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著名學者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馬若德”）生于1930年，于2019年2月10日離世了。雖然老馬這幾年心臟一直不太好，但突然駕鶴西歸，我還是十分悲痛。我和他多年交往的點點滴滴，不禁涌上心頭。我不敢自稱老馬的正式學生，因為我在哈佛時屬于歷史系，老馬是政府系名教授，我從未為了學分上過老馬的課，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受惠于老馬的教誨不比老馬的正式學生少，也許還要更多。老馬對我有大恩大德。老馬是哈佛大學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尤以中國“文化大革命”及起源史研究馳名天下。當年我們幾個為其做助教的中國學生在背后常以“老馬”呼之。不知者尚以為我們在說一個地道中國學者，誰知老馬實乃出身英國貴族家庭的一位人高馬大之洋人。
老馬是一個傳奇人物。20世紀50年代他在哈佛取得碩士學位，然后回到英國，有一段時間甚至當了BBC的節(jié)目主持人。老馬不僅出身貴族，且長得一表人才，有很敏銳的觀察力和分析力。他在70年代就以記者身份接觸過中共高級領導人。老馬在未進哈佛教書前就對中國的政治很有見地，他后來成為西方屈指可數(shù)的中國專家，也和他曾在新聞媒體工作過有關。他對中國的政治人物有第一手的觀察了解，這對許多西方學者和記者而言都是難得的機會，也為他后來研究中國政治打下一個他人所沒有的得天獨厚的基礎。老馬的另一傳奇是他做過英國的工黨議員。后來之所以回到哈佛是因70年代末他落選了，費正清教授便邀請他來哈佛教書。還有一個傳奇是，現(xiàn)在英國有個雜志《中國研究季刊》就是老馬發(fā)起的。他不僅是該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而且做過多年編輯。
馬若德先生
我與老馬的正式交往開始于1994年。在哈佛的前四年有全額獎學金，不必交一分錢的學費。生活費比較寬裕，因此也不用打工。但在我通過博士資格考后，雖然不用交學費，獎學金卻沒有了，我必須開始考慮如何養(yǎng)家糊口了。當時最好的掙錢方法就是在哈佛做助教。雖然我過去從未直接同馬若德教授打過交道，但我早已風聞他的“文革史”在哈佛可是一門極受本科生歡迎的課，這門課通常有200多個學生注冊，每20個學生可雇一個助教，那么這門課等于要有十個助教。于是1994年暑假我冒昧地給馬若德教授寫了一封電子信件，申請當其助教的工作。他很快就答復了，我得到了這份工作。所以我第一份助教工作是老馬給的。哈佛歷史系規(guī)定所有博士生必須有做助教的經(jīng)驗，我因為想在美國謀生，就想在教學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心想多增加點教學經(jīng)驗。結果我在哈佛前后教了近5年書，大多數(shù)時間是做馬若德教授的助教。
給老馬當助教，在經(jīng)濟上解了燃眉之急，使我無后顧之憂。其時老馬的課程極其叫座，做他的助教可以說成了我的篤定鐵飯碗。我當時悄悄想，只要我一日不從哈佛畢業(yè)，我就給老馬做助教。事實也是這樣。從1994年起到1999年我從哈佛畢業(yè)，我?guī)缀趺磕甓冀o老馬做助教，幫他幾次教過兩門大課，乃至成為“比較革命”這一高級選修課的唯一助教。該課無疑是老馬精心準備的課程，比較中、俄、古巴、越南四國共產(chǎn)革命的異同。閱讀量大，極具挑戰(zhàn)，大概只有不到30個學生選修了此課。這門課對老師是吃力不討好，對學生是學分難拿。好像老馬教了一兩次此課后，就不再教了。我的大潑冷水及經(jīng)常打?qū)W生小報告似乎也起了一些作用。中國有句古話，“對牛彈琴”，聰明如哈佛本科生者，有時也讓人感到有朽木不可雕之嘆。對教書育人一片赤誠的老馬一定感到有點失落吧。
老馬是天才教師。作為他的助教，我們不僅要聽他所有的大課，然后教自己的小班，更有機會一周一次與他共進工作午餐，聽他無私分享教書的真經(jīng)及如何讓學生對自己的課真正感興趣。他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很多特質(zhì)，風流倜儻，能言善辯，這些都是不少人所缺乏的，我也只能心向往之。老馬教書口若懸河，然而他確實準備充分。老馬盡管是天才教師，對課程內(nèi)容也教得滾瓜爛熟，但每次上課前他都要精心準備一番。記得有一天上課前，不知有什么急事我要到老馬辦公室找他，沒有預約。到他辦公室門前時，聽到里面老馬大聲預演他當天要上的課。難怪上課時老馬從不看講稿，但卻講得絲絲入扣，恰到好處。原來功夫盡在用心，天才也并不是天生的。
在老馬那里，我不僅得到我來美國后的第一份教職，更重要的是我學到了如何“教”和“學”，取得了不少“真經(jīng)”。一是如要學生感興趣，自己先要真正投入。記得在教“文革”那門課時，老馬告訴我們他要領學生高喊口號“毛主席萬歲”，以便讓學生感覺到“文革”時的狂熱。他讓我們幾個助教屆時分散坐在Sanders Theatre大禮堂的四周(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時，曾在此向哈佛師生發(fā)表演講），到時候他帶頭先喊，讓我們助教立即呼應，最終促成幾百名學生一起大喊“毛主席萬歲”的熱鬧場面出現(xiàn)！幾年后，每當遇見過去的哈佛學生，當他們知道我是此課的助教時，都會跟我提及他們對老馬課堂上此一情節(jié)記憶猶新，終生難忘。想起來可笑的是，我也是在哈佛的講堂里平生第一次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另外，老馬對學生試卷的評分非常仔細，力求公正。學生考試的時候，老馬擔心評分標準不一，會精心準備一份答案提要，讓大家有一個共同標準，他的助教們便按照這份標準答案來評判試卷。
從老馬身上學到的另一個令我終身受益的是，教師如何在教學時充分發(fā)揮和利用想象的力量。2012年在美國共和黨提名總統(tǒng)候選人大會上，好萊塢影星Clint Eastwood表演了把空椅子當作奧巴馬總統(tǒng)的模擬對話及辯論。老馬在教學中也多次用過這一招數(shù)，我個人認為他的表演才華遠遠超過Eastwood。記得某次上課時，老馬坐在講臺上，一會兒表演毛，一會兒表演鄧，用他的天生口才及對中國政治歷史極其透徹的理解，將不同時代的中國生動展現(xiàn)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張開想象的翅膀，充分滿足了學子們的學術好奇心，至今想起來仍讓人回味無窮。
有大師如老馬為榜樣，我在自己也真正始為人師時，時常不敢懈怠。我從老馬處不僅學到了“教”和“學”的幾本“真經(jīng)”，更重要的是學到了對教學的認真態(tài)度。如果我今天能算作一名稱職的教師的話，老馬是“功不可沒”的。我一出道就有老馬這樣的名師傾囊相授，真是三生有幸！如果我還算是一個會教書的好老師的話，其實許多經(jīng)驗都是從老馬這兒學的。
杜甫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取“老馬識途”之意。我之所以在這里一再稱老馬而不是馬老師或馬教授，不僅因為其親切，能真實表達我所感受到的老馬對中國學生的真情，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這“老馬識途”的掌故。老馬對我來說是一位真正識途的老馬，老馬甚至還指導我如何做父母。2008年我重回哈佛擔任瑞德克麗芙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時，研究院非常大方，愿意出搬家費，但我當時還是只身就任。老馬問為何不把孩子們一起帶來，我答曰：“孩子不愿離開老地方，因為他們的朋友都在那?！崩像R馬上一本正經(jīng)地教訓我說：“對孩子還是要強迫的，他們的適應能力其實非常強?！卑峒疫@種事根本不會影響他們的。2011年在香港時打算搬一次家，同孩子們一商量便遭到他們一致反對。但我立即想起老馬民主集中制的告誡，仍決計搬。老馬實在英明，搬家后孩子們很快就喜歡上了新的住所，忘記了他們當初的不愿意。這雖然是題外話，但也充分反映出老馬教授和他的助教之間的友誼。
我自1999年從哈佛畢業(yè)后，一直同老馬保持密切聯(lián)系。我有幸每年都有機會見到他，向他請教、請安。2015年老馬在我任職的香港大學做了幾個月的客座教授，當時的老馬新婚不久，神采飛揚。我為他感到非常高興。衷心希望老馬老驥伏櫪，為中國學術發(fā)展，為學子的不斷成長，為東西方中國研究的不斷進步，奮蹄揚鞭，勇往直前。
2017年我在哈佛大學的瑞德克妮芙高等研究院短期客座時，老馬告訴我他經(jīng)常到健身房，有私人教練。其身體狀況不錯。2018年夏我在瑞德克妮芙高等研究院再次短期客座時，老馬當時人在英國，我沒有機會見到他。本打算今年回哈佛閉關寫作時，多住些日子，多同老馬相聚，沒想到老馬撇下他心愛的哈佛大學，居然到天國去了。在天堂的老馬也許會同毛澤東、鄧小平一起討論中國。老馬千古！
（本文部分內(nèi)容來自徐國琦《邊緣人偶記》學術自傳，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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