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乍看起來比較亂，甚至無序，在不少人看來或是應該批評的，然而一直關注城市設計與活力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兼博士生導師王建國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認為，有時候有些“亂”未必就不好。
他說：“城市活力及其場所營造的原則，尺度要宜小，節(jié)奏要宜慢，我更傾向于一種從自下而上的、人性化的、能被感受和體驗的活力。所以這種有序并不是一個幾何物質空間體的有序，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出發(fā)，我不能認同在一個可見的場所當中，大家都在‘爭奇斗艷’，而毫無城市連續(xù)性維度的節(jié)制。”
王建國前不久應邀在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舉辦講座，圍繞“城市活力保護和再生的設計途徑”的主題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及案例。講座后，王建國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的專訪，闡述了他對于當下城市設計中若干議題的見解。
講座現場
城市活力及其場所營造是城市建筑設計師需要關注的主題。在王建國院士看來，城市活力最初來自于市井生活，市井生活及其場所載體的豐富多樣是維系地方傳統鮮活的必要條件。城市作為一個有機體，永遠存在著興盛與衰亡、保留與淘汰、發(fā)展與保護的雙重挑戰(zhàn)，在城市發(fā)展過程中，一直存在一個有梯度、有中心、有邊緣、有不同年代拼貼積累的形態(tài)建構。
在講座中，王建國院士提出了城市活力及其場所營造的五大原則。
第一，尺度要宜小，節(jié)奏要宜慢。要關注微環(huán)境與人性化的尺度。
成都太古里
第二，雜而不亂，喧而不鬧，動靜相宜，“一個城市中，不是說越‘整潔’就越好，密度和擁擠是兩個概念。”王建國表示，像成都的太古里、北京的僑福芳草地都是很好的案例。
第三，要關注自發(fā)、自愿、自主、自為的城市活力，“你要讓一座城市自發(fā)萌生出自己的城市生活活力，設計者應該探索人群的一些共性的行為，如環(huán)境行為、環(huán)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等。
第四，作為建筑師和設計師，需要以他者身份留意觀察注視城市活動和景觀，“我們經常講看熱鬧、看表演，百姓的好奇心自古至今就是城鄉(xiāng)空間的真實存在，各種傳統的集市、城市的節(jié)慶、鄉(xiāng)土民俗的活動都是人們所喜愛的社會生活，其高度和諧分享、互動的社會參與正是一座城市的活力?！?/p>
丹麥哥本哈根“八字住宅”
第五，建筑空間和功能處理內外關聯和一體化，“內外其實是相對的，隔而不斷。建筑的外立面就是城市空間的‘內壁’。”王建國說道。他以丹麥哥本哈根的“八字住宅”為例——在傳統的社會生活中，自發(fā)性相遇和鄰里互動等都被限制在建筑首層中，而八字住宅把它們徑直擴展到頂層，由直通十樓的連續(xù)散步道和單車徑，創(chuàng)造了一個三維立體的城市社區(qū)，把郊區(qū)生活融入到商業(yè)和居住功能共存的城市活力中。
王建國院士
對話：
澎湃新聞：您在前面的講座中提到城市設計應該順應市井生活的走向；但另一方面，自發(fā)的市井生活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無序的，您認為城市設計是否應該去引導市井生活？
王建國：我認為對于一個城市的所謂秩序有很多種理解。我們一般把它認為是整齊劃一：有一種很好的幾何方式去控制空間和街道，或者是制定有序的制度。但是從市井生活中產生的城市活力并不意味著無序。它其實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上，所以這并不是我們平常所感知到的那種直接的或是用數學的方式去表達的有序，而是一種社會的有序，是從內在的社會代際組織而來的一種有序。
我今天所強調的活力，在過去被我們所忽視了，我更傾向于一種從自下而上的、人性化的、能被感受和體驗的活力。所以這種有序是一種比較復雜的有機體的有序，而不是一個幾何物質空間體的有序，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曾經擔任日本建筑學會主席的蘆原義信寫過一本書，就叫做《東京的美學——混沌與秩序》，書里就是講東京，其實這個城市沒有什么雄偉的城市主線，但是你能說東京就不是一個有魅力的城市嗎？東京非常有魅力，它的魅力在于建立了一種“毛細”的空間組織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有序性”其實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一個概念。過去牛頓建構了物理世界的有序性；后來焦耳證明了能量守恒定律，再到達爾文建構復雜的生命演化的進化論，都是世界復雜有序性的的實證。
我認為在城市中，除了我們平?？吹降哪欠N視覺上的有序——當然它可以產生一種空間上的永恒不朽性——但是同樣需要一種具有復雜維度的多元的有序。這種有序性就是通過活力來營造的。有的時候有些“亂”未必就不好，當中會產生很多新的關系，而一個城市生活的過程中，在空間當中，就應該要不斷產生新的豐富性。我們今天講的有序性是指的建立在生活有序性基礎上的空間載體。
澎湃新聞：今天整個講座的主題是城市活力，現在許多城市都邀請明星建筑師去做一些吸睛的建筑，來帶動一個區(qū)域乃至整個城市的活力，比如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您怎么看這樣的現象？
王建國：我認為一個城市當中需要有一定的視覺標識度和陌生感的刺激，這對于一個城市的發(fā)展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剛才所說的，并不是理性有序的東西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是一直是比較主張設計師可以用能動的方式去參與城市活力的營造和新形象的塑造。 對于這些與眾不同、甚至標新立異的設計，我個人其實是比較認同的。但另外一方面，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出發(fā)，我不能認同在一個可見的場所當中，大家都在“爭奇斗艷”，而毫無城市連續(xù)性維度的節(jié)制。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于這種標志性建筑，我曾經做過一些總結：一個城市應該把它們放在比較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讓大家能夠感受到城市的變化，其次，它應該具備公眾可以共享的建筑功能，如果它能夠結合城市發(fā)展中的一些事件，比如說世博會等等，它就有可能產生建筑本身的外溢的效應。 比如你剛才說道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是弗蘭克·蓋里和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合作，畢爾巴鄂當時是一個衰退中的城市，在后工業(yè)時代，它的許多功能都被廢棄了，這時候就需要一個“催化劑”，來激活城市，當時他們捕捉到古根海姆美術館要在歐洲布點建設這樣一個機會，結合蓋里的設計，美術館建成以后吸引大量游客，復興了城市的活力。
城市的發(fā)展是新陳代謝的，每一代的人可以應該有新的創(chuàng)造?？傮w上我認為，連續(xù)性是一個最主要的層次，但是在局部的地段，可以有一種非連續(xù)性的打破。
澎湃新聞：在推動城市活力上，您談到如今“網紅店”的影響，主要是講了它的積極面，您覺得在實體和虛擬結合的網絡時代，除了“網紅店”的模式以外，還有其他推動城市活力的方式嗎？
王建國：我覺得在今天這個時代，一方面手機讓交往變得特別方便，另一方面，每個人都變得更加孤獨或者說單體化，比如地鐵上，多數人都在看手機，他們和外面的世界之間是“游離”的。那么，是否有一種方式，能夠讓這些離散的、游離的個體重新聚集起來？顯然，用傳統的方式是不行的。而我個人認為“網紅店”是順應了當下這種交往方式的改變以后，所形成的一種新的線上線下結合的業(yè)態(tài)。在一個城市發(fā)展的過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亮點，而“網紅店”可能就是我們在今天移動互聯、熱點頻繁刷新的城市演進過程中的某種標識。我設想：現在網上有同樣購物習慣的人群，他們是否有可能成為一個朋友群，在線下進行聚會？但是，“網紅”也具有迅速更新迭代的特點，且有特定的關注人群，因此，“網紅”店鋪也具有中心性和熱度的臨時性建構特征，
城市活力的實現需要克服不連續(xù)性。我們需要把過去和現在結合起來，兼容并蓄不同的交往類型。城市的活力其實就是建立在一個人最原始的最深層的需求之上，所以它是不會消失的。
澎湃新聞：如今的城市中有大量工業(yè)用地改造為美術館、博物館和藝術園區(qū)的現象，從城市設計和城市活力的角度上，您怎么看待這種改造所帶來的影響？
王建國：工業(yè)建筑相較于一般的民用建筑，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工業(yè)建筑相對來說空間體量較大，優(yōu)先采用框架結構，所以它的空間布置比較靈活。因為它的結構壽命還沒有完成，所以可以被再利用。在工業(yè)用地和建筑改造初期，由于租金低廉、區(qū)位良好的優(yōu)勢，許多藝術家往往會去租借這些廠房。但是，工業(yè)用地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包括用地能否改性、產權業(yè)主開發(fā)獲益與下崗職工權益如何分享、改造的規(guī)劃設計要點在涉及經濟利益時如何合理確定等等。從國內外的實例看，藝術家租用廠房往往是“好景不長”：他們使用了一段時間，土地被炒熱，這時業(yè)主就會提高租金，大部分藝術家就會在遷移到別的租金低廉的地方。
通常，在工業(yè)用地和廠房中，藝術家的改造利用只占其中的的一部分。比如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當時中標的杜伊斯堡內港總體規(guī)劃：他保留了沿萊茵河碼頭邊的一些倉庫和工廠，也規(guī)劃了一些住宅區(qū)，并對濱水倉庫建筑做了一些餐廳進行再利用。所以，我覺得工業(yè)用地的再利用不只是藝術園區(qū)一種，而是多元的。
橫濱美術館
澎湃新聞：您在講座中提到諸如瀨戶內海藝術季、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等活動、展覽對于城市活力的推動，為什么這些具有臨時性的活動對于城市或是鄉(xiāng)村可以產生長久的影響？
王建國：我可以舉一個日本橫濱21世紀未來港的例子?！拔磥砀邸彼诘膮^(qū)域原來是三菱重工橫濱造船所、國鐵高島線操車場和高島渡輪碼頭所在地，在橫濱城市“退二進三”轉型發(fā)展過程中，政府決定把三菱船廠等拆遷并計劃將其規(guī)劃建設成為21世紀橫濱新的都市中心。建設初期，場地百廢待興，就需要一些事件去推動它的發(fā)展，于是，利用場地舉辦了橫濱國際平和會議場?展示會場。這時候只做了兩棟房子，一個是請丹下健三做的橫濱美術館，一個是橫濱洲際大酒店。事實上，因為這個事件，公共交通得到了整治，通過博覽會，觸發(fā)了需求。雖然這是事件是臨時性的，其中的裝置展品最后全部被處理，但這個場地因此得到了“預熱”，通過媒體宣傳報道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效的工作，尤其是對于城市中正在衰退的地區(qū)，可以需要通過這種方式去激活它，下一點“猛藥”，也有助于提升政府改善城市環(huán)境和民生的形象。
2019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主展館片區(qū)俯拍 主辦方供圖
2017年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舉辦地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今年的策展人是瀨戶內海藝術祭、越后妻有藝術祭的創(chuàng)始人北川富朗，在之前的新聞發(fā)布會上，他表示自己可以勝任城市項目，在您看來，通過藝術祭這樣的形式來通過藝術季這樣的形式來激活活力的城市項目和鄉(xiāng)村項目有怎樣的不同？
越后妻有藝術祭中伊利亞與艾米利亞·卡巴科夫（Ilya&Emilia Kabakov）創(chuàng)作的《梯田》
王建國：我個人覺得兩者的區(qū)別還是蠻大的。首先，黃浦江濱江工業(yè)地區(qū)是代表近現代以來中國工業(yè)發(fā)展最高水準的區(qū)域之一，在這樣的場所策劃這種事件，所要見證和表達的意義和在鄉(xiāng)村地區(qū)不太一樣。越后妻有藝術祭我了解有限，個人認為如果在鄉(xiāng)村做藝術展覽，應該去激發(fā)當代人對回歸田園牧歌式生活的意識、以及對于今天的我們從何而來的一種“原鄉(xiāng)”、“原點”和“原型”的認知。
應該強調過去的農耕生產和鄉(xiāng)村生活方式、農具利用和農業(yè)科技發(fā)展。農耕文化代代相傳和口口相傳，是和土地自然、農作方式、農耕作物聯系在一起的，在地性的農耕文化如何傳承并體現其現代性意義可能是表達的重點。而在上海濱江地區(qū)，這種策展可能會體現一種“逆工業(yè)化”城市轉型中濱水工業(yè)倉儲區(qū)在當代的戲劇性華麗轉身：從工業(yè)時代的“寵兒”，到后工業(yè)時代的衰退；從被廢棄、污染，到如今通過藝術的形式去再現和激活，水濱回歸城市、回歸人民。相較于鄉(xiāng)村，這種轉變、這種在時間里形成的對比可能體現得更為激烈，具有某種“鳳凰涅槃”和“浴火重生”的特點。在鄉(xiāng)村，我覺得更多的是用一種鄉(xiāng)愁的意味去激發(fā)當代人對回歸田園牧歌式生活的意識、以及對于今天的我們從何而來的一種“原鄉(xiāng)”、“原點”和“原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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