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考古”呼之欲出

經過近百年的發(fā)展，中國考古學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學科體系，而通過與其他學科交叉形成的各種專門考古也有很大的進展。

儒、佛、道是中國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體系，而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無疑是儒學?？脊艑W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為主流的中國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為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后來張勛燎、白冰先生寫成《中國道教考古》，也初步建成比較完整的體系。在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國儒學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來中國儒學研究進展神速，而湯一介等先生主持編撰的《儒藏》和《中國儒學史》代表著儒學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斷出土的戰(zhàn)國楚簡為早期儒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學界對儒學的關注。目前，傳統(tǒng)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日漸受到全社會的重視，而作為傳統(tǒng)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學，自然不應被忽略。在中國儒學和中國考古均有很大發(fā)展的新形勢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國儒學考古”，以填補學科空白。

江西上饒的鵝湖書院。南宋時，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陸九齡論辯于此，史稱“鵝湖之會”。明朝時，鵝湖書院與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齊名，并稱“天下四大書院”。 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為李韻 攝

什么是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中國儒學考古是與中國佛教考古、中國道教考古相當?shù)囊环N專門考古，也是中國考古學與中國儒學的交叉學科。

中國儒學考古的研究對象是與儒學相關的遺跡與遺物，例如歷代孔子圖像、孔子時代的魯國都城、各地孔廟與書院遺址、各種祭孔禮器、某些儒學用語的考古學研究等。

作為祭拜對象的孔子肖像顯然是儒學考古的首要內容，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跡圖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曲阜魯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動空間，厘清魯城的布局及各種文化遺物，有助于重建當時的各種活動?？讖R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而書院則是傳承儒學的校園。元代祭孔禮器的發(fā)現(xiàn)對于思考儒學考古的內容頗有助益。內蒙古包頭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風格的元代青銅豆。盤內刻有28個漢字：“雪堂總統(tǒng)置古銅祭器，奉施古豐宣圣廟內，永遠供養(yǎng)，大德九年月日記”。元代在中央和各地設有“總統(tǒng)所”統(tǒng)領佛教事務，所謂“雪堂總統(tǒng)”就是擔任總統(tǒng)的“雪堂大禪師”。元代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宣圣廟即孔廟。用佛教禪師管理孔廟，反映了元朝對儒學的態(tài)度及當時佛儒之間的關系。

根據(jù)儒學發(fā)展的歷史，可將中國儒學考古劃分為五個時代：前儒期、形成期、發(fā)展期、革新期和后儒期。前儒期為孔子之前，重心是海岱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探索禮、仁等核心理念的歷史淵源。形成期為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學。發(fā)展期為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兩漢經學。革新期為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學與三教合一。清亡之后儒學失去主導地位，但仍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脊艑W一般不涉及近現(xiàn)代，但儒學的特殊性促使我們重視近現(xiàn)代儒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以便更好地解讀古代儒學文化遺存。

孔子博物館藏《孔子圣跡圖》

包頭燕家梁出土元代祭孔禮器。掃描自《包頭燕家梁遺址發(fā)掘報告》

建立中國儒學考古的重要性

相對于佛教和道教而言，與儒學相關的文化遺存的考古研究明顯滯后。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與其相關的遺跡、遺物遠沒有佛、道兩類特征明顯，因此很容易熟視無睹；而且與佛、道兩種出世宗教不同，儒學是入世的政治、倫理之學，有些話題不易處理。以現(xiàn)在的學科布局，三教合一組合圖像中的佛、道兩教內容已各有所屬，而儒教內容卻懸而無解。中國儒學考古提出之后，自然可以避免這種三者缺一的尷尬。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必將有力推動中國儒學史的研究。夏鼐與王仲殊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是歷史科學（廣義歷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的兩輪，不可偏廢?！眱H限于文獻研究的儒學史顯然已無法滿足時代要求，而考古學的加入為儒學研究開拓了新的視域。以儒學考古的視角來看，孔子家族墓地的研究、魯國故城的復原、各地孔廟與書院的調查與保護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有了考古學的支撐，中國儒學史就不僅僅是歷代儒生的論說，還會有反映民眾生活的儒學文化遺跡與遺物。

儒學的影響并不限于現(xiàn)代中國境內。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在歷史上或曾隸屬中央王朝，或曾屬于東亞封貢體系，因此儒學也曾經是這些地區(qū)的主導思想?！度宀亍肪A版就收有“域外文獻”。宋代以來華人在南洋建立有蘭芳、新加坡等國家；晚清以來更是走遍世界，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唐人街”。隨著華人的遷徙，儒學也傳播到世界各地。

境外儒學考古的開展，對于探討大中華文化圈、發(fā)掘儒學的現(xiàn)代價值、推動文化中國等都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杜維明先生力主東亞經濟的興起與儒家人文主義密切相關，就充分反映了域外儒學研究的重要性和儒學的現(xiàn)代意義。儒學考古的提出與發(fā)展，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中國與相鄰國家及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

北京孔廟中的孔子像

北京國子監(jiān)中的辟雍

如何開展中國儒學考古

作為新提出的一種專門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務仍是提請政、學等方面的重視。一旦儒學考古得到高度重視，似應優(yōu)先考慮以下幾項：第一，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從組織上保障學術開展。第二，設立專項基金，定期資助一些課題，從資金上支持學術發(fā)展。第三，組織學術研討，有意識地聯(lián)誼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第四，開設課程，招收研究生，引導青年學子的加盟。第五，編輯出版專門的系列出版物，及時反映學術進展。第六，建設專題的“中國儒學博物館”，收藏與儒學相關的文物及各種圖書音像資料，以“通史”或“專題”的形式向全社會展示最新的學術成果。

對儒學有興趣的考古學家應依托自己的專長對有關問題進行探索。當初在哈佛燕京學社參加杜維明先生主持的“儒學研討班”，同仁對郭店楚簡《五行》的“金聲玉振”頗多討論。我當時就覺得作為儒學用語的“金聲玉振”用的是比喻義，其本義當與金玉樂器相關，近年則悟出其本義應該就是夏代玉舌銅鈴發(fā)出的美音?？鬃又畬O子思的《五行》與《孟子》均用“金聲玉振”來形容孔子，前者形容有德之貌，只是從聲音轉到德行；而后者則形容集大成之象，則從德行轉到成就。漢代經學家用周代的鐘、磬之聲進行解讀，卻忽略了石磬非玉磬，而磬聲是擊而不是振出來的。好在漢代尚存的“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之說，還保留了最初的內外結構，而其描述聲音之義則一直使用到現(xiàn)代。夏代的玉舌（內）金鈴（外）是由當時最高貴的材料制成的，它所發(fā)出的聲音也是當時最高貴的聲音，顯然與孔子的高貴品德與集大成學說頗有相通之處。隨著鐃、鐘等的出現(xiàn)，鈴的重要性降低，商周兩代已經不見玉舌金鈴，失去實物依托的金聲玉振一詞逐漸失去其本義。只有在考古學高度發(fā)達的今天，才有可能重新發(fā)現(xiàn)其本義，進而重建各義項之間的演變關系。

“中國儒學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學、考古兩方面學者的注意，以促進各個學科對儒學文化遺產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國儒學考古前景光明。

（作者：張立東，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教授，原題為《“中國儒學考古”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