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jīng)濟趨向
關于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的綜合論述，沒有哪種文字出版的書籍是令人滿意的。香港出版的兩卷本《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jīng)濟史論集》（照像平版印刷），轉載了1953—1967年間分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臺灣發(fā)表的46篇近代經(jīng)濟和社會史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狀況。原在1932和1949年期間《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雜志上發(fā)表的21篇較老的重要文章也適當?shù)乇晦D載了，見《中國近代社會經(jīng)濟史論集》。
晚清時期出版的經(jīng)濟資料包括從總理衙門和外交部檔案中照像復印的兩大種文獻匯編，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海防檔》，其中有1861—1911年間購置外國武器、建立兵工廠和機器廠以及興辦電報和鐵路等事項的檔案；另一種是1865—1911年的《礦務檔》。
大量有重要價值的原始資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十年收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難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過去未經(jīng)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時冠以有傾向性的小標題。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中附有內(nèi)容廣泛的書目。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1840—1949年》一書的頭兩卷包括的是晚清時期。關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工廠工業(yè)的論述，可見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和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有關鐵路史方面的文獻資料收在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關運輸和交通方面的資料則是前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看到的縮微膠卷和“大型目錄”，使我們能夠閱讀這一匯編中的23776頁文獻資料。有關外國貸款的極為詳盡的數(shù)字反映在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tǒng)計資料，1853—1927年》一書中。嚴中平等人編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輯》引有廣泛資料，并詳加注釋，但是編者有時忽略了指數(shù)問題。
要研究對外貿(mào)易等問題，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資料現(xiàn)在已由美國華盛頓特區(qū)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制成縮微膠卷，以供使用。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mào)統(tǒng)計，1864—1949年》一書充分地參照原始材料，對外貿(mào)統(tǒng)計數(shù)字作了有價值的?？?。
專題性文獻尚不多見。入門時或許最好先閱讀施堅雅等人所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的有關部分，本書論述的時期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許多專題著作中，下面幾種可能是值得注意的。農(nóng)業(yè)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參見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這是一部研究如何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單位產(chǎn)量以使中國的農(nóng)民能夠養(yǎng)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論》則是一部概述現(xiàn)有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紀經(jīng)濟資料的巨著，但它對于十九世紀的研究也同樣有價值。學術界對于近代制造業(yè)和礦業(yè)都相當重視，但對手工業(yè)卻不盡然。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一書說明了晚清工業(yè)化的性質。有關軍事工業(yè)的問題，可見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關于鐵路，有李國祁的《中國早期的鐵路經(jīng)營》。造船業(yè)方面，有劉廣京的《1862—1874年英美輪船業(yè)在中國的爭奪》。關于礦業(yè)方面，有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一書是目前研究某一單項工業(yè)的最佳著作。在外國工業(yè)投資影響方面，有侯繼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jīng)濟發(fā)展》。有關人口的論述，可見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稅的管理和規(guī)模在王業(yè)鍵的《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一書中有論述，而對財政上占有位置的鹽業(yè)專賣則在佐伯富的《清代鹽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關貨幣制度的問題，可參閱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和弗蘭克·金的《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兩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會議論文集中，有幾篇文章論述了晚清經(jīng)濟的各個方面。這些文集是：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的《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jīng)濟》。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對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須使用多種檔案和多種語言，并且要跨學科來進行。這種研究必須先從研究幾種主要語言的文獻著手，另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思想和心理諸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影響著中國對外關系的舞臺。這種結合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那時研究中國的歐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資料的外交關系專家。例如，馬士的先驅性著作大部分根據(jù)英文資料，而考爾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資料，泰勒·德涅特則大部分依靠美國文獻。盡管他們的著作在當時起過開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它們只不過是英、法、美三國的對華外交史。由于他們完全依賴本國資料，致使他們不僅忽視了中文資料和中國人的觀點，甚至對西方資料也不能博采諸國的檔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一書確立了新的標準，但它基本上仍缺乏東亞的資料。
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jīng)能夠避免學術上老的狹隘地方主義了，他們也研究中文資料，并試圖理解中國人的觀點。當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關清代外交事務的中文資料時，中國外交史的新時代開始了。特別是在蔣廷黻的影響下，新的一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出現(xiàn)了，他們又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漸使他們的研究符合近代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標準。他們的這種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它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并且開創(chuàng)了利用多種語言的檔案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新局面。日本論述近代中國的學術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們公認。顯然，也有人很花力氣去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其結果是給非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他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釋。
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獻匯編有如下述（盡管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個別官員的著作）：
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tǒng)朝（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
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
7.《大清歷朝實錄》，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標點和索引版《清史》（臺北1961—1962年，8卷）。
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zhàn)爭》，7冊。
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zhàn)爭》，7冊。
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
有關清代文獻的類型、價值和傳播，可參看費正清和鄧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種》；有關宮廷禮制和政策，可看吳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當然已有大量文獻叢書問世，它們提供了日文、朝鮮文和歐洲文字的各該國外交關系的記載，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記載。關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由于英國政策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現(xiàn)有的檔案都有重要價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檔案文獻（例如議會文件中的中國通訊部分和英國議會議事錄的辯論部分）外，我們也可以參考倫敦檔案局所藏外交部有關中國的案卷，特別是如下的檔卷：外交部第17號文件“中國政治通訊”，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號文件“政治通訊”，1906—1932年；外交部第228號文件“中國領事館通訊”，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號文件中國問題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以及外交部第682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1839—1939年。又見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補1915—1937年》。還有大部頭的再版書《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十九世紀），是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qū)域研究叢書，計42卷。
在美國，這些檔案已制成縮微膠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1866—》一書外，還可以使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資料都制成了縮微膠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領事館的報告可以在華盛頓特區(qū)國家檔案館看到，見《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有關俄國的資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見《紅色檔案，歷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案摘要：蘇聯(lián)中央檔案部歷史記事》，106卷。又可看諴·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中的條目；齊赫文斯基編的《滿洲人在中國的統(tǒng)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較為重要的輔助著作。關于外交關系的開創(chuàng)，見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和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
關于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qū)加緊活動的狀況，見費正清作為背景材料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106頁；徐中約的《伊犁危機，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有關日本侵略朝鮮的論述，見康羅伊的《1868—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C.I.尤金·金、金漢奎（音）的《1876—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tǒng)治》；詹森的《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
有關瓜分中國的威脅和義和團暴亂，可見施雷克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的《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的《拳亂》；弗萊明的《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的《1891—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L.K.楊的《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有關俄國1900—1905年在滿洲活動的論述，可見倫森編的《俄中戰(zhàn)爭》，和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有關英日聯(lián)盟方面的論述，可見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關美國之卷入滿洲問題，可見亨特的《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關系觀點的史料是豐富的，但卻很分散。有關一些剴切陳詞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資料，都是他們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國歷史學會主辦出版的大量文獻匯編中，特別是齊思和等編的《鴉片戰(zhàn)爭》、邵循正等編的《中法戰(zhàn)爭》和中國科學院等編的《洋務運動》。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仍然是官方編纂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編輯出版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它是1821—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匯編。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的佳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關于中國對西方態(tài)度的總的論述，可參看王爾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關于傳統(tǒng)的中國人的世界觀（這嚴重地影響了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譯七經(jīng)》和那波利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華思想》，對這一題目的有權威的著作是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經(jīng)世學派在中國對西方的態(tài)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關于它的重新得勢的情況，學者們有必要研究賀長齡的重要著作《皇朝經(jīng)世文編》和它的幾個續(xù)編。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是對一個經(jīng)世論學者所作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
關于十九世紀中葉某些士大夫對“變局”的認識，在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的最好途徑，則意見頗不一致。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見之于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和盛康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后兩者書名雖同，但內(nèi)容各異。關于中國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況是郭廷以等人所編和進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燾先生年譜》的題目；而對繼郭嵩燾而為倫敦公使的曾紀澤，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則作了詳細的研究。關于那些力主中國須抓住變局良機以圖強的有見識的官員的論點，可見多卷本《海防檔》和劉廣京的《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
張灝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書考察了一位理學高級官員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排印本》提供了有關清廷中保守主義的詳細情況。對于無經(jīng)驗而又書生氣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組成的活躍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態(tài)度，可見郝延平的《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追求的政策》。對于同情保守派的關鍵人物的研究，可見陸寶千的《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劉鳳翰的《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后者系李鴻藻之孫與人合著之書，它包括許多罕見的和從前未出版的文獻，其中有李鴻藻的信件和日記。對于反基督教的觀點，在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fā)展》一書作了精心的考察，該書著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間文化上的齟齬之處；還可參看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此書除了強調(diào)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對“人、夷與獸”的看法。
對于國家主權的認識和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論的問題，可看呂實強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的《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時代的馬建中》。關于著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業(yè)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有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zhàn)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庫恩在《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分析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軍事發(fā)展。庫恩強調(diào)團練超過了羅爾綱的《湘軍新志》。在“更高一級的軍事化”方面，湘軍的具體籌建工作在王爾敏1973年的《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作了討論。
有關綠營兵的論述，羅爾綱的《綠營兵志》仍然是權威性的著述?！秾m中檔光緒朝奏折》中有關于部署“練軍”以防止和鎮(zhèn)壓民眾造反的報告。
有關外國對清軍影響的著述，見史密斯的《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該書從歷史角度評述了華爾和戈登。又可看該作者的《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tǒng)和晚清的實踐》一文。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著述中，藍普雷的《中國的軍事體系》一文（1867年）雖然妄自尊大，但不失為卓有見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國作者撰寫了有關清代軍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頓（1878年）、馬克·貝爾（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爾遜（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們均未能透徹地理解勇營的政治和財政背景及其組織原則。
關于西北部回民暴亂問題，有貝爾斯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一書，它與贊譽左宗棠將才的十九世紀西方作者頗異其趣。由于貝爾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許多錯誤，后經(jīng)朱文長專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予以指出。此書是有關清朝對陜甘回民作戰(zhàn)的最佳著作。如同我們大家一樣，朱文長不得不使用關于回民的間接材料。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學者白壽彝在《回民起義》一書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陜甘回民之手的兩份簡短的文獻。朱文長的著作又被徐中約1968年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一文所充實，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過強制各省解繳“協(xié)餉”，從1868年至1884年新疆設行省時止，已經(jīng)為西北的征戰(zhàn)花費了大量資源。對中國沿海自強運動的研究通常都忽視了從這一亞洲腹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日益贊同1840—1894年沿海防務的輿論，王家儉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論》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一書著重談到了李鴻章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對日本之窺測朝鮮有所警惕。羅林森在《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一書中鮮明生動地描述了李鴻章創(chuàng)建海軍活動的艱苦和災難。慈禧太后揮霍海防?？钆d建頤和園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獻材料加以論證。梁嘉彬（1975年）著重論述了李鴻章對中國敗于甲午戰(zhàn)爭負有責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則剛剛開始探索造成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日益衰敗的宮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資料中，至少有兩種法文材料（黎貢德和愛爾明加）記述了1885年3月末中國在諒山奇襲取得勝利的情況。英國觀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國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這次戰(zhàn)役的具體細節(jié)。日本戰(zhàn)時定期刊物《日清戰(zhàn)爭實記》仍然是對甲午戰(zhàn)爭最詳盡的記載，它比由參謀本部在1904—1907年或由海軍司令部在1905年編寫的正史更有價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關于中法戰(zhàn)爭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方面的軍事史可以推薦給讀者。
有關新疆和臺灣邊疆地區(qū)的著作，歐文·拉鐵摩爾等人編寫的《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一書，仍然是對這塊沃土、各少數(shù)民族集團、英俄競爭以及俄國通過中國漢人進行間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評述。曾問吾的《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反映了大漢族主義，同時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國行政管理上的軟弱無力。倫納德·戈登編的《臺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是簡明扼要地介紹十九世紀臺灣情況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臺灣史事概說》是一部大陸人的歷史，它還對開發(fā)這個島嶼的早期移民推崇備至。
有關1860—1894年中國軍事自強運動的其它著作，可見本書上卷關于第十章書目文獻的介紹。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對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維新運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以任何一種文字全面撰述這方面的歷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贊等人編輯的四卷本資料匯編《戊戌變法》仍然是研究這一題目的最有用的入門書籍。研究者必然要參考該書目，因為它仍是在原始資料方面最完整的書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敘述，但這缺陷已因出現(xiàn)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補償，其中最出色的是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他的另一著作《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則是一部非常適用的匯編，其中有運動中的許多人物的傳記資料。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書，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維新運動的影響。對于變法時期宮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蕭公權的《翁同龢與戊戌變法》。劉廣京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一文一般地闡述了維新運動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維新運動來說，最新發(fā)表的著作仍是查爾頓·M.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對這一題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書目。
對維新運動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書。關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蕩的問題，保羅·A.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門的《中日戰(zhàn)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號第695—710頁）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紹。蕭公權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對康有為的思想做了最徹底和詳細的研究。霍華德的《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均對理解康有為的維新主義觀念的形成大有好處。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是對維新主義陣營內(nèi)部這兩位息息相關的才智者作出的啟發(fā)性研究，盡管它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框。對于理解改革主義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唐·普賴斯的《1896—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和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除去陳鍫的《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106頁）的開拓性論述外，對批評和反對維新運動的知識界幾乎還沒有專題研究。還可進一步利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和蘇輿的《翼教叢編》兩種資料，它們闡述了反維新運動的主要論點，特別是那些抨擊康梁集團的論點。
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的《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論從中提到了主要從當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經(jīng)檢驗的想法。在弗思編的《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雖然它著重于較后的時期。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于中國事件對日本德川后期的影響問題，鲇澤信太郎在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yè)會編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中做了論述。他在此書第135—144頁討論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的版本和影響，這便是王家儉的《〈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號第242—249頁）一文的基礎。關于曾經(jīng)編纂過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國圖志》的舉足輕重的儒家鹽谷宕陰（1810—1867年）所受的影響，范古利克在《日本對鴉片戰(zhàn)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頁）做了探討。佐久間象山對魏源之重視技術是毀譽參半的，關于這一點可看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的《日本傳統(tǒng)的源泉》一書中的摘錄。日本對于太平軍起義的反應，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yè)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一文中做了探討，而增井經(jīng)夫在《太平天國》中的論述則不夠嚴謹。衛(wèi)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71頁）討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
維新派對日本的認識已引起學術界更多的注意?；羧A德的《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312頁）一文略述了這個問題。關于維新派設法了解明治維新的情況，其研究可見彭澤周的《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頁）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開頭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262頁。論黃遵憲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有關梁啟超和黃遵憲的論述，見列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25頁）、威爾遜的《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1961年〕》）和黃宗智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王韜是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一書的主題。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一書則對鄭觀應做了論述。
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思想內(nèi)容，可以在蕭公權的一系列權威性的專著中進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1968年第7、8期）、《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從歷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xiàn)代化倡議及其歷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上述論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1975年）一書中。羅榮邦把康有為的自傳譯成英文，并把有關康有為的一系列論文編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一書中。
實藤惠秀畢生關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學生運動的題目：他的最有權威性的論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其中有表格和統(tǒng)計數(shù)字。實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后者有張銘三譯的中譯本，書名為《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實藤所未搜羅的中文資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專著加以使用，此即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它著重論述了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強調(diào)了他們的文化活動。斯卡拉皮諾的《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頁）討論了學生辦的報章雜志。從前學生們的回憶錄中有孫伯醇（1891—）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30〔1966年5月〕第24—33頁），以及《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fā)辮》（載《中國》31，〔1966年6月〕第28—33頁）。景梅九的自傳《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巖和波多野太郎譯成日文，名為《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1966年東京出版）。
除了實藤的著作之外，論述學生運動的，還有永井算己的《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1954年9月〕第57—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guī)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1952年7月〕第31頁）。島田虔次的《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兩書翻譯和討論了大量的學生革命傳單，其中包括陳天華的一份傳單。歐內(nèi)斯特·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頁）集中討論了陳天華的遺囑和自殺問題。有關翻譯運動的影響和重要性在錢存訓的《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中作了論述（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378頁增補了對詞匯交流數(shù)量的估價。
討論日本活動家和中國革命志士之間的關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還可參看載于《中日文化論集》上的陳固亭的《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第79—93頁）和《中國》（1966年11月號）的論叢中載有野澤豐所編文獻目錄，兩者均以《孫文與日本》為題。宮崎寅藏的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在1967年編成，附有衛(wèi)藤沈吉所做的注釋；同時它也被收入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編輯的《宮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3年版。孫中山的另一位親密合作者萱野長知出版了他的記述，即《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一書。同文會創(chuàng)始人近衛(wèi)篤麿的日記六卷于1968—1969年在東京出版，名為《近衛(wèi)篤麿日記》。關于同文會的官方記載以及會員及其追隨者的傳記，可見中島正郎編的正續(xù)編《中國回憶錄》。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寫的荒尾精傳記《巨人荒尾精》一書。由葛生能久等編寫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是一部附有許多中國活動家傳記的黑龍會正史。關于北一輝，可見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北一輝的中國來鴻轉載于高橋正雄編輯的《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
關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過的之外，還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態(tài)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號〕第449—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zhí)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號〕第249—298頁）和池井優(yōu)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號〕第213—227頁）。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匯編的《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書提供了關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獻材料。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英文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問世了；請看卡麥倫的《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史，即李劍農(nóng)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的《清國行政法》。
關于立憲運動，可見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由于張朋園這部著作沒有對地方自治給予特別注意，因此可補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御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30頁。還可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一書，它研究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一書則考察了這個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國也有闡述立憲問題的著作，如胡繩武和金沖及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和李時岳的《張謇和立憲派》。
關于晚清的兵制問題，其概論見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和后來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二書。下面三本書就制度問題做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wèi)軍》。又見之于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一書。
陳青之在其《中國教育史》一書中概述了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資料則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一書中。又見傅吾康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的《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和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專著比較缺乏。有關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見馬里納斯·J.梅杰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另有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和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fā)達史》。在貨幣制度方面，見魏建猷的《中國近代貨幣史》、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以及宮下忠雄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最近的兩本書闡明了1901—1911年間社會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況，它們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貝斯的《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zhí)問題》一書論述了這位政治家對民族主義和維新運動的反應。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yè)
晚清時期中國的商人事實上也與其它時期的商人一樣，只留下了他們的少量珍貴的活動記載。研究那些參與近代企業(yè)的人們的最好資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高官顯宦的著作。買辦兼工業(yè)家徐潤的杰出著作《徐愚齋自敘年譜》詳述了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他的幾個企業(yè)，此書依然是珍貴的資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一書最多只能說是不完整的，它只論述了胡光墉一段時期的活動。關于許多商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如他們所擁有的公司、投資數(shù)、捐納情況以及對商會的服務等，均收錄在晚清政府出版的兩部資料集子中：農(nóng)工商部統(tǒng)計處編的《農(nóng)工商部統(tǒng)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
與主要官僚兼企業(yè)家有關的文獻和研究作品則要豐富得多。盛宣懷的文章收于《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中。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一書首次對官方參與近代工業(yè)以及在關鍵性的初創(chuàng)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工業(yè)的發(fā)展作了系統(tǒng)研究。兩本專例研究著作是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的《漢冶萍公司史略》。
張謇辦工業(yè)的事跡也同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因為有他自己的著作《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yè)之歷史：大生紗廠》和他兒子張孝若為他寫的長篇傳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另外還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業(yè)家所記有關他們參與工業(yè)的文獻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為了獲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們應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當時的社會小說，如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此書已有劉師舜的節(jié)譯本。
鄭觀應是一個發(fā)表了大量有見地的言論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編》與他的短一些的政論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較起來不大為人所知，但《后編》不只是廣泛地論述了他辦的幾個企業(yè)，而且也表述了他對政府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時闡發(fā)商人看法的另一種資料是《香港華字日報》，它從1864辦至1940年，原每兩天一期，后改為日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從公司行號的檔案中匯編了幾種資料，每一種都論述了一個開辦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業(yè)。其中包括《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對個別公司的記載加以補充的有幾部關于某一工業(yè)的大型文獻匯編，象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和宓汝成編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有關近代工業(yè)發(fā)展的總情況，可見前引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的《第二輯，1895—1914年》（兩卷本）；還有一套叢書，書名相同，未附日期，該書由陳真和姚洛編輯，標上第一輯和第三輯，每輯兩卷，分別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這些文獻不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傳、當時西方報道的譯文、行號報告和各種各類的記載。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這些匯編雖然只羅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見到的記述，卻大大增加了那些組織中國近代初期企業(yè)的人物和機構的資料。它們也對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寫大有助益，例如：費維愷為本卷撰寫的一章和他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企業(yè)：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的兩篇文章，即《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和《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以及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xiàn)代企業(yè)》。
最后，還要說一下近來歷史學對中國商人的看法的變化。許多學者已開始不重視老一套的說法，即中國商人階級受冷酷無情的中國官僚老爺?shù)膲浩?。反之，他們現(xiàn)在認為，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著痛癢相關甚至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起碼在清末是如此。對于這種新觀點，可見楊聯(lián)陞的《傳統(tǒng)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頁）、梅茨格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yè)》（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頁）、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和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對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運動或者希望更廣泛地了解整個革命的非專家來說，可以先看兩本書，它們從歷史角度來看待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幾年的情況：一本是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它記述了1905年以前的孫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動；一本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和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書完成了對孫中山的生平和這次革命運動湖南部分的概述。關于廣東和湖南湖北地區(qū)的革命活動，細節(jié)可見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書研究的是革命運動具有鮮明特征的另一個地區(qū)，并且還彌補了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缺口。后一題目還在伯納爾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有所論述。另一些有用的書包括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此書對黃興的重要性強調(diào)得太過分了，但書中有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一書既過時，又謬誤百出，不過它是唯一對同盟會作全面論述的著作，同時它也便于用來概括以前這方面的學術著作；吳玉章的《辛亥革命》無論從作為個人對革命運動的回憶錄來看，還是從介紹馬克思主義對這場革命的解釋來看，都是有價值的。對于其他解釋和目前的爭論可看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一書，特別應該看看該書編者的導言（第1—63頁）；以及《辛亥革命討論集》。（載《近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頁）。
對專家來說，應先閱讀謝文孫的《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該書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資料的目錄、關于個別資料的有用的評論和一篇論述研究這次革命的整個史學方面的頗有見地的文章。學者們可能會對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獻集和回憶錄給予特別的注意（見謝文孫一書的第50—54和65—68頁）。關于中文資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書是余秉權、李又寧和張玉法合編的《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它包括1900—1911年間出版的十六種期刊的目錄和創(chuàng)刊詞，還有一篇簡要的英文介紹。關于資料和分歧問題的有價值的討論，可看貝爾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歷史評論》第468期〔1963年10—12月〕第403—436頁）。關于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專家中間出現(xiàn)的爭論問題，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編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這個集子出版過遲，以至貝爾熱教授無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討。一本新的和經(jīng)過認真推敲的指南書是馮兆基的《1949年后中國的辛亥革命歷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頁）。
中國學者所寫論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應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特刊。該研究所的專著已收錄在謝文孫的書目中，但書目還需要補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以及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
關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請參閱書目介紹和第六章的腳注，以及這一章伯納爾和羅茲所引的專著書目。最后，有幾部題目與本章有關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的《中國革命黨》、戴福士的《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歐內(nèi)斯特·楊的《袁世凱總統(tǒng)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還有周錫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幫助闡明清帝國末期社會史的原始資料。實際上，社會史的概念包括很廣泛的領域，涉及道德、觀念、風俗、人群的組織模式及其關系，甚至涉及經(jīng)濟境況的發(fā)展；所以幾乎是所有的文獻，不管是文字的、圖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樂方面的都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它的組織、運動、結構和自我形象——的實際情況。這里，我們介紹的僅限于文字資料。
對西方社會的歷史學非常重要的計量資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極其零碎，特別是十九世紀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資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幾批土地文書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謙三郎的《中國土地文書研究》兩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大陸以外的學者迄今還難以得到土地文書檔案和地方政府的檔案，并且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在其出版物中也嚴重忽視了這些材料。大部分現(xiàn)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資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這些資料幾乎全部出自統(tǒng)治階級之手，而且撰寫時采用的刻板筆調(diào)總是傾向于把新事物納入傳統(tǒng)框框中去，因而它們對研究下層階級和社會變遷狀況用處不大。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三十年來從事收集大量口頭傳聞，試圖矯正這一歷史偏見，不幸至今未見出版什么東西。
以下幾種匯編適當?shù)丶辛肆闵⒌馁Y料，因此適用于作為研究的起點：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經(jīng)介紹過的幾種資料集，即由陳真、孫毓棠和汪敬虞分別收集的近代工業(yè)方面的資料；李文治關于農(nóng)業(yè)的資料；彭澤益關于手工業(yè)方面的資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有關上海錢莊方面的資料。對這些資料必須補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日文資料匯編，如：日清貿(mào)易研究所的《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的《中國經(jīng)濟全書》、根岸佶的《清國商業(yè)綜覽》、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的《清國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鑒。象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這樣的傳記詞典，可惜都過分著眼于官方階層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動。最有啟發(fā)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記和報刊中發(fā)現(xiàn)，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寫實和諷刺文學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繡像小說》，它發(fā)表過劉鶚、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小說。西方資料（外交和傳教士的各種檔案和報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但是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會性的資料，而那時的中文資料也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也許因為現(xiàn)有資料的性質已經(jīng)使史學家們喪失了信心，或者因為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現(xiàn)象，或者因為先驗的研究計劃束縛了研究，所以我們一直對王朝最后四十年間的社會演變很少了解。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是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完整的著作目錄。它表明除了幾部主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編寫的開拓性著作外，研究仍舊是很不完整和極其零碎的。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深刻或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但是，新的讀者通過與西蒙的《中國的城市》（此書受庫朗熱的《古代城市》的啟發(fā)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點田園式的描述以及與楊懋春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進行對比，就可以發(fā)現(xiàn)尚待填補的空白。在施堅雅所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和埃爾文、施堅雅合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對解釋社會風情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于特權階層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最好的，因為有一些關于紳士-文人的擴大、變動和財產(chǎn)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張仲禮的《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更給這方面的研究大添異彩。馬什的《1600—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只對收入恒慕義的名人傳記詞典中的官員進行分析研究，此書現(xiàn)在已被李國祁的統(tǒng)計性調(diào)查《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xiàn)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補和修改。后者根據(jù)地方志補充的資料描述了官員的出身地和社會背景以及州府官員們的傳略。關于買辦，有郝延平出色的專著《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關于商人，有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xiàn)代企業(yè)》。有關近代企業(yè)資金積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xiàn)。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的《中國近代煤礦企業(yè)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fā)生問題》、汪敬虞的《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yè)中的華商附股活動》和由東京教育大學編輯的《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貝爾熱的《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和辛亥革命》一書敘述共和革命時期上海的近代商業(yè)的社會背景。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對軍事發(fā)展提供了總的看法，這看法由于有王爾敏編的《淮軍志》（這是一部研究征募軍官團的有用的著作）和劉鳳翰的《新建陸軍》而變得更加完整了。至今還沒有這類論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軍隊的專著。新知識分子一直是許多人研究的題目，著名的有汪一駒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許多傳記性研究也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關于西化和中國的條約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女權運動和婦女狀況的著作有吉波倫的《秋瑾》。
有兩本關于當時工人的狀況和斗爭的扎實的研究：汪敬虞和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產(chǎn)業(yè)工人的斗爭資料》和趙親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對于不該被忽視的手工業(yè)工人階層的介紹，有樊百川主要論及經(jīng)濟方面的《中國手工業(yè)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和彭澤益的《十九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yè)商業(yè)行會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農(nóng)村社會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謙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經(jīng)談到他們的兩個文集）對理解土地組織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其研究范圍僅限于江蘇南部、直隸和滿洲地區(qū)。由東京教育大學編的文集《近代中國農(nóng)村社會史研究》包括對湖南和四川農(nóng)村狀況的分析。然而山東是景甦和羅崙的《清代山東經(jīng)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這部內(nèi)容最豐富和最有創(chuàng)見的專著的主題。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檔案。邁爾斯的《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一書事實上涉及清帝國時期的情況極少。蕭公權的《十九世紀的農(nóng)業(yè)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是論述十九世紀農(nóng)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
令人費解的是，對民眾運動的研究反而比對農(nóng)民處境的研究下的功夫要大得多。關于這期間主要運動的專著，可看第十章的腳注。由謝諾編輯的論文集《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內(nèi)容稍有不同）專門論述了秘密會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書目?？扑技我餐薜摹?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扎實地研究了義和團以后的農(nóng)民騷亂的總的情況。楊慶堃的統(tǒng)計分析是一項開拓性的著作，這項工作應該進行下去（此文名《十九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等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一書）。小韋克曼的《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歷史上民眾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頁）一文指出了當前這一課題的史學研究上的動向。
我們對不同社會集團的理解，特別是對它們的變化及其銜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這反映于對辛亥革命時紳士和資產(chǎn)階級各自作用的意見分歧上，這個情況特別在張朋園、市古宙三和貝爾熱的文章（載于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中可以看出。在地區(qū)性研究方面有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特別是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們闡述了改良和政治運動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統(tǒng)治階層內(nèi)的作用。巴斯蒂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一書中說明了教育改革的社會影響。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會分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的產(chǎn)生不僅取決于經(jīng)濟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還取決于文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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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的綜合論述，沒有哪種文字出版的書籍是令人滿意的。香港出版的兩卷本《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jīng)濟史論集》（照像平版印刷），轉載了1953—1967年間分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臺灣發(fā)表的46篇近代經(jīng)濟和社會史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狀況。原在1932和1949年期間《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雜志上發(fā)表的21篇較老的重要文章也適當?shù)乇晦D載了，見《中國近代社會經(jīng)濟史論集》。
晚清時期出版的經(jīng)濟資料包括從總理衙門和外交部檔案中照像復印的兩大種文獻匯編，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海防檔》，其中有1861—1911年間購置外國武器、建立兵工廠和機器廠以及興辦電報和鐵路等事項的檔案；另一種是1865—1911年的《礦務檔》。
大量有重要價值的原始資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十年收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難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過去未經(jīng)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時冠以有傾向性的小標題。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中附有內(nèi)容廣泛的書目。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1840—1949年》一書的頭兩卷包括的是晚清時期。關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工廠工業(yè)的論述，可見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和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有關鐵路史方面的文獻資料收在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關運輸和交通方面的資料則是前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看到的縮微膠卷和“大型目錄”，使我們能夠閱讀這一匯編中的23776頁文獻資料。有關外國貸款的極為詳盡的數(shù)字反映在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tǒng)計資料，1853—1927年》一書中。嚴中平等人編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輯》引有廣泛資料，并詳加注釋，但是編者有時忽略了指數(shù)問題。
要研究對外貿(mào)易等問題，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資料現(xiàn)在已由美國華盛頓特區(qū)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制成縮微膠卷，以供使用。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mào)統(tǒng)計，1864—1949年》一書充分地參照原始材料，對外貿(mào)統(tǒng)計數(shù)字作了有價值的?？?。
專題性文獻尚不多見。入門時或許最好先閱讀施堅雅等人所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的有關部分，本書論述的時期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許多專題著作中，下面幾種可能是值得注意的。農(nóng)業(yè)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參見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這是一部研究如何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單位產(chǎn)量以使中國的農(nóng)民能夠養(yǎng)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論》則是一部概述現(xiàn)有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紀經(jīng)濟資料的巨著，但它對于十九世紀的研究也同樣有價值。學術界對于近代制造業(yè)和礦業(yè)都相當重視，但對手工業(yè)卻不盡然。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一書說明了晚清工業(yè)化的性質。有關軍事工業(yè)的問題，可見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關于鐵路，有李國祁的《中國早期的鐵路經(jīng)營》。造船業(yè)方面，有劉廣京的《1862—1874年英美輪船業(yè)在中國的爭奪》。關于礦業(yè)方面，有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一書是目前研究某一單項工業(yè)的最佳著作。在外國工業(yè)投資影響方面，有侯繼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jīng)濟發(fā)展》。有關人口的論述，可見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稅的管理和規(guī)模在王業(yè)鍵的《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一書中有論述，而對財政上占有位置的鹽業(yè)專賣則在佐伯富的《清代鹽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關貨幣制度的問題，可參閱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和弗蘭克·金的《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兩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會議論文集中，有幾篇文章論述了晚清經(jīng)濟的各個方面。這些文集是：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的《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jīng)濟》。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對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須使用多種檔案和多種語言，并且要跨學科來進行。這種研究必須先從研究幾種主要語言的文獻著手，另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思想和心理諸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影響著中國對外關系的舞臺。這種結合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那時研究中國的歐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資料的外交關系專家。例如，馬士的先驅性著作大部分根據(jù)英文資料，而考爾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資料，泰勒·德涅特則大部分依靠美國文獻。盡管他們的著作在當時起過開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它們只不過是英、法、美三國的對華外交史。由于他們完全依賴本國資料，致使他們不僅忽視了中文資料和中國人的觀點，甚至對西方資料也不能博采諸國的檔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一書確立了新的標準，但它基本上仍缺乏東亞的資料。
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jīng)能夠避免學術上老的狹隘地方主義了，他們也研究中文資料，并試圖理解中國人的觀點。當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關清代外交事務的中文資料時，中國外交史的新時代開始了。特別是在蔣廷黻的影響下，新的一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出現(xiàn)了，他們又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漸使他們的研究符合近代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標準。他們的這種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它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并且開創(chuàng)了利用多種語言的檔案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新局面。日本論述近代中國的學術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們公認。顯然，也有人很花力氣去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其結果是給非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他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釋。
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獻匯編有如下述（盡管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個別官員的著作）：
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tǒng)朝（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
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
7.《大清歷朝實錄》，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標點和索引版《清史》（臺北1961—1962年，8卷）。
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zhàn)爭》，7冊。
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zhàn)爭》，7冊。
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
有關清代文獻的類型、價值和傳播，可參看費正清和鄧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種》；有關宮廷禮制和政策，可看吳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當然已有大量文獻叢書問世，它們提供了日文、朝鮮文和歐洲文字的各該國外交關系的記載，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記載。關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由于英國政策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現(xiàn)有的檔案都有重要價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檔案文獻（例如議會文件中的中國通訊部分和英國議會議事錄的辯論部分）外，我們也可以參考倫敦檔案局所藏外交部有關中國的案卷，特別是如下的檔卷：外交部第17號文件“中國政治通訊”，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號文件“政治通訊”，1906—1932年；外交部第228號文件“中國領事館通訊”，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號文件中國問題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以及外交部第682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1839—1939年。又見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補1915—1937年》。還有大部頭的再版書《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十九世紀），是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qū)域研究叢書，計42卷。
在美國，這些檔案已制成縮微膠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1866—》一書外，還可以使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資料都制成了縮微膠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領事館的報告可以在華盛頓特區(qū)國家檔案館看到，見《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有關俄國的資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見《紅色檔案，歷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案摘要：蘇聯(lián)中央檔案部歷史記事》，106卷。又可看諴·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中的條目；齊赫文斯基編的《滿洲人在中國的統(tǒng)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較為重要的輔助著作。關于外交關系的開創(chuàng)，見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和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
關于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qū)加緊活動的狀況，見費正清作為背景材料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106頁；徐中約的《伊犁危機，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有關日本侵略朝鮮的論述，見康羅伊的《1868—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C.I.尤金·金、金漢奎（音）的《1876—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tǒng)治》；詹森的《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
有關瓜分中國的威脅和義和團暴亂，可見施雷克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的《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的《拳亂》；弗萊明的《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的《1891—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L.K.楊的《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有關俄國1900—1905年在滿洲活動的論述，可見倫森編的《俄中戰(zhàn)爭》，和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有關英日聯(lián)盟方面的論述，可見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關美國之卷入滿洲問題，可見亨特的《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關系觀點的史料是豐富的，但卻很分散。有關一些剴切陳詞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資料，都是他們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國歷史學會主辦出版的大量文獻匯編中，特別是齊思和等編的《鴉片戰(zhàn)爭》、邵循正等編的《中法戰(zhàn)爭》和中國科學院等編的《洋務運動》。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仍然是官方編纂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編輯出版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它是1821—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匯編。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的佳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關于中國對西方態(tài)度的總的論述，可參看王爾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關于傳統(tǒng)的中國人的世界觀（這嚴重地影響了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譯七經(jīng)》和那波利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華思想》，對這一題目的有權威的著作是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經(jīng)世學派在中國對西方的態(tài)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關于它的重新得勢的情況，學者們有必要研究賀長齡的重要著作《皇朝經(jīng)世文編》和它的幾個續(xù)編。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是對一個經(jīng)世論學者所作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
關于十九世紀中葉某些士大夫對“變局”的認識，在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的最好途徑，則意見頗不一致。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見之于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和盛康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后兩者書名雖同，但內(nèi)容各異。關于中國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況是郭廷以等人所編和進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燾先生年譜》的題目；而對繼郭嵩燾而為倫敦公使的曾紀澤，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則作了詳細的研究。關于那些力主中國須抓住變局良機以圖強的有見識的官員的論點，可見多卷本《海防檔》和劉廣京的《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
張灝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書考察了一位理學高級官員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排印本》提供了有關清廷中保守主義的詳細情況。對于無經(jīng)驗而又書生氣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組成的活躍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態(tài)度，可見郝延平的《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zhí)中追求的政策》。對于同情保守派的關鍵人物的研究，可見陸寶千的《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劉鳳翰的《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后者系李鴻藻之孫與人合著之書，它包括許多罕見的和從前未出版的文獻，其中有李鴻藻的信件和日記。對于反基督教的觀點，在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fā)展》一書作了精心的考察，該書著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間文化上的齟齬之處；還可參看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此書除了強調(diào)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對“人、夷與獸”的看法。
對于國家主權的認識和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論的問題，可看呂實強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的《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時代的馬建中》。關于著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業(yè)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有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zhàn)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庫恩在《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分析了十九世紀中葉的軍事發(fā)展。庫恩強調(diào)團練超過了羅爾綱的《湘軍新志》。在“更高一級的軍事化”方面，湘軍的具體籌建工作在王爾敏1973年的《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作了討論。
有關綠營兵的論述，羅爾綱的《綠營兵志》仍然是權威性的著述?！秾m中檔光緒朝奏折》中有關于部署“練軍”以防止和鎮(zhèn)壓民眾造反的報告。
有關外國對清軍影響的著述，見史密斯的《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該書從歷史角度評述了華爾和戈登。又可看該作者的《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tǒng)和晚清的實踐》一文。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著述中，藍普雷的《中國的軍事體系》一文（1867年）雖然妄自尊大，但不失為卓有見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國作者撰寫了有關清代軍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頓（1878年）、馬克·貝爾（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爾遜（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們均未能透徹地理解勇營的政治和財政背景及其組織原則。
關于西北部回民暴亂問題，有貝爾斯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一書，它與贊譽左宗棠將才的十九世紀西方作者頗異其趣。由于貝爾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許多錯誤，后經(jīng)朱文長專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予以指出。此書是有關清朝對陜甘回民作戰(zhàn)的最佳著作。如同我們大家一樣，朱文長不得不使用關于回民的間接材料。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學者白壽彝在《回民起義》一書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陜甘回民之手的兩份簡短的文獻。朱文長的著作又被徐中約1968年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一文所充實，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過強制各省解繳“協(xié)餉”，從1868年至1884年新疆設行省時止，已經(jīng)為西北的征戰(zhàn)花費了大量資源。對中國沿海自強運動的研究通常都忽視了從這一亞洲腹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日益贊同1840—1894年沿海防務的輿論，王家儉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論》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一書著重談到了李鴻章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對日本之窺測朝鮮有所警惕。羅林森在《中國發(fā)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一書中鮮明生動地描述了李鴻章創(chuàng)建海軍活動的艱苦和災難。慈禧太后揮霍海防?？钆d建頤和園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獻材料加以論證。梁嘉彬（1975年）著重論述了李鴻章對中國敗于甲午戰(zhàn)爭負有責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則剛剛開始探索造成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日益衰敗的宮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資料中，至少有兩種法文材料（黎貢德和愛爾明加）記述了1885年3月末中國在諒山奇襲取得勝利的情況。英國觀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國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這次戰(zhàn)役的具體細節(jié)。日本戰(zhàn)時定期刊物《日清戰(zhàn)爭實記》仍然是對甲午戰(zhàn)爭最詳盡的記載，它比由參謀本部在1904—1907年或由海軍司令部在1905年編寫的正史更有價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關于中法戰(zhàn)爭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方面的軍事史可以推薦給讀者。
有關新疆和臺灣邊疆地區(qū)的著作，歐文·拉鐵摩爾等人編寫的《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一書，仍然是對這塊沃土、各少數(shù)民族集團、英俄競爭以及俄國通過中國漢人進行間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評述。曾問吾的《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反映了大漢族主義，同時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國行政管理上的軟弱無力。倫納德·戈登編的《臺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是簡明扼要地介紹十九世紀臺灣情況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臺灣史事概說》是一部大陸人的歷史，它還對開發(fā)這個島嶼的早期移民推崇備至。
有關1860—1894年中國軍事自強運動的其它著作，可見本書上卷關于第十章書目文獻的介紹。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對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維新運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以任何一種文字全面撰述這方面的歷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贊等人編輯的四卷本資料匯編《戊戌變法》仍然是研究這一題目的最有用的入門書籍。研究者必然要參考該書目，因為它仍是在原始資料方面最完整的書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敘述，但這缺陷已因出現(xiàn)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補償，其中最出色的是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他的另一著作《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則是一部非常適用的匯編，其中有運動中的許多人物的傳記資料。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書，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維新運動的影響。對于變法時期宮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蕭公權的《翁同龢與戊戌變法》。劉廣京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一文一般地闡述了維新運動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維新運動來說，最新發(fā)表的著作仍是查爾頓·M.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對這一題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書目。
對維新運動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書。關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蕩的問題，保羅·A.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門的《中日戰(zhàn)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號第695—710頁）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紹。蕭公權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對康有為的思想做了最徹底和詳細的研究。霍華德的《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均對理解康有為的維新主義觀念的形成大有好處。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是對維新主義陣營內(nèi)部這兩位息息相關的才智者作出的啟發(fā)性研究，盡管它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框。對于理解改革主義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唐·普賴斯的《1896—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和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除去陳鍫的《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106頁）的開拓性論述外，對批評和反對維新運動的知識界幾乎還沒有專題研究。還可進一步利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和蘇輿的《翼教叢編》兩種資料，它們闡述了反維新運動的主要論點，特別是那些抨擊康梁集團的論點。
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的《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論從中提到了主要從當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經(jīng)檢驗的想法。在弗思編的《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雖然它著重于較后的時期。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于中國事件對日本德川后期的影響問題，鲇澤信太郎在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yè)會編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中做了論述。他在此書第135—144頁討論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的版本和影響，這便是王家儉的《〈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號第242—249頁）一文的基礎。關于曾經(jīng)編纂過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國圖志》的舉足輕重的儒家鹽谷宕陰（1810—1867年）所受的影響，范古利克在《日本對鴉片戰(zhàn)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頁）做了探討。佐久間象山對魏源之重視技術是毀譽參半的，關于這一點可看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的《日本傳統(tǒng)的源泉》一書中的摘錄。日本對于太平軍起義的反應，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yè)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一文中做了探討，而增井經(jīng)夫在《太平天國》中的論述則不夠嚴謹。衛(wèi)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71頁）討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
維新派對日本的認識已引起學術界更多的注意?；羧A德的《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312頁）一文略述了這個問題。關于維新派設法了解明治維新的情況，其研究可見彭澤周的《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頁）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開頭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262頁。論黃遵憲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有關梁啟超和黃遵憲的論述，見列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25頁）、威爾遜的《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1961年〕》）和黃宗智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王韜是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一書的主題。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一書則對鄭觀應做了論述。
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思想內(nèi)容，可以在蕭公權的一系列權威性的專著中進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1968年第7、8期）、《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從歷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xiàn)代化倡議及其歷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上述論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1975年）一書中。羅榮邦把康有為的自傳譯成英文，并把有關康有為的一系列論文編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一書中。
實藤惠秀畢生關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學生運動的題目：他的最有權威性的論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其中有表格和統(tǒng)計數(shù)字。實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后者有張銘三譯的中譯本，書名為《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實藤所未搜羅的中文資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專著加以使用，此即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它著重論述了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強調(diào)了他們的文化活動。斯卡拉皮諾的《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頁）討論了學生辦的報章雜志。從前學生們的回憶錄中有孫伯醇（1891—）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30〔1966年5月〕第24—33頁），以及《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fā)辮》（載《中國》31，〔1966年6月〕第28—33頁）。景梅九的自傳《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巖和波多野太郎譯成日文，名為《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1966年東京出版）。
除了實藤的著作之外，論述學生運動的，還有永井算己的《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1954年9月〕第57—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guī)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1952年7月〕第31頁）。島田虔次的《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兩書翻譯和討論了大量的學生革命傳單，其中包括陳天華的一份傳單。歐內(nèi)斯特·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頁）集中討論了陳天華的遺囑和自殺問題。有關翻譯運動的影響和重要性在錢存訓的《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中作了論述（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378頁增補了對詞匯交流數(shù)量的估價。
討論日本活動家和中國革命志士之間的關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還可參看載于《中日文化論集》上的陳固亭的《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第79—93頁）和《中國》（1966年11月號）的論叢中載有野澤豐所編文獻目錄，兩者均以《孫文與日本》為題。宮崎寅藏的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在1967年編成，附有衛(wèi)藤沈吉所做的注釋；同時它也被收入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編輯的《宮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3年版。孫中山的另一位親密合作者萱野長知出版了他的記述，即《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一書。同文會創(chuàng)始人近衛(wèi)篤麿的日記六卷于1968—1969年在東京出版，名為《近衛(wèi)篤麿日記》。關于同文會的官方記載以及會員及其追隨者的傳記，可見中島正郎編的正續(xù)編《中國回憶錄》。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寫的荒尾精傳記《巨人荒尾精》一書。由葛生能久等編寫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是一部附有許多中國活動家傳記的黑龍會正史。關于北一輝，可見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北一輝的中國來鴻轉載于高橋正雄編輯的《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
關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過的之外，還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態(tài)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號〕第449—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zhí)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號〕第249—298頁）和池井優(yōu)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號〕第213—227頁）。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匯編的《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書提供了關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獻材料。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英文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問世了；請看卡麥倫的《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史，即李劍農(nóng)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的《清國行政法》。
關于立憲運動，可見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由于張朋園這部著作沒有對地方自治給予特別注意，因此可補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御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30頁。還可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一書，它研究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一書則考察了這個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國也有闡述立憲問題的著作，如胡繩武和金沖及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和李時岳的《張謇和立憲派》。
關于晚清的兵制問題，其概論見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和后來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二書。下面三本書就制度問題做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wèi)軍》。又見之于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一書。
陳青之在其《中國教育史》一書中概述了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資料則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一書中。又見傅吾康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的《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和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其它方面的專著比較缺乏。有關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見馬里納斯·J.梅杰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另有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和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fā)達史》。在貨幣制度方面，見魏建猷的《中國近代貨幣史》、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以及宮下忠雄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最近的兩本書闡明了1901—1911年間社會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況，它們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貝斯的《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zhí)問題》一書論述了這位政治家對民族主義和維新運動的反應。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yè)
晚清時期中國的商人事實上也與其它時期的商人一樣，只留下了他們的少量珍貴的活動記載。研究那些參與近代企業(yè)的人們的最好資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高官顯宦的著作。買辦兼工業(yè)家徐潤的杰出著作《徐愚齋自敘年譜》詳述了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他的幾個企業(yè)，此書依然是珍貴的資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一書最多只能說是不完整的，它只論述了胡光墉一段時期的活動。關于許多商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如他們所擁有的公司、投資數(shù)、捐納情況以及對商會的服務等，均收錄在晚清政府出版的兩部資料集子中：農(nóng)工商部統(tǒng)計處編的《農(nóng)工商部統(tǒng)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
與主要官僚兼企業(yè)家有關的文獻和研究作品則要豐富得多。盛宣懷的文章收于《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中。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yè)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yè)》一書首次對官方參與近代工業(yè)以及在關鍵性的初創(chuàng)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工業(yè)的發(fā)展作了系統(tǒng)研究。兩本專例研究著作是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的《漢冶萍公司史略》。
張謇辦工業(yè)的事跡也同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因為有他自己的著作《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yè)之歷史：大生紗廠》和他兒子張孝若為他寫的長篇傳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另外還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業(yè)家所記有關他們參與工業(yè)的文獻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為了獲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們應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當時的社會小說，如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此書已有劉師舜的節(jié)譯本。
鄭觀應是一個發(fā)表了大量有見地的言論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編》與他的短一些的政論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較起來不大為人所知，但《后編》不只是廣泛地論述了他辦的幾個企業(yè)，而且也表述了他對政府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時闡發(fā)商人看法的另一種資料是《香港華字日報》，它從1864辦至1940年，原每兩天一期，后改為日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從公司行號的檔案中匯編了幾種資料，每一種都論述了一個開辦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業(yè)。其中包括《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對個別公司的記載加以補充的有幾部關于某一工業(yè)的大型文獻匯編，象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和宓汝成編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有關近代工業(yè)發(fā)展的總情況，可見前引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的《第二輯，1895—1914年》（兩卷本）；還有一套叢書，書名相同，未附日期，該書由陳真和姚洛編輯，標上第一輯和第三輯，每輯兩卷，分別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這些文獻不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傳、當時西方報道的譯文、行號報告和各種各類的記載。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這些匯編雖然只羅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見到的記述，卻大大增加了那些組織中國近代初期企業(yè)的人物和機構的資料。它們也對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寫大有助益，例如：費維愷為本卷撰寫的一章和他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企業(yè)：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的兩篇文章，即《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和《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以及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xiàn)代企業(yè)》。
最后，還要說一下近來歷史學對中國商人的看法的變化。許多學者已開始不重視老一套的說法，即中國商人階級受冷酷無情的中國官僚老爺?shù)膲浩?。反之，他們現(xiàn)在認為，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著痛癢相關甚至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起碼在清末是如此。對于這種新觀點，可見楊聯(lián)陞的《傳統(tǒng)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頁）、梅茨格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yè)》（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頁）、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和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對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運動或者希望更廣泛地了解整個革命的非專家來說，可以先看兩本書，它們從歷史角度來看待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幾年的情況：一本是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它記述了1905年以前的孫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動；一本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和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書完成了對孫中山的生平和這次革命運動湖南部分的概述。關于廣東和湖南湖北地區(qū)的革命活動，細節(jié)可見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書研究的是革命運動具有鮮明特征的另一個地區(qū)，并且還彌補了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缺口。后一題目還在伯納爾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有所論述。另一些有用的書包括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此書對黃興的重要性強調(diào)得太過分了，但書中有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一書既過時，又謬誤百出，不過它是唯一對同盟會作全面論述的著作，同時它也便于用來概括以前這方面的學術著作；吳玉章的《辛亥革命》無論從作為個人對革命運動的回憶錄來看，還是從介紹馬克思主義對這場革命的解釋來看，都是有價值的。對于其他解釋和目前的爭論可看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一書，特別應該看看該書編者的導言（第1—63頁）；以及《辛亥革命討論集》。（載《近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頁）。
對專家來說，應先閱讀謝文孫的《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該書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資料的目錄、關于個別資料的有用的評論和一篇論述研究這次革命的整個史學方面的頗有見地的文章。學者們可能會對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獻集和回憶錄給予特別的注意（見謝文孫一書的第50—54和65—68頁）。關于中文資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書是余秉權、李又寧和張玉法合編的《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它包括1900—1911年間出版的十六種期刊的目錄和創(chuàng)刊詞，還有一篇簡要的英文介紹。關于資料和分歧問題的有價值的討論，可看貝爾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歷史評論》第468期〔1963年10—12月〕第403—436頁）。關于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專家中間出現(xiàn)的爭論問題，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編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這個集子出版過遲，以至貝爾熱教授無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討。一本新的和經(jīng)過認真推敲的指南書是馮兆基的《1949年后中國的辛亥革命歷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頁）。
中國學者所寫論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應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特刊。該研究所的專著已收錄在謝文孫的書目中，但書目還需要補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以及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
關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請參閱書目介紹和第六章的腳注，以及這一章伯納爾和羅茲所引的專著書目。最后，有幾部題目與本章有關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的《中國革命黨》、戴福士的《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歐內(nèi)斯特·楊的《袁世凱總統(tǒng)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還有周錫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幫助闡明清帝國末期社會史的原始資料。實際上，社會史的概念包括很廣泛的領域，涉及道德、觀念、風俗、人群的組織模式及其關系，甚至涉及經(jīng)濟境況的發(fā)展；所以幾乎是所有的文獻，不管是文字的、圖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樂方面的都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它的組織、運動、結構和自我形象——的實際情況。這里，我們介紹的僅限于文字資料。
對西方社會的歷史學非常重要的計量資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極其零碎，特別是十九世紀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資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幾批土地文書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謙三郎的《中國土地文書研究》兩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大陸以外的學者迄今還難以得到土地文書檔案和地方政府的檔案，并且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在其出版物中也嚴重忽視了這些材料。大部分現(xiàn)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資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這些資料幾乎全部出自統(tǒng)治階級之手，而且撰寫時采用的刻板筆調(diào)總是傾向于把新事物納入傳統(tǒng)框框中去，因而它們對研究下層階級和社會變遷狀況用處不大。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三十年來從事收集大量口頭傳聞，試圖矯正這一歷史偏見，不幸至今未見出版什么東西。
以下幾種匯編適當?shù)丶辛肆闵⒌馁Y料，因此適用于作為研究的起點：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經(jīng)介紹過的幾種資料集，即由陳真、孫毓棠和汪敬虞分別收集的近代工業(yè)方面的資料；李文治關于農(nóng)業(yè)的資料；彭澤益關于手工業(yè)方面的資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有關上海錢莊方面的資料。對這些資料必須補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日文資料匯編，如：日清貿(mào)易研究所的《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的《中國經(jīng)濟全書》、根岸佶的《清國商業(yè)綜覽》、臨時臺灣舊慣調(diào)查會的《清國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鑒。象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這樣的傳記詞典，可惜都過分著眼于官方階層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動。最有啟發(fā)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記和報刊中發(fā)現(xiàn)，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寫實和諷刺文學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繡像小說》，它發(fā)表過劉鶚、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小說。西方資料（外交和傳教士的各種檔案和報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但是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會性的資料，而那時的中文資料也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也許因為現(xiàn)有資料的性質已經(jīng)使史學家們喪失了信心，或者因為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現(xiàn)象，或者因為先驗的研究計劃束縛了研究，所以我們一直對王朝最后四十年間的社會演變很少了解。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是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完整的著作目錄。它表明除了幾部主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編寫的開拓性著作外，研究仍舊是很不完整和極其零碎的。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深刻或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但是，新的讀者通過與西蒙的《中國的城市》（此書受庫朗熱的《古代城市》的啟發(fā)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點田園式的描述以及與楊懋春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進行對比，就可以發(fā)現(xiàn)尚待填補的空白。在施堅雅所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和埃爾文、施堅雅合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對解釋社會風情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于特權階層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最好的，因為有一些關于紳士-文人的擴大、變動和財產(chǎn)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張仲禮的《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更給這方面的研究大添異彩。馬什的《1600—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只對收入恒慕義的名人傳記詞典中的官員進行分析研究，此書現(xiàn)在已被李國祁的統(tǒng)計性調(diào)查《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xiàn)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補和修改。后者根據(jù)地方志補充的資料描述了官員的出身地和社會背景以及州府官員們的傳略。關于買辦，有郝延平出色的專著《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關于商人，有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xiàn)代企業(yè)》。有關近代企業(yè)資金積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xiàn)。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的《中國近代煤礦企業(yè)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fā)生問題》、汪敬虞的《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yè)中的華商附股活動》和由東京教育大學編輯的《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貝爾熱的《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和辛亥革命》一書敘述共和革命時期上海的近代商業(yè)的社會背景。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對軍事發(fā)展提供了總的看法，這看法由于有王爾敏編的《淮軍志》（這是一部研究征募軍官團的有用的著作）和劉鳳翰的《新建陸軍》而變得更加完整了。至今還沒有這類論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軍隊的專著。新知識分子一直是許多人研究的題目，著名的有汪一駒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許多傳記性研究也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關于西化和中國的條約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女權運動和婦女狀況的著作有吉波倫的《秋瑾》。
有兩本關于當時工人的狀況和斗爭的扎實的研究：汪敬虞和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產(chǎn)業(yè)工人的斗爭資料》和趙親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對于不該被忽視的手工業(yè)工人階層的介紹，有樊百川主要論及經(jīng)濟方面的《中國手工業(yè)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和彭澤益的《十九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yè)商業(yè)行會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農(nóng)村社會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謙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經(jīng)談到他們的兩個文集）對理解土地組織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其研究范圍僅限于江蘇南部、直隸和滿洲地區(qū)。由東京教育大學編的文集《近代中國農(nóng)村社會史研究》包括對湖南和四川農(nóng)村狀況的分析。然而山東是景甦和羅崙的《清代山東經(jīng)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這部內(nèi)容最豐富和最有創(chuàng)見的專著的主題。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檔案。邁爾斯的《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一書事實上涉及清帝國時期的情況極少。蕭公權的《十九世紀的農(nóng)業(yè)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是論述十九世紀農(nóng)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
令人費解的是，對民眾運動的研究反而比對農(nóng)民處境的研究下的功夫要大得多。關于這期間主要運動的專著，可看第十章的腳注。由謝諾編輯的論文集《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內(nèi)容稍有不同）專門論述了秘密會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書目?？扑技我餐薜摹?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扎實地研究了義和團以后的農(nóng)民騷亂的總的情況。楊慶堃的統(tǒng)計分析是一項開拓性的著作，這項工作應該進行下去（此文名《十九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等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一書）。小韋克曼的《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歷史上民眾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頁）一文指出了當前這一課題的史學研究上的動向。
我們對不同社會集團的理解，特別是對它們的變化及其銜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這反映于對辛亥革命時紳士和資產(chǎn)階級各自作用的意見分歧上，這個情況特別在張朋園、市古宙三和貝爾熱的文章（載于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中可以看出。在地區(qū)性研究方面有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特別是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們闡述了改良和政治運動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統(tǒng)治階層內(nèi)的作用。巴斯蒂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一書中說明了教育改革的社會影響。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會分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的產(chǎn)生不僅取決于經(jīng)濟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還取決于文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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