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群居的動物，單個的人沒有虎豹的爪牙，沒有馬和羊的奔跑速度，沒有大象、犀牛的大體積，也不能上天入水，如果沒有集體的組織，人類在這地球上根本沒有和其他生物競爭的能力。正因為人類可以合作，才終于主宰了這個地球，奴役了其他的生物。
在世界各地的人類歷史，無處沒有人類的集體組織：有的是村落，有的是部落，到了近代，則是民族和國家。這些團體，都不如所謂的社區(qū)和社群更有凝聚個人的能力。中國幾千年來，凝聚個人的群體，大家都以為是親緣團體和親緣團體的延伸。相對于雅利安種族（大多數(shù)的白種人），中國人的親緣凝聚力遠比其戰(zhàn)斗集團更為持久和具有彈性。而且，親緣組織的根本假定，是從血緣組織的家庭擴大而為不同性質的集體，其生物性的本能更接近自然的共同生活的要求。
許倬云
差序格局
親緣團體最核心的當然是配偶與親子組織的核心家庭。在許多地區(qū)的人類社會中，這種核心家庭無不是最基本的組織。若干核心家庭，如果能夠順著世代的延伸而擴大，同祖父、同曾祖父（或者同祖母、同曾祖母）等群體一代代延長，每一代若干個別的核心家庭，就會結合為一個巨大的族群。幾個有親戚關系的大族群，結合為同一個生活共同體，就可能是部落或者村落。這種現(xiàn)象，在民族學的研究中并不罕見。只是，中國的親緣組織擴大為類親緣的共同體，其淵源甚久，又有儒家的倫理作為其合理性的依據(jù)，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人注重家族的觀念，就成為民族學和社會學上幾乎獨一無二的例證。
費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國東南的農(nóng)村組織時，就將這種大型共同體稱為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仡櫢鼮榫眠h的歷史背景，商代以前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社會，其組織形態(tài)可能就具有以親族為基本的共同體。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數(shù)據(jù)去重建這種組織的特性。商代的統(tǒng)治集團稱為“子姓”，以王室為中心，顯然又有許多分封出去的單位拱衛(wèi)首都“大邑商”，然而我們并不清楚這種組織的詳細內(nèi)容。西周統(tǒng)一了中原，有計劃地規(guī)劃了封建諸侯，以藩屏周。這一個封建秩序以王室為中心，每一個分封的單位，有的是王室子孫，有的是王室的姻親—當然，除了王室姬姓，姬姓的老同盟姜姓與姬周同居統(tǒng)治的位置。周代龐大的分封網(wǎng)，其封君不是姬姓，就是姬姓的親戚。我曾經(jīng)在《西周史》中說明，君統(tǒng)和宗統(tǒng)二者不能分開：上一層的封君就是大宗，下一層的封君就是大宗分出去的小宗。相對每一階層，大宗擁有祭祀祖先的權力，小宗的封君必須經(jīng)過大宗的祭祀才能取得祖先的護佑。于是，政治權力的分配是一個金字塔的形態(tài)，許多小金字塔累積成一個大的金字塔，一層一層，其親疏遠近就決定了權力大小。從西周到春秋，大致都是如此格局。當然，春秋時代就是這一個金字塔逐漸崩解的過程；到戰(zhàn)國時代，如此的權力金字塔，已經(jīng)和親屬金字塔脫鉤了。
子姓、姬姓、姜姓等這些“姓”，其本來的意義只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群體。此處所謂“祖先”，在人類學上可能就是有些學者所說的圖騰，并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特殊的生物，或者神體。當然，這都是憑借一種虛構的傳說，以結合許多不同的親緣小集團，建構為一個比較大的群體，才有力量和附近的群體競爭而共存。西周時代出現(xiàn)了“氏”，這是姓下面的分支。舉例言之，姬姓的周王室，分出若干王子各自建國，例如魯、晉、衛(wèi)等國，他們就是姓分出來的氏。魯國的公子，例如孟孫、叔孫、季孫，則是公子們從魯氏分出來的另一層次的氏。氏之成立，必須等到其下第三代才能正式當做一個單位，前面兩代即兒子和孫子的時代，都仍舊歸屬在原有的“氏”內(nèi)。這姓、氏的不同定義，在戰(zhàn)國時開始模糊，到了秦漢已經(jīng)完全混合為一，所以才有漢高祖在《史記》中被稱為“姓劉氏”。
同姓、同氏的父系系統(tǒng)之外，西周實行外婚制。因此，同姓的人不婚，一定要娶外姓的女子為配偶。這種安排，是以婚姻的關系彼此交換其女性成員，將若干姓集團結合成關系密切的大同盟。姬、姜二姓世代為婚姻，從西周開國就是周王國統(tǒng)治階層的兩大成分。當然，他們又個別和其他的姓氏建立婚姻關系。于是，縱向聯(lián)系是宗族，橫向的聯(lián)系是姻親。周代的封建網(wǎng)絡，經(jīng)過宗親和姻親兩個方向紐帶，聯(lián)系當時整個中國的封君，建立了一套非親即戚的關系網(wǎng)。這個大網(wǎng)絡之內(nèi)，如前所說，有親疏遠近之分，世代漸遠，關系也就慢慢疏遠了。姻親的關系更是如此，老親如果不是繼續(xù)若干代不斷通婚，親戚之間的親密關系也就會淡薄了。這就是費孝通所謂“差序格局”的解釋。
我以為，假如用同心圓的方式解釋這種格局，可以將每個人視為一個大網(wǎng)絡的中心，親疏遠近的不同，決定了他人與中心人物親密關系的程度。一方面，親緣關系內(nèi)，個人盼望得到團體的庇護——所謂人多勢眾，群體生存遠比單打獨斗有利。另一方面，個體能享有親緣共同體的庇護，也就必須對這個共同體盡一定的責任。權利和責任，因為“社會關系的距離”而決定其程度。近親之間互相幫助的責任，就比遠親之間更為具體；個別成員能夠從近親得到的幫助，也就比遠親之間更為自然。以這個觀念來看，中國人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內(nèi)，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彼此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都是相對的。在今日西方世界個人主義的先決條件下，所謂人人關系皆平等，卻與中國的人與人間的關系并不一致，二者呈現(xiàn)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
這種親疏遠近關系的差別，在宗族的祭祀儀式上，就呈現(xiàn)為個人牌位排列的秩序和高低。在墓地上，也呈現(xiàn)為個人墳塋位置的安排，成為扇形的展開。最顯著的表現(xiàn)是在喪禮上，每個人喪服的形式和材料都不一樣。對于最親近的人，例如父母之喪子女戴孝，穿的是最粗的麻布，而且沒有縫線、沒有緝邊；親屬關系逐漸疏遠，孝服的材料逐漸細致，也比較接近常服。這種喪服材料上的差異，也就決定了死者和服喪的人的關系，以及他們可以得到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我記得在我年輕時，親友們的訃聞要送到六種關系人的手上：親（同姓）、姻（姻親）、世（世交）、僚（同事）、年（同科）、學（同學），至少這六類關系都要送到。至于遠近的鄰居，其實關系更為密切，如果沒有其他特定的關系，通常放在“世交”的范疇內(nèi)。如此龐大的關系網(wǎng)，尤其是一個顯要的家族，可能牽扯到數(shù)百、上千的人口，也往往超越了他們的居住地點。
除了家族姻親的關系，中國實際上還有一種類親緣的差序格局。在中國，佛家和道家的宗派，模仿了儒家的親屬觀念，師徒之間也有類似父子的稱呼——“師父”，一日為師，終生如父。同門師兄弟之間，也是類似家族的手足關系；以此推而廣之，師兄弟下面的徒弟們，彼此也是以堂兄弟相稱，而且尊上輩為伯叔。同樣，民間的手工藝和商店的學徒，對待師父也如同自己的父親；民間許多社團，例如著名的漕幫，是水路工作人員的幫會，新會員入會必須要有師父。因此，師徒論輩分，同門師兄弟之間的關系也如家族成員。江湖上， 各種的民間宗教或是職業(yè)團體，幾乎無不具有類親緣的組織。
同門讀書的儒家?guī)熜值?，甚至于私塾和書院的學生，其模仿親族的結構更不在話下。推而廣之，科舉制度下同年考上科名的舉子，都認閱卷的主考者和總主考為老師，稱為“房師”“座師”；同年之間，彼此則稱為“年兄”“年弟”。在官場上，科舉同年是個重要的網(wǎng)絡，彼此扶持、結黨結派。當然，這一類結合是以利相結，未必有真感情，其所謂親緣的關系也只是比附而已。
因此，上一節(jié)所說的親戚族誼所具備的差序格局，成為普遍存在的網(wǎng)絡關系的基礎。差序格局的特色，在于對外是一家，對內(nèi)卻有親疏遠近的差別。如上所說，這種親疏遠近，很具體地確定了人際關系中個體的權利和義務。除前面所說喪服制度，在社會關系的實際運作上，這種親疏遠近通常被稱為“倫?！?。所謂“五倫”，都是相對的：在公的方面，君仁臣忠；在私的方面，父慈子孝，夫婦敬愛，兄友弟恭。以上是親屬之間的相對關系，朋友/鄰里之間彼此有義，而朋友之間又以年齡和資格的高低，排列類似弟兄的長幼秩序。凡此相對關系，也就無形之中規(guī)約了人際相處在什么關口，對什么人要給予什么樣的幫助；同時，對什么人可以期待什么樣的援手，也會比較清晰。
宗族共同體
整個中國社會，籠罩在了如此龐大綿密的網(wǎng)絡之下。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預設關系，不需要經(jīng)過法律，自有必須信守的規(guī)則。從好的方面說，個人不會完全孤立無助，艱難困苦時必定有人可以伸出援手。中國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網(wǎng)絡上的位置，也不至于有失落孤獨之感。
從壞的方面說，個人的行為，舉手投足無不在眾人監(jiān)視之下，人和人之間的規(guī)律之嚴，甚于法律。在這個傳統(tǒng)社會的網(wǎng)絡，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約束、互相監(jiān)督，使人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西方社會的個人自由，對于傳統(tǒng)的中國人來說很難理解。中國人的“修養(yǎng)”，就包括了清楚地理解自己在網(wǎng)絡中的位置，不至于逾越。一個人要在廣大的群眾之間知道分寸，而且要懂得在差序格局的約束下，如何忍受嚴格的規(guī)矩。唐初，山東鄆州張家九世同居。唐高宗詢問這一家的家長：怎么能做到九世同居而不分家？家長在紙上寫了一百個“忍”字——張家的祠堂也因此名為“百忍堂”。
假如從生活共同體的角度來看，這種差序格局，就是結合一群親緣或類親緣關系的人口，以深度的合作，組織為一個同生死共榮辱的共同體。明代，浙江的鄭氏百年同居，稱為“天下第一義門”。據(jù)說每日用餐時，一人不到，全族等候；甚至于鄭家的狗，也等所有的狗到齊了才開始用食。我在香港新界參觀過當?shù)剜嵓业拇髧?，這個上千家的大村落都在墻內(nèi)挨戶排列，每家不超過三間房。他們?nèi)骞灿泻Ｆ中卤俚耐恋?，按照各家的勞力分配耕地。新界除了鄭家，還有文家也是如此：全族共有開墾的土地，每年要按照勞動人口劃分各家的耕地。這種“小共產(chǎn)”并不符合馬克思理想，只是按照中國的差序格局，組織了一個生活共同體。
從東漢開始以至唐代，鄭家、文家這種大族在北方聚族而居，人口數(shù)千乃至上萬，依賴塢堡抵抗北方的胡人。遷移到南方的移民，也是以家族為組織，成群結隊開發(fā)南方的土地。宋代以下，地方性的親族集團則成為更常見的組織形態(tài)。這一類的族群延續(xù)到近代，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宗族。將近一千年，這一類的族群在地方上擔負起集體福利的任務。一個縣內(nèi)，這一類的宗族其人數(shù)大致兩三百人，至多不超過五六百人。他們有一個核心，通常是以“祖宅”的方式— 無論在城內(nèi)或是在城外——圈成一個大院。這份財產(chǎn)不屬于任何個人，而是屬于整個族群。其中上百間房間，并不完全固定屬于哪一房、哪一支居住，全族人按照需要分配住房。通常最發(fā)達的一支，會居住在主要的內(nèi)院；其他的房和支，則各自按照需要居住在邊緣或是散開的房間內(nèi)。每一房或支各自過日，所謂“同灶分炊飯，共甑各烹魚”，也就是共居而分財。只有在節(jié)慶祭祖的時候，大家才會在一起聚餐。
一個宗族通常擁有一些祖產(chǎn)，也許是田地，也許是店房。這些產(chǎn)業(yè)出租的收入，就是族內(nèi)的共同財產(chǎn)。老弱貧寒的族人，平時依靠這些祖產(chǎn)的收入補貼生活，孤兒、寡婦當然更能名正言順依靠祖產(chǎn)維持日常需求。族內(nèi)會有一個學堂，使用祖產(chǎn)聘請老師——也許老師就是族內(nèi)的老書生，教育族內(nèi)兒童。有出息的孩子—在過去是趕考，在現(xiàn)代是上學——自己本房無法支持時，其不足之數(shù)也由祖產(chǎn)供應。男婚女嫁本房本支無法獨立辦理時，一樣也是用祖產(chǎn)補貼。發(fā)達的房支，會在自己能力范圍之內(nèi)購置更多的產(chǎn)業(yè)捐獻給宗族——這種親族圈內(nèi)的小共產(chǎn)，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里使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口免于饑寒，還有發(fā)展、發(fā)達的機會。
以民間力量管理當?shù)厥聞?/strong>
以我自己所見為例。無錫一縣，據(jù)我所聞有五六十個宗族，每一族都有或大或小的祖產(chǎn)給族人的生活提供基本保障。我們家的祖宅在無錫東城，有一個五六畝的大院，還包括一個桑園；城外還有數(shù)十畝良田，出租給佃戶；城內(nèi)也還有一些佃房，其租金也是祖產(chǎn)的收入。上文所說的補貼老弱貧寒， 以及維持學堂等的費用，就由這些祖產(chǎn)的收入支付。我印象中比較特別的部分，則是桑園內(nèi)有數(shù)百株桑樹。我的祖母是主要的一房的女家長，春天的時候，由她老人家率領全族女眷采桑養(yǎng)蠶，待結成繭實就由繭行收去。這一份收入，就是全族女眷的零用錢，寡婦的額外補貼、女孩上學的置裝費用、女兒出嫁時的添妝等費用都從這里支出。有些壞掉的蠶繭，那些亂絲就是我們學生墨盒里面的絲絨。
在乾嘉時我家人口不少，單在大院內(nèi)居住者，包括族人和仆役就有兩百人左右。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東南受害極大，家家涕痕：我們許家損失男婦三十八口，四支之內(nèi)有兩支絕后。族人四散逃亡，有些從此沒有再回來。老宅被太平天國的守將占為王府，有一部分院落變成太平軍的火藥庫。太平軍過后，要收拾這三十八口死亡者，自己族內(nèi)只有四個男丁， 全賴出嫁的幾個女兒—她們也蒙受大難，但是這幾家姑奶奶還是盡力回饋娘家，安排喪葬。這就是親戚關系，從親族延伸到姻親，彼此間互相提攜以渡過難關。從太平軍后直到抗戰(zhàn)前，從我的曾祖父到先父，經(jīng)過三代人的努力，修繕祖宅、恢復祖產(chǎn)，使故居大院仍是全族“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無錫城內(nèi)以及一部分城外的大家族，不下二三十家，彼此之間都與我們家有千絲萬縷的“老親”關系。如果沒有這種以親族為基礎的共同體，許多大族不能夠撐過難關。
模仿親緣組織的，則是各種社團本身的內(nèi)部關系，宗教團體方面，是佛教、道教的寺觀和其他宗派；民間組織方面，是漕幫和其他地下或半地下的團體。這些組織也用父子、叔侄、兄弟的名稱界定他們的人際關系，我們可以稱為“類親緣組織”。寺院、宮觀本身就是家庭一樣的結構，因此他們的成員在團體之中也有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的義務。漕幫是中國水路交通的員工組織的類似工會的大團體。他們成員之間組織為一個龐大的弟兄團體，個體面臨的生、老、病、死以及其他需要的事務，都由漕幫于必要時加以協(xié)助。最顯著的是，在各個重要的碼頭都設有羅祖庵，年老退休或者生病的弟兄們，都可以住在庵中。此外，造船工人、鐵匠、木工，也都有自己的同業(yè)公會——南水仙、火德星君、魯班廟這些祭祀地，對于同仁一樣有種種照顧和互助的責任。
由許多不同的親緣關系網(wǎng)、混合類親緣關系網(wǎng)，以“鄉(xiāng)土”的觀念編織起來的更龐大的地方組織，是傳統(tǒng)中國權力結構中很重要的一環(huán)。雖然中國號稱是大一統(tǒng)的帝國體制，但自古以來中央的權力其實不大，真正的治理實體，各個時代并不一樣。遠的不必去說，以近古而論，從宋代到清代，大致都是以縣作為真正的治理單位?？h級的社會，是自主性的共同體。清代的縣令單車上任，身邊只有三五個秘書，再加上屬僚和助手，整個縣政府工作人員，也不過二三十人。一縣人口通常在十余萬到五六十萬之間，真正的日常事務，其實不在縣衙門，而是通過民間的自治來處理。
江南士紳自治
仍以我自己家鄉(xiāng)無錫作為例子。大概乾嘉以后江南大定，清政府不再擔心江南會有叛亂。同時，江南的士紳集團自從明代以來已經(jīng)逐漸成形，這些士紳真正地執(zhí)行了地方的管理工作——每一代大概總有二三十名士紳，代表三五十家大族共同參與地方管理。這些管事的士紳，并不是以財富或是官位參與地方的管理工作。雖然沒有明確的選舉制度，大致上還是以人品和性格作為大家是否擁護的標準。每一名參與管理的士紳，又代表了至少兩三個大族；大族與大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婚嫁與友誼，都是彼此知道根底可以信任的。
無錫縣內(nèi)除了士紳，當然還有許多商家和作坊。近代以來無錫又以小上海著稱，有不少江南的企業(yè)家在當?shù)卦O廠，也在其他地方設廠生產(chǎn)日常用品，當?shù)厝说馁Y源確實相當豐厚。管事的士紳過去并沒有特別的名號，但在近代，則以“商會會長”的名義領袖群倫。北伐以后，無錫的士紳領袖先是楊翰西，后是錢孫卿，兩人都不經(jīng)營企業(yè)，只是因為他們的人望和學問得到大家尊重，才被擁戴出頭管事。在軍閥斗爭時代，為了防止過境的軍隊進城騷擾，地方的領袖就出頭與軍隊談判，付出一筆開拔費，使他們不再進城。無錫地方上的福利，有不定期的修橋補路，也有每年準備一定的救濟金，用來接濟從江北南下逃春荒的難民。經(jīng)常性的福利還有育嬰堂（孤兒院）、養(yǎng)老院和乞丐的安置所——這三個項目大概都是從乾嘉之際開始的，延續(xù)到1949年，前后有兩百多年的歷史。這些費用，都有士紳們按例向企業(yè)界和工商業(yè)取得捐助，委派可靠的人員監(jiān)督和管理。
士紳家族的女眷們也并不閑著。我的祖母就是當?shù)啬罘饡母睍L，會長和兩位副會長都是當?shù)厝宋锏睦咸Ｋ齻円阅罘饡榫W(wǎng)絡募捐款項，冬天送寒衣，青黃不接時也募集糧食，以救濟當?shù)氐呢殤簟Ｋ齻兌睫k的“齋堂”，就是守寡無靠的婦女可以養(yǎng)老的地方——這些婦女，同時也是養(yǎng)老院與育嬰堂里工作的人手。
每天早晨，管事的士紳會在“新公園”的一個茶室聚會，討論公眾事務；茶室外面的大間則坐著一些普通百姓，等候提出各自的請求。此時此地，也有各行各業(yè)的主要人物，隨時聽取士紳們向他們交代擔負的工作和承諾捐助的款項。在將近中午時，一縣之長才會到達茶室，聽取這些士紳的決定。整個一縣事務，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在管，政府奉行他們的意旨而已。
這種形態(tài)的組織不是無錫獨有，當時整個江南幾乎處處都有同樣的社會結構，以當?shù)孛耖g力量管理當?shù)厥聞盏捏w制。江南以外，我相信中國各處比較富裕的地區(qū)，大概都會有類似的社會組織。
以自衛(wèi)為目的的地方自治
稍微和這種方式不同的，則是北方戰(zhàn)亂較多、比較不安定的地區(qū)，地方人士也會以自衛(wèi)為目的而組織地方自治。在抗戰(zhàn)時期，我家有一段時候住在湖北西北部，也就是先父工作的地區(qū)。與老河口相距不遠處，河南西南部的宛西（南陽） 地區(qū)——內(nèi)鄉(xiāng)、淅川、鎮(zhèn)平等五縣，曾經(jīng)有一位別廷芳組織了自衛(wèi)隊保衛(wèi)豫西五縣，使得土匪不敢進入。他只是當?shù)刂械鹊刂鞒錾?，讀過私塾，也讀過師范。眼看家鄉(xiāng)不斷遭受匪害、殘破不堪，他出頭糾集鄉(xiāng)里親朋好友，組織民團保衛(wèi)鄉(xiāng)里，同時發(fā)動民間力量進行建設。他們開發(fā)小型水利系統(tǒng)，提升當?shù)氐霓r(nóng)業(yè)收入，也興辦各種小型的現(xiàn)代企業(yè)，例如水力發(fā)電站、農(nóng)具廠、紡織廠、面粉廠等。他推行保甲制度家家聯(lián)防，使奸宄無所藏身。嚴刑峻法之下，當?shù)鼐尤豢梢宰龅铰凡皇斑z、夜不閉戶。河南省政府委派的縣長，只是在任垂拱而治，手上并沒有實權。
別廷芳組織的地方自治，其運用的網(wǎng)絡關系，也就是親戚故舊和地方原有的宗族組織與信仰團體。這些千絲萬縷的關系，編織了綿密的差序格局網(wǎng)，才可以不經(jīng)過法律、純粹依靠人際關系形成一股力量。他們強調(diào)人人盡力為己為人，以保持鄉(xiāng)里的安全和繁榮，從私擴展到公，實現(xiàn)傳統(tǒng)中國的理想社會。
從上面所說，差序格局的延伸是由親緣延伸到地緣，每一個人在這大網(wǎng)絡之內(nèi)有所歸屬，依靠網(wǎng)絡解決自己的問題，也憑借網(wǎng)絡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網(wǎng)絡的起點，則是最基本的親緣關系：親子之間的親密互依。人類的生物性，也是為了個體自己的生存與經(jīng)過繁殖延綿的后代的存續(xù)。親子之間， 其親密性是自然的：生我、育我、顧我、腹我——父母為了子女可以犧牲一切，子女為了父母也可以無所不至。孟子認為仁的起點是惻隱之心，而他形容惻隱之心，卻是從孩子看見死去的父母尸首暴露，心有不忍而回去取了鋤頭埋葬父母開始。孟子這番形容，確實是道盡了親子之間必然存在的一番顧念和依戀。親族只是親子關系的延伸，兄弟骨肉當然也是親子附屬的同胞關系。這些就是從最自然的生物性開展為人間倫理的基礎。男婚女嫁既是生物性的需求，也是社會性的結合。夫婦情愛是人際關系根本之要項，由婚姻建構的親戚關系，則是配偶雙方家族之間交叉的聯(lián)系，是親屬關系的延伸。因此，中國文化的差序格局，是從生物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部分，由近及遠，從最親近的骨肉延伸到宗族、鄉(xiāng)里和類親緣的團體 。
儒家理想以仁為本，仁的定義是忠和?。褐沂莾?nèi)心之“中”，恕是我心如他心，仁則是二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儒家的基本觀念，正是儒家倫理的基礎。戰(zhàn)國道家的文獻，有“惠”字出現(xiàn)，其意義是與愛相通的。佛家進入中國，頗為著重其普世、仁愛的一面。這三家的觀念合而為一，正是上述“推己及人”的基本理念。
由推己及人的原則，儒家才發(fā)展出“己欲立而立人”的觀念。所以《論語·憲問》才說，“修己”應是個人對于人倫的充分理解與實踐?！靶藜骸敝笮杏杏嗔?，下一步是“安人”“安百姓”?！鞍踩恕敝叭恕?，還是自己附近的其他人群——這就可以界定為鄉(xiāng)里之間的互相照顧；“安百姓”卻是“安”全人類，邊界極大——因此孔子都說，古代圣王都很難做到安百姓。他不是說不能做，而是因為世界太大，圣王只不過是中國一地的王者，未必能夠照顧到全人類。然而，孔子仍舊以此懸為目標，盼望有一天每一個人的“安人”，可以互相交叉重疊，發(fā)展為一個大的網(wǎng)絡，使全人類都能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過程中，得到適當?shù)恼疹?。前面曾?jīng)討論馮友蘭“新原人”和“新道學”，他提出人類的倫理觀念應當是逐步提升。在本章中，我們討論的方向也是指出，中國的人倫關系可以從生物性提升到社會性，又從社會性提升到超越的普世價值，其提升到形態(tài)，其實可以與馮氏所說互通。
這種構想，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重疊。個人的部分，是從“修己”領會到自然的人性，個人既不能孤立，也不應當孤立。集體的部分，則是由近及遠、推己及人，應該量力為之——從提升自己開始，先照顧到四周圍的親戚朋友，逐漸將整個大的差序格局的網(wǎng)絡籠罩在更大的人群。差序格局之中，個人既有權利也有義務，人不能孤立，然而人也不是屈服于集體的安排。這一種個人到集體的延長線是開展的，不是斷裂的。在這差序格局之內(nèi)，個人要自我約束，時時刻刻理解個人是集體中的一部分。然而個人也知道，個人不是由集體支配的，個人對集體的義務與他可以從集體所獲得的保障互為因果、互相依附。中國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與今日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極度高張相對比，可以救濟個人主義的孤獨，也可以防止社會因個人主義過度發(fā)展而面臨的碎裂與瓦解。而且，這種共同體并不是出于利益的合約，而是基于人性的感情——利盡則交疏，人性之間天然的感情，卻不會因為利益之有無而就此斷絕。這是中國文化中超越性的價值，也可以擴充成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以補現(xiàn)代文明的不足。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jīng)不見如此形式的人際關系。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將此形態(tài)的社會看作人類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一群人，一群為數(shù)眾多的人，憑借一家理想實踐過如此這般的人際關系，彼此兼容合作互濟過。
本文摘錄自《中國文化的精神》，許倬云 著，理想國|九州出版社，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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