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類”名義要求“人”的犧牲

在老邁的韓子昂帶著幼年的劉啟進入地下城時，無數(shù)其他的家庭因未獲得資格而死在地表，在此情景中，“家”如何與三十五億人的龐大人口相融洽，我們能否完全擺脫“家”的差序論格局來思考全人類？“家”的引入會使“人”與“人類”的問題變得更為簡單嗎，還是說變得過于簡單……

流浪：陌異的宇宙與陌異的未來

大年初一，由郭帆執(zhí)導(dǎo)的電影《流浪地球》正式上映，該片改編自科幻作家劉慈欣同名小說。在故事的設(shè)定中，太陽將在百年之內(nèi)毀滅，屆時地球?qū)⒉粡?fù)存在，為了人類文明的延續(xù)，世界各國聯(lián)合起來啟動“流浪地球”計劃，擬通過推進器將地球推離軌道，利用兩千五百年的時間航行到4.2光年的比鄰星。期間，需要讓地球航行至木星軌道附近，借助木星獲得更大的速度。電影所截取的就是地球途經(jīng)木星的片段。

讓地球本身成為飛行器，這一構(gòu)想顛覆了傳統(tǒng)科幻敘事的模式，它將全部的人類都置入星際航行的科幻場景中，同時取消了地球作為家園的地位。地球作為飛行器，只是人類暫時的居所，而除此之外，真正的家園位于兩千五百年之后的可能的未來。因此，盡管人類依然留駐地球，但他們已然成為了太空的居民，在這漫長的航行期中，他們無時無刻不承受著來自太空的陌異性的威脅。所謂流浪地球，實際上是一個陌異化的地球，它從太陽系子宮中出生，被迫睜開雙眼凝視這片漆黑的宇宙。

來自太空的陌異性，這是科幻作品的一大母題。這種陌異性時常表現(xiàn)為外星人的進犯，或是太空災(zāi)害的侵襲。這一表現(xiàn)進路在當今也發(fā)生了轉(zhuǎn)向。在《異形》第一部中，異形與人類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物種，然而那個異形從人體胸腔內(nèi)破出的經(jīng)典鏡頭預(yù)言了兩者之間更為深遠的聯(lián)系。在它的前傳《普羅米修斯》中，異形成為了人類的遠親，而人類本身則變成了外星生物的后代。人類本身成為了陌異性的符號。這一轉(zhuǎn)向使人類自身的根基成為了問題。

但在劉慈欣那里，對根源的追溯并不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對他而言，陌異性的真正位置既不在于人類之外的存在，也不在于人類本身的存在，而在于使這一切得以可能的宇宙本身。在《三體》中，人類與三體星人忌憚的正是這個充滿無限可能性因而極度危險的宇宙。對于劉慈欣而言，“人類從何處來”遠沒有“人類往何處去”這一問題緊要，某種程度上，劉慈欣的一切作品都因這種未來意識而流露出一種“流浪”感：人類的歸宿絕不在于現(xiàn)在，更不在于過去，而在于充滿陌異性的未來，這使得“歸宿”本身成為不可能，人類將永遠漂泊直至死亡。

這也得以解釋劉慈欣的小說中人類情感的缺乏。在他設(shè)想的極端處境中，人類的愛恨在生存面前被輕易瓦解，一切的感情都褪色，只剩下人類面向陌異未來時的不安、敬畏與勇氣。仿佛對于一個注定流浪的物種來說，真正的危險倒不在于陌異性，而在于人類安于自身，其耽于此間的種種羈絆——人類將在互相安慰中走向滅亡。劉慈欣如此徹底地將“人類”放在首位，成為一切犧牲的旨歸，而在祭壇上最醒目的是“人”本身。在流浪的時代，“人”將被“人類”取代。

據(jù)說在2007年成都的白夜酒吧，劉慈欣和上海交大的科學(xué)史教授江曉原有過一場關(guān)于“吃人”的辯論。當時劉慈欣假設(shè)，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曉原和現(xiàn)場一位主持人美女，“我們?nèi)藬y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江認為不會，而劉慈欣強調(diào)了他在《三體》中的觀點：“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現(xiàn)在選擇不人性，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fā)?！边@也是劉慈欣經(jīng)常設(shè)置的“最后的人類”場景，從《三體》中章北海的“自然選擇號”戰(zhàn)艦，到《流浪地球》中的領(lǐng)航員空間站，在這些場景中，為數(shù)不多的人類成為了人類最后的火種，它們叛離“人”，目的是保全“人類”作為類的維續(xù)。這幾乎可以看做一個類似“電車難題”的思想試驗，區(qū)別在于，這一“最后的人類”場景既不是在兩種不同的道德之間做出選擇，也不是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做出選擇，它完全超出了屬人的道德尺度。

對于劉慈欣而言，“人類”既不僅僅是“人”的總和，也不僅僅是“人”的生物類別，它同時具備了自身的位格。從“人”到“人類”這一過程由此成為了一種真正的超越，“人類”成為了“人”自我獻祭的神祇。借助極端情境，劉慈欣為這一觀念提供了支持：唯有“人”，連同其生命與人性，犧牲于“人類”，“人”才能作為“人類”存活。在二者無法兩全之際，“人”與“人類”之間的區(qū)別不再僅僅是名義上的，而是現(xiàn)實的生死存亡。當劉慈欣在“最后的人類”中選擇站在人類存續(xù)的立場時，這一最后的人類所剩下的僅僅是一具生物性軀體，作為人的身份已然殘破無法辨認。對于選擇“人類”一方而言，除了陷入孤獨之外，更為重要的代價或許是：隨著自身在自我認同上的“非人化”，他將喪失“人”的身份，當他航入宇宙深處，他也將整個地被宇宙的陌異性所占據(jù)。事實上，在流浪地球啟動的那一刻起，人類已然開始成為外星人。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事件：當習(xí)慣了游移，它最終將迷失一切身份，它將癡迷于流浪直至死亡；它不再具有可被傳誦的名字，除了活著以外，再無值得它活著的東西。

危機之下的生命政治

在電影《流浪地球》中，領(lǐng)航員所面臨的就是這種極端情境，一如《三體》中章北海們的叛逃艦隊。當?shù)厍蜷_始流浪，全人類置身于無限陌異的宇宙中，這種極端情境將變成常態(tài)，所有人都成為了可能的被犧牲者，他們并非“人或人類”這一問題的抉擇者，相反這一問題建立在他們注定死亡這一黑色的背景之上。早在地球推進器啟動的開始就已經(jīng)有一半的人口死于災(zāi)害，這些死亡甚至并不具有稱得上“犧牲”的價值，它們僅僅是被排除在生存的名額之外。這種以十億為計數(shù)單位的人口死亡，最終依舊被賦予了歷史正當性，在一顆未曾流浪的地球上是難以想象的。

然而對于我們所處的這顆地球而言，我們不得不想象這一場景。何種政治有如此的勇氣允許如此大規(guī)模的人口死亡？當它宣稱人類之名時，這種以生存為目的的敘事將人的生物性身份加以神化，在此過程中，屬于政治對話的空間被整個地省略，面對生存危機，所有人都出于種族延續(xù)的使命而聯(lián)合起來，成為某個缺少內(nèi)在差異的去政治化的神圣統(tǒng)一體。而在這個統(tǒng)一體中，個體的整個生命都被完全地捕獲，“流浪地球”計劃將赤裸的生物性生命當做它的首要關(guān)切。一方面是政治空間在事關(guān)種族危亡的外界壓力下的萎縮，另一方面是對基于生物性身份對個體的全面掌管，當以種族存續(xù)為主題的話語轉(zhuǎn)入政治領(lǐng)域，其結(jié)果將會是導(dǎo)向某種可疑的極權(quán)主義。在小說《流浪地球》中，反抗軍正是出于這一點質(zhì)疑了聯(lián)合政府的“流浪地球”計劃，他們或許想起了數(shù)百年前的名著《1984》，書中的大洋國正是通過戰(zhàn)爭緊急狀態(tài)的常態(tài)化來賦予生命政治以正當性。

《流浪地球》中的反抗軍最終戰(zhàn)勝了聯(lián)合政府，取得了地球的控制權(quán)，企圖重返太陽系，回歸流浪前的生活，而就在他們勝利的那一刻，他們看見了太陽毀滅的氦閃。似乎在劉慈欣看來，人類注定只有租借強權(quán)政治的力量才能擺脫滅亡的終極危險，否則將耽于永無休止的爭論。人類為此受過太多的欺騙，以至于不再相信任何宏大計劃，這最終使他們成為了“狼來了”故事中被謊言所葬送的羊群。而劉慈欣除了道說著這一故事之外，同樣向我們真誠地呼喊著這一可能的危機。在《流浪地球》中所設(shè)想的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態(tài)依賴于一種極端的假設(shè)語境，我們多大程度上有必要為這種政治形態(tài)做出某種政治學(xué)批判，這一點取決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一假設(shè)語境的現(xiàn)實性。換言之，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劉慈欣口中的“狼”。

我們不得不想象“流浪地球”中數(shù)以億計的犧牲，但并非是出于一種審判的動機，而是出于對傳統(tǒng)政治哲學(xué)資源的反思：倘若危機是真的，那么至今為止關(guān)于生命政治的種種討論在何種程度上依舊有效？倘若危機是真的，那么除了劉慈欣所設(shè)想的這種政治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可能？甚至，更基本的問題是，倘若危機是真的，那么我們應(yīng)該如何談?wù)撍?？這已然調(diào)整了傳統(tǒng)政治哲學(xué)的討論方向，它將人與人的問題放置在更為遼遠的人類與宇宙的問題之下，但對此我們尚欠缺合適的話語。

以“家”的概念溝通“人”與“類”

但就電影而言，它極大地弱化了這一政治性主題，同時也試圖彌合極端情境中人與人類之間的張裂。它將人類從神化的位格上拉到世俗中，將之理解為從古至今，以及蔓延至無限未來的所有人的集合，如此原則上以“人類”名義要求“人”的犧牲，其實就是以后代名義要求今代的犧牲。在電影中，俄羅斯領(lǐng)航員與中國領(lǐng)航員劉培強相約讓他們的子孫后代在貝加爾湖畔釣鮭魚，這種面向后代的許諾似乎可以消解那種濃厚的冷峻悲壯。

由此，人類不再是抽象的類存在，它總是意味著那些年輕的乃至尚未出生的后輩。與此同時，領(lǐng)航員計劃被電影所否決了，在面臨“最后的人類”的抉擇時，劉培強毫不猶豫地選擇作拯救地球的嘗試，將火種空間站當做燃料投入木星。盡管故事發(fā)生在流浪地球之上，但所有人都心心念念著“回家”，在電影中，“家”的概念從空間上的穩(wěn)固轉(zhuǎn)向了時間上的延續(xù)，在流浪的時代已經(jīng)不可能有真正安寧的居所，然而人們依舊可以回到、并且事實上一直處在傳承的血脈序列上。在劉培強選擇拯救地球時，被摧毀的人工智能莫斯留下了他的遺言：“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果然是一種奢望”。對于劉培強而言，能代表人類的并不是空間站上的領(lǐng)航員，而是地球上的后輩們，唯有他們才具有真正的未來。

江曉原曾評價劉慈欣，當眾多的科幻小說家都在反科學(xué)主義綱領(lǐng)下寫作時，劉慈欣依然抱有老式的信念，即相信科技能帶來光明。電影試圖以前者來修正后者，即強化原有題材中的倫理因素。以“家”的概念溝通“人”與“類”，這確實是頗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解決方式。電影因此構(gòu)成了對小說的某種回應(yīng)。它緩和了小說中由于人類命題的絕然超越性而帶來的壓迫感，同時也為劉慈欣那種冷酷的科學(xué)理性滲入了更多屬人的情感。

考慮到春節(jié)檔票房因素，作為商業(yè)片，這種倫理因素的強化可以理解。但對于科幻本身而言，它還遠遠不夠。人與人類之間的溝壑，是否真的能被“家”的概念所填滿？抑或是，它將引入更多的溝壑？在老邁的韓子昂帶著幼年的劉啟進入地下城時，無數(shù)其他的家庭因未獲得資格而死在地表，在此情景中，“家”如何與三十五億人的龐大人口相融洽，我們能否完全擺脫“家”的差序論格局來思考全人類？“家”的引入會使“人”與“人類”的問題變得更為簡單嗎，還是說變得過于簡單……歸根結(jié)底，成問題的不僅僅是科技。在我們以倫理視角反思科技的同時，倫理視角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審視。在所謂的“科幻元年”，或許后者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