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其章先生來信，讓我寫一篇跟書有關的文字，感激之余，未免惶恐。因為我不會寫書話，謝先生早就知道，而忽然有此雅命，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謝先生的《搜書后記》（岳麓書社，2009年），“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記”云：
今有網(wǎng)名ele者得一書，有劉半農(nóng)題字，那么有趣的題材，可惜ele不會作書話。夜，我于《人間世》第十六期找到一段劉半農(nóng)的話正可提供給他。
引出謝先生的大作，首先為了說明我未打誑語。這個ele，正是區(qū)區(qū)的網(wǎng)名，那本有劉半農(nóng)題字的書，現(xiàn)在還插在寒齋的架上。不過我想，既然謝先生雅命難違，接著他的話頭，由劉半農(nóng)這本書說起，也不失為一個辦法，雖然寫不出書話來，總能為謝先生的文字做個注腳。
劉半農(nóng)
十幾年前，學者吳曉鈴先生的藏書散出，在海王村打捆出售，被我搶到一捆，其中有一本劉半農(nóng)所著《中國文法講話》，北新書局1932年11月初版本。我當時喜歡傳統(tǒng)的線裝書，對民國以后的書并不在意，包括所謂“線裝新文學”，更不用說一本平裝的語法書了。但這本《中國文法講話》例外，成為我珍愛的藏書，蓋因謝先生說的，題字有趣。
這本書的封面有三組題字。中間一組寫“中國文法講話，劉復著”，是印刷上去的。右邊一組，寫“幼漁老兄教。書凡三冊，此為第一冊。書賈未為標明，疏忽該打。復”，下鈐“劉復”印，是劉半農(nóng)的手跡。左上角還有一組，寫“題字非出復手，乃書賈仿書體而為之，可惡”，下鈐“二復居”印，也是劉半農(nóng)的手跡。
劉半農(nóng)著《中國文法講話》
這是劉半農(nóng)送給馬裕藻的書。他們從民國初年就在北大任教，其間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是多年老友，所以劉半農(nóng)的題贈寥寥數(shù)字，卻嬉笑怒罵，別具一格，表現(xiàn)出親切幽默的真性情。
這已經(jīng)很有趣了，可更有趣的還在后面。2005年，就是謝先生在日記中記下的那一天，我在布衣書局論壇上“顯擺”此書，被謝先生看到，當晚他從《人間世》第十六期找到劉半農(nóng)的一篇短文，一字一字錄下發(fā)給我，就是《搜書后記》記下的那段“無題”。謝先生原文照錄，未施標點，我不揣冒昧，且給加上：
無題
余每苦寫字不能佳，但偶得數(shù)筆好耳。而世有嗜痂之士喜習余書，如其習得壞處，撇卻好處，半農(nóng)之罪過大矣，如何得了也。余嘗著一書，付書店印賣，及書出，封面所印字乃仿余體而為之者，余為之愕然。玄同言：此書可謂偽劉半農(nóng)自署封面本。玄同寫字尤不及余，然已能辨余字之真?zhèn)?，可與言寫字矣。
“偽劉半農(nóng)自署封面本”，說的不是這本《中國文法講話》，又會是哪一本書呢？雖然在給馬裕藻的題記中，劉半農(nóng)說書賈仿其字體為“可惡”，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們看到的明明是作者對自己書法的自負。劉半農(nóng)為《人間世》撰寫《雙鳳凰磚齋小品文》，每期刊發(fā)數(shù)則，不料于1934年7月14日遽爾逝世，這篇《無題》編號二十三，發(fā)表出來已在四個多月后的11月20日，竟成遺文。
在編號二十二的《無題》中，劉半農(nóng)說他和錢玄同締交十七年，每相見必打鬧，每打電話必打鬧，每寫信必打鬧，甚至作文章也打鬧。二十三號《無題》就是這樣，以談寫字始，以和玄同打鬧終?！稄V陵散》絕，快樂風趣的半農(nóng)雜文從此不見，未免讓讀者腹痛不已。
在五四先賢中，劉半農(nóng)和錢玄同性情相投，最為知己。特別是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唱雙簧”，在《新青年》上扮演王敬軒與記者相互論戰(zhàn)，對古文舊勢力有摧枯拉朽之功，名字是連在一起的。因此，說完劉半農(nóng)的書，容我再說一本也和五四人物有關的錢玄同藏書。
錢玄同
九十年代末，我在琉璃廠的碑帖店看到一冊《漢武榮碑》。從實用角度講，這冊拓片碑文殘缺漫漶嚴重，用處不大。不過仔細一看，我還是立即買了下來，因為它也構成一個“有趣的題材”。
這冊碑帖封面有簽條，墨筆題“漢武榮碑，中季屬題”，鈐“沈氏仲子”朱?。皇醉撯j“錢夏”“中季”二?。蝗挠弥旃P校過，殘缺的字都做了補正。冊中有一頁鈐有“馬衡印信”朱印。當時我剛讀過《知堂回想錄》，對五四前后的北大很是神往，什么“某籍某系”，什么“三沈二馬”，正盤旋于胸中，忽然看見此冊，怎能不怦然心動呢？
這本《漢武榮碑》，收藏者是錢玄同，只是平生喜歡改名的他那時還叫錢夏，字中季；題簽者是沈尹默，他是沈氏三兄弟中的老二，所以自稱“仲子”；校字者我當時猜測是馬衡，他是金石家，也以研究漢隸著名，為漢碑作校補得心應手，也可說明為何他要在冊中鈐上一枚印章。后來看了《錢玄同日記》，我才知道大謬不然。
1912年10月9日，錢玄同在日記中說：“前托馬四所裱《武榮碑》，裱得有差。取《金石萃編》、嚴編《全后漢文》用朱筆一校，模糊及勒文均注之。誤少裱處，則一格著數(shù)字以明其誤?！痹瓉?，碑中朱字乃錢玄同親筆所校，馬衡因為幫助裝裱而鈐印留念。當時馬衡做一些碑帖生意，1912年9月7日錢氏日記說：“遇幼漁之弟叔平來自上海，攜有寄售之《乙瑛》《封龍山》《曹全》《孔宙》諸碑舊拓，《孔》《曹》兩碑非我所喜，《乙瑛》則頗思得之也?！边@也是二人交往之始。從鈐印看，這本《武榮碑》若是馬衡親手所裱，那將是難得的手澤遺存了。
沈尹默以書法名家，但早期的字被陳獨秀評為“其俗在骨”，罕有流傳?！皾h武榮碑”四字題簽正是其早年面目，似乎也沒有陳獨秀說的那么不堪。
沈尹默題簽“漢武榮碑”
北大文科特別是國文系在進入民國后，浙江人逐漸形成勢力，沈尹默、錢玄同、馬裕藻都在民國二、三年就入校任教。他們不僅是浙江人，還都是章太炎的學生，這才有了“某籍某系”的說法。馬衡雖然入北大較晚，但他是馬裕藻的弟弟，著名的“二馬”中的一馬，當然也是圈子中人。從這本留有三人手澤的《漢武榮碑》，可以想見章門弟子親密往還的情形。
寫到這里，作為腳注已經(jīng)太長，理應打住了。不過我又想起一個人，也和北大、五四，特別是和劉半農(nóng)、錢玄同有關，不妨拉他進來，湊成一個“北大三人組”，雖然在現(xiàn)實中他們勢不兩立，不可能坐到一起。那人就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代表林紓。
北大教授發(fā)起的新文學運動，其實并沒有受到舊文學多少抵抗，基本上如入無人之境，一戰(zhàn)成功。如果林紓不是冒失地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后來又寫小說咒罵田其美、金心異，可能就不會有所謂新舊文學大戰(zhàn)，勝利者會少些炫耀之資，失敗者也會在歷史上保有完美的形象。
但歷史上的事既然發(fā)生了，就是一定要發(fā)生的。林紓為何要向新文學諸人宣戰(zhàn)？人們已經(jīng)分析出很多原因，都有道理。而我的藏書中，恰好也有一點資料與此相關。這是林紓一組信件中的一封，全文如下：
磵秋我兄大人足下：
聞大學堂漢文教習不通武斷至于萬分，至謂惠公為晉文公之父，另一人則謂楊朱即莊周，蔡元培又將古近體詩革命為俚曲。如此種種，斯文將絕矣。吾頗引以為懼。且舍間每星期必有學生數(shù)人聽講，鄙意不如稍為充拓，即福建會館中開一演講會，每星期中午一句鐘，集生徒講周秦漢魏唐宋古文并宋明學案，月作文評改一兩篇，少收學費以備夏日茶水、冬天煤炭之用。擬借通伯、叔節(jié)、又錚及吾兄四位之名登報。至于每月講義，亦托印刷所排印，每文細加評騭，久之亦可積而成書，想吾兄必悅而助我也。
又陳太保駢體壽文一篇，吾頗愜懷，擬排印六十張，以分親友。因同鄉(xiāng)索之者眾，苦無以應。好名之事，吾所不為，今不得已而為此，吾兄幸勿笑。文稿明日謄清寄呈。即詢?nèi)瞻?。弟紓頓首。
林紓信件
“礀秋”是臧蔭松的字。臧蔭松（1884-1967）是段祺瑞一系的政治人物，徐樹錚的心腹幕僚。民國初徐樹錚任陸軍次長，創(chuàng)辦《平報》，臧蔭松擔任主筆，又延聘林紓任編纂，林氏大量詩文都發(fā)表在《平報》上。到后來段系組織安福俱樂部，臧蔭松任總務處長，是實際辦事人。安福國會成立時，徐樹錚用西藏議員的名義，把臧蔭松安插進眾議院，后來又讓他擔任眾議院秘書長，為自己代言，操縱國會。再后來徐氏被殺、段系失敗，臧蔭松脫離政界，解放后出任中央文史館館員?？梢哉f，臧蔭松是林紓與徐樹錚聯(lián)系的一根紐帶。新舊文學大戰(zhàn)時，新陣營眾口喧騰林紓將假手徐樹錚，對北大不利，而從林、徐的實際關系看，未免言過其實，或許這本是戰(zhàn)法的一種亦未可知。
林紓這封信寫于民國六年（1917）四月，函中討論發(fā)起古文講習會，據(jù)朱羲胄《林畏廬先生年譜》，“民國六年冬十月，開文學講習會于城南，講授左史南華及漢魏唐宋之文”，正是信中所議之事的結果（說見拙作《從林紓致臧蔭松書札看“林蔡斗爭”前后》，《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11月13日）。
這封信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林紓對北大教員講課錯誤和蔡元培課程設置的痛心疾首。他開辦講習會，每星期講授古文一小時，與其說是捍衛(wèi)古文，還不如說是與北大爭奪影響力。林紓在大學堂時期曾長期擔任文科教習，辛亥革命后校事停頓去職。民國元年，嚴復短暫出任過幾個月北大校長，林紓和桐城派的馬其昶、姚永概等又受聘為文科教員。不過好景不長，第二年他們就受到新校長的打擊和章門弟子的排擠，憤而離校。此后直到五四前夜論戰(zhàn)爆發(fā)，林紓對章氏學派和章氏弟子，態(tài)度始終對立，對北大則感情復雜。
拋開人事糾葛，林章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而且可能首先由章太炎造成。早在清宣統(tǒng)二年（1910），章太炎就在《學林》刊文評論當時的古文家，稱“并世所見，王闿運能盡其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為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觀汝綸所為文辭，不應與紓同其謬妄”，把林紓自視甚高的古文評得等而下之、一文不值。這當然引起林紓的反擊，多次痛斥章太炎為“妄庸鉅子”，甚至稱其門派為“謬種”。這才有了錢玄同順手回敬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八字真言。
林紓
近年來有人做翻案文章，認為林紓在五四前后作為反派人物出場，完全是被劉半農(nóng)、錢玄同等人用不入流手段拉下水的，實屬無辜。但從他的言行看，大概沒這么簡單。在他寫這封信攻擊北大和蔡元培，并通過辦學與北大爭奪影響力之時，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不過百日有余，錢玄同、劉半農(nóng)的“雙簧”還遠沒有開唱。他加入戰(zhàn)局，應是對北大、章門和白話文運動積蓄已久的不滿和憤怒情緒的總爆發(fā)。《致蔡鶴卿》信中的種種言論，除了維護古文和綱常禮教，細讀起來，其實充滿了對北大的愛恨交織。
晚年林紓，除去翻譯外國文學，留給后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為古文護法，說他對古文的感情已成為一種信仰，也不為過。朱羲胄《畏廬先生年譜》記民國十三年（1924）林紓病重時的言行：
八月初七日，書遺訓十事……六曰：琮子古文，萬不可釋手，將來必為世寶貴。
九月初十日，……及夜，先生謂足股大痛，竟體弗適，然猶以指書子琮掌曰，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未幾而喘，暈而復蘇。十一日丑時，竟捐館舍。
臨終前讓林紓不能釋懷的，只有古文。
前幾年林紓的哲孫林大文先生在《后人心目中的林紓》一文里，披露了林紓的幾封信，是寫給正在青島上學的三兒子林璐的。不過，與勸勉學習古文相反，這幾封信諄諄告誡林璐的，是要學好洋文，“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三成之功治漢文”，這樣才能有飯可吃。至于漢文（顯然包括古文）完全居于次要之地，標準是不寫錯別字即可。
這是我們熟悉的林紓嗎？驚訝之余，也許人們只能說，林紓并非不知道古文大勢已去，單憑古文已吃不上飯，也沒迂腐到即使兒孫吃不上飯也要學古文的程度。他是洞明世事的人，讓兩個兒子分別學習古文、洋文，或可解釋為因材施教。但為什么自己的兒子可以不學漢文，而大學的學生一定要學古文呢？為什么在古文、白話的對峙中要采取后來那種強硬立場呢？我想，除了一位古文家在維護職業(yè)榮譽、一個清室舉人在捍衛(wèi)倫理綱常外，某些個人因素也不能忽視——林紓多次說過，他是一個木強而易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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