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胡志揮憶楊憲益：去他們家，帶瓶酒就可以聊天了

楊憲益是我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他不僅中譯作品頗豐，而且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方面居功甚偉。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共同獻身翻譯事業(yè)半個世紀，從《紅樓夢》《離騷》《儒林外史》《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到魯迅、巴金、沈從文，讓西方人讀懂了紅樓舊夢、魏晉風骨，讀懂了中國文化。另一方面，楊憲益完整的中譯作品共有九部，均為世界名著，且在成書年代、語言、體裁等方面跨度極大。這些作品充分展現(xiàn)了他包攬古今、學貫中西的素養(yǎng)和筆力，更打開了中國讀者閱讀西方經(jīng)典的窗口。今年適逢楊憲益逝世十周年，世紀文景首次集結(jié)他的完整中譯作品，出版《楊憲益中譯作品集》，世人得以全面地領(lǐng)略近代翻譯大師的風采。

《楊憲益中譯作品集》（全五卷）收錄了楊憲益翻譯的《奧德修紀》《鳥》《兇宅》《牧歌》《地心游記》《羅蘭之歌》《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近代英國詩鈔》等九種作品，上至西方文明發(fā)源的古希臘時代的史詩、戲劇，下至近現(xiàn)代歐洲工業(yè)文明崛起之后的新式文學體裁——科幻小說及現(xiàn)代詩歌，可謂時跨古今、無所不包。其中，《兇宅》《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等均為楊憲益獨家的珍貴譯本，而《奧德修紀》《地心游記》《近代英國詩鈔》等經(jīng)典作品已然斷版多年。

這部作品集將篇目依年代體裁整合為五卷?！秺W德修紀》采用突破性散文體翻譯，是西方文明源頭——荷馬史詩獨一無二的譯本；《鳥·兇宅·牧歌》涵蓋了“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唯一神話類作品，影響了莎士比亞的普勞圖斯之代表性喜劇，及但丁、雨果追懷的古羅馬桂冠詩人維吉爾的揚名之作；《羅蘭之歌·近代英國詩鈔》是中世紀英雄史詩與現(xiàn)代詩歌的隔空相遇；《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囊括了愛爾蘭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的兩篇經(jīng)典作品，既有對歷史的回望，也有對現(xiàn)實的批判；《地心游記》則是科幻小說之父儒勒·凡爾納代表作品之一。

回首往昔，楊憲益的譯本成稿雖早，卻久經(jīng)淘洗，自問世以來便哺育了一代代讀者。楊憲益的早年教育便可謂國學、西學共冶一爐，在牛津大學時更受到古希臘羅馬文學和英法文學的專業(yè)訓練，有著豐富的中外互譯經(jīng)驗。他的翻譯以“信”和“達”為首要原則，舉重若輕、通達雋雅，可讀性強。譯作各具魅力，不單是文學名篇，更是歷史記錄，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文學風貌。據(jù)悉，《奧德修紀》《地心游記》《鳥·兇宅·牧歌》已經(jīng)上市，《羅蘭之歌·近代英國詩鈔》與《凱撒和克莉奧佩特拉·賣花女》兩卷即將出版。

譯著等身的另一面，是楊憲益、戴乃迭伉儷沙龍交際，攜掖后輩的佳話。臺灣音樂人侯德健曾在《楊憲益二三事》一文中回憶到，“1980年代，‘混跡’于楊憲益家的還有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大使、專家，也有楊憲益的老朋友們——1940年代，一群知識分子曾在重慶搞過一個‘二流堂’，后來隨著大時代的變遷而搬到了北京，從重慶‘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楊憲益始終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躍的成員?！母铩Y(jié)束后，老朋友們又開始互相往來了，楊憲益把自己家的聚會戲稱為‘新二流堂’?！?/p>

彼時的聚會上，既有黃苗子、郁風、丁聰，這些民國時期便結(jié)交的好友，還有很多在華的留學生以及兩人的中國同事和學生。當年供職于外文局《中國文學》英文版編輯室的編輯胡志揮告訴筆者，作為刊物主編的楊憲益不僅是他的領(lǐng)導(dǎo)，“有的時候更像是師長和父親?！彼貞浾f，無論是外國朋友還是中國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婦兩人都會拿出威士忌或是白蘭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別的東西都不用帶，只要帶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p>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志揮同楊憲益夫婦和女兒都私交甚篤，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楊憲益甚至把夫人生前用過的墨鏡全部交由胡志揮收藏。

楊憲益將夫人戴乃迭生前用過的墨鏡交由胡志揮收藏保管

以下是胡志揮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的口述：

1950年代我第1次來北京工作，當時是在俄語學院教書，教俄語（筆者注：1955年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改為北京俄語學院。1959年北京俄語學院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設(shè)俄語等6個系）。1969年珍寶島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后，中蘇徹底交惡，我就被調(diào)到了新華社攝影部工作，就是給一些圖片配英文說明，也做一些翻譯的工作，英翻中、中翻英都會做。我在新華社呆的時間并不長，因為我是一個教書的，覺得呆在那里有點大材小用，所以就跟領(lǐng)導(dǎo)提出來，還要回去教書，于是被調(diào)到了科技大學，在錢學森手下為他的研究生班培訓外語。再后來我就到了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又認識了錢鍾書先生，他和楊憲益先生是朋友，當年都在英國牛津讀過書。

1979年春，錢鍾書向楊憲益推薦了我，到楊憲益主編的《中國文學》英文版當編譯，開始翻譯英文版的《中國文學》雜志，算是楊先生的同事了。我們的關(guān)系是多方面的，既有師生關(guān)系，也像父子關(guān)系，他知道我的英文很好，對我很關(guān)心。其實，在社科院的時候我就認識了楊憲益，那個時候要編譯介紹外國古典文學的書，就請他來翻譯。

楊憲益知道我祖上便是專門從事翻譯工作，向外介紹中國文化的，我的太公胡可莊是上海圣約翰大學第一屆畢業(yè)生，后來在北京燕京大學做教授。我本名叫胡紹渭，渭水在長安旁邊，姜太公釣魚的地方，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生我的時候，祖父做了個夢，夢到一個漁夫來到家里，告訴他有孫子了。我懂事后，覺得姜太公80歲才成就一番事業(yè)，我等不了那么久，就改名為胡志揮，祖父老和我講做人要“三立”，立德、立言、立功。我說我不要三立，我要“三揮”，想、說、做。

胡志揮與楊憲益（右）

作為翻譯，楊憲益是我們最好的領(lǐng)頭人。我后來和他聊天，他告訴我當年留學的時候并沒有想要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國外去，而是想要把國外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他當時覺得通過學英文學習西方文化的根，那就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回到國內(nèi)后，當老師也會講一些古希臘古羅馬的東西， 1943年他和夫人去了國立編譯館，共同翻譯《資治通鑒》，這才是他們合作以翻譯為職業(yè)的正式開始。解放后，編譯館被取消，他們二人又一同參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全力以赴搞翻譯，做了大量中翻英的工作。除了文學作品，也翻譯了一些別的材料，有些并非是出于他們的本意。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之后，周恩來總理對楊憲益說，他過去翻譯的東西還可以重新出版，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對外國優(yōu)秀文化還是尊重的，不是要掃地出門。那如果要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找誰呢？錢鍾書就推薦了楊憲益，沒有人比他更合適了，他也當然愿意做這些事，這本來就是他的做學問的本行，那時候他便經(jīng)常在社科院的圖書館里查資料。

胡志揮家中收藏的“熊貓叢書”

“文革”結(jié)束以后，改革開放。我們做翻譯就不像過去的時候翻什么都不能由自己決定。按我們個人喜好做些翻譯的工作就多了起來。1981年楊憲益在《中國文學》出版社主持出版了一套“熊貓叢書”，這個項目就是對著英國“企鵝叢書”來的，當年陸續(xù)推出了一百多本高質(zhì)量的英文版中國經(jīng)典著作。1984年張賢亮發(fā)表了小說《綠化樹》，戴乃迭看到后就很喜歡，想把它翻譯成英文，放在“熊貓叢書”中。但前言里張賢亮引用了一句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中，第二部《一九一八年》里的一句話話，形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如何困難，“要在水里絞三絞，在血里滾三滾，還要再在苛性堿中煮沸三次?！碑敃r她來找我商量這句怎么翻譯合適。

張賢亮小說《綠化樹》英譯本

戴乃迭對楊憲益是頂好的，對他毫無怨言，無論是外國朋友還是中國朋友，只要是到他家去做客，夫婦兩人都會拿出威士忌或是白蘭地。所以常到他家去的客人都知道，別的東西都不用帶，只要帶一瓶酒去，就可以聊天了。比如翻譯《紅高粱》的葛浩文來見先生，就會帶一瓶過去，兩個人邊喝邊聊。葛浩文翻譯蕭紅的《呼蘭河傳》，還是楊先生讓我來幫忙做的校訂。楊憲益夫婦非常好客，也愿意幫助別人，別人家有什么困難找上門他們一般也不會推脫。

說到“新二流堂”，“二流堂”這個名字是抗戰(zhàn)時期在重慶，郭沫若給他們起的。（上世紀）80年代后，大家又可以長聚在一起，楊先生家其實也不是很大，也就三四間，但他們夫婦就是好客。（上世紀）90年代以后，他們兩位基本就不做翻譯工作了，就是廣交朋友。我和楊憲益先生既是同事，上下級，也是父子感情一樣的。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他甚至把夫人生前用過的墨鏡全部交給了我留念。2009年，他過世前也給我留了個紙條，對我寄予希望，希望我能夠在翻譯工作上再發(fā)揮些作用。

中國有句古話，“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楊憲益很早就和我說過他自小深受儒學經(jīng)典《左傳》的影響。成年后，他赴英留學，讀的是拉丁文。不久，拜讀荷馬的名著《奧德賽》后，雖覺非常出色，但總感到《東周列國志》的故事內(nèi)容遠比它精彩、深遠得多。為此，他頗想把《東周列國志》譯成英文，推向世界。但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奉命英譯《紅樓夢》，完工后他已步入老年，力不從心了。 我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就在為他的這個夙愿忙碌。1990年，我在他的推薦下，完成了《左傳》全譯本的英譯任務(wù)。接著，1992年，又是在他的建議下，作為練筆，用英文編寫了一本漢英對照的《東周列國故事選》。在我翻譯《左傳》之前，有一個英國人翻譯過，但我并很不滿意。從1983年開始著手翻譯《左傳》，完工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楊憲益給我寫的序言，他認為自己曾把國外最好的著作介紹進來，而我的工作則是介紹中國最好的著作出去。他給我寫的序言，落款就是楊憲益姓名的漢語拼音拼寫，我們都不起外文名字的。

在外文局，我也結(jié)識了巴金先生?！拔幕蟾锩钡臅r候，我有6箱自己淘來的書都被燒掉了，我這里還有一個發(fā)票，是紅衛(wèi)兵當年從我家里把書都帶走，是雇了一個拉車的，拉車的給他們的發(fā)票。巴金知道后就讓我留下這張票據(jù)，因為當年他家里也是類似的情況，所有的書都被拉走燒掉了。巴金要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他說這些票據(jù)應(yīng)該展示在里面。當年他說這座文學館不要弄成一個博物館，他希望這里是完全向公眾開放的，把作家們的書都放在一起，誰來查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