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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胡適套近乎:文化漢奸陳器伯與胡適的交往

【編者按】本文原題為《胡適與陳器伯史事述論——讀陳器伯致胡適的十通書信》,摘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12期,作者敖凱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者按】本文原題為《胡適與陳器伯史事述論——讀陳器伯致胡適的十通書信》,摘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12期,作者敖凱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1948年,對胡適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年。這年春天,他被蔣介石提議為總統(tǒng)參選人,從而被推上政治前臺,成為社會各界更加關注的人物。在眾多關注他的人中,有一位叫陳器伯,在這一年中先后多次給胡適寫信,其中有十封信完好保存至今,并于20多年前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全文公之于眾。那么,這位陳器伯是何許人?為何這時如此頻繁與胡適通信?究竟想達到什么目的?反映了他什么心態(tài)?而大名鼎鼎的胡適是如何應對的?通過兩人的這段交往,或可從側面深入了解陳器伯和胡適。

從寫信到面見

陳器伯(1898-1970),比胡適小7歲,原名道量,字企白、一作器伯,號寥士、玉谷、十園。浙江鎮(zhèn)海人。詩人,著有《單云甲戌稿》《單云閣詩》《單云雜著》《單云閣詩話》等。他幼年聰穎,在當?shù)匦∮性娒?。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投身于寧波當?shù)氐纳鐣\動。辦過報紙,創(chuàng)辦過詩社,創(chuàng)作頗豐。1938年2月,因與梁鴻志的關系,他被拉入?yún)⒓觽尉S新政府籌備活動,出任偽行政院簡任秘書。同年8月,被汪偽政權任命為中國代表,參加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0年元旦,偽政權“中國文藝協(xié)會”在南京成立,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同年4月,出任汪偽政府監(jiān)察院參事;1944年12月,兼任委員之職。在任偽職期間,常與友人結社吟詩??箲?zhàn)勝利后,任教于南京教會學校明德女子中學。后因“薪水太少,不夠生活”,“教會學校,我非教友”,“排擠風氣,不能忍受”等諸多原因,于1948年7月辭職。1948年10月19日,因曾在偽中國公學擔任重要教職員,被首都高等法院檢察處以文化漢奸起訴。

筆者迄今所見陳器伯致胡適函,最早一函寫于1948年2月16日,最后一函寫于11月22日。陳器伯在信中自稱對胡適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民國初年就讀過他發(fā)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章。自此以后凡是胡適的著述,他都會找來細細拜讀。此外,他還前往胡適的老家安徽績溪,參觀胡適當年生活、學習的地方。

1947年11月,商務印書館受胡適委托,推出《胡適留學日記》一書,風行一時,3個月后第二版面世。陳器伯以此為契機,給胡適寫了第一封信,對該書給予極高評價,稱:“農(nóng)歷新正第一件快事,就是得到大作《留學日記》……這里有發(fā)掘不盡寶貴的資材,無論新舊學者都可得著大量的裨益?!笔①澲?,又說白話詩比舊詩更難作,成熟的白話詩作品并不多,以此表達其對白話詩、舊詩的看法。緊接著,他從方便后生學習和利用的角度出發(fā),采用“補記”的形式,對《留學日記》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毫不掩蓋的糾正?;蛟S是為了今后進一步交往埋下伏筆,他在信中也留有余地說:“惟論舊詩平仄有小部份未更正。”而這恰恰是2月28日信的主要內(nèi)容。事實上,縱觀陳器伯致胡適的十封信,陳器伯常在信末附上自己所作的詩,以便為下一次的書信往來作鋪墊。這種“以詩言志”的方式或多或少反映了民國文人交往中“雅”的特征。


胡適自題留學日記


陳器伯致胡適書信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陳器伯這般費盡心思,試圖與胡適搭上關系,更多的還是從其切身利益出發(fā)。前文已提及陳器伯有文化漢奸的臭名,雖說抗戰(zhàn)勝利后他未在第一時間受到處分,但頭上的漢奸帽子以及隨時可能到來的審判一直困擾著他,因此他急于擺脫這一窘境。于是,他選擇胡適作為其救命稻草。其中緣由:一方面,胡適是當時知識界的人物,在政界有豐富的人脈,若胡適出面,他的窘境便可輕易擺脫;另一方面,他與胡適同屬文化人,有共同語言,且都與中國公學有些關系(只是胡是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公學,陳器伯是汪偽政權下的中國公學),較容易攀上關系。而1948年初的國內(nèi)政治局勢更是給陳器伯帶來了一絲僥幸。那時的國民黨正著手于3月底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與其他教育界名流(如張伯苓等)一樣,正被輿論作為競選總統(tǒng)的候選人大肆宣傳。尤其是李宗仁于1月14日所寫的建議胡適競選總統(tǒng)的回信被報紙(如北平的《新生報》)公開刊登后,關于胡適競選總統(tǒng)的消息更是廣為人知。陳器伯獲悉這一消息也屬情理之中。在此形勢下,陳器伯不僅希望胡適能夠當選總統(tǒng),還希望自己能早早地傍上胡適這棵大樹。

當胡適看到陳器伯這封盛贊《留學日記》的信后,于2月21日在其“惜墨如金”的日記本上記下了前文所提的《留學日記》“有發(fā)掘不盡寶貴的資材,無論新舊學者都可得著大量的裨益”的贊言。不僅如此,4天后(25日),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還在百忙之中抽空給陳寫了回信,并自謙《留學日記》是“不成熟”的,公開出來有些“不安心”。

這樣的結果正是陳器伯所期待的。當他收到胡適的回信后,內(nèi)心“非常欣慰”,更加堅定了與胡適交往的決心。他繼續(xù)投胡適所好,討論學術問題以拉近兩人的距離,而并不急于表露自己的真正需求。因此,陳器伯在2月28日的信中,先盛贊胡適推動文學革命的功績,說胡適“文學革命之功不在政治革命之下,甚且過之!”并特別強調(diào)這絕非“阿好之言”。他還說,若從現(xiàn)實的情況來看,“政治革命還沒有成功,而文學革命已得到很大收獲”,因此現(xiàn)在的青年人都以胡適“治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為唯一的模范”。事實上,陳器伯的這番言論也正中胡適下懷。胡適在紀念五四運動29周年時就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當時并不是政治運動。”

或許是覺得自己的話不夠分量,陳器伯又借章士釗繼續(xù)贊美胡適,說章士釗和20年前不同,現(xiàn)在對胡適是“極為推重”。他針對胡適2月25回信中關于《留學日記》的自謙之語“安慰”道:《留學日記》是胡適“三十年前由‘不成熟’達到‘成熟’唯一的階梯,不可泯沒的津梁?!盟鼇砉_,有甚么‘不安心’之處呢?!本o接著,他又就2月16日信中所提的“惟論舊詩平仄,有小部份未更正”進行詳細闡述。從內(nèi)容上看,他對胡適有關舊詩平仄方面的看法并非全盤否定,而是就某些誤解給予糾正,而這些討論已是比較具體、比較精深的學術問題。陳器伯的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向胡適展示了其在學術上的造詣。

需要指出的是,陳器伯在2月28日的信中雖不急于表露自己的真實需求,但也有一些含蓄委婉的表達。如他在信末所附的《人日》一詩中提到:“出無車馬居無客,人日題詩一惘然。發(fā)樹新移經(jīng)雨活,好花舊種得春光。窮通每覺才難補,憂樂誰云酒有榷。世事繽紛心澹定,休論老壯與窮堅?!焙茱@然,詩中的“出無車馬居無客”是作者用來說明他的悵然失意的現(xiàn)狀,即生活比較困窮,出行沒有車馬等交通工具;雖住在當時的首都南京,但是門可羅雀,即便在正月初七(過春節(jié))的日子里仍沒有朋友前來登門造訪。作者用“窮通每覺才難補”是想從側面說明自己屬于有才能的人。在悵然失意的情況下,他卻能以“世事繽紛心澹定,休論老壯與窮堅”的態(tài)度來面對。通過這首詩,陳器伯力圖告訴胡適他的困窮現(xiàn)狀以及面對該現(xiàn)狀的豁達心態(tài),而這種委婉的表達為今后直接表露自己的真實需要做了鋪墊。


陳器伯致胡適書信之二

陳器伯精心的、有針對性的準備,為兩人的良好交往奠定了基礎。就在3月29日召開國民大會的前一天,作為國大代表的胡適特意抽空約見了陳器伯,足見胡適對他的態(tài)度,也讓陳器伯實現(xiàn)了“百聞不如一見”的愿望。關于陳器伯對這次面談的感受,他用一首七律詩表達:“卓筆神州飲盛名,百聞一見慰平生。讀書得間非凡賞,閱世如傷有至情。節(jié)返重溟波浪定,胸羅百代本源閎。古來理亂隨人造,劫外相看眼倍明?!痹娭械谝痪湟呀?jīng)清楚地說明了初次見到胡適的心情。


陳器伯致胡適書信之三

面談結束后,陳器伯心中“實在非??煳俊薄;氐郊抑?,喜好藏書的他猛然想到南京中圖分館中有葉德輝手校的水經(jīng)注版本,雖然對《水經(jīng)注》未作過研究,但他認為“葉氏博涉群書”,“經(jīng)葉氏所手校,或許有新的見解,而為他書所沒有的”,因此他趕緊寫信告知胡適,建議“不防去借來一閱”。不僅如此,他還設身處地為胡適著想,向胡適介紹中圖分館的其他部分館藏,如荀子明刊本等信息,以便胡適的時間能夠最大化利用。陳器伯在此事上的態(tài)度,進一步加深了胡適對他的印象。

與2月28日的信一樣,陳器伯在這封信中仍采用比較委婉的方式,向胡適訴說自己的窮困生活;但又有所不同,即在用詞上加重了程度,由此前的“出無車馬”變?yōu)椤八氩粔蛞伙枴薄r唑腰c水后,他立馬話鋒一轉(zhuǎn)說:“雖所入不夠一飽,但對于文獻方面,仍不肯放松,這是個性相近的關系。先生公有余暇,請指示時間,以便再來請益?!边@是向胡適表達他有追求學術的理想,以更好地博得胡適的好感。

交流學術,投其所好

胡適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對做官的態(tài)度。如有一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就表示“彼現(xiàn)無意做官”。1948年3月召開的國民大會是為了選舉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而早在是年1月,當有記者問胡適是否參選總統(tǒng),胡適輕快地回答道“我從沒有作競選總統(tǒng)的打算和考慮”。但是事件的發(fā)展并不會因胡適的意志而轉(zhuǎn)移。蔣介石為政治利益考量,決定推薦胡適為總統(tǒng)候選人。蔣介石并非不愿擔任總統(tǒng),只是按照當時的憲法,總統(tǒng)雖位居“元首”,但不過是“虛位”,行政院長才擁有真正的實權;外加當時國共兩黨正就中國命運展開殊死較量,蔣介石亟需美國的援助,由胡適出任總統(tǒng),可減少獲取美援的難度。胡適雖說不愿意參選,但經(jīng)多方勸解,勉強應允。只是蔣介石將此競選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討論時,遭到否決,才就此作罷。


第一屆國民大會會議現(xiàn)場,1948年3月于南京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胡適,1948年3月于南京

事實上,胡適自1917年留學歸國后,一直致力于走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國路線,他之所以作此選擇,并不意味著其對政治漠不關心(恰恰相反,他曾多次告誡青年人應積極參加政治),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并且認為走思想文化的救國途徑是更有力量和影響力的。正因為這種信念,當蔣介石要求胡適參選總統(tǒng)時,他的內(nèi)心充滿著矛盾與糾結;加上當時國內(nèi)的政治和輿論環(huán)境,關于胡適將做官的傳言已是滿天飛,胡適不得不借助報刊再次明確表示自己無意做官。此情此景之下,當再有人寫信談及做官之事時,胡適表露心聲以作回應也屬情理之中。比如,他寄給陳器伯一首宋僧顯萬的詩,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關于寄詩的時間,胡適在日記中只是籠統(tǒng)地說是1948春天,而這恰好是胡適參選總統(tǒng)的時候。該詩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云半間。三更云去作山雨,回頭方羨老僧閑?!彪m然胡適對詩略作了修改(將原文的“作云雨”改為“作山雨”),但這并不影響所要表達的意思。胡適是想告知陳器伯,他本無心做官,只希望能夠跳出政治的漩渦,過著如老僧超凡脫俗、不染塵世般的生活;同時,他也想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告訴陳器伯務必要珍惜眼前的生活,實際上做官并非一件幸福的事。胡適的這些看法,陳器伯自然銘記于心,以至于后來讓胡適幫忙介紹工作時,仍需要特別強調(diào)“這不是想做官的問題”。

收到胡適的來詩后不久,陳器伯便作詩給予回復,詩云:“白云出山本無心,老僧入定得閑地。政須霖雨慰蒼生,獨善疑非圣人意?!彼茰y在宋僧顯萬的詩中,胡適是借用“白云”比喻自己,所以他特別強調(diào)“白云出山本無心”,是想告訴胡適,他明白胡適這次被勸出山做官并非是自己的本意。但是陳器伯也指出,考慮到目前國內(nèi)的政局形勢,希望胡適能夠跳出自設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國路線”的窠臼,出山做官,為國家、為人民作貢獻。另一方面,陳器伯對胡適的這一期望,恰恰也可能是為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做官而準備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

雖然胡適在收到該詩后,遲遲未予回復。但這并不影響兩人的交往,在等待胡適回詩期間,他們繼續(xù)談學論道。陳器伯在五六月份期間,先后將其收藏的南京詩人鄧邦述的《漚夢詞》《空一切庵詞》等多種江寧鄧氏之詞,以及鄧旭的《林屋詩集》、鄧嘉績的《扁善齋文存》等兩種江寧鄧氏詩集寄贈給胡適;而胡適也禮尚往來,將其個人照片以及著作寄給了陳器伯。不僅如此,胡適還對鄧氏的詞集進行了點評。由此足見兩人交往的密切。

收到胡的照片后,陳器伯隨即作詩以表謝意,詩云:“冀北江南遠寄書,開封眉宇照人舒。百坡未必觀河皺,一面寧同夢月虛。阿堵傳神真奕奕,放翁畫扇亦遽遽。何時抱臂重談藝,云樹蒼茫意不疏。”他用“冀北江南遠寄書”來形容與胡適書信往來的情景;用“眉宇照人舒”、“真奕奕”等詞語來形容胡適的形象及其看到照片后的感受。而胡適所寄的書是關于金石文字的研究著作,這說明胡適在寄書過程中考慮了陳器伯的愛好與專長,因此陳器伯看到該書后評價道:“語體作金石文字,這是創(chuàng)作。在新金石史,必具偉大的價值”。至于胡適對鄧氏詞集的評價,陳只是說“至為精當,佩!佩!”。


陳器伯致胡適書信之四

由上可知胡適對于陳器伯這樣一位曾在汪偽政權工作的文化漢奸也沒有從一開始就斷然拒絕與其交往,這說明胡適在待人方面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而陳器伯從一開始就采取交流學術的方式,投其所好,以獲取胡適的好感;隨著交往的深入,陳用比較委婉的方式,頻繁地向胡適訴說他的窮困生活,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想讓胡適幫其找工作,以改變窮困的生活。

求胡適幫忙找工作未果

一個可以改變陳器伯窮困生活的機會終于出現(xiàn)。1948年6月,正準備參加高等考試閱卷工作的陳器伯看到報紙上報道張伯苓即將出任考試院院長的消息,他認為“行憲后的試務,一定較前更繁重,延攬各方人材,想必更眾”,因此他趕緊寫信給胡適,陳述兩大理由(“配合旨趣”和“解決經(jīng)濟”),希望胡適能夠幫他找工作。他說:“明德是私立的,教薪五百五十萬,上月調(diào)整后亦僅八百八十萬,對于目前一千多萬一擔米是一個絕大的威脅!公務員京區(qū)已調(diào)整為四十二萬倍,更是望塵莫及……先生以為器在試院中謀一枝的棲托,不知適宜否?這不是做官的問題,一方面配合旨趣,一方面解決經(jīng)濟。很冒昧的請先生寫一封信給張伯苓先生,作一個道義的紹介?!?/p>

在這封6月17日的信中,陳器伯仍不忘繼續(xù)恭維胡適。當時有報紙報道胡適將應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邀于8月11日在荷蘭舉行的各大學預備會議發(fā)表演說,討論大學在世界合作中的力量問題。因此,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恭維道:“一定有很好的言論提示于國際,凡是國人,誰不翹企!”

胡適在收到信后,沒有斷然拒絕他的請求,并告誡他不要著急,如果有合適工作的話,可以幫忙介紹。而這在陳器伯給胡適的回信中可以得到證明:“上次所說的事,器意亦不在于亟亟求先生紹介,就是先生所說的萬一張公(或他方)有向先生要人時,先生以器為可勝任的予以提出?!倍m的這種積極態(tài)度讓陳器伯發(fā)出“先生肯允許,真是十二萬分的希望和感謝”、“此意保存在先生的意中,就感激不盡了”的感慨。他還在7月19日、9月19日這兩封信的信末強調(diào)自己的通信地址未變,并在9月24日的信中表示他一直在“靜候機緣”。

此外,在這段找工作期間的往來信函中有陳器伯的一些自白,這些自白有助于進一步了解陳的性格。當時他正準備參加高等考試閱卷工作,之所以作此選擇是“因憚聯(lián)襄試委員”。從明德女中辭職后,他感嘆“現(xiàn)在安分守己的人,生活上最有威脅”。他自謂“是一個無黨派、無京教的學人,完全抱自由主義”。他的這些自白反映了他為何會遭人排擠,并發(fā)出“行將五十,真受了不少的教訓”,“然亦無可奈何”的感嘆。這說明陳器伯是個膽小怕事的老實人。

除自己的事之外,他有時候還代他人向胡適求助。如陳器伯于1948年9月19日、24日先后兩次致信胡適,希望他能給紹興的小云棲寺題詞。在19日的信中,他先是重點介紹了該寺的歷史人物和名勝古跡“紹興小云棲寺有萬香和尚遺跡……越中名勝,兼右軍蘭亭、放翁快閣,鼎足而三”;繼而又有針對性地介紹現(xiàn)任住持印西上人的基本情況,說寺主“能詩、工畫、擅金石,寫信如六朝人”。這樣做是想告訴胡適現(xiàn)任住持屬同道中人,以便打消胡適心中可能存在的掉身價疑慮,并最終達到讓胡適題字的目的。

然而此時的胡適已于9月17日抵達南京,正忙于準備出席即將在這個月召開的中美文教基金董事會、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暨第一屆院士會議,以及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二屆年會,如此多的會議讓胡適無暇顧及陳器伯的請求。而陳器伯自然不會輕言放棄,他于24日致信胡適:“讀報知集會甚忙,深佩賢勞。前有一札,代印西上人請求法書,想蒙垂察?!?/p>

經(jīng)歷了漫長的等待后,陳器伯終于等來了胡適的回信。11月18日胡適寫了一首答陳器伯的小詩:“偶然寫了懶僧詩,我本無心你莫疑,樹下六年枯寂坐,圣人辛苦為人時?!碑敃r,國民黨在戰(zhàn)場上剛經(jīng)歷過遼沈戰(zhàn)役的慘痛失利,并準備應付即將爆發(fā)的淮海戰(zhàn)役;在經(jīng)濟上,金圓券改革已使民眾怨聲載道,即將宣告失敗。胡適雖說對做官并無多大興趣,但他所主張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國路線仍體現(xiàn)了其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傳統(tǒng)士大夫“士志于道而仁以為己任”的信念,所以他用這詩告訴陳器伯不要懷疑他的救國情懷。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適對時局頗感無奈的境地。另一方面,胡適通過佛祖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六年的苦修最終修成正果的經(jīng)歷,也是告誡陳器伯應該放棄做官的念頭。


胡適給陳器伯的回信

當陳器伯收到胡適的這首詩后,心中充滿著喜悅與快慰,還為胡適姍姍來遲的回復找了個“久不作詩”的理由。在細細品讀之后,他似乎領會了胡適所要表達的含義,遂于11月22日就胡適詩中“樹下六年枯寂坐,圣人辛苦為人時”一句作詩回復,其所作的“一聲棒喝禪關破,喧寂榮枯兩忘時”,更是道出了陳器伯的心聲。他是想告訴胡適,在胡適的棒喝教育下,他已經(jīng)對做官沒有興趣,現(xiàn)在“喧寂榮枯”對于他來說也已無所謂,這也說明陳器伯最終聽從了胡適的建議。


文化漢奸及其群體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命運與境地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筆者以陳器伯為例,從他與胡適的這段鮮為人知的書信往來中不難看出:一方面陳器伯采用交流學術的方式,投胡適所好,并不忘用委婉的方式向胡適訴說他的窮困生活,頻繁與胡適通信,以取得胡的信任,方便今后向胡適尋求幫助;另一方面胡適并不因為陳器伯是文化漢奸就拒絕與其交往,反而與其談學論道,表現(xiàn)出胡適的寬宏。1948年的胡適本有機會做官,但他一直奉行走非政治的文化思想救國路線,熱衷于對學術的追求,不愿做官;但有時候又會礙于人情面子,參與其中,活躍在政治前臺。這體現(xiàn)了胡適在面對政治時內(nèi)心的矛盾心態(tài)。但總體來說,熱衷自己感興趣的學術而對政治、思想等其他方面也不能完全忘懷,是1948年胡適心路歷程中矛盾與糾結的表現(xiàn)。因此,隨著中國政治時局的變化,尤其是當國民黨在遼沈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失利后,胡適不禁反省“三十年來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國路線是走對了,還是走錯了”,并發(fā)出“在抗戰(zhàn)勝利后,只知鉆到自己有興趣的學術活動里,未在思想戰(zhàn)場上努力”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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