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起步的0到6歲兒童早期親子閱讀干預項目“閱芽計劃”于2016年4月開始推行，由深圳市政府和愛閱公益基金會發(fā)起。三年以來，哈佛大學教授凱瑟琳·斯諾及博士后研究員陳思作為獨立第三方持續(xù)追蹤評估閱芽計劃。
2019年6月3日，陳思在北京大學發(fā)表演講，分享其團隊的研究成果。
陳思
僅9%家長能保證每天與孩子閱讀一次
親子閱讀對學齡前兒童語言、讀寫能力發(fā)展的益處已得到證實。長期的追蹤研究還發(fā)現，在家里有較多閱讀經驗的兒童在小學、中學甚至大學的學業(yè)也發(fā)展得更好。
研究者主要關注親子閱讀兩方面：一是環(huán)境，即家長是否給孩子提供了足夠的書籍、家里是否有方便親子閱讀的環(huán)境；二是互動?；佑袃牲c：一是觀念，即家長對親子閱讀的理解、希望傳遞給孩子的想法、期望的目標等；二是實踐，即書目選擇、閱讀時長、閱讀方式、精力投入等。親子閱讀還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正式的，即家長目的明確，如希望孩子能學會拼音、認字等；一種是非正式的，強調親子共同閱讀、討論，而并不以識字作為學習目的。
基于此，親子閱讀的質量高低具體可從七個方面評判：一是圖畫書資源，即家長購買圖畫書的數量、內容等；二是教育的效能感，即家長是否能在親子閱讀中承擔老師的角色，與孩子高質量互動；三是充分的表達，即家長是否讓孩子多表達，而非自己從頭讀到尾；四是學習的重點，高質量的親子閱讀應強調口頭語言的發(fā)展，而非識字；五是互動的時間，即是否能保證有充足時間和孩子一起閱讀；六是閱讀的目標，讓孩子對閱讀產生興趣，比學習具體的知識更重要；七是家長自己的閱讀習慣，即家長自己應保持多讀書的習慣。
根據這樣的標準，陳思發(fā)現深圳家長對親子閱讀并不如想象中重視。
其研究樣本包括深圳市1044個0到3歲兒童家庭，兒童平均年齡32個月，家庭平均兒童數量為1.40人，平均成人數量為3.29人，說明大部分家庭至少有一位祖輩等父母以外的人幫助照顧孩子。這些家庭月收入約3萬人民幣，屬于中產及中產略偏上的水平。64%的母親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根據問卷結果，這些家庭為孩子購買的圖畫書數量為平均每家47本，其中包括約11本英語圖畫書。但從閱讀頻率來看，能保證每天與孩子閱讀一次的家長僅9%，能保證每周一次的家長不超過四分之一。而在美國，工薪階層家庭有一半家長能做到每天至少和孩子看一次書。
相比之下，孩子獨立閱讀的頻率稍高，10%的家庭能保證讓孩子每天獨立閱讀一次。但這并不是陳思希望看到的，讓平均年齡32個月的兒童獨立看書，并非理想的親子閱讀模式。
除紙質圖書外，電子設備也是家庭閱讀環(huán)境的一部分。問卷結果表明，這1044個家庭的孩子每天看電視的時間為1.62小時。而國際上普遍認可的0至6歲兒童看電視的安全時間為每天半小時以內，至多不超過1小時。
由此可見，深圳家長雖然普遍在親子閱讀上有較大物質投入，但缺乏時間精力的投入、親子閱讀的能力。
通過“隨機鼓勵”建立可靠的因果關系
閱芽計劃由三部分組成：“閱芽包”、閱芽計劃APP、線下活動。
“閱芽包”中有一個小紅書包、2本給孩子看的圖畫書、2本給家長看的書、圖書館邀請函。其中2本圖畫書從60本精選的圖畫書中隨機抽取，給家長的書包括一本介紹早期閱讀的《零歲起步》和一本精選圖畫書介紹，圖書館邀請函則是邀請家長免費使用社區(qū)圖書館資源，借閱更多圖畫書。在深圳生活的，所有未滿6歲的兒童（項目啟動時設計為自2013年1月1日出生的兒童）均可免費領取閱芽包，每年有超過5萬兒童領取閱芽包，目前已有超過8萬家庭領取。
閱芽計劃APP包括更多資源，家長還能通過APP互相交流、記錄兒童閱讀發(fā)展、注冊參加線下活動。
閱芽包（愛閱公益基金會供圖）
線下活動由閱芽計劃志愿者在深圳的圖書館、黨群服務中心、住宅小區(qū)、公園、書店等公共空間、商業(yè)空間開展，包括講座、圖畫書分享、親子讀書會、主題閱讀活動、家長交流會等等。
基于此，團隊希望評估閱芽計劃的有效性：參加閱芽計劃是否對家長的早期閱讀教育觀念、兒童的語言發(fā)展產生積極影響？
前測于2016年5、6月以問卷形式進行，調查內容包括五部分：家庭背景；家庭讀寫環(huán)境；兒童語言水平，由家長使用漢語溝通發(fā)展普通話量表（Putonghua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簡稱PCDI）測試，通過勾選兒童會講的、能理解的詞匯測試兒童的詞匯發(fā)展水平；家長對教育的焦慮程度；家長的教育觀念，包括是否支持兒童早期認字、是否支持兒童早期學習英語、是否支持兒童使用電子設備閱讀、支持兒童學習普通話還是粵語。
研究團隊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大型的自然實驗中建立“使用閱芽包”與“家長觀念和兒童語言發(fā)展”間可靠的因果關系。
最簡單的想法是隨機給樣本中一半家庭發(fā)放閱芽包。但問題在于，團隊不可能強制將家長隨機分入實驗組和控制組，即便強制給一半家長發(fā)放閱芽包，也無法強制命令另一半家長不領閱芽包。
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預，分別測試領取閱芽包和未領閱芽包的家長和兒童的發(fā)展情況呢？須注意的是，選擇領取或不領取閱芽包這一行為，本身就已經表明家長的不同。領取閱芽包，說明家長關注教育信息、注重孩子發(fā)展；不領取閱芽包，說明家長可能不在意，或者沒有時間精力。因此，如果不加干預，即便發(fā)現領取閱芽包的家長和兒童有所改變，也不能證明是閱芽包的效果。
最終，團隊的設計是：隨機給家長“鼓勵”參與閱芽計劃，即研究人員隨機給一半家長打電話，詳細介紹閱芽包的內容及益處，并發(fā)送短信，家長憑借此短信可以直接領取閱芽包，避免網上注冊流程。
基于此，2016年7月，研究團隊給家長“隨機鼓勵”后，所有家長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接到電話且領取了閱芽包的家長，共360名；第二類是沒有接到電話也沒有領取閱芽包的家長，共407名；第三類是接到電話但沒有領取閱芽包的家長，共94名；第四類是沒有接到電話但領取了閱芽包的家長，共185名。
陳思把第一、二類家長稱為“聽話家長”（complier），第三類家長也許住得很遠不方便，或者不在意兒童教育，第四類家長則對教育很上心。在建立閱芽計劃和家長兒童發(fā)展的因果關系時，關鍵在于剔除第三、四類“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的家長，這樣得到的測試結果就是閱芽計劃對于家長產生的具有因果推論效應的效應大小。
另一個挑戰(zhàn)則是如何準確測量家長觀念。陳思認為，傳統的觀念調查量表并不準確，例如，“母親應該盡量多和孩子進行親子閱讀”一類的問題很容易讓讀者猜到所謂的“正確答案”，而“多和孩子進行親子閱讀和多給孩子買圖畫書，哪一項對兒童閱讀發(fā)展更重要”一類的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家長可能會隨機選擇一個答案。
因此，研究團隊使用了“聯合分析”的測試方法，即給出具體的案例，請家長比較、打分。例如，“A媽媽每天陪孩子讀書15分鐘，每周給孩子買2本書，Z媽媽每天陪孩子讀書30分鐘，每月給孩子買2本書，哪位媽媽做得更好？”在測試過程中，每位家長需比較4組案例，對每組案例里的兩位家長給出1-10分的評分。每組案例里的內容隨機抽取自七個方面：閱讀圖畫書的目的、教育的觀點、閱讀中家長和孩子誰應該說得更多、購書頻率、親子閱讀的學習重點、親子閱讀時間、家長自己閱讀的時間。
由此，研究團隊可捕捉家長對不同方面給予的權重，從而了解家長的真實想法。
兒童詞匯從“蔬菜”、“森林”到 “膠囊”、“工程師”
根據2017年1月的后測結果，閱芽計劃的確有益于家長觀念、兒童語言的發(fā)展。
從家長觀念來看，與控制組家長相比，實驗組家長更認同孩子應在早期閱讀中更充分地表達，更同意家長能夠比老師在親子閱讀中做得更好，即其教育的效能感得到提高。高教育背景家長的教育效能感比教育水平低于本科的家長提升的幅度更大。研究團隊還專門分析了全職媽媽群體。有意思的是，全職媽媽是唯一一個認同家長自己的閱讀時間應該更多的群體。
從兒童語言發(fā)展來看，與控制組相比，實驗組兒童接受性詞匯測試的原始分數增加26.09，效應大小為0.22個標準差；表達性詞匯測試的原始分數增加17.64，效應大小為0.18個標準差。在自然情境的大規(guī)模干預研究中，這樣的效應大小非常理想，意味著兒童能理解的詞匯從“蔬菜”、“森林”的層次提升到了“膠囊”、“工程師”的層次。
愛閱公益基金會供圖
作為第一個在漢語情境下的大規(guī)模親子閱讀隨機干預研究，其結果讓陳思驚喜：從兒童來說，0到3歲的小年齡兒童也能獲益于親子閱讀；從家長來說，改變其觀念成為可能。
2017年6月開始，團隊針對3到6歲的兒童開展第二階段的研究。在這一階段，團隊計劃進一步觀察親子閱讀中具體的實踐，并回答第一階段研究未關注的親子閱讀對兒童產生影響的機制問題。
為提高研究的精確度，團隊改進了調查方法。在第一階段研究的“隨機鼓勵”中，1044個家庭中，共94名家長接到電話，但未領取閱芽包；185名家長未接到電話，但領取了閱芽包。為降低這兩類家長的比例，在第二階段研究，閱芽包直接被快遞寄送到需要鼓勵的家庭。最后，574名家長收到快遞的閱芽包；561名家長未收到快遞，也未領取閱芽包；僅有20名“受鼓勵”的家長表示未收到快遞；41名家長未收到快遞，但主動領取了閱芽包。另外，兒童詞匯也不再由家長測試報告，而由研究助理到幼兒園測試。團隊還基于前測得到的兒童年齡、性別、詞匯水平、家庭收入、母親受教育水平等信息對兒童進行匹配，將相似的兒童組成一對，再在匹配的兒童內部隨機決定實驗組、控制組。
這一階段的研究發(fā)現，實驗組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有了極其顯著的變化，家長與孩子閱讀的頻率新增平均29%，兒童除了讀圖畫書外和家長一起講故事的頻率新增平均28%，兒童獨立閱讀的頻率新增平均18%，家長帶孩子去圖書館或書店的頻率新增平均13%；實驗組兒童的接受性詞匯和表達性詞匯也有了顯著提高。
陳思認為，新一階段新的數據、更嚴格的方法得出的結果，一方面證明閱芽計劃這樣的干預政策對大年齡兒童同樣有效，一方面也驗證了第一階段對0到3歲兒童研究所發(fā)現的效益。
閱芽計劃農村版正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疇縣推行
閱芽計劃繼續(xù)開展，團隊的研究也遠未結束。第二階段研究還包括跟蹤訪談，目前正在進行，陳思希望能得到質性結果，發(fā)現親子閱讀對兒童產生影響的機制。
另外，深圳市愛閱公益基金會規(guī)定自2013年1月1日出生的兒童才能領取閱芽包，這對研究團隊而言是一份“大禮”：出生于2013年1月1日前的兒童不能領取閱芽包，出生于這一天或之后的兒童可以領——兒童因為年齡這一變量被天然分為兩組，但年齡對兒童的詞匯及其他發(fā)展的預測作用是連續(xù)的。試想，出生于2012年12月31日的兒童和出生于2013年1月1日的兒童，發(fā)展會有很大差異嗎？那么研究這兩名兒童未來發(fā)展的差異，是不是就可以說明閱芽包的影響呢？進一步，這個范圍可以擴大到一星期、一個月，例如比較出生于2012年12月和出生于2013年1月且領到閱芽包的孩子的小學考試情況，或許就能論證閱芽包對于兒童發(fā)展的因果推論效應。
閱芽計劃還從城市發(fā)展到了農村。團隊正在與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發(fā)起的“一村一園計劃”合作，將精選的120本圖畫書送到農村幼兒園，并基于圖畫書內容，設計有420個教案、活動，形成完整的課程。這些課程不僅聚焦兒童語言發(fā)展，也包括社會認知、大動作與精細動作、藝術的發(fā)展。配套的還有對老師的培訓，包含兩天的現場培訓、微信線上培訓等等。
目前，閱芽計劃農村版正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疇縣的141個農村幼兒園推行，團隊希望能通過圖畫書課程及教師培訓，幫助中國的農村幼兒園提高教學質量。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