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不分國內外政策的傳統(tǒng)中國政治思想，傳統(tǒng)分類體系沒有將對外關系單獨列為一類。與其他民族的和平關系屬于禮部的管轄范圍。邊防和軍事則是兵部的事。雖然與亞洲內陸的民族特別是蒙古人和后來的滿族人的關系，是明代中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但海外關系也變得很重要。15世紀初中國艦隊遠征東南亞、印度洋直到東非，被列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航海業(yè)績。后來，歐洲海軍力量向東擴張，終于成為清代中國發(fā)展的魔障。因此，單立一節(jié)概括地談談中國歷史著作如何反映這些對外關系，是適當?shù)摹?br />
除去實錄、［1］ 其他一般歷史著作和政書中有關于對外關系的章節(jié)外，有許多著作專門論述與明帝國有交往的外國和外國人。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寫于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歸入經世文。雖然著重在軍事，但在大多數(shù)作品中也有關于潛在敵人的習性的資料。這類作品的例子有嚴從簡的《殊域周資錄》（1574年，7.1.4），這是一部全面論述外國和它們與中國的陸上和海上關系的專著，下限到嘉靖時期，和慎懋賞的《四夷廣記》（萬歷后期，7.1.10）。它涉及17世紀初期，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朝鮮、日本和琉球；第二部分論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論述西藏和中亞；第四部分論述海外國家安南、爪哇、滿剌加、三佛齊、柬埔寨和歐洲國家（佛郎機）。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們的制度和習俗外，還增加了簡短的詞匯匯編，包括日語、琉球語、蒙古語、阿拉伯語、越南語和其他語種。這些詞匯匯編可能是《華夷譯語》（7.1.1）的縮編，它是14世紀后期首次為公務之用而編纂的。它們是漢語以及有關語種的歷史語言學的重要資料，并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受到西方學者的注意。
在論述軍事的著作中，有兩部杰出作品。王鳴鶴的《登壇必究》（1599年，7.2.6）論述軍事科學，有地圖和關于地理、軍事組織與準備、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裝備的具體說明；還有明代有關軍事問題的重要奏議。茅元儀［2］ 的《武備志》（1621年，7.2.7）也有地圖，它是一部關于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裝備與戰(zhàn)爭手段、軍事組織與邊防的百科全書。這部著作關于明代至17世紀初的論述特別有力。論述裝備和邊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興趣，是由于有許多例證。這部著作最好地體現(xiàn)了晚明時期軍事科學知識的狀況。
還有許多關于軍事計劃、邊界問題，或外國人的專題著作。它們包含所談事件的參與者或目擊者的敘述，以及有文獻根據(jù)的論文。最多的是關于蒙古和北部邊界包括滿洲在內的作品。
現(xiàn)尚存一些關于永樂皇帝出征蒙古的個人記述，是皇帝身邊的高級官員寫的（7.3.2—3）。還有以個人的經歷為依據(jù)的專題著作，作者是邊疆的官員如馬文升、［3］ 王瓊、［4］ 和蕭大亨。［5］ 蕭大亨的著作提供了關于蒙古人的習俗和他們與中國的關系的第一手資料。［6］ 其他作品附有邊疆地區(qū)和邊塞的珍貴地圖。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級官員或邊疆地區(qū)的行政長官，他們有機會接觸有關的材料。這類作品的例子有許論［7］ 的《九邊圖論》（1534年，7.8.7），它包括地圖和對全部北部邊境地區(qū)的描述；楊時寧的《宣大山西三鎮(zhèn)圖說》（1605年，7.3.21），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zhèn)；馮瑗的《開原圖說》（約1618年，7.10.3），所述的開原地區(qū)在今沈陽東北。
還有關于某些邊疆地區(qū)的地方志，類似中國的府志和縣志。這類作品的例子有劉效祖的《四鎮(zhèn)三關志》（1576年，7.3.18），述及薊州、昌平、保定、遼東戍區(qū)和紫荊關、山海關；鄭汝璧的《延綏鎮(zhèn)志》（1607年，7.3.22），延綏戍區(qū)在今陜西北部；畢恭的《遼東志》（1443年，7.10.1）是記述南滿的；郭造卿的《盧龍塞略》（1610年，7.3.23），是一部關于盧龍關周圍的邊境地區(qū)的內容廣泛的志書，盧龍關在今河北東部。最后這部作品有從洪武至萬歷朝的編年紀，有負責這個地區(qū)防務的杰出官員的傳記，有關于邊防的軍事組織、裝備、運輸和戰(zhàn)略地志的論述；還有關于蒙古人的資料，包括蒙古語詞匯匯編。
有些著作是對邊政的調查研究；它們是魏煥的《九邊考》（1541年，7.3.8）和張雨的《邊政考》（1547年，7.3.10）。王在晉的《三朝遼事實錄》（1638年，7.10.9）是萬歷后期、泰昌和天啟時期在滿洲邊境上發(fā)生的事件的編年史。顏季亨的《九十九籌》（天啟時期，7.10.6）是最后談論這個題目的明代書籍之一。［8］
還有類似的著作，是關于其他邊境地區(qū)包括“第三”或海上邊界的。［9］ 只有少數(shù)關于中亞的個人旅行記，其中最著名的是陳誠的《西域行程記》（7.4.1），它是作者在1414和1415年間經中亞出使撒馬兒罕和哈烈時所記。這是有關明初中亞情況的重要資料來源。有幾個駐守中國西南靠近土著地區(qū)的官員，寫下了他們在這個地區(qū)的和平的或戰(zhàn)爭的經歷。只有少數(shù)較全面的專著。無名作者的《南詔野史》（7.5.8）包含到晚明時為止的關于云南非漢族人民的歷史和人種史的記述。［10］ 田汝成的《炎徼紀聞》（1560年，7.5.9）記述了到嘉靖時為止與廣西、貴州和云南土著的斗爭。少數(shù)作品論述中國與安南的關系，其中最詳細的是張鏡心的編年體《馭交記》（寫于1638至1641年間，7.6.8），它的大部分下限到1637年。
15世紀初偉大的海上遠征不像我們可能期望的那樣在歷史著作中受到重視。雖然它們在許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著名的地理發(fā)現(xiàn)，但后來的中國作家從未把它們看成是光榮的成就，從未對它們產生認真的興趣。這些遠征被看成是一個討厭的太監(jiān)的浪費而受到輕視。士大夫對所有宦官的偏見（遠征領袖鄭和是個宦官）確實在這里起了作用。民間傳說進一步歪曲了遠征的種種事實，加進許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國人特別顯得可笑。
因此，傳下來的少數(shù)真實材料就特別可貴。關于這些遠征最杰出的作品是馬歡［11］ 的《瀛涯勝覽》（1451年，7.7.2）。馬歡參加了幾次航行，描述了他到過的地方。他的記述是用口語寫的，這就為近代前的中國學者的不予理睬增加了一個借口。馬歡的記述成了關于這些遠征的最重要的資料。［12］ 一部對馬歡的記述作出補充的同樣珍貴的記述，是費信［13］ 的《星槎勝覽》（1436年，7.7.1），費信也參加了幾次遠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張燮的《東西洋考》。這部作品描述了東南亞國家和日本、它們與中國的關系，以及航線和海上貿易。它也含有文獻材料和引自早期著作中有關這類題目的長篇引文。
與琉球、日本和朝鮮的關系，以及一般海防問題，都是明朝官員所直接關心的，有相應的著作論及這些問題。它們包括個人經歷的記述，如在1533—1534年間奉使琉球的陳侃［14］ 的《使琉球錄》（7.8.2），和龔用卿［15］ 在1536—1537年間出使朝鮮的報告《使朝鮮錄》（7.9.4）。負責海防的官員所寫的經歷有這樣一些作品如俞大猷［16］ 的《洗海近事》，寫1568—1569年間在福建廣東沿海鎮(zhèn)壓海盜的事。
兩部有插圖的海防著作，以其學術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鄭若曾［17］ 的《籌海圖編》（1561—1562年，7.8.10）論述從滿洲到廣東的海防，有船只和兵器的插圖。同一作者大約同一時期的《鄭開陽雜著》（7.8.11）是10篇海防論文的合集，有地圖。鄭若曾被看成第一個把注意力特別集中于沿海地區(qū)的地理學家，并對這個時期的海上貿易和海盜的新發(fā)展引起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此外，還有許多專題著作。劉宗岱的《兩浙海防類考》（1575年，7.8.14）和經過幾個作者修訂增補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1602年，7.8.20）論述浙江的海防；王在晉的《海防纂要》（1613年，7.8.21）論述從廣東到朝鮮的海上防御。
?。?］ 有重印本，25卷（臺北，1970年）。
［2］ 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 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 赫伯特·弗蘭克：《13和14世紀中國私家歷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見《中國和日本的史家》，第116—117頁。
?。?］ 中華書局的新式標點本（北京，1959年；第2版，北京，1980年）。
?。?］ 現(xiàn)代鉛印本（上海，1935年；北京，1959年）。
［7］ 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初印于北京。
?。?］ 焦竑：《玉堂叢語》[77]（1618年），北京1981年出版新式標點重印本，臺灣1982年翻印。
?。?］ 這三部作品都有加標點的重印本：《七修類稿》[304]和《四友齋叢說》[203]（北京，1961年），《五雜俎》[213]（北京，1959年）。
?。?0］ 北京重印，1955年。
?。?1］ 屈大均：《廣東新語》[119]，圈點印刷本（約1680年；香港1974年重?。?
?。?2］ 王世貞的批評，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3］ 關于明朝奏議的種類和傳送，見賽拉斯·吳：《明代奏議的傳送及對傳送網的評價》[596]，《通報》，54（1968年），第275—287頁。
［14］ 明代官方文獻的種類和它們的名稱，顯然同費正清和鄧嗣禹在《清代文獻的種類與使用》[153]中所說的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5（1940年），第1—71頁；也同費正清和鄧嗣禹在《清代的行政：三項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年）中所說的不盡相同。
［15］ 30卷（1638年；臺北1964年重?。?。
?。?6］ 有彼德·格雷納的德譯本：《從明初至天順末年（1368—1464年）的明代錦衣衛(wèi)》[193]（威斯巴登，1975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貞關于錦衣衛(wèi)的筆記，二部》[192]，見《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艾爾弗雷德·霍夫曼誕辰六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漢斯·林克、彼德·萊姆比格勒和沃爾夫岡·庫賓編（蒂賓根和巴塞爾，1976年），第130—163頁。
?。?7］ 又見黃章?。骸睹鞔衫齾R編》[244]，兩卷（臺北，1979年），開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種版本的名稱。
除去實錄、［1］ 其他一般歷史著作和政書中有關于對外關系的章節(jié)外，有許多著作專門論述與明帝國有交往的外國和外國人。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寫于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歸入經世文。雖然著重在軍事，但在大多數(shù)作品中也有關于潛在敵人的習性的資料。這類作品的例子有嚴從簡的《殊域周資錄》（1574年，7.1.4），這是一部全面論述外國和它們與中國的陸上和海上關系的專著，下限到嘉靖時期，和慎懋賞的《四夷廣記》（萬歷后期，7.1.10）。它涉及17世紀初期，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朝鮮、日本和琉球；第二部分論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論述西藏和中亞；第四部分論述海外國家安南、爪哇、滿剌加、三佛齊、柬埔寨和歐洲國家（佛郎機）。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們的制度和習俗外，還增加了簡短的詞匯匯編，包括日語、琉球語、蒙古語、阿拉伯語、越南語和其他語種。這些詞匯匯編可能是《華夷譯語》（7.1.1）的縮編，它是14世紀后期首次為公務之用而編纂的。它們是漢語以及有關語種的歷史語言學的重要資料，并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受到西方學者的注意。
在論述軍事的著作中，有兩部杰出作品。王鳴鶴的《登壇必究》（1599年，7.2.6）論述軍事科學，有地圖和關于地理、軍事組織與準備、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裝備的具體說明；還有明代有關軍事問題的重要奏議。茅元儀［2］ 的《武備志》（1621年，7.2.7）也有地圖，它是一部關于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裝備與戰(zhàn)爭手段、軍事組織與邊防的百科全書。這部著作關于明代至17世紀初的論述特別有力。論述裝備和邊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興趣，是由于有許多例證。這部著作最好地體現(xiàn)了晚明時期軍事科學知識的狀況。
還有許多關于軍事計劃、邊界問題，或外國人的專題著作。它們包含所談事件的參與者或目擊者的敘述，以及有文獻根據(jù)的論文。最多的是關于蒙古和北部邊界包括滿洲在內的作品。
現(xiàn)尚存一些關于永樂皇帝出征蒙古的個人記述，是皇帝身邊的高級官員寫的（7.3.2—3）。還有以個人的經歷為依據(jù)的專題著作，作者是邊疆的官員如馬文升、［3］ 王瓊、［4］ 和蕭大亨。［5］ 蕭大亨的著作提供了關于蒙古人的習俗和他們與中國的關系的第一手資料。［6］ 其他作品附有邊疆地區(qū)和邊塞的珍貴地圖。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級官員或邊疆地區(qū)的行政長官，他們有機會接觸有關的材料。這類作品的例子有許論［7］ 的《九邊圖論》（1534年，7.8.7），它包括地圖和對全部北部邊境地區(qū)的描述；楊時寧的《宣大山西三鎮(zhèn)圖說》（1605年，7.3.21），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zhèn)；馮瑗的《開原圖說》（約1618年，7.10.3），所述的開原地區(qū)在今沈陽東北。
還有關于某些邊疆地區(qū)的地方志，類似中國的府志和縣志。這類作品的例子有劉效祖的《四鎮(zhèn)三關志》（1576年，7.3.18），述及薊州、昌平、保定、遼東戍區(qū)和紫荊關、山海關；鄭汝璧的《延綏鎮(zhèn)志》（1607年，7.3.22），延綏戍區(qū)在今陜西北部；畢恭的《遼東志》（1443年，7.10.1）是記述南滿的；郭造卿的《盧龍塞略》（1610年，7.3.23），是一部關于盧龍關周圍的邊境地區(qū)的內容廣泛的志書，盧龍關在今河北東部。最后這部作品有從洪武至萬歷朝的編年紀，有負責這個地區(qū)防務的杰出官員的傳記，有關于邊防的軍事組織、裝備、運輸和戰(zhàn)略地志的論述；還有關于蒙古人的資料，包括蒙古語詞匯匯編。
有些著作是對邊政的調查研究；它們是魏煥的《九邊考》（1541年，7.3.8）和張雨的《邊政考》（1547年，7.3.10）。王在晉的《三朝遼事實錄》（1638年，7.10.9）是萬歷后期、泰昌和天啟時期在滿洲邊境上發(fā)生的事件的編年史。顏季亨的《九十九籌》（天啟時期，7.10.6）是最后談論這個題目的明代書籍之一。［8］
還有類似的著作，是關于其他邊境地區(qū)包括“第三”或海上邊界的。［9］ 只有少數(shù)關于中亞的個人旅行記，其中最著名的是陳誠的《西域行程記》（7.4.1），它是作者在1414和1415年間經中亞出使撒馬兒罕和哈烈時所記。這是有關明初中亞情況的重要資料來源。有幾個駐守中國西南靠近土著地區(qū)的官員，寫下了他們在這個地區(qū)的和平的或戰(zhàn)爭的經歷。只有少數(shù)較全面的專著。無名作者的《南詔野史》（7.5.8）包含到晚明時為止的關于云南非漢族人民的歷史和人種史的記述。［10］ 田汝成的《炎徼紀聞》（1560年，7.5.9）記述了到嘉靖時為止與廣西、貴州和云南土著的斗爭。少數(shù)作品論述中國與安南的關系，其中最詳細的是張鏡心的編年體《馭交記》（寫于1638至1641年間，7.6.8），它的大部分下限到1637年。
15世紀初偉大的海上遠征不像我們可能期望的那樣在歷史著作中受到重視。雖然它們在許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著名的地理發(fā)現(xiàn)，但后來的中國作家從未把它們看成是光榮的成就，從未對它們產生認真的興趣。這些遠征被看成是一個討厭的太監(jiān)的浪費而受到輕視。士大夫對所有宦官的偏見（遠征領袖鄭和是個宦官）確實在這里起了作用。民間傳說進一步歪曲了遠征的種種事實，加進許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國人特別顯得可笑。
因此，傳下來的少數(shù)真實材料就特別可貴。關于這些遠征最杰出的作品是馬歡［11］ 的《瀛涯勝覽》（1451年，7.7.2）。馬歡參加了幾次航行，描述了他到過的地方。他的記述是用口語寫的，這就為近代前的中國學者的不予理睬增加了一個借口。馬歡的記述成了關于這些遠征的最重要的資料。［12］ 一部對馬歡的記述作出補充的同樣珍貴的記述，是費信［13］ 的《星槎勝覽》（1436年，7.7.1），費信也參加了幾次遠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張燮的《東西洋考》。這部作品描述了東南亞國家和日本、它們與中國的關系，以及航線和海上貿易。它也含有文獻材料和引自早期著作中有關這類題目的長篇引文。
與琉球、日本和朝鮮的關系，以及一般海防問題，都是明朝官員所直接關心的，有相應的著作論及這些問題。它們包括個人經歷的記述，如在1533—1534年間奉使琉球的陳侃［14］ 的《使琉球錄》（7.8.2），和龔用卿［15］ 在1536—1537年間出使朝鮮的報告《使朝鮮錄》（7.9.4）。負責海防的官員所寫的經歷有這樣一些作品如俞大猷［16］ 的《洗海近事》，寫1568—1569年間在福建廣東沿海鎮(zhèn)壓海盜的事。
兩部有插圖的海防著作，以其學術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鄭若曾［17］ 的《籌海圖編》（1561—1562年，7.8.10）論述從滿洲到廣東的海防，有船只和兵器的插圖。同一作者大約同一時期的《鄭開陽雜著》（7.8.11）是10篇海防論文的合集，有地圖。鄭若曾被看成第一個把注意力特別集中于沿海地區(qū)的地理學家，并對這個時期的海上貿易和海盜的新發(fā)展引起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此外，還有許多專題著作。劉宗岱的《兩浙海防類考》（1575年，7.8.14）和經過幾個作者修訂增補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1602年，7.8.20）論述浙江的海防；王在晉的《海防纂要》（1613年，7.8.21）論述從廣東到朝鮮的海上防御。
?。?］ 有重印本，25卷（臺北，1970年）。
［2］ 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 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 赫伯特·弗蘭克：《13和14世紀中國私家歷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見《中國和日本的史家》，第116—117頁。
?。?］ 中華書局的新式標點本（北京，1959年；第2版，北京，1980年）。
?。?］ 現(xiàn)代鉛印本（上海，1935年；北京，1959年）。
［7］ 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初印于北京。
?。?］ 焦竑：《玉堂叢語》[77]（1618年），北京1981年出版新式標點重印本，臺灣1982年翻印。
?。?］ 這三部作品都有加標點的重印本：《七修類稿》[304]和《四友齋叢說》[203]（北京，1961年），《五雜俎》[213]（北京，1959年）。
?。?0］ 北京重印，1955年。
?。?1］ 屈大均：《廣東新語》[119]，圈點印刷本（約1680年；香港1974年重?。?
?。?2］ 王世貞的批評，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3］ 關于明朝奏議的種類和傳送，見賽拉斯·吳：《明代奏議的傳送及對傳送網的評價》[596]，《通報》，54（1968年），第275—287頁。
［14］ 明代官方文獻的種類和它們的名稱，顯然同費正清和鄧嗣禹在《清代文獻的種類與使用》[153]中所說的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5（1940年），第1—71頁；也同費正清和鄧嗣禹在《清代的行政：三項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年）中所說的不盡相同。
［15］ 30卷（1638年；臺北1964年重?。?。
?。?6］ 有彼德·格雷納的德譯本：《從明初至天順末年（1368—1464年）的明代錦衣衛(wèi)》[193]（威斯巴登，1975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貞關于錦衣衛(wèi)的筆記，二部》[192]，見《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艾爾弗雷德·霍夫曼誕辰六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漢斯·林克、彼德·萊姆比格勒和沃爾夫岡·庫賓編（蒂賓根和巴塞爾，1976年），第130—163頁。
?。?7］ 又見黃章?。骸睹鞔衫齾R編》[244]，兩卷（臺北，1979年），開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種版本的名稱。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