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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故宮院長都寫了什么書?好看嗎?

4月8日,故宮博物院“網(wǎng)紅院長”單霽翔退休的消息引發(fā)社會關注。在他任內,開放宮門、推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94年來首度開放故宮夜場……千姿百態(tài)的“新玩法”讓故宮“活了”,也讓院長“火了”。諸多媒體

4月8日,故宮博物院“網(wǎng)紅院長”單霽翔退休的消息引發(fā)社會關注。在他任內,開放宮門、推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94年來首度開放故宮夜場……千姿百態(tài)的“新玩法”讓故宮“活了”,也讓院長“火了”。

諸多媒體在對單霽翔表達敬意之時,常常引用他的“金句”:“故宮歷史上有六任院長,我是第六任。每一任院長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是每一任院長都沒有好下場?!甭犅劥苏Z,讓人嘆息,也讓人好奇,故宮歷任院長都是什么樣的人?今天,我們通過故宮歷任院長出版的專著一起來認識他們,故宮院長都寫什么書?有什么特點?好看嗎?

前代院長:專業(yè)考古,兼職做院長

以2000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故宮的“前代院長”與進入21世紀后故宮院長們的著述風格和主題存在明顯差異。要司管故宮,先得懂古跡保護、懂文物管理,因此,2000年之前,具有考古學背景的專業(yè)人士成了故宮院長首選?!扒按洪L”中,張忠培、呂濟民都是如此,他們的著述也更偏重專業(yè)性。

張忠培

張忠培于建國初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隨后在吉林大學長期任教,與此同時,他還主持全國多地的大規(guī)??脊叛芯抗ぷ鳌?988年,時年54歲的他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如今,張忠培流傳最廣泛的是《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全書收錄24篇論文、訪談,是一本考古領域的專業(yè)性著作。書中收錄的文章,極具上代學人的風貌,著墨大問題,多是探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思考”、“淺述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這一類的宏大命題,每篇文章的話語風格,老先生都像上一堂課一般,娓娓道來。


《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

與張忠培類似,1991年出任故宮代院長的呂濟民也精于特定的專業(yè)領域,不過,他的視線已經(jīng)慢慢轉向故宮。2004年,他的專著《中國博物館史論》出版,盤點了全國多地的博物館及其給今人帶來的啟示。這本史論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當談及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時,用大篇幅談了“搞活創(chuàng)收”的問題,并提出“經(jīng)濟收入”和“教育作用”是兩條衡量博物館辦得好壞的主要尺度,將這樣的論述置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背景下,頗具創(chuàng)見,也形塑了今人對博物館的基本認知。


《中國博物館史論》

21世紀以來的院長:專著更聚焦故宮

鄭欣淼是故宮進入21世紀后的第一位院長,他的專著風格與前代院長極為不同。他不再從考古或者博物館的視角來看故宮,而是抓住故宮本身,提出與“敦煌學”相呼應的“故宮學”。所謂“故宮學”,就是“以故宮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為研究對象,集整理、研究、保護與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學問和學科。換言之,故宮學既是一門獨立學科,也是一門知識或學問的集合”。

《故宮學概論》是鄭欣淼的代表作品,其中詳解了“故宮學”提出的緣由與學科框架。鄭欣淼認為,故宮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三個方面,分別是故宮、故宮文物與故宮博物院。而以學科來區(qū)分的話,又可以分為22個子學科和支系,例如“故宮音樂學”、“故宮民族學”、“故宮古器物學”……而今,“故宮學”并非一個空殼概念,在這一框架下已有多本專著面世,如周乾的《故宮古建筑的結構藝術》、魏奕雄的《故宮國寶南遷紀事》等。


《故宮學概論》

2012年,單霽翔接棒故宮院長之職,任職七年內,他在不同場合的“金句”迭出。不過,反觀專著作品,則是以嚴肅的工作論述為主。目前已出版的單霽翔專著作品,以文集、論叢為主,出版的各類圖書超過70冊,是歷任故宮院長中專著最多的一位。

這70冊書由幾個系列組成,但是內容多有重復。以其中的“平安故宮·思行文叢”和“文化遺產(chǎn)保護論叢”兩個系列為例,“平安故宮”系列從2012年起每年出版一本,是單霽翔當年的言論綜編,每本分為“文章編”、“講話編”、“報告編”、“提案編”、“訪談編”,把單霽翔一年以來在公共場合的演講、稿件、訪談全部收錄于此。這些文字與單霽翔的工作緊密聯(lián)結,讀者可以從其中讀到他的工作理念和方式,但對于工作之外的生活,或是其他方面的研究,他談得很少。


“平安故宮·思行文叢”之《壬辰集》、《癸巳集》


“文化遺產(chǎn)·思行文叢”之報告卷

而“文化遺產(chǎn)保護論叢”則是對“思行文叢”里“文章編”與“講話編”進行摘選。“思行文叢”按照時間軸線來分,一年一本,每本書里關于故宮的各方面內容都有。“文化遺產(chǎn)保護論叢”則按相似主題來區(qū)分,例如《博物館的市場營銷》、《博物館的文化責任》、《博物館的文化傳播》、《博物館的觀眾服務》……文章還是那些文章,只是組合的形式重新更替。


“新視野·文化遺產(chǎn)保護論叢”系列

故宮的花邊著作

歷任故宮院長或是深耕專業(yè)領域,或是一心關懷故宮發(fā)展,出版的著作、文字似乎都還帶著“院長包袱”,正正經(jīng)經(jīng)、四平八穩(wěn)。相形之下,一些媒體人、故宮工作人員以故宮為主體寫作的回憶錄、雜文在寫作過程中“放飛自我”,讀起來更有趣味。

原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那志良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員會,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前身,1933年,他押運故宮古物南遷,此后一生就職于臺北故宮,后人將他的文字集結出版為《我與故宮五十年》。作為自傳,那志良先生在寫作時隨性寫意,因此也留下一些故宮“異聞”:1933年,在國民政府準備南遷故宮文物的前夜,宮里的工作人員坐在一起閑談。有人問起為什么雨花閣上的四條大龍有一條用鐵鏈鎖?。磕侵玖枷壬f因為這條龍曾在一個夜晚,從雨花閣的屋頂上下來,到皇后院中的大缸里喝水,被皇后看到,嚇了一跳,第二天皇上就派人把它鎖住,免得它再下來作祟。又有人說起,民國后,曾有消防隊員在文淵閣站崗,看到一只黑狐,黑狐坐在文淵閣階下,前腳并攏,上下?lián)u動,像是給消防員作揖。消防員害怕,就解開褲子,向它小便,黑狐跑了,但他感覺有人在臉上打了一巴掌,第二天發(fā)現(xiàn)臉腫了半邊……

龍狐傳說,畢竟虛妄,要討論故宮發(fā)展的現(xiàn)實問題,若能抓住要害,也會激發(fā)讀者的閱讀欲,這方面的代表作當數(shù)日本媒體人野島剛的《故宮物語》。書中,野島剛直率地拋出問題“兩岸故宮哪個好?差別在哪里?”讓人眼前一亮。

根據(jù)他的對比分析認為:以往廣泛流傳的“北京故宮空殼說”不可輕信,具體來看,收藏品方面,北京故宮在數(shù)量上壓倒性的多,臺北故宮的收藏品相比來說體量極小,但是知名文物多。北京故宮是世界級的建筑,然而,作為博物館而言,面積太大,讓人難以專注于文物鑒賞。臺北故宮的環(huán)境有利于鑒賞文物,但面積又實在太小,承載力不足。這樣的結論讀來平衡穩(wěn)妥,似在預料之中,但其直率地闡發(fā)所想,直面問題,卻是寫作中可貴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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