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慶斌：循著“歷史與人”的線索

本文原題《2018年個人閱讀拾零》?，F(xiàn)題為編輯所擬。

作為青椒，面對績效考核和項目制管理的壓力，深感閱讀已不再純是為己之學，除應對課堂教學外，還不得不摻雜知識生產的焦慮。2018年伴隨著研究興趣在上海史、法律史和中外關系史間游移，個人精力主要投入于史料和經典著作的閱讀中，對新出學術類書籍關注有限。

本年度閱讀過屈指可數(shù)的幾部新書中，孫歌教授的《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3月）令我印象深刻。該書脫胎于孫歌教授在上海師范大學的系列演講，其中第一講“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和第二講“歷史與人”不斷喚起我在平時研究中面臨的諸多困惑。作者對普遍性的反思大致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從當代學術生產入手，指出某一觀念、價值或理論的普適性只是一種經不起推敲和追問的知識感覺而已，所謂的普遍性知識不過是許多特殊性知識之間競爭的結果，這種普遍性感覺容易夸大域外特殊知識的可復制性。其二是為學界打造新的知識感覺，尋找一種新的理解維度，來建立特殊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之間的關聯(lián)。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知識并非個案研究的歸宿，而是理解個案間差異的起點。通過這一視角的轉換，研究者不應糾結于如何將個案“上升”為普遍性，因為個案間的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差異性本身。強調差異的特殊性才是對普遍性知識的完善。

相比當下西方觀念的跨語境實踐問題，我更加在意上述討論對歷史研究的啟示。盡管有學者強調“不碎無以立通”，但如今歷史學界對碎片化研究的焦慮已經蔓延到各個二級學科?，F(xiàn)實中幾乎每個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對象都是細碎的和特殊的個體，所有個案研究都會在評閱時被問及“研究意義”為何、“代表性”為何或是能否上升為一種宏觀或中觀的理論。此外，以小見小就事論事式的個案研究還被認為是學科內部以及學科之間交流的障礙。孫歌教授通過大量例證認為，從不同個案抽象出的普遍性結論，幾乎剝離了個案所有的特殊性。由此得出所謂普遍性的結論往往難以應對經驗世界中的具體問題。根據(jù)孫歌的定義，普遍性是一種態(tài)度或方法，而不是一種相對于個別性存在的抽象價值。普遍性是無數(shù)個別性之間建立關聯(lián)相互理解的媒介，而非取消了個別性本身。普遍性只是研究的工具，甚或只是一個環(huán)節(jié)而已，真正的終點是加強對獨特性的認識。孫歌從辯證法出發(fā)，強調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輔相成，對特殊性的理解越深入實則豐富了對普遍性的認識。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歌的反思才能夠對史學界有關碎片化的討論有所助益。學界所批評的碎片化研究，并非錯在研究“碎片”，而在于不少學者未能展現(xiàn)碎片所代表的特殊性。碎片的特殊性往往難以從碎片本身加以發(fā)掘，而普遍性恰是比較和理解每個獨特性的媒介。這絕非是鼓勵碎片研究多多益善，而是隨著視角的轉換，借助普遍性返回到個案研究本身，發(fā)掘有價值的特殊性。簡而言之，特殊性既要放在已有對普遍性的認識中展開，而特殊性的彰顯為反思虛假的普遍性提供了可能。

本書第二講“歷史與人”中有一節(jié)專門討論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按照經典唯物史觀的論述，偶然性對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僅僅起到加速或減速作用，某一偶然性事件可以被其他偶然性事件所替代或補充。例如在作為一戰(zhàn)導火索的薩拉熱窩事件中，奧匈帝國皇太子遇刺是偶然事件，但是一戰(zhàn)爆發(fā)已是箭在弦上，所以沒有奧匈帝國皇太子遇刺事件也會有其他偶發(fā)事件構成一戰(zhàn)的起點，所以偶然性事件被某些歷史學者認為沒有價值。孫歌質疑這種必然性和偶然性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指出所有偶然性事件都被描寫成必然性的體現(xiàn)，但只要是“偶然性”事件，理論上就不會被必然性回收，也未必會被其他偶然性所替代和補充，而是一定會超出必然規(guī)律的支配，體現(xiàn)出歷史事件的個別性，這種個別性應當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關注。在研習上海史和中外關系史的過程中，有時吸引我的是一線談判代表的個人因素對中外關系走向的影響。這些所謂的偶然性需要在對歷史的一般解釋中予以安置。以往研究者或是執(zhí)果索因，對史料進行裁剪以符合經典的帝國主義侵華史敘事，或是將中外雙方置于信息溝通順暢的理想狀態(tài)之中，以此推演外交行為背后的理性動機，這些取向皆忽視了近代中外交涉活動中國際層面、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的差異，以及談判代表因個人閱歷、精神氣質、信息不對稱等偶然因素而對本國既定外交方針的增刪和曲解。今年閱讀過的兩部書便不同程度涉及這一主題。

法國傳教士兼漢學家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曾于1844年至1846年期間擔任法國拉萼尼使團的翻譯，因其在中法《黃埔條約》談判中的卓越貢獻，被法國政府授予榮譽騎士勛章。加略利1844年的日記于2013年翻譯出版（[法]加略利著，謝海濤譯：《1844年法國使華團外交活動日記》，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法談判中有關傳教條款的設置。法國使團來華之前，法國外長基佐指示使團的主要任務是清政府建立通商關系，并未提及在華傳教事務。拉萼尼的前任所起草的中法條約文本中甚至不包括領事裁判權。這和一般晚清中外關系史研究視商業(yè)利益為英國在華核心利益，視傳教自由為法國在華核心利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抵達澳門之后，拉萼尼與清政府官員的接觸并不愉快，同時與美國談判代表顧盛的交流中逐漸認識到只有獲得比英美更多的在華特權，才能向清政府和法國政府彰顯他的個人能力。加之彼時法國國內神職人員批評政府支持傳教事業(yè)不力，所以拉萼尼和加略利認為爭取廢除清政府對基督教的所有禁令，有助于向教會證明法國政府的保教態(tài)度。而早在談判之前，由于和法國遣使會矛盾重重，加略利急于在中法談判中建立個人的功績，以回擊國內的批評。談判的中后期拉萼尼和加略利就中法條約中增加傳教自由的條款達成一致，但有趣的是，由于法國外長基佐是新教徒，所以拉萼尼認為應要求清政府對所有基督教開禁，而加略利則只想傳播天主教。中法《黃埔條約》中有關解禁天主教的條款此后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甚大，而該款起初并不在法國外交部的談判計劃中，而完全與談判代表的個人境遇和利益訴求相關。

與拉萼尼和加略利的來華經歷相似，鴉片戰(zhàn)爭后來華的美國代表顧盛同樣試圖在條約談判中加入個人的思考。Eileen P. Scully在《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1844-1942》中已對此有過初步討論，美國學者絡德睦（Teemu Ruskola）的近著《法律東方主義：中國、美國與現(xiàn)代法》（[美]絡德睦著，魏磊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就顧盛個人對19世紀中美關系的影響進行了更加細致的解讀。與幾乎同時來華的英法代表相比，身為教徒的顧盛兼具律師身份。一般認為，中美《望廈條約》中對領事裁判權的細化與此不無關聯(lián)。

然而，彼時美國的立國精神與西歐的殖民帝國存在根本沖突。19世紀早期美國外交中尚能堅持主權平等原則。美國與太平洋國家如夏威夷群島（1826年）、大溪地（1826年）、薩摩亞（1939年）和蘇祿（1842年）簽訂的通商條約中沒有包含治外法權。即便在亞洲，1833年簽訂的《暹美友好通商條約》中也明確了在暹羅的美國人受到暹羅法律管轄。由此不難理解在1821年廣州一口通商時期著名的德蘭諾瓦案中，美國船長不顧英國商人的抗議，將誤殺華人的水手德蘭諾瓦交由清政府審判，后者被處以死刑。當時美國國務院盡管對清政府的法律不滿，但仍認為在華美國人觸犯帝國法律時應該自擔風險。起初，美國派遣顧盛使團的主要目的同樣是締結一個通商條約，并不涉及領事裁判權。盡管中英鴉片戰(zhàn)爭時期，美國政府甚至傾向于清政府一方。1840年顧盛還曾在眾議院演講中支持清政府對抗英國，認為清政府充分享有國際法規(guī)定的權利。

待到中美談判時，顧盛向美國政府抱怨他屢次遭受廣東官員的“無禮對待”，直接的后果之一，便是顧盛在談判中采取強硬態(tài)度要求在條約中加入一條范圍廣泛的治外法權條款，盡管這并非他所受指令的一部分，同時也和美國立國精神相違背。事后，顧盛在發(fā)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辯解道，國際公法應該是“基督教共和體”（Christian republic）的公法，必須將充分主權建立在宗教普世主義的基礎上，以此取代了19世紀歐洲法律實證主義對國際關系世俗化的解釋。顧盛在華不愉快的個人遭際，不僅改變了中美談判的走向，他以“基督教共和體”的方式證成了美國治外法權的主張，對美國外交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后美國在與亞洲和大洋洲國家的新訂條約中都加入了領事裁判權等條款。顧盛的言說不斷被援引，以此論證東方世界的無法性，美國的法律帝國主義由此展開。概言之，偶然性可以在歷史學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例如上述個人在外交活動中的“特殊”作用，確實能夠豐富和修正我們對近代條約口岸體制演進過程的“普遍”認識。

循著歷史與人的線索，將眼光從近代中外關系史上的大人物投向城市中的普通人。近四十年上海史研究經歷了從沉寂到顯學的過程，可謂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一朵奇葩。不過，研究門檻的升高難免催生一些低水平重復的成果。即便如此，上海史研究絕非到了題無剩義的境地。個人目力所及，現(xiàn)任教于艾克斯·馬賽大學（Aix- Marseille Université）的法國學者安克強教授的新書《鐮刀與城市：一部上海死亡社會史》（Christian Henriot, Scythe and the City :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或許是近年值得推薦的一部上海史研究著作?！按箸牭丁保╯cythe）代指西方文化中的死神，如果采用更加本土化的譯法，書名改為《幡與城市》或許更加貼切。作為近代中西交沖的前沿，上海城市現(xiàn)代性已被研究者反復闡發(fā)。不過，對霓虹燈外的底層平民而言，他們每日經歷的并非所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更多是魯迅筆下非生即死的殘酷時代。在陰冷的標題之下，本書不僅延續(xù)安克強一貫的實證風格，以及在量化和可視化方面探求歷史細節(jié)的努力，而且在研究對象方面，聚焦于近代上海城市中的普通人的死亡、死者和尸體管理，具體討論城市背景下，死亡的形式和表達，展現(xiàn)中國人有關死亡的實踐和信仰在晚期中華帝國至民國期間的演變，別具新意。

首先，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便是將“死亡”拉回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視野之中。誠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已有中國城市人口研究涉及人口計量、人口變遷等，但個體生命的逝去并沒有被納入研究者的法眼。而具體到有關死亡的專著，則往往和政治暴力、戰(zhàn)爭有關，如暗殺、鋤奸、就地正法等方面。盡管人類學領域對死亡和喪葬儀式關注甚多，但這部分學者基本不關心城市的情況。漢語學界的喪葬史研究，關注古代風俗、葬禮和墓碑遺跡等，很少涉及現(xiàn)代史。作者力圖引入社會史研究的視角，討論死亡背后的大眾文化和人口數(shù)量劇變的年代對底層個體生命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安教授的工作已經不局限于學術生產，而是兼具了史家的悲憫情懷。

其次，在方法論層面，安克強借鑒了西方身體史研究，強調文化和權力對身體的建構并加以詮釋，設法移情入境去體驗和感知歷史上的身體。本書為讀者展現(xiàn)了理解死尸這種身體特殊形態(tài)的三個不同的維度。第一，人們對尸體的處理體現(xiàn)了一個移民城市內部復雜的社會區(qū)隔。無論就地集中埋葬還是千方百計運回故土安葬，都展現(xiàn)了不同地域移民的身份認同。第二，安克強特別強調了尸體的商品化。尸體的商品化指民間機構提供的殯葬服務。1937年中日戰(zhàn)爭期間，市民死亡率的上升為投機者帶來商機，尸體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出現(xiàn)了異化。應運而生的是新興的殯儀館，以及推廣源自西方的現(xiàn)代手段處理尸身以便長期保存。戰(zhàn)前遲遲沒有引入華人殯葬服務的西方醫(yī)學技術，卻在戰(zhàn)后隨著尸體的商品化過程而得以實現(xiàn)！第三，官方對尸體的管控體現(xiàn)了社會治理的差異。租界當局從公共衛(wèi)生觀念出發(fā)，通過市政立法對華人沿街停棺和毫無規(guī)劃的墓地選址進行治理。華界當局直到1937年才逐漸將尸體管理提上日程。抗戰(zhàn)勝利之初，上海市政府面臨戰(zhàn)時大量棺槨和尸體滯留市區(qū)所造成的人地矛盾和衛(wèi)生隱患。對國民政府而言，戰(zhàn)后百廢待興，社會控制力不及戰(zhàn)前。盡管同樣通過市政立法敦促殯葬公司將尸體就地火化或將棺槨移送出境，但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反而刺激了私人殯葬公司成立同業(yè)協(xié)會與政府對抗的局面。而1949年之后新興的革命政權通過公私合營等方式，將整個喪葬產業(yè)納入國家統(tǒng)一管轄，降低了喪葬服務的消費門檻，進而將原本針對中上層社會精英的殯葬服務大眾化，不得不說是社會的一個重要進步，也反映了中共通過政治宣傳和經濟手段治理城市殯葬業(yè)的有效性。

最后，本書的材料運用也有值得借鑒之處。上海華界和租界當局對常駐人口和流動人口的統(tǒng)計信息并不完備，以致難以估算城市人口的死亡率和死亡人口的年齡結構。安克強教授另辟蹊徑，大量利用會館公所的資料。民國時期的同鄉(xiāng)組織負責將旅滬同鄉(xiāng)的棺槨遞送回原籍安葬，因此記錄了大量死者的信息，如籍貫和生卒年月等等。以湖州會館的資料為基礎，大致推算出1930年代上海華人壽命超過45歲者不足三成左右，15歲以下孩童的死亡率高達近25%。除本書外，安克強教授及其團隊耗時數(shù)年的重要成果《上海人口史（1865-1953）》（The population of Shanghai(1865-1953) : A Sourcebook）近日已由荷蘭博瑞（Brill）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繼鄒依仁先生近40年前的《舊上海人口變遷研究》之后，又一本有關上海人口史的力作?！渡虾Ｈ丝谑贰肥崂砹耸攀兰o中葉到1956年近一個世紀的上海城市人口變遷，該書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掘了外文檔案和中文資料中有關上海人口狀況的記述，將會是上海史研究者案頭重要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