪r本中文書提供了樣板。
明代在歷史著述上最突出的進步，是對歷史資料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明朝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學派在思想中占統(tǒng)治地位。這一派對歷史著述的影響是，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鑒綱目》所傳述的那樣去接受傳統(tǒng)及其價值，而不鼓勵對歷史記載的確實性與可靠性提出問題。
在16世紀中葉以前，歷史作者通常不去對各種歷史文獻和來源可疑的記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別。他們更不愿過問官方檔案的可靠性。這種態(tài)度在正式著作、雜著和歷史注釋中都很明顯。像刻于1459—1566年間的鄭曉（1499—1566年）的《吾學編》（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應旂（生于1500年）的《憲章錄》（ 2. 3. 1）就仍然按這種方式編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獻資料，部分基于傳聞或可靠性不同的記述。［10］ 例如，《吾學編》第十一章論述建文皇帝的死，作者寫道，據(jù)說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宮殿中被燒死，但又把他逃往四川、云南和廣西，以及他后來再度出現(xiàn)的故事當成可能的事實加以補充。［11］ 在這類著作里，有時在官方檔案中找不到的有價值的信息可能混雜在無法證實的故事傳說中。
到16世紀初，歷史學家在他們的著述中開始逐漸采用陳白沙和稍后的王守仁的新方法，他們愈來愈多地知道了文獻資料和故事傳說的根本區(qū)別，同時他們也認識到文獻資料未必總是提供真實的信息，而各種故事傳說也可能包含一些真實性。向新方法過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1461—1527年），他是一位反對朱熹學派的非正統(tǒng)思想家。他的各種雜記集（如4.5.8）把有價值的信息與無法證實的傳說結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蘇州杰出人物的傳記集《蘇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歷和其他的文獻資料，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賞識。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錄》中，他對歷史人物提出的見解往往與傳統(tǒng)的看法大相徑庭。據(jù)說他的著作對于李贄的《藏書》具有相當大的影響。［12］
但明代歷史著述的這個新趨向，在王世貞（1526—1590年）這樣的作家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現(xiàn)，他也來自蘇州地區(qū)。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世貞有機會接近實錄，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別集》（ 2. 2. 6）和1614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發(fā)表的各種歷史論文，就主要根據(jù)這些實錄。他的論文《史乘考誤》，清楚地顯示出他對各種資料的相對價值和需要選擇與批判性評價的理解。例如，他在這篇論文的前言中說：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于睚眥，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翦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chuàng)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在這篇文章里，王世貞把他對歷史著作不加選擇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批評具體化了。在1594年刊行的《國朝獻征錄》（3.1.2）中也看到對原始文獻資料的很大重視，此書是焦竑（1541—1620年，［13］ 編的一部由墓志銘、紀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訃告組成的龐大的傳記性匯編。
焦竑大為稱贊的李贄（1527—1602年）是明代最獨特的非正統(tǒng)歷史著作家。［14］ 他的刊行于1599年的《藏書》，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分類傳記集，在這部著作里，李贄用全新的標準和觀點評價歷史人物?！恫貢返摹妒兰o列傳總目前論》一開始就說：“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保?5］ 照李贄的話，不同的人在不同時間所持的意見和判斷差異很大。他說，如果孔子復活，他的觀點將與他在2000年前發(fā)表的觀點很不相同。這些看法還不足以作為依據(jù)把李贄歸入反儒家一流，但它們清楚地表明他反對朱熹學派所創(chuàng)立的官方的正統(tǒng)理學，照后者看來，孔子一旦作出判斷（不論真是他作出的或據(jù)說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時代的唯一準繩。
在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鑒綱目》中立下一個榜樣，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無可爭議的高度尊重。［16］ 李贄堅持他的基本觀點，對不少歷史人物的評價必然與正統(tǒng)的評價相矛盾。例如，李贄尊秦始皇這個直到目前為止的一切儒家歷史編纂學深惡痛絕的人為“千古一帝”。［17］ 他的《藏書》只涉及明以前時期，但三年后，在1602年《續(xù)藏書》（ 3. 3. 15）刊行。在這部著作里，李贄對明朝人物同樣作出獨立的非正統(tǒng)的評價。雖然李贄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開談話中發(fā)表的非正統(tǒng)思想的后果而在獄中自盡，但在清初，當他的書被禁時，他的著作卻被重印并大為流行。
1676年刊行的黃宗羲論明代思想史的偉大著作《明儒學案》（ 3. 4. 6），代表了歷史著述另一類型的革新。［18］ 《明儒學案》實際上是第一部中國哲學史，一部激起了全國興趣的著作。［19］ 它是按照思想派別排列的。介紹的每位學者先有一篇小傳，然后是對他的思想的陳述。這樣，明代的思想趨向的過程就變得很清楚。在中國的目錄中，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傳記類，對它的特點估計不足。黃宗羲還開始編著一部關于宋元時期的類似著作《宋元學案》，他死后由其他人完成。
16世紀時，政府部門也開始主要根據(jù)檔案材料編纂關于他們自己的機構與活動的志書。它們保存了關于體制和行政事例的詳細記載。1620年刊行的《禮部志稿》（ 6. 2.1），資料豐富，是這類著作的代表。
這種新出現(xiàn)的對文獻資料的重視的另一個結果，是有關國家大事的著作（經(jīng)世文或經(jīng)濟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經(jīng)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區(qū)高級官員向皇帝報告實情并提出對策的奏議。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議、請求或報告，或對其他政府部門的咨文，也可以收入這類專集中。
有少數(shù)奏議集從宋甚至更早的朝代開始?？兴鼈兊闹饕獎訖C可能是希望把杰出人物所寫的奏議中表現(xiàn)出來的道德品質展示出來，以供仿效。只有在16世紀時，刊行奏議才流行起來，它們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孫或友人整理刊行。這樣做的動機，可能主要是為了把作者的政績記載下來，并為后來的傳記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獻資料。此外，奏議還可以被看成文學上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樣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價值在于作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議外，為實際用途而精選出的奏議匯編，確實是明代的一大發(fā)明。我們已經(jīng)提到，早在永樂時期就出版了《歷代名臣奏議》這部貫穿中國歷史的由歷代最主要的官員所寫的奏議的龐大總集。明朝官員的奏議和其他經(jīng)世文的集子，最早編于16世紀中葉。最突出的例子是1638年刊行的《皇明經(jīng)世文編》（5.1.8），在任何時代這都是這類作品中最豐富的一部。正如這部書和大多數(shù)其他匯編的書名所表明的，它們的意圖是提供在考慮國家大事時使用的文獻資料。
政書論述的主要是國家大事。政書早在唐宋時期就已編纂。這個傳統(tǒng)在16和17世紀得到繼續(xù)。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獻根據(jù)的新著作，補充了早期的政書。這些著作有陳仁錫刊行于1630年的《皇明世法錄》（6.6.7），王圻刊行于1586年的《續(xù)文獻通考》（ 6. 6. 2），馮應京刊行于1604年的《皇明經(jīng)世實用編》（6.6.4），以及其他種種?！敖?jīng)世”和“經(jīng)濟”顯然是當時的流行用語。
另一種文獻資料的重要來源是邸報或塘報，這是一種在各大都市和各省政府部門中流傳的包括命令和報道在內的政府公報。這種公報存在于更早的時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為一種經(jīng)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傳，但1628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這一制度，后來稱為京報。
從16世紀起，方志的編纂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都大有增進，對地區(qū)或地方史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變得很普遍。在17世紀初，學者開始把對書本資料的研究與實地考察中的體驗結合起來。徐宏祖［20］ 的《徐霞客游記》（8.3.2）根據(jù)作者自己的體驗對山川風物作了詳細的歷史與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至1640年間，游歷了明帝國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顧炎武［21］ 刊行于1662年的《天下郡國利病書》（ 8. 1. 10），根據(jù)的是書本資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廣泛的旅行記。顧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為了憑吊歷史遺址和收集文物（就像他以前的大多數(shù)學者那樣），而是為了“親身視察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地區(qū)，估計其地勢的戰(zhàn)略價值，供今后抵抗之用”。［22］
在所謂歷史的輔助科學如金石學或目錄學方面，沒有出現(xiàn)大的革新，但在明朝后半期，它們受到足夠的重視并有進一步的發(fā)展。金石學是楊慎［23］ 涉及的許多領域之一，他是16世紀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藝而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是第一個研究中國西南邊疆的青銅鼓的人。［24］ 焦竑編著的到他的時代為止的明代作家著作目錄《國史經(jīng)籍志》（1590年），顯示出他廣泛的閱讀和文獻學才能，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獻學著作之一。［25］ 它后來被黃虞稷［26］ 的《千頃堂書目》（見本章注[92]及有關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個明代直到1644年。
總的來說，晚明時期的文化繁榮和思想多樣化幾乎在一切形式的歷史著述中都是明顯的。下面各節(jié)將詳細討論明代歷史編纂的各個方面。
［1］ 拉爾夫·C.克羅采：《國姓爺與中國民族主義：歷史，神話與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納德·基恩：《國姓爺?shù)膽?zhàn)事：近松的木偶戲，其背景與影響》[284]（倫敦，1951年）。
?。?］ 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220]，見《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221]（上海，1934年），附錄Ⅱ，第290—328頁。
［3］ 莊金德：《鄭氏軍糧問題的研討》[112]，《臺灣文獻》，12，1（1961年3月），第55—66頁。方豪：《由順治八年福建武闈試題論鄭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陸雜志》，22，6（1961年3月），第1—20頁。
?。?］ 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zhèn)》[471]，《幼師學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頁。
［5］ 關于鄭聯(lián)和鄭彩與鄭芝龍的血緣關系，見鄭喜文：《明鄭史事五則》[63]，《臺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頁。
［6］ 關于很受稱許的“三征長江”的日期和情況很難確定。這里根據(jù)的是李學智的推論和考證，見他的《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考〉》[322]，《大陸雜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頁，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頁，附有《文獻叢編》的補充證明，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北平，1930－1937年；臺北1964年重?。?，Ⅰ，第426—428頁。
?。?］ 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zhèn)》[471]，第7頁。
?。?］ 鄭成功手下獲得爵位和文武官職的人的詳盡名單，見賴永祥：《明鄭藩下官爵表》[303]，《臺灣研究》，1（1956年），第79—101頁，和2（1957年），第47—78頁。
?。?］ 關于鄭成功接受永歷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資料說法不一。對這個問題最好的解決，見朱希祖：《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頁。
?。?0］ 關于這一點和下面提到的見解，見廖漢臣；《延平王北伐考評》[341]，《臺灣文獻》，15，2（1964年6月），第47—74頁。
?。?1］ 關于張名振的死期，廖漢臣的有所根據(jù)的猜測[見他的《魯王抗清與二張之武功》[340]，《臺灣文獻》，11，1（1960年3月），第102頁]，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編第4卷第576葉有明確的證實，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間的某個時候。
?。?2］ 李振華：《張蒼水傳》[312]（臺北，1967年）；石源道博：《張煌言之江南江北經(jīng)略》[275]，《臺灣風物》，5，11—12（1955年），第7—53頁。
［13］ 7個州，3個縣和32個地區(qū)。這個數(shù)字是從各種資料推算出來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張煌言《北征得失紀略》[34]中的記載，見《張蒼水詩文集》（1659年；重印，《臺灣文獻叢刊》，142，卷1，1967年），第3—4頁。
?。?4］ 確定鄭成功在臺灣登陸的準確日期，一直是個問題。關于結論性的研究，見陳國強：《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時間問題》[54]，《廈門大學學報》，1（1962年4月），第158—164頁；田大熊：《國姓爺?shù)牡顷懪_灣》[512]，石萬壽譯，《臺北文獻》，44（1978年6月），第111—121頁（最初發(fā)表于1938年）。
?。?5］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視的福摩薩》[14]，伊內茲·德·波克萊爾等編（臺北，1975年）。
?。?6］ 李騰嶽：《鄭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獻?？罚?，3（1950年8月），第35—44頁。
?。?7］ 提到他的資料通常稱他為鄭世襲，因為除長子外，鄭芝龍的其他兒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關于安平鄭氏宗譜，見廖漢臣：《鄭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獻?？?，1，3（1950年），第54—64頁。
?。?8］ 見《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牌錄》[379]（1732年序；1969年臺北影印），1和2。
［19］ K.T.吳：《明代的印刷和印刷業(yè)者》[595]，《哈佛亞洲研究雜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頁，引文在第203頁。
［20］ 吉川幸次郎：《進步的一種形式——關于宋以后中國的進步》，《朝日新聞》，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東京，1974年），13，第605—607頁。又見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關的文章：《關于中國其他文學形式的進展：吉川幸次郎的論文》[290]，載《亞洲博物學和民俗學會通信》，84（1958年）；重印，載《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1969年），13，第617—622頁。
［21］ 關于不同的歷史著述分類體系，見鄭鶴聲：《中國史部目錄學》[61]（上海，1930年）。
?。?2］ 見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618]（東京，1963年）。
［23］ 見波得·奧爾布里希：《13和14世紀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郵傳》[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頁。
［24］ 各種各樣的“大全”后來甚至被戲呼為“大不全”。見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404]（東京，1961年），第340頁。
［25］ 吳：《明代的印刷和印刷業(yè)者》[595]，第228—229頁，注3。
?。?6］ 譯者按：應為1109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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