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全面、嚴格地整頓吏治，歷來是中國百姓最樂于看到的事情，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百姓們得知腐敗的官員受到酷刑懲罰的時候該是怎樣一種歡天喜地的心情。在這樣的事態(tài)下，法外施刑的屢次發(fā)生并不會讓更多的人產生憂慮，相反，多數(shù)人倒是欣慰于看到腐敗官吏受到最殘酷的懲罰，而無論這種懲罰是否屬于律法系統(tǒng)合乎程序操作的結果。最高統(tǒng)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視為英明決策，在這里，程序正義是退居其次、甚至是無人關注的，一個良性的、可以自動運行的律法系統(tǒng)和監(jiān)督系統(tǒng)也落到了人們的視野之外。要知道，這些嚴刑峻法的實施，并不僅僅是依賴官僚機構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實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權發(fā)展到高度集權的地步，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幾乎一手總攬?zhí)煜率聞铡?br />
　　更為重要的是，朱元璋頒布一系列律法的出發(fā)點也并非本著"以法治國"的目的，依然是中國歷史上慣常的"以權謀治國"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眼里，律法僅僅是諸多治國權謀中的一種，正如"百姓利益"在一些"英雄人物"那里通常只是一種途徑而非目的，只是一種口號而非本質。

　　所以，雖然洪武年間的法律體系已經在皇帝不遺余力的力抓之下而相當完善了，但是，此時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卻足以與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爭高下。對于廣大官員和士紳階層來講，小心謹慎不去觸犯律法并不能確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這兩者之間還常常毫無必然聯(lián)系。

　　那么，其間真正的"聯(lián)系"是在哪里呢？

　　我們不妨可以把皇權和官僚集團想像為統(tǒng)治階層中的兩大派系，派系之間尋求的是一種平衡，朱元璋為了使這種平衡能夠能夠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并且還能安穩(wěn)地持續(xù)到他的繼承人那里，就不得不想盡辦法"傾軋"官僚集團，使官僚集團的力量弱化到能夠和自己的繼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為，繼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權與官僚集團間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權的穩(wěn)固。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標曾經勸說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氣憤得把一枝荊棘摔在地上，讓太子揀起來。荊棘多刺，太子難以下手，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禿禿的荊棘塞到太子手里，說："我這些做法，都是在為你削除荊棘上的尖刺啊。"

　　朱元璋的顧慮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說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后，繼承人還能不能"也說了算"。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團中的強勢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當中鐵腕立威。從這點上看，官僚集團不僅僅是皇權的統(tǒng)治工具，也可以被看作是與皇權相制衡的一大派系。于是，我們可以理解，歷史上的很多事情都無非是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為了尋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運用的權謀手段的結果。

　　出于權謀術的考慮而進行的鐵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動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濫說明了它并不在意于是否建立一種完善的、可以自行運轉的律法體制，而根子里又有著制衡官僚集團的這一深層原因，于是，合理有效的監(jiān)察機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皇權所追求的是一種"說了算"的制衡結果，追求這種結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義"。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團不會不明白個中三昧，他們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動與百姓利益之間并沒有任何實質關聯(lián)，他們面對的只是來自于皇權的權謀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權謀手段去做出應對。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作為和皇權派系相對的官僚派系中，還分裂著若干個小派系，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與作為對立派系的皇權一方斗智斗勇，還要想方設法地利用皇權的力量來傾軋其他的官僚派系。于是，吏治的整頓往往并不像草根階層所看到的那樣某某官僚因為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這個倒霉蛋被他的敵對派系借著整頓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雖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來講往往并不冤枉，但他的對手們，那些打著整頓吏治旗號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們，其自身也不會比這個"受害者"更加干凈多少。而皇權又正好借著官僚集團之間的派系傾軋來整治作為皇權派系對立面的整個官僚派系--這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而朱元璋正是這類博弈運動中的佼佼者。單看洪武年間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前后歷時十四年，牽連至死的足足有四萬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再起巨大波瀾，不但官員被嚴辦了無數(shù)，追贓還波及到了全國各地的很多富戶那里，導致大批富人破產--這讓人禁不住懷疑：借此大量斂財之舉到底是摟草打兔子的結果還是其本身就是當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然會有一些腐敗官吏受到懲處，自然會有一些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會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對的太平，老百姓歡欣鼓舞，而究其原委，這些所謂"戰(zhàn)果"卻大多只是權謀斗爭之下的副產品罷了，也就是說，老百姓以為惡狗被好人打了，其實卻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從副產品中得益的百姓們卻不明白個中三昧，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副產品"就是"正式產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頌德，詠嘆皇恩浩蕩。

　　但這"副產品"從源頭上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續(xù)性和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更為讓人恐懼，因為，你雖然有可能成為一場上層社會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樣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去，成為受害人。

　　另一方面，權力集團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決于忠誠而非能力。無論對于皇帝也好，還是對于某一個官僚派系也好，對某個人的任用還是貶謫、甚至罷免，很大程度上和這個人的稱職與否沒有直接關系，倒是此人對自己的忠誠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百姓們對青天大老爺?shù)奶煺嫫诖蔀榕萦啊?br />
　　在洪武年間的權力博弈中，朱元璋無疑是最后的勝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無辜受累也好，都并非這屢屢整頓官場的真實目標，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權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對于百姓而言，國家不是他們的，在家天下的時代里，他們只是帝王的私產，無論被恩典著還是被虐待著，他們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兒。雖然有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然這句話本身在當時還沒有出現(xiàn)）之類的主張被一些百姓與知識分子天真地曲解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階層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著這類想法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不是因為很快就遭遇瓢潑澆頭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會殘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個權謀的大環(huán)境下，許許多多的人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小權謀，必須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來贏得生存與發(fā)展的機會。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權謀漸漸演化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無論在何種環(huán)境下，人們都會不自覺地運用權謀的思維方式來應對環(huán)境、解決問題。無疑，通曉權謀者是不被人喜歡的，但大環(huán)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層不但受到上層建筑潛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實際利益又往往很難依靠正當手段來得到保護--除了權謀與心機之外，他們還能靠什么立足于這個世界之上呢？

　　道德倫理永遠是與實際利益沖突著的。官方永遠在宣揚著圣人式的道德指標，而對這類宣傳信以為真的人卻經常成為被社會秩序迅速淘汰的對象。

　　當然，其中也有極少數(shù)人幸存下來，并且為自己贏得顯赫的聲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圣人標準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注定只能成為一個戴著光環(huán)的榜樣而無法為更多的人效仿。對于整個社會，海瑞式的人物起著一廉遮百丑的重要作用。對于皇權來說，海瑞的這種作用怕是要比他實際的政治作為還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夠極大地有助于社會的穩(wěn)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觀者看來，這樣的情形卻正應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