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

　　蓋作小說有五難：

　　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guān)羽，乃適成一驕矜滅裂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遷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征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若必欲寫，則寫野蠻之君子尚易，如《水滸》之寫武松、魯達是，而文明之君子則無寫法矣。

　　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經(jīng)歷多，而于大事之經(jīng)歷少?！督鹌棵贰?、《紅樓夢》均不寫大事，《水滸》后半部寫之，惟三打祝家莊事，能使數(shù)十百人一時并見于紙上，幾非《左傳》、《史記》所能及，徐無足觀。《三國演義》、《列國演義》專寫大事，遂令人不可向邇矣。三、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fā)憤著書者，以貧士為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石頭記》自明。

　　四、寫實事易，寫假事難。金圣嘆云：最難寫打虎、偷漢。今觀《水滸》寫潘金蓮、潘巧云之偷漢，均極工；而武松、李遺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速打虎，只是持刀蠻殺，固無足論；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頭于地，一手握拳擊殺之。夫虎為食肉類動物，腰長而軟，若人力按其頭，彼之四爪均可上攫，與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貓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則其事之能不能自見矣。蓋虎本無可打之理，故無論如何寫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水滸》寫宋江遇玄女事，實是宋江說謊，均極工。）

　　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屏入敘事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經(jīng)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xí)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shè)法將議論之痕跡滅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葉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人，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jīng)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作小說者，不可不知此五難而先避之?！?br />
　　曲本、彈詞之類，亦攝于小說之中，其實與小說之淵源甚異。小說始見于《漢藝文志》，書雖散佚，以魏晉間之小說例之，想亦收拾遺文，隱喻托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傳》、《劉無雙傳》、《步非煙傳》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纖徐委備，詳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見于《宣和遺事》，由《宣和遺事》而衍出者，為《水滸傳》，（元人曲有《水滸記》二卷，未知與傳孰先）由《水滸傳》而衍出者，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為《石頭記》，于是六藝附庸，蔚為大國，小說遂為國文之一大支矣。彈詞原于樂章，由樂章而有詞曲，由詞曲而有元、明人諸雜劇，如元人百種曲，汲古閣所刊《六十種曲》之類，此種專為演劇而設(shè)，然猶病其文理太深，不能普及。至本朝，乃有一種雖用生、旦、凈、丑之號而曲無牌名，僅求順口，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此等為唱書而設(shè)。再后則略去生、旦、凈、丑之名，而其唱專用七字為句，如《玉釧緣》、《再生緣》之類。此種因脫去演劇、唱書之范圍，可以逍遙不制，故常有數(shù)十萬言之作，而其用則專以備閨人之潛玩。樂章至此，遂與小說合流，所分者，一有韻，一無韻而已。

　　（《繡像小說》第三期，清光緒二十九年印行）

　　編者注：此文作者，原題別士，今據(jù)《中國近代文論選》題為夏曾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