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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永歷朝廷的建立

南明史 作者:顧誠


  第一節(jié) 朱由榔在肇慶監(jiān)國和紹武爭立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傳到湖廣和廣東、廣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紳中又一次引起極大的震動?;适依^統(tǒng)問題再次提上緊急日程。

  在大多數(shù)官紳心目中,桂藩朱由榔是最合適的人選。這主要是出于血統(tǒng)親近的考慮。明末宗室中,同崇禎皇帝朱由檢最親的是他的祖父明神宗的子孫,即福、瑞、惠、桂四藩王。瑞王朱常浩原封陜西漢中,1643年李自成軍攻入潼關,常浩逃到四川重慶;次年張獻忠軍攻克重慶,常浩全家被殺。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即上文所述弘光帝。惠王常潤原封荊州,當農(nóng)民革命風暴席卷湖廣時,他經(jīng)長沙、衡州逃到廣西,弘光在位時移住浙江嘉興①。1645年六月清軍迫近杭州,監(jiān)國潞王朱常淓投降,常潤和周王、崇王也在清軍統(tǒng)帥博洛招誘下降清①,被押送到北京,后來同朱由崧,朱常淓等一道處死。這樣,到1645年六月以后,神宗子孫剩下的只有桂藩了。

  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②,原封湖南衡州,天啟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即離京前往封地)。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張獻忠部進軍湖南,常瀛逃往廣西。由于奔竄慌忙,亂兵乘機搶劫,朱常瀛只帶著第三子安仁王由楥逃到了廣西梧州;第四子永明王由榔在永州被大西軍俘獲③。正在性命難保時,受到一個混入大西政權的明朝官員的暗中保護,又恰逢張獻忠決定作戰(zhàn)略轉移,率領大西軍入川,義軍北上后,明朝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和部將焦璉率領四千多名士卒開進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被護送到梧州同其父聚合。1644年十一月初四日,朱常瀛在梧州病死①,安仁王由楥掌府事。次年弘光朝廷覆亡,廣西巡撫瞿式耜有意擁戴由楥繼位。但當時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東南,支派甚遠的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兄弟和黃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監(jiān)國而稱帝。瞿式耜的愿望不僅沒有實現(xiàn),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調職②。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由榔被冊封為桂王③。

  清軍占領浙江、福建以后,客觀的形勢造成了南明殘余勢力向西南轉移。原任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再次提議擁立朱由榔即位繼統(tǒng)。掌握地方實權的兩廣總督丁魁楚卻心懷觀望,拖延不決。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學士何吾騶的親筆信通知隆武帝、后都已蒙難,建議速立桂藩以后,才決定參加擁立行列。

  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經(jīng)過照例的三疏勸進,就任監(jiān)國①。朱由榔相貌堂堂,據(jù)說很像祖父萬歷皇帝朱翊鈞,可是生性懦弱,瞿式耜說他“質地甚好,真是可以為堯、舜,而所苦自幼失學,全未讀書”②。父、兄的相繼去世,使他成為最有“資格”的朱明皇朝繼統(tǒng)人,但他對做皇帝的言談舉止卻一竅不通。湊巧太監(jiān)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這人早在崇禎年間就已經(jīng)受到皇帝的信任③,懂得宮中“故事”,指點儀注,使他知道如何擺出皇帝的架勢,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寵信。丁魁楚參與擁戴稍遲,又惟恐當不上首席大學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結納,得以如愿以償④。王坤的弄權,使永歷朝廷一開始就陷入混亂和矛盾之中。按明朝成例,入閣大學士本應由吏部尚書會同其他高級官員會議推舉若干名,呈請皇帝點用;大學士的地位又一般是按入閣先后次序排列。丁魁楚時任兩廣總督是實權人物,因猶豫不決錯過了首先擁戴的機會,桂藩繼統(tǒng)的局面明朗后,又急于攫取首席大學士的位置,不得不求助于內官王坤,等于把朝廷用人決策大權奉送給了宦官。朱由榔出任監(jiān)國前夕,丁魁楚玩弄權術給桂藩上啟本請求辭去首輔,桂藩尚在三推三讓之時就批示“不準辭”,這在瞿式耜等人眼中就已經(jīng)視為笑柄。至于崇禎時期已入閣的何吾騶、隆武時入閣的陳子壯等人得知這一消息后,都認為舉措不公,有違成例,寧可株守家中也不愿來肇慶。在失去廣州人望的情況下,永歷朝廷粉墨開場了。丁魁楚當上了首席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書事,同時任命了各部院官員。不久,在湖廣的督師何騰蛟、湖廣巡撫堵胤錫也上表勸進,朱由榔得到了擁明派官紳多數(shù)的支持。

  然而,朱由榔遇事毫無主見,用人又不當,實在承擔不起中興重任。監(jiān)國七天之后,十六日傳來了贛州失守(十月初四日)的消息。盡管廣東肇慶距離江西贛州還有相當一段路程,卻舉朝洶洶,監(jiān)國的喜慶氣氛消失得無影無蹤。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王坤主張立即逃難,首輔丁魁楚隨聲附和,大學士瞿式耜等力主鎮(zhèn)定,也只推遲了四天。十月二十日,小朝廷終于逃往廣西梧州。這種驚惶失措的舉動,對于維系廣東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其直接惡果是續(xù)封唐王朱聿■在廣州稱帝,又一次演出了朱明宗藩同室操戈的鬧?、佟?br />
  當清軍進入福建的時候,隆武帝的弟弟續(xù)封唐王朱聿■和其他一些藩王乘船經(jīng)海路逃到廣州,本來不過是為身家性命著想,未必有覬覦大寶之心。朱聿■的被擁立為皇帝,同桂王監(jiān)國政權的舉措失宜有密切關系。贛州陷落時,廣東全省還在明朝管轄之下,朱由榔領著朝臣逃往廣西,在廣東士人看來無異是放棄封疆,不顧自己的死活。南明官僚的內部矛盾又因桂監(jiān)國政權處置不當而激化。原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奉命援救贛州,踟躕不進,從南雄退回廣州。他得知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監(jiān)國時,也想?yún)㈩A擁立之列,依舊做大學士??墒?,首輔丁魁楚卻惟恐蘇觀生以原任大學士的身分入閣將影響自己攬權;大學士呂大器又從資歷的偏見出發(fā),認為蘇觀生不是科舉出身,不具備入閣資格。因此,對蘇觀生的附名擁戴置之不理。蘇觀生自覺掃興,知道在朱由榔政權中不會受重視。但在桂王監(jiān)國之初,他仍然不甘寂寞,想出了出奇制勝的策略,一是派兵部職方司主事陳邦彥前往梧州勸進,請朱由榔以臨時性的監(jiān)國正式稱帝①;二是請移蹕廣州,使朝廷進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十月二十九日,唐王朱聿■同鄧王、周王、益王、遼王乘船由總兵林察護送到廣州②。蘇觀生等人覺得與其乞憐于桂藩,不如干脆另起爐灶,援引兄終弟及之義擁立唐藩。

  十一月初二日,蘇觀生同廣東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奉請朱聿■監(jiān)國,并且搶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稱帝①,改明年為紹武元年。盡管朱聿■的政權在這年十二月即被清軍摧毀,紹武年號從來沒有使用過②,在南明史上仍習慣稱之為紹武政權。

  十一月初八日,朱聿■在廣州即位的消息傳到梧州,朱由榔和廷臣丁魁楚等人大吃一驚,連夜召見廣州派來的使者陳邦彥。陳匆匆登上監(jiān)國乘坐的龍舟,燈火輝映下見朱由榔居中端坐,太妃垂簾于后,丁魁楚侍立一旁。朱由榔開門見山地說:“聞四王至廣州,甚喜。然孤既監(jiān)國矣,輔臣觀生既具啟入朝矣,彼胡為者?”陳邦彥并不知道廣州政局的突然變化,回答說可能是民間的訛傳。丁魁楚告訴他,廣州稱帝的事已確鑿無疑。朱由榔接口道:“今非戰(zhàn)則和,二者安出?”邦彥建議“速返肇慶,正大位以屬人心”,讓紹武政權“代吾受虜,從而乘其蔽”,不要主動進兵廣州③。十一日晚,朱由榔又召見陜西道御史連城壁,問道:“先生自肇慶來,知廣州事否?”連城壁回答:“臣本月初四日離肇慶,未有所聞。至德慶有傳說者,臣亦不信。殿下監(jiān)國,蘇觀生有表箋來賀,差監(jiān)紀推官陳邦彥,殿下加以科銜,特旨召用觀生及廣州諸舊臣,黃士俊、陳子壯、黃(王)應華、關捷先等皆奉旨敦請,廣東布政顧元鏡加升戶部侍郎。豈有如此大事不關白兩院,既從一而悖舉之理?”朱由榔說:“事多實,奈何?”城璧對曰:“論天命者必推本人心,殿下為神宗皇帝之慈孫,聰明仁壽,恭儉靜深,在潛邸人心悅服已非一日,今臣民愛戴,尊賢親親,皆仰承天意,誰得以私覬覦,特殿下幸梧,未正大位,或貪人昧理,亦終不能濟?!雹僦煊衫频热俗灾T下大錯,為了收拾廣東民心,在十一月十二日東返肇慶,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為永歷元年②。同時,追尊其父朱常瀛為端皇帝,兄朱由楥為桂恭王;嫡母王氏為慈圣皇太后,生母馬氏為昭圣皇太后③。這樣,在廣東一省之內,幾乎同時建立了兩個南明政權,重演了閩、浙相爭的鬧劇。它再次說明南明統(tǒng)治集團的極端腐朽,絕大部分官僚仍然因襲了過去朝廷上黨爭故套,一切都以個人和小集團的利害為轉移,國家大局被置于腦后。即便有少數(shù)正派官僚以民族大義為重,希望共赴國難,挽救危局,他們的努力也在一片紛爭當中化作泡影。

  紹武政權的建立,在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它只能說明朱聿■、蘇觀生在日暮途窮之時,急于過一下皇帝癮、宰相癮罷了。史籍記載了蘇觀生等人迫不可待地爭奪帝位的情況:“且謂先發(fā)奪人,宜急即位。遂倉卒立事,治宮殿、器御、鹵簿,舉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而授官數(shù)千。即位之際,假冠服于優(yōu)人而不給。”①紹武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觀生趁朱由榔君臣逃往廣西的機會拉攏一部分廣東官員建立的,社會基礎非常狹窄。連本省的一些著名官紳如曾任大學士的何吾騶、陳子壯、兵部侍郎張家玉等人均持反對態(tài)度,陳子壯雖因丁魁楚不擇手段自任首輔拒絕入閣,當蘇觀生擁立朱聿■時,他卻特派使者請桂監(jiān)國出兵掃滅②。因此,蘇觀生拼湊起來的廣州朝廷基本上是一批官場中的投機分子和不得志的士紳武弁。他自己因擁立有功,被朱聿■任命為首席大學士,封建明伯;關捷先、曾道唯、顧元鏡、王應華等人都入閣為大學士兼任各部尚書,洪朝鐘在十天之內升官三次,當上了國子監(jiān)祭酒。潮州人楊明兢赤手空拳,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自稱有精兵十萬“滿潮、惠之間”,居然被委任為潮惠巡撫③。兵力上除廣東總兵林察所部以外,蘇觀生還招來了石壁、馬玄生、徐貴相、鄭廷球四姓海盜①,借以增強紹武政權實力。

  桂、唐二藩的爭立,給南明殘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亂。湖廣的何騰蛟、堵胤錫、章曠以及其他文武官員都先后收到了兩個朝廷頒發(fā)的“喜詔”,雖然他們基本上都站在桂藩朱由榔一邊,唐藩使者處處受冷遇,但事實上既給了他們“擇君”的機會,朝廷的威望自然相對削弱,在許多問題上處于被動局面。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自唐僭號而廣之府庫盡為所有,廣之屬邑并鄰郡皆為所煽。我監(jiān)國之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凡吊錢糧、征兵馬,動輒牽礙。光三(丁魁楚字)乃集議,仍請蹕肇慶,登大寶,少司馬(兵部侍郎)林佳鼎力佐之,在廷亦遂不敢梗議。十一月十八日正位端州(即肇慶),即行頒詔,兼議攻守之事?!雹?br />
  永歷朝廷遷回肇慶以后,派兵科給事中彭燿、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嘉謨前往廣州,勸說朱聿■取消帝號,退位歸藩。彭燿到達廣州后聲淚俱下地對蘇觀生說:“今上神宗嫡胤,奕然靈光,大統(tǒng)已定,誰敢復爭?且閩、虔既陷,強敵日逼,勢已剝膚。公不協(xié)心戮力,為社稷衛(wèi),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于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為何如人也?”①蘇觀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陳嘉謨拖出處斬,隨即派陳際泰為督師,調動軍隊向肇慶進攻②。永歷政權見調解無望,也調兵遣將,以廣東學道林佳鼎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軍務,夏四敷任監(jiān)軍,會同從韶州調來的武靖伯李明忠?guī)ьI一萬多名士卒迎擊。十一月二十九日,內戰(zhàn)正式爆發(fā),雙方在廣東三水縣城西交戰(zhàn),紹武政權的軍隊大敗,陳際泰臨陣脫逃。林佳鼎初戰(zhàn)告捷,躊躇滿志,命令士卒晝夜行軍,直奔廣州,企圖一舉掃滅紹武政權。紹武方面的總兵林察利用與林佳鼎同族和過去共事關系,采取偽降誘兵深入之計,指使四姓海盜“乞降于佳鼎,察因書請舉廣州以附”③。林佳鼎輕信寡謀,依約率部乘船前往三山,突然遭到四姓兵的攻擊。林佳鼎部所乘內河小船無法同四姓海上大船作戰(zhàn),被迫登陸迎敵。又因地理不熟,陷入了三尺多深的泥淖,結果一敗涂地,林佳鼎和夏四敷溺死水中,李明忠單騎逃出,部下兵員幾乎全軍覆沒④。敗訊傳到肇慶,永歷朝廷又陷入一片驚惶失措之中,大學士瞿式耜自告奮勇,督領招募的義兵前往迎敵。沒過幾天就傳來了清軍占領廣州、紹武政權覆亡的消息二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又再次登舟離開肇慶,經(jīng)廣西逃往湖南①。

 ?、?《明季南略》卷二記:弘光元年五月初二日“移惠王于嘉興”。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jiān)國》記,潞王朱常淓降清后,“時周王寓蕭山,惠王寓會稽,崇王寓錢塘,魯王寓臨海。貝勒遣騎修書,以參貂等物為贄,邀諸王相見。魯王以道稍遠,辭疾不至。周、惠兩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尋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朱常潤到北京后曾在順治二年十一月向清廷上“明惠親藩朱常潤揭為恭謝圣恩事”奏疏,其中說:“本年五月二十日大兵至江南,潤即于六月內差赍表文章璽赴江西豫王殿下投誠?!蜻M朝主上,更荷恩隆?!庇坝〗姨姟睹髑鍣n案》第三冊, A3—144號。

 ?、?常瀛是神宗第幾個兒子,諸書記載不同。乾隆二十八年《清泉縣志》卷三十六《雜志》說是“神宗第五子”。根據(jù)《明神宗實錄》卷三六四,萬歷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冊立皇太子和四王詔,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三子常洵為福王,五子常浩為瑞王,六子常潤為惠王,七子常瀛為桂王。神宗第二、第四子早夭,所以有的書把常瀛記為第五子。

 ?、?乾隆《清泉縣志》卷三十六《雜志》記:朱常瀛“惑于因果,廣修寺觀,黃冠緇衲,蓄養(yǎng)千計。生七子,長世子及次子、少子俱早夭,第三子名由楥,劉貴人所生,封安仁王,賜婚吳氏,系衡良家女。四子名由榔,苑貴人所生,封永明王,賜婚王氏,系南直人,業(yè)醫(yī)王公亮孫女。第五子、六子逸其名,幼,未賜婚,癸未之變(指張獻忠軍入湘)第五子、六子為寇擄去?!笔窅锻从嚯s記》云:“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舉。有別苑十二區(qū),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部兵先于城外劫典鋪。桂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二千余人聚而燔之,號呼震天,并宮殿付之一炬?!?

 ?、?李清《南渡錄》卷四。同書又記,弘光元年(1645)二月初三日“謚桂王曰端”。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書寄》。

  ③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于隆武元年(1645)八月下記:“遣使冊封桂世子由桹(榔)為桂王。”沈佳《存信編》卷一記:“隆武丙戌春,遣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龐天壽諭祭端王、安仁王,即封上為桂王,居肇慶府。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鼻缶栋昌堃菔贰肪砩嫌洶踩释跤蓸C“丙戌九月病薨”,時間有誤。瞿式耜信中說:“自安仁薨后,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瞿式耜集》第二五六頁)??勺C朱由楥病死不遲于八月。

 ?、?朱由榔就任監(jiān)國日期據(jù)《嶺表紀年》卷一為“十月十日壬辰”;《明季南略》卷九《粵中立永歷》條記“以十月初十日監(jiān)國,十四日丙戌即皇帝位”;道光十三年《肇慶府志》卷二十二《事紀》云:“十月十四日稱監(jiān)國于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稱尊號,改元永歷,以肇慶府署為行宮?!?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王坤在崇禎朝即已用事,見之不少記載,如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四十八,崇禎六年二月初八日“召對王副憲紀”即為王坤上疏糾廷臣所引起。

 ?、?上引《瞿式耜集》;參見錢秉鐙《所知錄》卷二。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云:“內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會止四百里,擁立時嫉凌煙列名多人,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后不復頒新天子詔,惟鬻是謀。時羊城左藩顧元鏡恥不與策戴勛,適隆武閣臣何吾騶、蘇觀生從閩逃歸,亦遂立隆武弟為皇帝?!宾氖今暝谑率辗磳σ欺嬑嘀輹r也申說:“且東人未附,東餉未來,驟焉一行,后必滋悔?!币姟饿氖今昙肪砣?,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屈大均《翁山佚文輯》卷上《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敕諭張家玉云:“朕同鄧、周、益、遼航海來粵,訪尋上皇駐蹕之地。有全粵臣民因監(jiān)國之御弟,推名分以立君?!鞭D引自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十九,第八八○頁。

  ① 錢秉鐙《所知錄》卷二記:“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jiān)國;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宾氖今暝凇抖『フ抡呀乐屑摹沸胖姓f:“竟以十月廿九日擁之入廣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紹武矣。”見《瞿式耜集》卷三,以監(jiān)國日作即位日,時間稍有差誤。錢秉鐙所記得自后來隨李成棟反正諸官之口,較為準確。黃宗羲《行朝錄》卷二《紹武之立》云唐王于十一月朔(初一日)監(jiān)國,初五日即位;監(jiān)國日誤。

 ?、凇≈x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記有永歷年間刻本張家玉撰《名山集》,內收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敕諭,證明唐王在粵雖已監(jiān)國、稱帝,但仍沿用隆武年號。本書作者未見此刻本,附記于此。

 ?、邸∏缶段躺截妮嫛肪砩稀俄樀陆o事巖野陳公傳》。

 ?、佟∵B城璧《蹇愚集》。

 ?、凇∧仙橙嗍稀赌厦饕笆贰肪硐掠涊d,定永歷為年號是“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孫取歷字”,即永明王與萬歷各取一字。又見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邸∥陌仓肚洝氛f朱由榔十一月十四日舟至德慶,“十七日幸端州,還行宮”。見《長恩閣叢書》收《滇緬錄》附。永歷帝的生母另一種說法是“苑貴人”,見前引《清泉縣志》。

 ?、?沈佳《存信編》卷一。

 ?、?許多南明史籍都說何吾騶參加了紹武政權,并任大學士,實際情況很可能是紹武朝廷曾請他入閣,他未應聘。陳子壯“致書式耜,力請馘觀生,而趨兵東下”,見錢秉鐙《所知錄》卷中。

  ③ 沈佳《存信編》卷一。

 ?、?諸書記載“石、馬、徐、鄭四姓海盜”均不詳其名。順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佟養(yǎng)甲揭帖中說:“廣府十六州縣連遭四姓劇賊馬玄生、石壁、徐貴相等,白旗黃信、林芳等環(huán)海攘害?!币姟睹髑迨妨稀芳拙?,第二本,第一八九頁。石壁時為紹武政權總兵,見《瞿式耜集》卷一《特舉讜直疏》。鄭姓,在錢秉鐙《所知錄》卷二中說是鄭昌,上引佟養(yǎng)甲揭帖中提到“鄭昌、楊光林皆聚黨數(shù)千,山??v橫,已經(jīng)曲諭招徠矣”,下文又提及“海賊徐貴相”等,似乎鄭昌不屬四姓海盜。沈佳《存信編》卷一記順治三年十二月清軍占領廣州后,“遣副將狥東莞、新會諸縣,四姓盜鄭廷球降清,成棟因之以攻其黨,斬石、馬二姓,徐獨身走,盡得其水士、精舟、利器”。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瞿共美《粵游見聞》。

  ② 上引瞿式耜信中說:“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誤將永歷政權之林佳鼎記為紹武政權的“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署名為方以智的《兩粵新書》錯誤相同。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亦將《兩粵新書》作者歸之方以智,其實,方以智參與永歷政權的建立,身經(jīng)其事,絕不致顛倒錯亂至此。

 ?、?沈佳《存信編》卷一。

  ④ 沈佳《存信編》卷一。

 ?、?《瞿式耜集》第二五八頁,二六一—二六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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