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加緊擴張的時期。經(jīng)歷了“實利主義的一代”的歐洲，受著民族主義、福音傳道派和資本主義的推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更加活躍了。工業(yè)化引起了對原料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承認擴張是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宗教熱情激發(fā)了信徒們向異教徒傳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這一切，更有表現(xiàn)為“白種人的義務”［1］ 的那種妄自尊大和自以為是的種族優(yōu)越感。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劃時代事件——即美國內戰(zhàn)的結束、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興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tǒng)一——解放了向國外活動的能量。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建成進一步助長了歐洲的擴張，新近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國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國——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與此相反，慈禧太后統(tǒng)治下的中國在自強和復興方面的進展甚小；經(jīng)過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暫的振興之后，清王朝的國勢則是江河日下。外國列強便利用中國的衰弱，對邊疆地區(qū)和朝貢國進行蠶食。

　　臺灣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過中國的朝貢國，那時的將軍足利義滿為了通過經(jīng)商來增加他的國庫收入，接受了朝貢國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紀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本政治家們覺得這種關系不體面，便中斷了與中國的官方來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關系仍未恢復；滿洲統(tǒng)治者與明代諸帝不一樣，從未想過要把日本納入朝貢制度中。

　　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國和荷蘭的船只來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決定和清王朝之間建立官方關系，便派遣柳原前光來北京，要求訂約?？偫硌瞄T雖然有意通商，卻不愿簽訂正式的條約。保守的官吏們反對與一個先前的朝貢國結成條約關系，因為這樣做會為朝鮮、安南等朝貢國開了先例。他們還引用日本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過海盜活動的歷史事實，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間的到來作為證據(jù)，說明他們想在中國撈取好處。與此相反，進步的官吏們如李鴻章和曾國藩贊同建立條約關系。李鴻章說，雖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貢國，但它從來不是清朝的朝貢國；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鮮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關系并未受某一個西方強國的指使或幫助，這就表明了它的獨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國不應當對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況，在日本有眾多的華僑，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銅，而且日本又是近鄰：這些情況又促使李鴻章提出應與日本建立平等條約關系的建議。曾國藩贊同他的上述觀點，并且著重指出中日貿易的互利性質，它與中國-西洋之間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貿易相反。他贊成建立條約關系，但是建議不要給予最惠國待遇。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準與日本締結一項通商章程，其中規(guī)定的部分內容是：（1）不侵犯對方領土；（2）在和第三國發(fā)生沖突時互相給予幫助；（3）彼此享有領事裁判權；（4）只準在通商口岸，根據(jù)海關稅則進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國當領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交換批準書，實際上是參加覲見同治的活動，并探測中國在臺灣事件上的態(tài)度。1871年后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難的琉球水手被臺灣土著民殺害，日本想借機試圖維護它代表琉球人發(fā)言的獨占權利。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琉球的地位問題，便這樣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從1372年以來，琉球一直是中國的正式朝貢國。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與朝鮮和安南，同為最重要的朝貢國。1609年，日本的薩摩藩背著中國征服了琉球，將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轄之下，南部則仍由琉球國王治理。琉球作為一個藩屬，每年向薩摩藩主納貢，還定期向設于江戶的幕府納貢。但是薩摩藩主渴望在與大陸的貿易中獲得好處，所以他還是讓琉球繼續(xù)當中國的朝貢國。薩摩藩主決定琉球的王位繼承權，但又允許中國派使去執(zhí)行冊封典禮。清代共有八批這樣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當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間，薩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讓島上的日本人被發(fā)現(xiàn)。雖然中國使者也能覺察到有日本人影響的跡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雙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2］

　　因此，當副島種臣在1873年說他有為琉球代言的權利時，總理衙門便直截了當?shù)馗嬖V他：由于琉球群島是中國的朝貢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臺灣土著民的殺害一事與日本毫無關系。何況，中國從來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國不能對土著民的行為負責。副島種臣爭辯說，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是以對這一領土的有效控制為根據(jù)的；既然中國未曾控制過臺灣的土著民，他們就不受中國管轄，日本懲罰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就不會侵犯中國的管轄權。隨后，日本政府便決定派出遠征軍，并于1874年4月成立遠征軍統(tǒng)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tǒng)帥，西鄉(xiāng)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這一行動與效尤西方帝國主義路線的明治時代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是緊密配合的，它轉移了國內提出要實行代議制議會的要求，并且滿足了原來的武士們吵嚷著要遠征朝鮮的要求。

　　面臨著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防守臺灣。沈葆楨明白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鑄造的大炮只能鳴禮炮，如果實彈射擊就會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試圖和平解決，但是由于西鄉(xiāng)從道拒不遵守協(xié)定，這一企圖失敗了；1874年9月10日，內相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這項談判。

　　大久保一再爭辯說，中國在臺灣島上沒有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便證明中國沒有主權，因而日本人在臺灣登陸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國的領土。恭親王堅持，中日關系不應以國際法的總的準則為依據(jù)，而應以規(guī)定彼此不得侵略對方擁有的領土的1871年條約為依據(jù)。大久保反駁說，1871年條約談到的只是中日關系，而不是不受中國管轄的臺灣土著民。接著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國公使威妥瑪表示愿意出面調停。這事的最后解決辦法是中國同意賠款五十萬兩（合75萬美元），其中以十萬兩賠償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萬兩用來收買日方在臺灣島上構筑的營房。此外，中國還同意對日本的行為不加譴責；這一讓步含蓄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愿地對它受的侵犯付出報酬。這件事明顯暴露了中國的軟弱，并招致了外國的進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將它更名為沖繩縣。

　　伊犁危機，1871—1881年伊犁，俄語稱作固勒扎，是中國的一個府，下轄與俄屬突厥斯坦邊界相鄰近的北部新疆境內的九個城市（參見上卷第二章）。伊犁河谷不僅農業(yè)發(fā)達，礦藏豐富，而且在戰(zhàn)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個新疆，因此，西方的軍事專家們將伊犁說成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堡壘。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會引起所有強鄰的注意。1851年，俄國人如愿以償?shù)鼐喗Y了伊犁條約，他們獲準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邊境上的楚呼楚（塔爾巴哈臺）建立領事館和進行免稅貿易。伊犁的商業(yè)迅速發(fā)展起來，同時俄國人在中亞的不斷擴張使他們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國人利用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新疆發(fā)生的一次回民暴亂，準備進入這一重要地區(qū)。

　　新疆回民之亂的根源在于清帝國地方行政當局的腐?。▍⒁姷谒恼拢?。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個軍事殖民地那樣由駐在伊犁的將軍統(tǒng)轄，輔以一些副將軍、皇室代理人以及駐在各重要據(jù)點的大約21 760名士兵。擔任高級文武官員的幾乎全是滿洲人和旗人，他們通過稱之為伯克的當?shù)厥最I統(tǒng)治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大都是講突厥語和纏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滿洲征服者將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開化的土著，對他們征收重稅，強迫他們交納貢品以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滿釀成了叛亂，而那些被清帝國驅趕到浩罕去的、原為世襲并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統(tǒng)治者（和卓）則一直熱中于恢復他們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國征服以前，瑪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們曾一度統(tǒng)治過喀什噶爾（新疆南部）。他們慫恿新疆境內同一宗教的教民發(fā)動叛亂，他們自己則組織入侵。在清帝國征服以后的一個世紀，起義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當清王朝衰落和中國西北部發(fā)生一次回民之亂之際，新疆境內的穆斯林再度發(fā)起了攻擊。清政府的地方當局過分軟弱，無力將它鎮(zhèn)壓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又正全力對付太平軍、捻軍和其它一些叛亂，騰不出手來采取懲罰性的措施（參見上卷有關章節(jié)以及本卷第四章）。［3">徐

　　在這動亂之際，浩罕的一個將軍——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經(jīng)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后于1870年自立為喀什噶爾以及部分北疆的統(tǒng)治者。印度境內的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影響的擴張，便鼓勵他建立帝國，并派遣使團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裝。

　　俄國人對這些事態(tài)的發(fā)展表示關切。他們認為阿古柏建立的帝國意味著英國勢力的擴張，而如果從英、俄在近東和東亞對抗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一擴張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了。不僅如此，新疆境內的騷亂已經(jīng)對俄國的商業(yè)活動帶來了不利，并在俄國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它少數(shù)民族中造成了動亂。俄國的軍人、官僚和資產(chǎn)階級報刊全都吵嚷著要求長期占領伊犁，但是政府決定占領它到中國在新疆恢復政權時為止，然后把它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通往中國西部的幾條新商路和某些“邊界的調整”［4］ 1871年7月，俄屬突厥斯坦第一任總督考夫曼將軍派兵占領了伊犁。

　　圣彼得堡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國人在這動亂之際監(jiān)管伊犁是對中國的一種友好行動，但是，俄國顯然認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會恢復它在新疆的統(tǒng)治了。為了使動亂持續(xù)下去，同時也為了使他們能無限期地占領伊犁，俄國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商約；一年后，英國人也起而效尤。俄、英兩國都承認了阿古柏的政權，由此換得了一些商業(yè)特權。

　　清政府必須先將陜、甘兩省回民之亂平定以后，才能過問阿古柏的問題。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為陜甘總督以鎮(zhèn)壓陜、甘的叛亂者。可是在他率軍出征之前又被調去平定捻亂。1868年捻亂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負起了這項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練的領導、巧妙的戰(zhàn)略和艱苦的戰(zhàn)斗撲滅了這兩省的叛亂。當左宗棠的軍隊正準備進擊新疆時，上面提到的與日本之間的臺灣危機突然爆發(fā)；中國從事變結果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它亟需加強海防。中國這時面臨著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既實行一項大膽的海軍計劃，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新疆戰(zhàn)事。緊接著便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海防與邊防之爭

　　經(jīng)過了十年自強運動之后，恭親王和文祥首先對海防力量不足的狀況感到驚慌。他們發(fā)出警告說：“如果我們還是這樣隨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則更難對付將來的麻煩?！毖睾５母呒壒賳T們提議建立一支擁有四十八艘艦只的海軍，編為三個海軍中隊，分駐在中國的北、中、南部海岸。他們認為日本的威脅比俄國的更為直接。這個集團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大膽地請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計劃，將它的費用轉移到海防上來。

　　海防派的論據(jù)有五：（1）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2）由于財政拮據(jù)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這樣高的代價去收復它；（4）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不能長期固守；（5）緩期收復新疆并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jīng)過百戰(zhàn)所得的土地，只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的一項明智辦法。

　　另有許多官員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如果中國不能將新疆的叛亂者平定下去，俄國人就會繼續(xù)前進，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只能由海上進入中國。他們將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只是肢體之病。該集團的領袖人物左宗棠強調說，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yè)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yè)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

　　邊防論者也提出了五點論據(jù)：（1）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wèi)著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jīng)成為主要的威脅；（3）不應將邊防軍費轉用于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jīng)撥給固定的軍費；（4）列祖列宗百戰(zhàn)經(jīng)營的土地不應放棄；（5）象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zhàn)略要地應首先收復。左宗棠警告說，如果現(xiàn)在中輟此役，就會招致外國人對新疆的統(tǒng)治。［5］

　　這兩個集團提出的論據(jù)都剴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時沿海還未有直接的糾紛，新疆卻正在經(jīng)歷著一場叛亂，同時伊犁為俄國人所占據(jù)。因此，雖然沒有放棄辦海軍的計劃，清廷卻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為準備這次戰(zhàn)役而殫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緩進速戰(zhàn)”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擊的準備，3月間便移節(jié)肅州。劉錦棠將軍在猛攻之下迅速進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這時還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來越驚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倫敦以尋求英國的調停，同時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但是，左宗棠軍隊的前進速度比在倫敦進行的討論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徹底失敗，于1877年5月29日自殺身死。他的兒子們繼續(xù)作戰(zhàn)，但是，鬩墻之爭使一切抵抗歸于無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這塊小飛地仍為俄國人占領外，整個新疆已被收復。

　　清帝國既然恢復了新疆的統(tǒng)治權，中國就具備了俄國所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但是，由于駐北京的俄國公使一再拖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總理衙門便責成它新近派駐在俄國的公使館就歸還伊犁問題進行交涉。率領使團的崇厚被授予一等欽差大臣銜，也就是說這個使節(jié)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崇厚和里瓦幾亞條約

　　俄國人決心要從伊犁局勢中撈取最大好處。俄國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烏拉爾的工、商業(yè)者的壓力，他們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肅和陜西的新商路；這些地方還沒有英、美的貨物和競爭。這種貿易前景以及在中國西部（這里盛產(chǎn)貴重金屬）的采礦權，據(jù)說足以解除1873—1876年間業(yè)已明顯暴露的俄國經(jīng)濟危機。在陸軍大臣的指導下，一個制定俄國對華政策的特別委員會組成。它決定提出下列要求作為交還伊犁的代價：俄國商隊有權進入中國的內地；割讓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給俄國；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幾條要求。不過考夫曼將軍索賠一筆巨款以抵償中亞鐵路建筑費用的建議還是被否決了。［6">納

　　崇厚（1826—1893年）是一個顢頇無能的滿洲貴族，他對于這次出使全然沒有準備。他抵達圣彼得堡時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復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而這里的俄國人的阿諛逢迎顯然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失去了戒備。此外，他看來還有點畏懼那些可怕的俄國人，并且急于回國以料理緊迫的家務。崇厚匆匆地就締結了里瓦幾亞條約，名義上是將伊犁交還中國，實際上卻將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給了俄國，其中包括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國得到五百萬盧布賠款，有權在七個重要地點設置領事館，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滿洲的伯都訥。當這些條款電告北京時，驚訝的總理衙門電令崇厚不要在條約上簽字。崇厚荒謬地回電說該條約已經(jīng)締結，文本業(yè)已謄清；改訂或重新談判條約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條約上簽了字，未經(jīng)奉旨就擅自回國。

　　這消息使中國官場驚愕莫名?？偫硌瞄T認定，用這種方式將伊犁交還中國還不如不交還為好。左宗棠則擔心他辛苦經(jīng)營新疆的戰(zhàn)果會因崇厚的愚蠢行為而付諸東流。他竭力說服朝廷：“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zhàn)陣，堅忍而求勝”。［7］ 另一方面，李鴻章無論是對新疆的戰(zhàn)事，或是對迫使俄方交還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評一下這一條約，但并不主張將它撤銷，他說：“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與全權便宜行事之諭，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保?］

　　李鴻章當時是少數(shù)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戰(zhàn)雪恥之心，毫不計及國家是否有備。無數(shù)奏疏象雪片飛來，要求嚴懲締約人和撤銷條約。這些奏議中的佳作是年輕的詹事府洗馬張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稱：“俄人索之，可為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然臣以為不足懼也。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彼髮⒊绾裉帞?，以示中國拒不承認該約的決心，縱然訴諸戰(zhàn)爭亦在所不惜。因為張之洞說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員們心里的話，他馬上便出了名。［9］

　　清廷任命曾國藩的兒子、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毅勇侯曾紀澤，作為第二次出使俄國重新商訂條約的首席代表。與此同時，判處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國外交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對這樣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聞。后來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給慈禧太后寫信求情，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暫緩執(zhí)行，不過在第二次出使未獲結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國對這局部的讓步仍表不滿，聲稱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與曾侯談判。

　　被中國的行動所激怒的俄國派了二十三艘戰(zhàn)艦駛往中國炫耀海軍威力。戰(zhàn)爭有一觸即發(fā)之勢；人們耽心俄國海軍在沿海發(fā)動進攻，來配合從西伯利亞派兵通過滿洲直逼北京的行動。清廷并不想加劇沖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動下，只好違心地采取了強硬立場。為了預防萬一發(fā)生戰(zhàn)爭，清廷起用了幾名有平定太平軍戰(zhàn)功的湘軍軍官充任要職，另外又通過赫德請戈登來中國幫助御敵。

　　戈登曾擔任過前常勝軍的首領，自1880年春一直擔任印度總督的秘書；但是他發(fā)現(xiàn)文牘生涯是“活受罪”，便辭去該職，不料兩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請電。戈登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在天津和李鴻章會見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認為中國不應輕啟戰(zhàn)釁。他提出警告說，只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zhàn)，因為大沽炮臺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他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打仗，朝廷就應當遷往內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消耗戰(zhàn)。這種直言無隱的勸告在充滿好戰(zhàn)氣氛的北京是不受歡迎的，但戈登卻立論有據(jù)，認為戰(zhàn)爭不可取。李鴻章則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戰(zhàn)派潑冷水，要他們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顯示，中國在危難時刻并不是沒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條約

　　當戈登勸告中國采取和平解決辦法時，曾侯則在為出使圣彼得堡進行準備。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錯誤，他通盤地籌劃了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詳盡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圖。他決定在邊界爭端上絲毫不讓，在貿易問題上討價還價，在賠款方面妥協(xié)；曾侯啟程赴俄時，又從英國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協(xié)助的保證，倫敦還指令英國駐圣彼得堡的大使幫助他出主意。

　　俄國人內心里實在也害怕在此時引起戰(zhàn)爭，但表面上拒絕在圣彼得堡開談判，而堅持將談判地點移到北京，作為對中國好戰(zhàn)態(tài)度的懲罰。清廷命令曾侯無論如何要使談判在俄國進行。俄方終于默許，但談判進展緩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戰(zhàn)爭后的經(jīng)濟困難和1878年柏林會議以后俄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俄方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zhàn)爭。圣彼得堡政府還害怕國內會爆發(fā)革命，同時耽心戰(zhàn)爭對貿易帶來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歐美站在中國一邊，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報刊以及一批漢學家都主張采取和平解決的辦法。［10］ 政府愿意和平解決，但是未能從困境中找到一個體面的出路。經(jīng)過近半年的毫無效果的談判以后，沙皇終于決定同意將伊犁全部交還中國以結束這場糾紛：交還中國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幾個村莊因收容不肯回中國的穆斯林難民，才不在此限。俄國領事館減為兩個（設在吐魯番和肅州），而賠款則美其名曰“兵費”，增為九百萬盧布（約合五百萬兩白銀）。這些條款全都載于1881年2月24日簽訂的新條約——即圣彼得堡條約中。

　　這次和平解決通常都被說成是中國的外交勝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盡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滿、樂觀和傲慢，但是，從西方一個強國那里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的想法激發(fā)了中國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發(fā)清議的文人更加相信，這項勝利是靠他們的戰(zhàn)爭喊聲得來的，因而對他們解決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能力產(chǎn)生了過分的自信。

　　第二個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新疆歷來被看成西域，從來不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直是邊疆地區(qū)，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圣彼得堡條約以后清廷采納左宗棠的建議，于1884年將新疆改為行省，并任命在收復新疆中功績卓著的年輕杰出將領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里程碑。［11］

　　爭奪安南（越南）的中法戰(zhàn)爭，1883—1885年

　　伊犁危機解決之后接著出現(xiàn)了法國侵略朝貢國安南的問題。安南古稱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國影響的時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漢武帝時（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來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所設的安南都護府。雖然唐王朝滅亡后越南獲得了獨立，但它仍然受到強大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而在明清時期它是一個重要的朝貢國。

　　西方的影響是1615年由耶穌會士帶進越南的，但是在這個以儒教為主的國家里，教會的活動進展緩慢。法國東印度公司企圖與越南進行貿易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到十八世紀末法國的影響開始抬頭，因為阮福映（1788年舊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時在法國軍官的幫助下，重新控制了這個國家。他被立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統(tǒng)治從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繼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們支持仇洋暴亂，以反對傳教士和本國教徒。路易·拿破侖因急于要建立一個法屬印度支那帝國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傳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軍前往西貢去懲罰反教會的越軌之徒。1862年強使越南接受的條約使法國獲得賠款四百萬美元，同時獲得貿易權、傳教權和控制越南對外關系權，另外還獲得了稱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個省。1874年簽訂的新約又確認法國對交趾支那的占領和對越南（這時已稱為法屬安南）對外關系的指導，并批準法國在北部東京的紅河的航行權。這項條約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已把它降為法國的保護國。這時中國正全力對付臺灣危機和處理馬嘉理謀殺案，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阻止法國前進，只是根據(jù)安南是中國的附屬國這一理由，拒絕承認1874年的條約。［12］

　　法方在安南加緊其活動，到1880年已在河內和海防港駐上了軍隊，并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為了抗拒法方的推進便加強同中國的聯(lián)系，既向中國進貢，又請求駐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guī)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軍已開始與法軍作戰(zhàn)，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規(guī)軍進入東京。

　　這時天津總督李鴻章反對在完成中國海軍建設和沿海防務計劃以前和法國開戰(zhàn)。他極力主張中國只有在遭到進攻時才可應戰(zhàn)，而且即使如此，其為害也不可勝言，因此他主張以談判促解決。當時還是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和首輔軍機大臣的恭親王也表示同意，認為中國不應在時機未至時向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挑戰(zhàn)。

　　清流黨的興起

　　李鴻章和恭親王的審慎態(tài)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吏的攻擊和嘲笑，這些人雖然是些優(yōu)秀的學者，但在外事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jīng)驗，也無真知灼見。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zhàn)的行動路線，因而博得了公眾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他們自稱為清流黨，藐視法國為“強弩之末”，譴責姑息的態(tài)度會縱容貪得無厭的敵人提出日益眾多的要求。他們堅持說，戰(zhàn)爭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質，而不是取決于武器，因而將李鴻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檜（公元1090—1155年）。［13］

　　清流黨強調中國的道義力量，李鴻章卻著重指出了它的物質上的弱點。而曾侯則表現(xiàn)出他全面了解當時的形勢的能力。他根據(jù)對法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地位的了解得出結論說，法國是經(jīng)受不住一場勞師遠襲的戰(zhàn)爭的。他提醒李鴻章和法國人打交道時不能示之以弱，因為：（一）他們欺軟怕硬。中國備戰(zhàn)的決心越大，爭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優(yōu)柔寡斷、拖延不決以及妥協(xié)退讓都只會給法國人帶來好處，并使中國在以后難以收回這些利益；（二）法國垂涎于廣東的煤礦和云南的金礦；放棄安南并不能滿足它的胃口，反而會削弱中國南部的邊防；（三）喪失東京會縱容英、俄兩國覬覦西藏和朝鮮；（四）法國國內的政治不穩(wěn)以及在歐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許它對外作戰(zhàn)。根據(jù)這種種理由，曾侯告誡他不要過分謹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強硬態(tài)度。［14］

　　清廷在和、戰(zhàn)之間舉棋不定。榮譽要求捍衛(wèi)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赫德駐倫敦的代理人金登干發(fā)來的一份報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國軍隊不會貿然投入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只要開放河內和紅河的貿易和航行便可消除爭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鴻章和法國公使進行談判。第一次達成的協(xié)議規(guī)定安南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巴黎反對，接著法國便派遠征軍來安南。由于中國軍隊在東京吃了敗仗，同時又害怕法國進攻中國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親王和其他四名軍機大臣之職，并命令李鴻章尋求解決辦法。隨后，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于1884年達成協(xié)議，它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所簽訂的全部條約，撤退中國在東京的駐軍；而法國則應允不要求賠款，不侵犯中國，并同意在將來與安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這一協(xié)定激起了清流黨的忿懣，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鴻章的責任的奏疏。處于困境的李鴻章因此不敢將李-福協(xié)定中關于中國軍隊撤離安南的日期奏報朝廷。［15］

　　駐東京的中國軍隊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絕了法國要他們撤離的要求，于是重新爆發(fā)敵對行動。巴黎譴責中國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發(fā)出最后通諜，索償大筆賠款，并要求立即執(zhí)行李-福協(xié)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國發(fā)動進攻，將清流黨的兩位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分別調往防御要地：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國海軍將領孤拔率船艦襲擊福州，在一小時內沉毀十一艘中國兵船，將1866年以后由法國幫助建造的福州馬尾船廠全部摧毀，張佩綸率先脫逃。他向朝廷謊報軍情，致使北京還以為中國曾在這場海戰(zhàn)中取勝，可是后來弄清真相后張佩綸被充邊，清廷則向法國正式宣戰(zhàn)。

　　和平解決

　　慈禧太后從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個月的戰(zhàn)爭，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幾件事而心煩意亂，最后又產(chǎn)生了動搖：東京戰(zhàn)局的勝負難料，法國對臺灣的封鎖，以及法國有阻撓中國南方漕運的企圖。預期英、德兩國的援助并未兌現(xiàn)；同時還出現(xiàn)了俄國在北部邊疆卷土重來和日本在朝鮮發(fā)動侵略的威脅。法國也同樣希冀和平，因為法國的政局的不穩(wěn)和打遠距離戰(zhàn)爭的困難，也開始使法國政府不勝負擔。赫德駐倫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國在諒山大敗，這些事實給北京提供了一個體面的爭取和平的機會，也對法國的好戰(zhàn)精神潑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鴻章和法方駐中國公使簽訂了一項正式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締結的一切條約，法國則將撤走在臺灣和澎湖的軍隊。中國不付賠款，但它為戰(zhàn)爭花費了一億多兩白銀，并欠債約兩千萬兩。［16］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yōu)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zhàn)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艦隊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二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于實際，因此它對這些后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安南的喪失標志著經(jīng)營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外交、政治和技術上有限的現(xiàn)代化，未能使這個國家強盛得足以抵御外國帝國主義。中國的軟弱無力誘使英國起而效尤法國，于1885年入侵緬甸，使緬甸脫離了中國。1886年它迫使中國訂約讓緬甸淪為自己的保護國，不過條約允許緬甸繼續(xù)向北京每十年納貢一次。隨著南方的這些朝貢國的喪失，中國東北的主要屬國朝鮮的命運，現(xiàn)在也跟著處于千鈞一發(fā)之勢。

　　［1］ 海斯：《1871—1900年實利主義的一代》；蘭格：《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

　　［2］ 境健次郎：《作為薩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島》，陳大端：《清代對琉球諸王的冊封儀式》，均載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112—134、135—164頁。

　?。?">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第18—22頁。

　?。?］ 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頁。

　?。?］ 徐中約：《1874年中國的海防與邊防政策大論戰(zhàn)》，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5（1965年）第212—228頁。

　　［6">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頁。

　?。?］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頁。

　?。?］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頁。

　?。?］ 《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頁，1880年1月16日。關于張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又見貝斯：《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zhí)問題》。

　　［10］ 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頁。這些漢學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維紐科夫和V.拉德洛夫。

　?。?1］ 徐中約：《伊犁危機》，第189—196頁。

　?。?2］ 關于法國進行活動的詳情，可看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第十六章。

　?。?3］ 伊斯特門：《十九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頁。

　?。?4］ 參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1070—1071頁。

　?。?5］ 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6］ 參看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