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中共黨史研究》上連續(xù)發(fā)表兩篇理論文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革命史或黨史為例，對傳統(tǒng)革命史觀進行反思，提出向“新革命史”轉型的理念和方法，基本代表了筆者對這一研究領域的期望。當然，面對如此宏大的問題，總有繼續(xù)討論和深化的空間，本文即在此基礎上做一延展性補充，希望引起同行的關注。
何謂中共革命的“他者”？“他者”是一個與“我者”相對的概念，是指自我之外的事物或對象。不過，站在各自的角度看，二者之間又是互為“我者”和“他者”的。正是由于有了“我者”和“他者”，才將一個事物或對象區(qū)別為內部、外部并形成內外的意識，二者也由此發(fā)生了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關系。這個事物或對象涵蓋甚廣，既可以是具體的個人，也可以是國家、地區(qū)、城市、村莊，還可以是民族、宗族、家庭以及機構、學校、公司、團體乃至階級、黨派等。本文所指的“我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革命，“他者”則與中共及其革命相對，既發(fā)生在中共革命之外，距離或近或遠，又與中共革命有聯(lián)系，而“聯(lián)系”的涵義是較為寬泛的，既可能贊成中共革命，也可能反對乃至妖魔化中共革命，或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只是一種關注和表述。
稍作進一步解釋，“我者”的中共革命似可從兩個角度與“他者”進行界分：一個是政黨角度，與中共相對或有聯(lián)系的，有國民黨、民主黨以及其他非黨派人士；另一個是區(qū)域角度，遠比上一角度復雜。自1921年中共成立后，革命的區(qū)域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到城市，區(qū)域及其范圍的變動非常之大。就革命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而言，自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共革命區(qū)域的“他者”主要是國統(tǒng)區(qū)。在此期間，中央蘇區(qū)與各個地方根據(jù)地的范圍以及與國統(tǒng)區(qū)的分界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面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共抗日根據(jù)地的“他者”變?yōu)槿照紖^(qū)、國統(tǒng)區(qū)，不同區(qū)域之間更加犬牙交錯，相互變動更加頻繁、復雜。自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國共決戰(zhàn)時期，中共解放區(qū)的“他者”又回到國統(tǒng)區(qū)，當然，隨著戰(zhàn)爭的發(fā)展，國統(tǒng)區(qū)越來越小以至于無。從以上過程來看，“我者”的中共革命和“他者”的區(qū)域并非固定，而是處于相對模糊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除此以外，在整個革命時期，還有一個“他者”，即與中共革命有聯(lián)系的國外，如蘇聯(lián)、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印度、朝鮮、韓國以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何謂“鏡像”？毋庸太多解釋，簡單說，就是能夠起到參照作用的一面鏡子，也可以理解為“視野”“視角”。常說“借鏡反觀自我”，就是通過“他者”的鏡像反觀和豐富“我者”的認識。為什么要從“他者”的鏡像來尋覓和研究中共革命呢？與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對中共革命一般都是先從“我者”的視角考察和研究自身的歷史過程及其問題。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價值不容否定，不過它屬于“自說自話”的范疇，僅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與此同時或者下一步，還應走出“我者”的格局，借助“他者”的鏡像來反觀和思考中共革命。具體地講，就是從“他者”的文獻記錄中大致了解三個面相：其一，了解中共革命的歷史進程；其二，“他者”對中共革命的態(tài)度和認識；其三，“他者”與中共革命的關系。恐怕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反映中共革命和認識中共革命，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伽達默爾指出的：“自我理解總是通過對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發(fā)生，并包含在與他者的統(tǒng)一與整合之中?！?/p>
應該說，海外尤其是歐美學者的研究，由于身處“他者”的地位，是比較符合以上思路的。譬如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的名作《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就利用了國民政府調查局的20多項調查，包括《中共之簡政》《中共的經(jīng)濟政策》《中共最近黨內斗爭內幕》《陜西共產(chǎn)黨之糾紛》等。臺灣學者陳耀煌在《綜合與分化：河北地區(qū)的共產(chǎn)革命，1921—1949》一文中，使用了國民黨黨史館收藏的十多份文件，如《平津黨務整理意見書》《平津冀黨務視察總報告》《京津黨部駐漢辦事處致中央黨部報告》等。上述兩位學者都利用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調查或檔案資料，呈現(xiàn)了中共革命歷史的某些側面，這對中共革命史研究無疑是有益的。不過，也不能不說海外學者還沒有充分地挖掘和運用“他者”文獻，或許他們以為最大的精力應放在中共革命本身形成的資料上，這當然是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大陸學者更傾向于以“我者”的視角研究中共革命史，常常忽略了“他者”之鏡像。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一些論文中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但已有所涉及：一是傳統(tǒng)革命史著述忽視中共革命區(qū)域與其他統(tǒng)治區(qū)域之間的關系，結果革命史研究變得比較孤立、隔膜；二是對中共革命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尤其是發(fā)生過革命的國家和地區(qū)的關系缺乏了解和研究，從而難以看到中共革命的特色、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與其他革命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除此以外，傳統(tǒng)革命史論著還缺乏其他區(qū)域文獻之下的中共革命歷程以及對中共革命的態(tài)度和認識。當然，就中共革命談中共革命的缺陷，并不完全限于傳統(tǒng)革命史著述，即便突破了傳統(tǒng)革命史觀的論著，除了共產(chǎn)國際與中共革命之類的問題，也大多如此，較少使用其他黨派和其他區(qū)域所形成的與革命史有關的文獻。與此相比，在民國史和國民黨史等領域，整理和使用域外文獻就要多得多。
歸根結底，以“他者”的視野研究中共革命，最重要、最為關鍵的是“他者”的資料。沒有相關文獻，所謂“他者”視角下的中共革命歷程、“他者”對中共革命的認識以及“他者”與中共革命的關系就無從談起。從資料類型而言，廣及報刊、檔案、紀實作品、日記、書信、回憶、文集等，下文即舉例說明“他者”資料的重要價值。
報紙
報紙是記錄現(xiàn)實社會的新聞、議論的載體，并變?yōu)楹髞淼臍v史資料。無論是國統(tǒng)區(qū)、淪陷區(qū)還是國外，都曾創(chuàng)辦過難以計數(shù)的報紙，有華文報紙，也有外文報紙，都或多或少報道了中共革命的信息。以一個大家不太熟悉的《朝鮮日報》為例，該報創(chuàng)刊于1920年。1948年底，正當中共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國民黨軍隊時，《朝鮮日報》于12月21日報道：“據(jù)從中共軍占領地區(qū)傳過來的信息，在中共軍政權擴大的情況下，他們一改激進政策，對全社會階級表示友誼態(tài)度，尤其在前六個月里，對攻陷之地的居民表示寬仁與友誼。在保障人人交易自由及個人財產(chǎn)的同時，不僅對想去國民政府統(tǒng)治之地的人準許旅游，亦提供旅游便利。據(jù)旅行家們談，在前兩周間占領之地，中共軍組織所謂許多‘道歉部隊’，尋訪各村，對被害之民表以歉意，同時接受民意改革。中共軍的軍風非常嚴格，嚴禁奪取庶民之物。對國府軍俘虜?shù)拇鲚^寬大，把小佐以上的軍官送到‘教化所’，下級軍官在短期訓練之后，要么加入中共軍，要么回家，要么回國府軍，都是自由選擇。但中共軍對控制思想非常嚴密。占領城市時，中共軍首先著手掃蕩反共分子，只發(fā)行一種報紙，以他們的意愿改變學校課本。”這條材料，可謂反映了國共決戰(zhàn)時期中共的社會經(jīng)濟改革、俘虜政策以及思想改造等多方面的信息。
《朝鮮日報》
檔案
檔案是歷史上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具有第一手資料的重要價值。位于南京市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收藏北洋政府、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以及日偽政權檔案知名于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檔案里面也藏有大量關于中共革命的信息。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檔案為例，就有抗戰(zhàn)時期中共的文件，晉察冀邊區(qū)等抗日根據(jù)地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情報，皖南事變后海內外各界致國民黨當局的函電以及該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的宣傳材料等。其他省市檔案館也是如此，有關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檔案均藏有與中共革命相關的調查資料。而在臺灣，“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除藏有豐富的國民黨、國民政府檔案之外，也有大量關于中共革命的檔案。諸如美國、俄羅斯、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不少檔案館、機構收藏民國時期的檔案，其中也涉及中共革命的資料。大家較為熟悉的有美國的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手稿圖書館，俄羅斯的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聯(lián)邦總統(tǒng)檔案館、國家現(xiàn)代史檔案館以及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等。以大家不很熟悉的民主德國中央檔案館為例，該館藏有“德國駐華大使館”的檔案，其中有一份1938年3月大使館辦公室負責人比德爾博士向柏林的報告。報告指出，日軍不能控制所占鐵道線左右的廣大領土，因為有一支獨立的中國軍隊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這支軍隊及領導者的名字傳遍各地。這些獨立的北方區(qū)域將越來越多地被游擊隊所控制，這支軍隊具有集中統(tǒng)一的領導以及意志堅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報告所稱贊的軍隊和區(qū)域，就是八路軍及其抗日根據(jù)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紀實作品
紀實作品是反映社會真實生活的報道性記錄。如民主人士李公樸于1939年到晉察冀邊區(qū)走訪六個多月，訪問軍政民各界，撰寫了《華北敵后——晉察冀》，比較全面地描述了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的軍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教育?！缎旅駡蟆分鞴P趙超構于1944年隨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在《新民報》連載延安通訊，并結集為《延安一月》，描繪了延安的領袖、民眾和社會面貌。外國也有新聞記者、教師等深入中共根據(jù)地、解放區(qū)進行考察，并寫成紀實作品，比如美國人斯諾的《西行漫記》、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卡爾遜的《中國的雙星》、貝爾登的《中共震撼世界》，英國人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zhàn)》、貝特蘭的《華北前線》、班威廉與克蘭爾的《新西行漫記》等。當然，還有韓丁的《翻身》和柯魯克的《十里店》等比較著名的有關土地改革的紀實作品。以上作品都極為翔實地記錄了中共根據(jù)地、解放區(qū)的狀況。以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為例，他對中共革命是高度肯定的，但也反映了一些他認為的隱憂。他在走訪晉冀魯豫邊區(qū)時發(fā)現(xiàn)，“大家對選舉很感興趣，在第一回選舉時，一個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參加投票；后來，這股新鮮勁兒一過，有些人就覺得把下地干活的時間花費在選舉上實在不值得”，“選舉一結束，他們就認為萬事大吉，不再去監(jiān)督他們的官員”，“有許多例子說明……他們盡是提拔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這一記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解放區(qū)基層政權建設的艱難。
《西行漫記》
日記
日記是個人對每天所遇、所做事情的記錄，也是第一手的歷史資料。有關名人日記頗多，比如已經(jīng)出版的《胡適日記》《馮玉祥日記》《黃炎培日記》《翁文灝日記》《周佛海日記》《陳克文日記》《顧頡剛日記》《竺可楨日記》，尚未出版的日記稿本如《蔣經(jīng)國日記》等，近年最有影響的當屬《蔣介石日記》，不再枚舉。這些日記都或多或少地記錄了他們眼中的中共革命活動以及對中共革命的認識。只舉《顧頡剛日記》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數(shù)月的情形一例。6月9日，“聽陳市長毅談話，態(tài)度極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輩為國民黨蒙蔽處太多矣。菊生先生侃侃而談，謂當此艱辛之日不當慶賀，何以霞飛路搭兩個彩排樓。又言將舉行入城式。解放軍進城已久，何必又來這一套。陳市長向之解釋，謂此皆人民之意，解放軍實不愿為也”。8月1日，“上街買物，處處苦價高，一支筆即850元。近日人民票，已成去冬金圓券，奈何奈何！予之新入20余萬元，實際只20元耳，一家十口如何度得！至于不如我者，其苦更可知”。以上材料反映了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的社會動蕩和復雜心態(tài)，中共政權的存續(xù)面臨著極大挑戰(zhàn)。
《馮玉祥日記》
書信
書信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真實記錄，同樣是第一手資料。上舉胡適、顧頡剛等著名人物，都有書信集。但與日記相比，書信出版較少。舉《胡適書信集》之例，1950年1月19日，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寫到，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里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zhàn)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jīng)過25年苦斗以后的失敗。在這25年的斗爭里，最初20多年處處是共產(chǎn)黨失敗，蔣介石勝利。第一個大轉捩是西安事變，斯大林命令不得傷害蔣介石，主張和平解決。此舉決定了抗日的戰(zhàn)爭，保全了紅軍，并且給了紅軍無限的發(fā)展機會。第二個大轉捩是雅爾塔的密約。斯大林騙了羅斯福，搶得滿洲、朝鮮，使紅軍有個與蘇聯(lián)接壤并且在蘇俄控制下的“基地”?！把艩査芗s”決定了滿、韓的命運，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也許決定了整個亞洲的命運。此信所言是否正確姑且不論，卻是胡適對國共兩黨斗爭結局及其原因的總結。
《胡適書信集》
回憶錄
回憶錄是當事人的事后記憶，雖不比日記、書信的一手資料價值，但也有印證歷史的作用。回憶錄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當事人自己撰寫，另一種是由他人進行口述訪談。戰(zhàn)爭時期就有人發(fā)表了反映中共革命的回憶錄。如英國傳教士薄復禮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被紅六軍團俘虜并隨該軍團行軍，釋放后撰寫了反映這一經(jīng)歷的回憶錄《神靈之手》，于1936年11月在倫敦出版，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著作。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國政協(xié)系統(tǒng)組織晚清民國人物撰寫“三親”資料，出版了難以數(shù)計的文史資料，其中也有不少與中共革命有關。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從1959年開始推動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的口述歷史工作，迄今已對近200人進行了口述訪談，出版了大量口述史資料，也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共革命的信息。與此同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民國各界要人進行口述訪談的工作，同樣保存了有關中共革命的資料。以一個大家不一定很熟悉的臺灣學者徐復觀為例，他回憶指出，1943年他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處聯(lián)絡參謀的身份駐延安半年，回重慶后向康澤等人談到，如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chǎn)黨會全面奪取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絕沒有政治前途。他還向蔣介石匯報，盡管國民黨中有很多好人，但很難發(fā)現(xiàn)真正為實現(xiàn)三民主義而肯作無私努力的人，這在與中共斗爭中，絕不是中共的敵手，因此希望改造國民黨，實行土地改革。這一回憶表明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內部已有人預言中共革命取得勝利的可能性。
《神靈之手》
不難看出，以上所舉資料，無論“他者”持何種政治傾向，無論所說是否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都會增加研究者對中共革命的了解和認識。正因為此，相關研究者才應該關注和擴大“他者”資料的搜羅。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資料是異常豐富的，真正可以稱之為浩如煙海。但迄今只有個別單位或學者做了一些挖掘工作，譬如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持編譯并陸續(xù)出版了21卷本的《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也開始了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檔案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其中包括與中共革命有關的資料。在上海交通大學呂彤鄰教授的主持下，對美國、日本關于中共抗日根據(jù)地的資料進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將出版《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zhàn)：美軍觀察組延安機密檔案》等書。以上工作功德無量，但就“他者”資料的類型、廣度、規(guī)模而言，尚為很小的一部分。
今后歷史學界最需要做的工作可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摸清以上各種類型資料的底細，亦即海內外與此有關的報紙、期刊有多少家，檔案館、圖書館有多少家，出版和未出版的紀實作品、日記、回憶錄等有多少部；其二，復制或摘錄相關資料；其三，整理出版或進行數(shù)字化公布，供相關學者利用；其四，運用這些資料對中國革命史進行“他者”視角的實證研究，并結合“我者”的中共革命史資料，相互補充、印證，使中共革命史研究得以深入。
面對如此龐大的“他者”資料和浩大工程，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團隊，都是可以作出努力并產(chǎn)生一些成績的。然而，僅靠幾個人、幾個單位、幾個團隊來完成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任務是不現(xiàn)實的。最為有效的辦法是將此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加大投入力度，組織相關專家、學者協(xié)力攻關，如此方有可能實現(xiàn)這一目標。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作者李金錚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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