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名知多少

眾所周知，“金庸”是香港報人、武俠小說家查良鏞先生的筆名，時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筆名的光芒遮掩，遠不如筆名傳播之廣、影響之深。而在他為數(shù)眾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與人合著的《獻給投考初中者》，但這并非文學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鏞”的見報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發(fā)表在《東南日報》第三版上的《英國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禮表示支持聯(lián)合國》，這是金庸在《東南日報》社做記者兼英文翻譯工作時，翻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譯作，故署名為“查良鏞譯”。

署名“查良鏞”原創(chuàng)的第一篇見報文章是《訪問東方的劍橋大學——浙江大學》，刊于第一篇譯作發(fā)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東南日報》青年版第十九期，這也是金庸工作之后，作為外勤記者的第一篇訪問記。

金庸在《東南日報》時期，所發(fā)表的采訪稿和譯稿寥寥可數(shù)，但署的都是原名，譯稿則多加一個“譯”字。比較而言，這類文章都是金庸更為重視的，寫作態(tài)度也更為嚴謹。這種署名方式，也始終體現(xiàn)于以后他的各種文章中。

在《大公報》時期，他署名“查良鏞”寫的第一篇評論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戲子·鍛工·參議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獨立意義標志的社評，是發(fā)表于1948年12月13日的《論美軍登陸護僑》。其后，1949年6月25、26日的《從國際法看新中國政府的承認》，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chǎn)權》，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從國際法論援朝志愿部隊》，都是涉及國際法的重量級社評，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譯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鏞”而非“查理”“鏞”等，“查良鏞譯”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東西之間的義大利》（現(xiàn)通譯意大利），其后則有《英國有多強》《蘇聯(lián)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對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視。

《從國際法看新中國政府的承認》

自著署“查良鏞”，譯著則多加一“譯”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報》1948年6月25日發(fā)表的《美國的議員們》，署的是“查良鏞譯述”。有譯有述，與今日的編譯相仿。

查良鏞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發(fā)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于其他的筆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將按照報刊發(fā)表時間的先后順序，一一梳理如下。

（一）查理

這是金庸使用的第一個筆名。

金庸在衢州中學上高二時，給《東南日報》投稿，文章題目叫《一事能狂便少年》，登在該報的“筆壘”副刊，時間是1941年9月4日。這是金庸文學生涯中第一篇登報的文章。標題取自王國維七律《曉步》：“興來隨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萬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與野鷗申后約，不辭旦旦冒寒煙。”

《一事能狂便少年》

筆名“查理”據(jù)說是金庸的老師給他取的，“查”是本姓，配一“理”字，則透出濃濃的洋味。如此中西結合，不知是否另有含義。

在《東南日報》主持的第一個欄目是《信不信由你》，署名都是“查理”，從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2月21日，共十一期，三十六篇小故事。

《信不信由你》

查理的筆名從1941年初次投稿《東南日報》起，到上海時期的《時與潮》雜志還在使用，一直用到1949年金庸第一次離開《大公報》前夕止，最后一篇是1949年8月5日的《不健康的政治人物》。

用于自著，署“查理”；用于翻譯，則署“查理譯”。

（二）宜

金庸在《東南日報》副刊主持的第二個欄目是從“東南周末”第三期開始的《咪咪博士答客問》，從 1947年4月12日至1947年7月19日，共十五期，每期一般回答八至十個小問題，類似腦筋急轉彎。

《咪咪博士答客問》

這個欄目第一期，署名“宜”，其余則署名“鏞”?！耙恕弊质恰耙藢O”“宜官”的簡稱，流行的說法是金庸的祖父給他取的小名，筆者認為，“宜”字的稱謂類似“可心”，金庸的降生滿足了祖父多子多孫的愿望，稱心如意，順口就叫金庸做“宜孫”，是一種昵稱。而他人則稱“宜官”，所加“官”字是海寧地區(qū)對小孩子的美稱。2000年第一期《收獲》雜志“人生采訪”專欄發(fā)表了金庸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月云》，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宜官。

署名“宜”的小欄目，還有從“東南周末”第九期1947年5月24日開始的《看你聰明不聰明》，性質與《咪咪博士答客問》相近，只不過問題的答案藏在同版面的某個角落，需要讀者去尋找。

在《大公報》時期，沒有單獨署名“宜”，只有幾篇署名“宜譯”，寫關于體壇的逸話，因為當時金庸正交替使用“查理”等幾個筆名，翻譯1948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運動大會的新聞，人手不足，拉來“宜”幫忙。

（三）鏞

“鏞”字是本名“查良鏞”的簡稱，采用本名字數(shù)遞減的署名方法，在當時《東南日報》上是很普遍的方式。同在《東南日報》的高陽，本名許晏駢，字雁冰，除了署本名，也常署“晏駢”。在高陽之前，有一位國際新聞的編輯楊雁冰，為了避免名字混淆，高陽盡管在副刊上發(fā)表文章，與楊雁冰的國際新聞不是同一個版面，但也未曾署“雁冰”，直到楊雁冰離開之后，高陽才在副刊署名“雁冰”或者只署一個字“冰”?！扮O”也是這種情況，但金庸并沒有遇到同名情況，所以，并未署“良鏞”，只署一個字“鏞”也不會與其他人混淆。

在《東南日報》上，從1947年4月19日“東南周末”第四期《咪咪博士答客問》第二期開始署名“鏞”。從1947年7月31日“東南風”第三百三十九期開始的小欄目《咪咪錄》，也是署名“鏞”，《咪咪錄》共連載五十期，每期不足百字，一問一答。

《咪咪博士答客問》

“鏞譯”的文章，則始自1948年11月15日《大公報》的《賽珍珠談中國米價》，譯自《聯(lián)合國世界》。金庸用“鏞”這個筆名譯了很多文章發(fā)表，其中包括長篇《我怎樣成為拳王——喬路易自傳》，從1948年12月10日連載到1949年3月16日，共四十七期，這是1948年11月8日起在美國《生活畫報》刊載的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喬路易的生活史。最后一篇“鏞譯”是1951年1月27日發(fā)表的《瓦維洛夫談他的工作》。

《我怎樣成為拳王——喬路易自傳》

（四）白香光、香光、光

金庸在杭州東南日報社做記者期間，同時也往上海的《時與潮》雜志社投稿，在1947年5月1日《時與潮》副刊中，有兩篇金庸的譯作，一署“查良鏞譯”，一署“查理譯”，但該期還有一篇“白香光”譯的《萬能衣服》，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一篇出現(xiàn)署名“白香光”的文章。

1947年5月16日《時與潮》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也出現(xiàn)署名“白香光”的文章《美國夢想著帝國》。

1947年5月31日《東南日報》副刊“東南周末”第十期出現(xiàn)一篇《自由職業(yè)者》的小品文，寫了醫(yī)生、律師和強盜三種人的三個笑話，署名“香光輯譯”，首次出現(xiàn)“香光”字樣；1947年6月28日“東南周末”第十四期又出現(xiàn)一篇《古文觀止》，輯錄了“早降黃巢”、“不求聞達”和“決干太湖”三個段子，署名“香光輯”；署名“白香光”三字，是從1947年7月5日“東南周末”第十五期開始，至十七期結束，共三期的小欄目《成人的游戲》，介紹了三款適合大人玩的游戲。

1947年10月6日，金庸向東南日報社提呈辭職信，《東南日報》最后出現(xiàn)“白香光譯”的文章是1947年10月23日的《求愛的禮節(jié)》，不知原作者是誰，其后，帶有“白香光”字樣的署名再也沒有出現(xiàn)，此時的金庸已經(jīng)來到了上海，并在《時與潮》半月刊做了編輯，譯作很多。

1948年1月1日《時與潮》半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上，發(fā)表了兩篇翻譯文章《日本對和會要求的秘密文件》和《日本天皇的命運》，分別署“查良鏞譯”“宜孫譯”，但署“宜孫譯”的文章內頁卻印成了“白香光譯”。

《時與潮》最后一篇署名白香光的文章是發(fā)表在副刊第十卷第一期的《自然界的最大奇跡》，其后金庸離開《時與潮》，白香光又一次隨金庸一起消失，真的僅僅是巧合嗎？

金庸離開上海，去了香港《大公報》工作，“白香光”不請自來。這一次，可說真相大白。

1948年9月6日，《大公報》開始連載冷揚的短篇小說《記者之妻》，署名“白香光譯”。冷揚，即美國小說家達蒙·魯尼恩（現(xiàn)通譯）。《記者之妻》發(fā)表后，引起了讀者的極大興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報》的“答讀者問”中，有一位署名海秋的讀者好奇地問：“白香光是誰？是先生呢還是小姐？有名的還是沒有名的？這篇登完之后，還能再登其他類似的么？”

回答是：“白香光是先生，他還年輕，未享盛名，但在我們看來，他對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筆的流暢，比時下知名之士并不差。這篇已登完，還會登類似的?！焙髞砉辉?948年11月23至28日，又刊登了一篇《會一會總統(tǒng)》，署名依舊是“白香光譯”。

在《大公報》上，還有1948年9月26日署名“白香光”的《二十六個字母的秘密》，1949年3月5日署名“香光”的《最完美的容貌》，1949年4月16日署名“香光譯”的《戀愛讀本之一袋里只有五毫子》，1949年5月29、31日署名“光譯”的《對作家的嘲笑》等等數(shù)篇。1950年9月4日，刊登的《世界名導演蒲多符金》，是白香光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從此報端不見白香光。

筆者鍥而不舍地一路追蹤“白香光”的蛛絲馬跡，只為證明“白香光”就是金庸的另一個筆名，確鑿的證據(jù)還是冷揚的翻譯小說。

1956年4月，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諷刺小說”，書名是“最厲害的家伙”，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署名是“丹蒙·倫揚作/金庸譯”。該小說集共收錄七篇，篇名依次為：《吃飯比賽》《檸檬少爺》《記者之妻》《十二槍將》《最厲害的家伙》《超等大腳》和《戀愛之王》。

通過對比其中的一篇《記者之妻》，發(fā)現(xiàn)竟與白香光在《大公報》上的文字一字不差，金庸此時已經(jīng)聲名鵲起，不可能公然抄襲別人的作品。這只能說明一件事，就是曾經(jīng)深深隱藏的白香光，就是金庸本人。此書除了把“冷揚”重新譯作“丹蒙·倫揚”，金庸并沒有重新修訂譯文，但不知為何，并沒有收錄《會一會總統(tǒng)》。

《記者之妻》

1981年3月1日，《南洋商報》在副刊“小說天地”連載完金庸的武俠小說《連城訣》之后，開始連載“滑稽諷刺小說”系列，署名“D. 倫揚著/金庸譯”，正是《最厲害的家伙》一書收錄的七篇，連載篇目的次序都沒有改變，第三篇《記者之妻》赫然在目，而文字又是原封不動。

“白香光”是金庸的筆名之一，已是毋庸置疑，不過到底有什么含義，恐怕已無從考證了。

（五）宜孫、徐宜孫

在1947年11月1日的《時與潮》半月刊里，第一次出現(xiàn)“宜孫節(jié)譯”的文章，很明顯，“宜孫”是“宜”的延續(xù)，用的是祖父對他的昵稱。

金庸在此雜志中輪流使用了四個署名：“查良鏞”“查理”“白香光”，這都是杭州時期的老班底，還有一個新署名就是“宜孫”，用于“節(jié)譯”和“譯”的稿件。

金庸在半月刊里發(fā)表稿件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共有四篇文章：署名“查良鏞”的《資本主義與世界和平》、署名“宜孫”的《社會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署名“白香光”的《巴勒斯坦怎么分治》，以及署名“查理”的《法國饑饉的原因》，都是譯作。

“宜孫”這個筆名，首現(xiàn)于1948年5月19日《大公報》的一篇《蘇聯(lián)十四人》，到了金庸武俠小說遍地開花之時，《武俠與文藝》《藝與文》等雜志轉載武俠小說，也用過“宜孫”署名。

“徐宜孫”則僅見1948年9月13日《大公報》的《香港的自由貿易》?！靶臁毙诊@然來自金庸的母親姓氏。

（六）良鏞

金庸啟用筆名“良鏞”，卻比簡化到單署一個“鏞”字要晚。最早一篇是《大公報》1948年5月22日的《市政的進步》，后來金庸交替署名“查良鏞”和“良鏞”發(fā)表國際社會新聞或風云人物的評論文章。最后署名“良鏞”的是1951年2月1日和2日發(fā)表的《國際札記》，之后金庸離開《大公報》，這個署名隨之而去，等到金庸再度歸來，這個署名卻沒有隨之而回。

1948年5月25日的《簡潔新聞》是唯一署名“良鏞”的文章。同年7月23日開始，金庸使用“良鏞”這個筆名，開始輯譯《世運前奏曲》一系列體育賽事的新聞，但這個筆名也僅使用了一次而已。

（七）小渣、小喳、小查

在1948到1949年之間，正是金庸在《大公報》發(fā)軔的兩年，除了上述一些常用筆名或署名，還零星散見有署名“小渣譯”“小喳”“小查輯譯”等填報縫的小文章，恐怕也與金庸脫不了干系，尤其署名“小查”的文章，混雜在署名“良鏞”“查理”漫談世運的文章之中，更可確認就是金庸。金庸當時在報社是小字輩，老報人都很隨意親切地稱他“小查”（讀如“茶”，而非讀如“渣”的正音）。

（八）樂宜

金庸離開《大公報》之后，就職于《新晚報》。在該報上，以“樂宜”的筆名，翻譯美國記者賈克·貝爾登寫的長篇紀實報道《中國震撼著世界》，從1950年至1951年9月22日，共連載三百四十一期。其后該書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結集出版，分為上下兩冊，1952年3月初版兩千冊，三個月后再版，又印了一千冊。

《中國震撼著世界》

最后用“樂宜”筆名翻譯的是英國記者R. 湯姆遜的《朝鮮血戰(zhàn)內幕》，從1952年1月20日至1952年6月5日，共連載了一百三十八期，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結集出版。

筆名來歷不詳，可能也是“宜”的含義延續(xù)。

（九）溫華篆

溫華篆如同白香光一樣，也是一個不見提及的名字。

確認這個名字是金庸，不必像追尋白香光那么麻煩，因為接著《朝鮮血戰(zhàn)內幕》連載的，就是署名“溫華篆”的三部短篇小說譯作，又是丹蒙·倫揚的作品，從1952年6月6日開始，連載二十七期，三篇小說名字是《馬場經(jīng)紀》《神槍大盜》《開夾萬專家》，譯筆與《記者之妻》諸篇如出一轍，也使用了一些香港本土方言，筆調風趣幽默，更易使讀者接受。這個筆名最為典雅又富有書卷之氣，但來歷不詳。此三篇也沒有收錄到《最厲害的家伙》之中。

（十）姚馥蘭

姚馥蘭，是“你的朋友”（your friend）的英文音譯，是金庸在《新晚報》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所使用的一個女性化的筆名，據(jù)說是為了沖淡副刊過重的男性氛圍。金庸用此筆名寫了影評專欄“馥蘭影話”。

1952年8月21日，是“馥蘭影話”的最后一篇，題為《姚馥蘭小姐的信》，信中說：

我明天要走了……關于繼續(xù)寫影話的事，你催催子暢，要他快些開始，他這個人這件事也想做，那樣東西也想學，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又愛玩，你不催他，他是不會動筆的……子暢這個人有時想法很公子哥兒氣，可能與你的版面不很調和，如果他一定堅持這樣寫，你可以多和他談談，要他多聽聽別人的話，自己不要太驕傲了，總之要設法使我們的影話是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

這里“不偏不倚最最公正”的夫子自道，恰是日后《明報》的辦報宗旨。金庸最初在《長城畫報》寫“特稿”，還在用這個筆名。

（十一）林子暢

姚馥蘭小姐走了，1952年8月22日，“子暢影話”如約登場，作者“林子暢”在第一篇《關于〈城市之光〉的故事》中即說：“我生平做過許多笨事，大概答應姚馥蘭小姐來接替她寫影話的工作，要算是最笨的事之一。因為大家想念姚小姐……”使了評書里慣用的“書接前文”修辭技巧。

金庸以“林子暢”這一筆名，一直將影話寫到1953年2月16日，最后一篇是《再談孽?；ā罚谟霸捵詈笳f：

讀者們看到這篇影話時，我正在火車中，因為我要到杭州上海一帶旅行一趟，看看同學朋友，看看電影和各種戲劇，再拍一些風景照片，預定一個月回來。

但事實上，慣寫一諾千金的大俠的金庸，這回卻失約了！他并沒有再回到《新晚報》，而是又回到了《大公報》。這個筆名也曾出現(xiàn)在《長城畫報》的“特稿”上，在姚馥蘭之后、林歡之前。

（十二）蕭子嘉

金庸重回《大公報》，自1953年4月28日開始寫“每日影談”專欄，第一篇是《蠟像院魔王》，署名“蕭子嘉”。

《蠟像院魔王》

影談內容與《新晚報》時期相同，每天一談，“蕭子嘉”一直寫到本年年底，在1953年12月30日、31日，用兩期發(fā)表了《與姚嘉衣兄一夕談》，又如姚馥蘭和林子暢的交接班一樣，故技重施，蕭子嘉煞有介事地對姚嘉衣說，他明年所屬的公司要擴充海外業(yè)務，想多做點生意，有許多工作派給他，沒有時間天天寫影談，所以請姚嘉衣幫忙。姚嘉衣推辭說不會寫文章，但蕭子嘉卻說，“家常閑話式的影‘談’”，一定會比他“板起了面孔的影‘評’受讀者歡迎”，并答應姚嘉衣，“假如生意賺了錢，一定請他和他的女朋友看戲吃飯”，姚嘉衣也就順水推舟、欲拒還迎地答應了下來。當然，蕭子嘉不會蝕本，對承諾姚嘉衣的條件“很放心”：“因為第一，明年做生意賺錢希望很少；第二，像他那樣牙擦的人，不見得會有什么小姐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十三）姚嘉衣

蕭子嘉消失不見，姚嘉衣閃亮登場。當然，姚嘉衣還是金庸的一件“馬甲”。

姚嘉衣并沒有立刻寫影談，而是在1954年1月10日起，開辟了電影信箱專欄，用于回答讀者關于電影的若干問題，甚至瑣屑到要回答明天上映什么影片、好不好看，姚嘉衣又不得不在同月30日開辟出小小一塊方寸之地，來預告“今日電影”，寫上百多字簡要影評?！半娪靶畔洹睂谖哪┦鹈唽憺椤凹我隆保健敖袢针娪啊蔽哪┦鹈喡猿梢粋€字“嘉”了。因署名都在文章之后，并未署名在文章標題之下，故“嘉衣”“嘉”不單列。

姚嘉衣在1954年2月7日才正式開寫“影談”，第一篇是《相愛與諒解——談歡喜冤家》，不單談電影，也談及平常朋友們的閑聊，不像蕭子嘉那么勤勞，沒能保證每天一篇，但卻寫了很多長文影評，如1954年3月18日、19日的《漫談紅樓二尤》，5月9日、10日的《甲必丹之女——談亂世英雌》，5月21日、22日的《高爾基與電影》等，至少兩天才能談完，“談”興之濃，是遠超蕭子嘉的，在影談后期，1957年2月15日至17日的《談碼頭風云》，3月17日至19日《談戰(zhàn)爭與和平》都要談三期，還尤未能盡興。

《相愛與諒解——談歡喜冤家》

姚嘉衣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57年7月5日的《談舊片的重映》，“影談”還在繼續(xù)，但姚嘉衣已經(jīng)悄然離去。

（十四）暢

最早一篇署名“暢”的文字，出現(xiàn)在1953年7月1日《大公報》的“今天廣播音樂”專欄，題目是《〈蜂飛〉及其他》，一篇介紹當日廣播電臺播放的節(jié)目內容，應該是金庸的臨時客串。

在署名“姚嘉衣”的影談連載期間，有三篇文章沒有署名，但文后印有一個“暢”字，大概是金庸的即興之作。一是1954年3月8日的《傅石婚禮花絮》，簡潔報道長城電影公司傅奇和石慧的婚禮花絮。同月15日的《請動動腦筋》和16日的《單車比賽》，則又玩起了《東南日報》時期《看你聰明不聰明》的把戲。

（十五）子暢

《大公報》從1954年7月18日開始連載美國劇作家J. 勞遜的《美國電影分析》，連載至1954年10月20日結束，中間在9月25日至10月3日，因譯者生病而暫停了九天，共連載了八十六期。每期均沒有署名，僅在結束的最后一期，印有“子暢譯”。

《美國電影分析》結束后兩日，在22日，發(fā)表了一則“預告”，“本刊日內即將刊登《幸?；橐鲋v座》連載，該文為法國著名作家安德萊·莫洛亞所作……本文已由子暢先生譯出，不日刊登”。兩天之后，自1954年10月25日起，即開始連載，共連載七十四期，至1955年1月10日結束。

《幸福婚姻講座》

這是“子暢”這個筆名的最后一抹余暉。

（十六）金庸

千帆過盡，亂云飛渡，最偉大的筆名“金庸”登場，是在1955年2月8日《新晚報》開始連載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這是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

《書劍恩仇錄》

金庸，是本名查良鏞的“鏞”字一拆為二，金庸自承沒有什么特殊意思，恐怕當時也的確沒有什么意思，只是無心插柳，如果他能夠想到將來會因武俠小說而獲得巨大成功，是不是會好好想一想，起個更武俠一點的筆名呢？

除了武俠小說，“金庸”還與百劍堂主、梁羽生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1957年6月30日和7月1日發(fā)表的一篇雜文《在廣州看武術》，也署名金庸，是個罕見的異類。

（十七）林歡

與金庸名字同期相伴的筆名，除了姚嘉衣，還有一個新筆名：林歡。

林歡是僅次于金庸而廣為人知的筆名，又因為傳說與兩位美女有關，一直受到關注和爭議。

一說與金庸當時的妻子杜冶芬有關。按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說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為木，從而移花接木為“林”字，“歡”自然是指他們當時幸?？鞓返纳?。但該文又說，“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指杜冶芬）辦了離婚手續(xù)”，從時間順序來看，金庸取名“林歡”的時候，是在他倆已經(jīng)離婚之后，再確切地說，是金庸已經(jīng)關注夏夢的時候了，至于此時金庸與夏夢是否已經(jīng)相識，不在本文考證之列。

另一說就是與夏夢有關。金庸以姚馥蘭、林子暢、蕭子嘉、姚嘉衣筆名寫的影談，談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外國電影，鮮見香港本土電影。但是，林子暢的最后兩篇影談，即1953年2月13日和16日，連續(xù)兩次談電影《孽?；ā?，而該電影正是夏夢主演，可說是夏夢的成名作，金庸甚至注意到“單是夏夢唱歌時，臉在水缸中的水中反映一個鏡頭，就足足拍了七個多鐘頭，而在銀幕上，只出現(xiàn)三四秒鐘的時間”。

其后，已經(jīng)逐漸成名的金庸紆尊降貴給長城公司做編劇寫特稿，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目前發(fā)現(xiàn)在《長城畫報》最初一篇署名“林歡”的“特稿”，是1953年5月第二十八期的《古裝電影的要旨》，林歡的筆名一直用到《新晚報》1958年10月5日發(fā)表的《給新晚報送禮》，甚至1959年9月10日上映的電影《午夜琴聲》，編劇署名還是林歡。如果“林歡”的名字與杜冶芬有關的話，估計早已遭到廢棄了，此時金庸與第二任妻子朱玫已結婚好幾年，總不至于還在用一個與已經(jīng)離婚的杜冶芬糾纏不清的筆名。

“林歡”與夏夢有關，更令人信服。夏夢原名楊濛，“查”與“楊”二字的部首也恰好組成“林”，至于“歡”，就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

《吟到恩仇心事涌——談慶頂珠》

“林歡”除了在《長城畫報》寫“特稿”和編劇署名，還在《大公報》寫各種影評劇評和文藝批評。1956年10月由長城畫報社出版了署名林歡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結集的文章，分歌舞、京劇、電影三類，都曾以姚嘉衣或林歡之名發(fā)表在《大公報》或《長城畫報》上，其中歌舞和京劇的文章，是1956年6月和7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在香港演出時所寫的急就章。電影部分則選自1954年到1956年的影談。

（十八）徐慧之

1959年5月20日，金庸創(chuàng)辦《明報》，除了繼續(xù)以筆名金庸發(fā)表武俠小說，姚嘉衣、林歡等筆名均再未見報端，江山更替，繼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貴?！靶旎壑笔瞧渲兄唬@個筆名用于寫“明窗小札”專欄，評論國際上的重大事件和新聞，共寫了六年，從1962年12月1日起，直到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經(jīng)中斷將近半年時間，幾乎每日一篇。

目前香港明河社出版公司正在陸續(xù)整理出版《明窗小札》系列，目前已出三輯，2014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3》（上下），輯錄了一百九十三篇社論時評及漫談等雜文，2015年10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4》（上下），輯錄了兩百四十余篇，2016年7月出版了《明窗小札1965》（上下），輯錄了兩百四十余篇。均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

徐慧之，應該又是取自母姓，也許是為了紀念母親。

（十九）黃愛華

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專欄中以“明辨是非 積極中立”為題，旗幟鮮明地告訴讀者，此專欄所秉持的依然是《明報》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積極中立”。

在這篇短文開頭，他卻寫道：

從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報編輯部工作，除了寫這《明窗小札》專欄，還協(xié)助金庸兄選擇《自由談》的稿件。過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職，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華國貨公司買了一個大花瓶，準備新年里插桃花之用。

金庸在1963年3月26日《明窗小札》專欄的《談“自由談”》談到：“《自由談》的發(fā)刊詞中，提出‘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八個字，作為這刊物的信條。”

可見，武俠小說雖大，“自由談”雖小，但無論大小，金庸對自己的孩子都是一視同仁的。

金庸在“自由談”專欄，所用筆名是“黃愛華”，在1970年7月《明報月刊》連載署名“黃愛華”的《七十年代的中共》，金庸在“編者按”中又故弄玄虛，說“黃愛華先生是海外一位著名華僑的筆名，他關心中國事務，對中共問題深有研究”云云，結果下一句“數(shù)年前在《明報》發(fā)表《論祖國問題》一文”，就把自己暴露出來了。的確，《論祖國問題》早已出版了，真正的作者是金庸，也不是秘密?！墩撟鎳鴨栴}》收錄的是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談”第一百一十七期始，至1964年3月9日止的六十四篇文章。

黃愛華，筆名有如玄鐵重劍，重劍無鋒，大巧不工，估計就是字面上的炎黃子孫熱愛中華的意思吧？

（二十）華小民

“自由談”在1962年6月和7月間的隨筆，又曾改用過“華小民”的筆名。金庸說“那時正是大陸上民食不足，大批農民涌來香港之后”，這是金庸在1966年10月的《明報月刊》所載《隨筆讀史五則》的前言所記述的。金庸自謙是“華小民”，時刻在替生活艱難的小民擔憂呢。

結語

從查理、白香光、樂宜、溫華篆到姚馥蘭、林子暢、蕭子嘉、姚嘉衣、林歡，再到金庸、徐慧之、黃愛華、華小民，金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采用不同的筆名，扮演不同的角色，撰寫不同類型的文章，在不同的文字領域，均取得不同的非凡成就。雖然有些筆名已經(jīng)難以知道由來和準確含意，但是它們都分別代表了金庸的一段生涯，勾勒出彼時金庸的心路歷程，從初中生到記者，再到報人、小說家，終成一代傳奇。

鑒于目前掌握和挖掘的資料有限，難免在重大時間節(jié)點上出現(xiàn)一些錯誤或遺漏，希望同好補充指正。也特別感謝嚴曉星先生的指點、校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