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受頤：被遺忘的北大歷史系主任

民國的學人曾因抗戰(zhàn)或內(nèi)戰(zhàn)滯留定居海外者不在少數(shù)，數(shù)十年來海內(nèi)外發(fā)掘甚廣，但還是有遺珍，例如抗戰(zhàn)之前的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陳受頤者，因為材料限制，兩岸三地都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陳受頤為北大歷史系題寫系名

陳受頤（1899-1978），生于廣東番禺的書香門第，兄弟四人。目前流行說法多將陳受頤歸為陳灃的曾孫，陳灃（1810-1882），字蘭甫，廣東番禺人，世稱東塾先生，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是位通曉天文地理、樂律算術、駢文填詞的嶺南大儒。錢穆曾評陳灃“晚清次于曾國藩的第二號人物，學術史上主漢宋兼采，力主新式學風”。

這種攀附可能是為了突出陳受頤的家學淵源，其實是以訛傳訛。吾友劉君曾就讀陳受頤執(zhí)教過的美國大學，閑暇之余系統(tǒng)翻閱過陳氏舊檔，發(fā)現(xiàn)陳受頤在讀《東塾先生年譜》時，手注其世系，明確為陳沅而非陳灃之后，因此陳受頤應是東塾先生的侄曾孫。不過，陳氏并未辱沒陳灃之學，而且還刊載其遺稿。

陳受頤三歲發(fā)蒙讀書，1913年考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后又升入嶺南大學，嶺南大學是由美國1888年在廣州創(chuàng)建的教會大學。陳受頤在嶺南大學讀了一年預科，四年本科，專攻文學。1920年畢業(yè)留校，兩年之后改為專任講師，教授英文和國文課程。教學之余，陳受頤還與學生創(chuàng)立南風社，出版《南風》雜志，響應新文化運動，主張輸入西洋學術，改造中國學術，在南中國發(fā)起一場文學運動。1923年秋，梁宗岱考入嶺南大學文學系，在其活動下，嶺南大學成立文學研究會，并成為鄭振鐸和沈雁冰領導的文學研究會在廣州的分會。

1924年陳受頤半工半讀，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他最初研究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學史，后受John M. Manly 教授的影響，轉向研究比較文明史。John M. Manly (1865-1940) ，芝加哥大學英語系主任，他雖然擔任中古文化史的教授，但對于中古史也有很深的研究。四年之后即1928年，陳受頤以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八世紀中國對英國文化的影響）為論文，獲得哲學博士，之后重回嶺南大學，擔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陳受頤利器在手，擅長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國文字，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為己任。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個雙向的過程，研究西方文化在中國影響者歷來不乏其人，而陳受頤則是民國學界發(fā)掘中國文化在歐洲啟蒙運動中意義的先驅(qū)。16世紀末以來，作為溝通中西使者的傳教士不但將西洋文明介紹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文明帶回西洋。例如萊布尼茨主張東西洋應當交換文化，彌補雙方缺憾。而法國大百科全書派的伏爾泰更是引用甚至編造中國文化的長處批判法國社會。中國在乾隆年間，中畫的西洋化以及圓明園顯然都受到西洋文明影響。陳受頤1929年創(chuàng)辦《嶺南學報》，并在其上發(fā)表《十八世紀歐洲文學里的趙氏孤兒》，《魯賓遜的中國文化觀》，《好逑傳之最早的歐譯》及《十八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等力作，奠定陳氏在中西文化接觸史研究中的地位。

陳受頤自中學起在嶺南接受西方教育，如果陳受頤在出國前還是中西文化折衷調(diào)和論，那么留學生活則強化他對西洋文化的信心，堅定全盤西化的思想。分析其原因：一是因為在美國師從名師，深入學習西方歷史文化和物質(zhì)文明，同時，對照中國文化更促使陳受頤的轉變。例如陳受頤在留學期間，曾在芝加哥大學講授一門中國文化課，雖然極力尋找中國文化的好處，但除了千百年前祖宗的指南針印刷術與火藥等之外，實在想不到有什么東西可以自夸。因此，陳受頤學術思想上主張西化，后被好友陳序經(jīng)（1903-1967）發(fā)展為“全盤西化論”，主張全盤拋棄中國專制文化，系統(tǒng)學習西方文化，成為民國的一個重要文化思想流派。而陳受頤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實質(zhì)是為西化尋找合法性，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中國三百年前就該系統(tǒng)西化，從而避免近代的鴉片戰(zhàn)爭和主權淪喪。

陳受頤立足嶺南，自《南風》雜志時期，其以西學改造中學的思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脈相承之處，因此為北方的學界領袖胡適和傅斯年欣賞。1931年初，蔣夢麟執(zhí)掌北京大學。胡適重回北大任文學院院長。此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經(jīng)搬到北京，所長傅斯年畢業(yè)于北大，并在北大歷史兼課，胡適和傅斯年二人成為蔣夢麟的左膀右臂，共執(zhí)北大文科之柄。兩人力邀陳受頤北上，執(zhí)掌北京大學史學系。北大聘請陳氏另有一深意，北大素以文學和史學為世所重，胡適和傅斯年試圖將其打造成為世界漢學的中心。北大史學系自1918年廢門改系，由朱希祖長期擔任系主任，朱氏受教于章太炎，為南明史專家，因此北大史學教授多是國學湛深之人。胡適和傅斯年希望改弦更張，仿照史語所改造史學系，史料與語言并重，而陳受頤中西兼通，可以西學補國學之不足，閎中肆外。

1931年秋，陳受頤北上執(zhí)掌北大歷史系，直至1936年暑假結束，前后共五年，是民國時期繼梁啟超之后的又一次南嶺學人北上。陳受頤月支薪500元，與文學院長胡適等同，僅次于校長蔣夢麟的600元。而陳受頤的弟弟陳受康在北大政治系任副教授，每月320元。陳受頤主持北大歷史系期間，史學系聘有教授錢穆、孟森、毛子水、姚從吾、皮名舉等，以及兼任教授傅斯年、顧頡剛等，皆是一時之選。

北大史學系雖自1920年開始設西洋史課程，但一直敬陪末席。陳受頤著手拓展北大史學系的格局，致力于西洋史課程建設，使之不僅限于線裝書。陳氏平易近人，循循善誘，在史學系開設西洋中古史、近代中歐文化接觸研究、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西洋十七至十八世紀史、西洋史籍舉要等課程。陳受頤最擅長的中歐文化接觸史，深得學生喜歡。據(jù)學生回憶，陳雖是一個廣東人，但北平話講得極為清楚明亮，西洋史料的運用堪稱精深博洽。他對于問題的研究，不守一隅，博采眾說，間或又加以自己的批判和論斷，講論起來源源尾尾，頭頭是道。

陳受頤不僅自己開設西洋史課，而且聘請名家如皮名舉開設西洋史學史。皮名舉為晚清經(jīng)學大師皮錫瑞之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專攻世界史，1935年回國被北大史學系聘為副教授。此外，史學系還有陳同燮講授西洋通史和英國史，向達講授西學東漸史，齊思和開設西洋當代史，聶鑫開設法國史，羅念生開設希臘史，盧明德開設俄國史，姚從吾開設世界史選題研究，王謨開始西洋地理，在陳受頤的努力下，北大史學系建立了國別齊全，時代完整的西洋史課程體系，同時，陳受頤還為系里購買大量外文書籍，完善課程制度。

陳受頤主持史學系的五年期間，西洋史的開設使學生擺脫傳統(tǒng)國史支離破碎的考證以及與現(xiàn)實無關痛癢的散漫知識，接受嚴整的西洋史訓練，中西兼修，培養(yǎng)出一批著名史家，如楊向奎、全漢升、何茲全、張政烺和鄧廣銘等?！侗贝笤合到榻B》回顧北大史學系的發(fā)展，論及陳受頤：“陳受頤繼為系主任后，更在課程制度上建立了完美的體系，切實的啟導學術研究的旨趣。于是根基既固，發(fā)展有途，人才薈萃，聲譽益隆?！?947年中央研究院組織第一次院士選舉，陳受頤與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等位列人文組歷史學的九名院士候選人，雖然最后落選，但足見其影響。

1947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歡迎回國訪學的前系主任陳受頤，前排左起：鄧廣銘，陳受頤，毛子水，鄭天挺，張政烺

在北大期間，陳受頤還參與調(diào)解當時轟動北平的梁宗岱離婚案。梁宗岱（1903-1983），廣東新會人，文學家和翻譯家。1923年保送入嶺南大學文學系，與陳受頤有師生關系。1924年陳受頤前往美國留學，梁宗岱則前往法國留學，1931年又與陳受頤同時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陳受頤主持史學系，梁宗岱主持法文系。梁宗岱文人多情，1933年因與結發(fā)妻子何瑞瓊的離婚官司鬧得滿城風雨。陳受頤在院長胡適的邀請下，以同鄉(xiāng)和老師的雙重身份參與調(diào)解，雙方最終達成離婚協(xié)議，但離婚之事也導致胡適對梁宗岱的不滿，并將其解聘，雙方從此結下冤結。

1936年夏，陳受頤休假一年，前往與嶺南大學有密切聯(lián)系的美國南加州波摩那（Pomona College）學院任客座教授半年，然后去加州亨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和國會圖書館研究半年。次年歸國，適值抗戰(zhàn)爆發(fā)，山河零落，北大校園也被日軍占領，他旋又在胡適的介紹下赴美，先后接受美國夏威夷大學和南加州波摩那大學聘請，執(zhí)教三十余年，并著有英文的《中國文學史》，1978年逝于美國，一代名家最終歸于西洋。期間，由于大陸易幟，中美隔閡，陳受頤逐漸被忘卻，在兩岸三地從此不見了蹤跡，而陳受頤以西學改造中學的宏愿卻在延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