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間的語詞漂移

中日同形詞為什么那么多

不管是日本人學漢語，還是中國人學日語，都會發(fā)現(xiàn)兩國之間有很多詞詞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樣。這種現(xiàn)象是怎么形成的呢?從歷史上來看，大家知道，中國有著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其影響下，周圍的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漢字、漢語，形成了一個我們常說的漢字文化圈。17世紀以前，中國是這一文化圈文明的主要發(fā)源地,一直是中華文明向周邊其他國家擴散。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語從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漢語詞。諸如“料理”“寫真”“丈夫”等詞，現(xiàn)在雖然已與中文詞義相去甚遠，但仍可以解釋為日語中詞義演變的結(jié)果。而近代以來，一般則認為是中文從日語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詞，諸如“象征”“科學”“美學”“美術”“哲學”等。這類詞因為在時間上距離現(xiàn)在并不遠，所以中日文的詞形和詞義都完全一致。通過這樣一來一往的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語言里形成了大量所謂的中日同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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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一現(xiàn)象，從兩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來看，當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漢語的成分要多得多。早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8-9世紀)，日本盛行漢詩漢文，《日本書紀》《懷風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寫成的作品，特別是平安初期鮮有用日文寫就的作品，故可稱為日本文學史上的“國風黑暗時代”。反過來說，這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國文化的時期，漢語詞匯也必然成為日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而17世紀以后，在歐洲又出現(xiàn)了另一個“近代文明”，它也開始向這個漢字文化圈滲透，利瑪竇等早期傳教士們留下了許多介紹西方天文地理等知識的中文著作。進入19世紀后，中國首先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各種西方知識開始在中國傳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紀就以“蘭學”(荷蘭學)的形式開始汲取西洋文明。進入19世紀后，日本看到鄰國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倍感危機，又在美國“黑船襲來”的狀況下，不得不積極主動地收集有關西方的情報。這時候，用中文寫成的西學新書和英華字典之類便成了日本加快對西洋理解的一個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10年(1877)左右，日本通過大量引進中文書刊，系統(tǒng)地確立了一條經(jīng)由中國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后，還有日本獨自直接從西洋導入近代文明的步驟，即努力創(chuàng)造新詞來對應新概念。這種雙管齊下、積極而又主動地“拿來”西方文明，使日本迅速加入到近代國家的行列中。

隨后，便是我們知道的甲午戰(zhàn)爭后，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和韓國開始以日本為榜樣，派遣大量留學生去日本學習，他們把日語中使用的這些新詞又原封不動地帶回本國，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漢字文化圈中的知識共享。

從詞匯交流史上來看，以上中文與日語的關系可以整理歸納成四種情況：1.近代以前進入日語的漢語詞；2.近代以后日本經(jīng)由中國渠道來接受西洋知識；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知識；4.新詞由日本向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擴散。前兩種情況可以視為漢語詞由中文進入日語；如果僅限于近代的話，我們在這里就不去詳論第一種情況。第三種情況則可以看作日本人創(chuàng)造和改造新詞的努力。而最后一種情況正是人們愛議論的話題:近代的中國是如何接受這些來自日本的新詞、新概念的。我們下面就此分別闡述。

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新詞

通過中文書籍和英華字典來汲取西方知識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的手段之一，這是因為日本知識分子一般都能通過漢文來閱讀。當時能直接讀懂英文的人較少，魏源的《海國圖志》、來華傳教士用中文寫成的介紹西方文化歷史地理知識的書籍便成了他們的必讀之作。于是這些書中用來表示新概念的漢語詞匯，就直接被日語所接受了。

根據(jù)其影響和時代，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傳播大致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從16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瑪竇為首，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留下的著作。其內(nèi)容廣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數(shù)等各個方面，代表作有《幾何原本》《職方外紀》《天主實義》等等。像“地球”“幾何”“對數(shù)”“顯微鏡”等詞多是伴隨著這些著作傳入日語中的。

第二期是從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的1807年到19世紀末，該時期的西學新書較之第一期內(nèi)容更為廣泛，甚至出現(xiàn)了特定領域的專業(yè)書。如在本書第四章將要談到的《博物新編》（1855）中，就可找出下列具有近代特征的詞：

氣壓 風雨針 外氣 差異 體重 赤道 流動 陸地 貿(mào)易風 牽引

汽車 電氣 效能 蒸氣 機器 軌道 光速 濕氣 幻影 點線

第三期則是清廷于1862年設立京師同文館等翻譯機構(gòu)以后。該時期雖說年代上與第二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導下有計劃、由外國人和中國人共同進行翻譯事業(yè)的時期，故在性質(zhì)上與前兩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譯書有《萬國公法》(本書也設專章介紹)、《格物入門》、《三角數(shù)理》、《化學鑒原》、《地學淺釋》等，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制造局所譯圖書十數(shù)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這一事實也反映出該時期的中文新詞曾系統(tǒng)地流入日本。如在本書第六章提到的《地學淺釋》（瑪高溫口譯，華衡芳筆述，江南制造局，1871）卷一中我們可找出以下詞語：

地球 凝結(jié) 地質(zhì) 地理 生物 種類 氣候 探索者

半徑 天文家 位置 火山石 水底 腐亂 沉積 海底

平地 地面 陸地 熱氣 曲折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流質(zhì) 壓力 消化 石質(zhì) 地學 時代 必須 平行

化學法 炭酸 硫酸 斜度 直角 流動

“沉積”“石質(zhì)”“斜度”“火山灰”等地學術語自不必言，像“時代”“深?！薄拔恢谩薄傲鲃印钡纫话悻F(xiàn)代用語也已相當多見了。

日本對這些書都進行了翻刻。據(jù)八耳俊文的調(diào)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日文譯注等程序后，其中的“漢語詞”便隨之被借用到日語里去了。由此可見，中國譯刻的西學新書不僅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匯里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

19世紀的英華字典更能為我們展示當時的英漢對譯以及近代新詞的形成情況。在中國出版后傳到日本的英華字典為數(shù)不少，其中對日本近代新詞的形成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有五種，我們在這里按年代舉出其英漢對譯的新詞：

馬禮遜(R.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

apostle使徒 blacklead pencil鉛筆 Christ基利斯督 critic of books善批評書

exchange交換 judge審判 law法律 level水平 medicine醫(yī)學

natural自然的 necessarily必要 news新聞 novel a small tale小說書 organ風琴 practice演習 radius半徑線 spirit精神 unit單位/men人類

life生命 plaintiff原告 materials材料 arithmetic數(shù)學 method方法 conduct行為 language言語

衛(wèi)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

cabinet內(nèi)閣 elect選舉 newspaper新聞紙 diamond金剛石 record記錄、記事/yard碼 grammar文法 consul領事

麥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diameter直徑 knowledge知識 machine機器 manage干事 matter物質(zhì)

lane平面 platina白金 accident偶然 educate教養(yǎng) association交際

Lord天主 revelation默示 sympathy同情/fiction小說 essence本質(zhì)

羅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6-1869

protein蛋白質(zhì) positive pole陽極 adjutant副官 bank銀行 bier麥酒 imagination幻想、想象 carbonic炭酸 negative pole陰極 insurance保險

flag of truce白旗 literature文學 marshal元帥 original sin原本之罪 passion受難 principia原理 privilege特權 propaganda宣傳 right wing右翼

rule法則 frigid zone寒帶 torrid zone熱帶 writer作者/love戀愛 reader讀者

盧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

telegraph電報 galvanic battery電池 light光線 numerator分子 geology地質(zhì)論

properties of matter物理 momentum動力/optics光學 area面積 constant常數(shù)

differential calculus微分學 logarithm代數(shù) custom house稅關

parliament congress國會 united states美國、合眾國、聯(lián)合之邦

national university國學、大學 republic民主之國 reigning family國家、國朝

privilege權利、利益之處

關于馬禮遜的辭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記載，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他幾種或是全文照抄下來，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在19世紀末曾被兩次翻刻，一直到20世紀初還在出版使用。為什么英華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歡迎呢?一是因為第一本英和辭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為后來的英和辭典里大量采用了英華字典的譯詞。因此圍繞這些辭書，我們想了解的是，當時究竟有多少新詞融入日語中去；并且在和刻過程中，為了盡快與日語磨合，編著者們采取了怎樣的態(tài)度，進行了怎樣的改編。

上述漢語新詞都是作為英語概念的對譯出現(xiàn)在英華字典里的，所以迄今為止，很多被認為是從日本進來的詞，實際上早就存在于英華字典或西學新書里了。這一事實在中國國內(nèi)的漢語研究領域中恐怕一直沒有得到重視。比如《漢語大詞典》從不利用這批材料來佐證詞義;劉正埮等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中收錄的800余個來自日語的詞中，實際上有很多出現(xiàn)在上述五種英華字典的詞例中(如每一組斜線前，共65詞)。如果再對西學新書進行全面調(diào)查，就會發(fā)現(xiàn)有更多的新詞實際上已在中文的語料中使用，這足以修訂很多近代中文的新詞是來源于日語詞的看法。而每一組斜線后面的詞，在日本也經(jīng)常被認作明治時期的譯詞，其實也是由中文進入到日語中的詞匯，在此一并列出，以便對照。

日本人的新詞創(chuàng)造和改造

當然，日本有其獨自接受西學的歷史。從18世紀開始吸收蘭學知識，到19世紀向英學轉(zhuǎn)換方向，都伴隨著大量的翻譯活動，從中也促使不少譯詞的產(chǎn)生。

1774年出版的《解體新書》是由荷蘭語翻譯過來的外科解剖書，它是考察日本人獨自創(chuàng)作漢語譯詞的絕好資料，通過此書的翻譯產(chǎn)生了“十二指腸”“軟骨”“盲腸”等名詞。進入明治時期以后，人們開始嘗試對概念的直接對譯，其過程不一而足。從西周、津田真道、福澤諭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識分子留下來的翻譯或筆記中可以窺見他們?yōu)檎业揭粋€合適譯詞而煞費苦心的樣子。比如“哲學”一詞，對應philosophy，西周一開始聯(lián)系中國宋明理學所講的“希賢”“希圣”，提出“希圣學”或“希哲學”的方案，后來又將“希哲學”中的“?！弊秩サ?，簡化為“哲學”。再比如“人格”一詞，是井上哲次郎被某倫理學教授請教personality的譯詞時提議的，后來便流傳開來。據(jù)說此前西周曾把它譯作“自身之情”。

此外，利用古代漢語翻譯外來概念也是一種方法，《哲學字匯》（1881）的著者井上哲次郎對此做過介紹，并在漢語譯詞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

Motive動機 《列子·天瑞篇》云: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注：機者，群有始動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義。（《哲學字匯》第三版）

像這種譯詞的產(chǎn)生方式曾經(jīng)獲得過很高的評價。但是通過調(diào)查井上的親筆記錄可以發(fā)現(xiàn)，大多是譯詞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認為他是為了證明譯詞的合理性，才添加了古代漢語的用例。

《哲學字匯》中能見到的，類似“抽象”“範疇”“絶対”“相対”等詞屬于日本獨自發(fā)明的譯詞，這一類詞在哲學、思想、社會各領域內(nèi)被逐漸推廣開來，表示抽象概念的譯詞越來越豐富。并且，隨著概念的分類精細化，像“人格”“人生観”“世界観”“美學”“幻覚”“個性”“錯覚”“性能”“感性”等日本獨自發(fā)明的譯詞開始出現(xiàn)在英和辭典中?！坝Q”“學”“性”“覚”等作為接尾詞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日語語匯的造詞能力。另外，正如從“感覚”一詞中可以分出“幻覚”“錯覚”“感性”等近義詞一樣，意思區(qū)分的嚴密和細化也能促使譯詞的不斷產(chǎn)生。

作為近代新詞，其含義與古代用法有著明顯的時代差別，像中國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經(jīng)濟”分別意指“以文教化”“經(jīng)世濟民”，而日語中一旦將它們作為外來概念的culture與economy的對應譯詞固定下來后，就很難再望文生義地加以解釋了。另外像“印象”“対象”“現(xiàn)象”“観念”“存在”等不少來自漢譯佛典的詞，作為古漢語的用法和在近代日語中的用法，無論在語義、文體還是時代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越大，就越能體現(xiàn)出其在日文環(huán)境中的近代意義來。比如“印象”一詞原為佛教用語，實際上在明治7年5月《明六雜志》第8號登載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談》中才開始作為具有近代意義的新詞出現(xiàn)。明治14年的《哲學字匯》第一次把它固定為impression的譯詞，后來的《普通術語辭匯》（1905）則在“印象”之外還以形容詞的形式收錄了“印象的”一詞，成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義”等概念產(chǎn)生的土壤。

可以確切地說，明治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并不是在外來概念涌入時才臨陣磨槍似的去從大量漢文書籍中尋找適當?shù)臐h語詞，他們頭腦中涌現(xiàn)的漢語詞匯，毋寧說是其熟讀中國古典并將其在日本漢文、日語文章中活用的結(jié)果。比如安政六年（1859）鹽谷世弘著的《隔論》中就出現(xiàn)了與近代概念尚未對接的“政治”“宣言”“文明”“組織”等“漢語詞”，而“文化”一詞的用法與明治初期之前的譯詞也并無太大的關聯(lián)。

自明治中葉以降，經(jīng)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漢語譯詞逐漸減少后，在日本開始土生土長出很多新詞來。若按時代和領域?qū)ζ湫纬蛇M行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大正之前產(chǎn)生的人文社會科學用語明顯居多，以后伴隨著日本的技術革新，理工科用語中的新詞劇增。像昭和7-10年（1932-1935）的《大言?！肥珍浀脑~尾帶“素”的二字詞條僅12個（“平素”等常用語除外）：

珪素 水素 要素 臭素 色素 窒素 砒素 塩素 元素 酸素 炭素 沃素

而1995年的《大辭林》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12個：

酵素 同素 硼素 尿素 畫素 毒素 酪素 熱素 弗素 茶素 音素 燃素

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紅藻素”“繊維素”等三字詞條或“酸化窒素”“転寫酵素”等四字詞條，以及像“四塩化炭素”等五字以上的詞條，那么新詞的總體數(shù)量就顯得十分龐大了。

這種現(xiàn)象在人文社科用語中同樣存在。從昭和9年的《新語新知識（附常識辭典）》（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34）摘出下列新語來看，三字以上的新詞顯然要比二字構(gòu)成的詞多得多。如：

超能力 座談會 文庫本 非常時 高姿勢 低姿勢 核家族 営業(yè)中

火炎瓶 生命線 赤外線 主題歌 妥當性 超弩級 適齢期 特殊鋼

肺活量 陪審員 背任罪 偏平足 摩天樓 末梢的 無神論 有機體

優(yōu)生學 容疑者 露出狂 擬人法 過渡期 既得権 紫外線 公証人

自敘伝 再教育

安全第一 英雄主義 階級意識 緩衝地帯 虛無主義 機械文明

軍國主義 國粋主義 最後通牒 三角関係 外交辭令 自然主義

整形外科 耽美主義 同人雑誌 特権階級 不労所得 変態(tài)心理

報告文學 保護貿(mào)易 浪漫主義

此外，像上述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詞，還有很多作為日中共同擁有的同形詞被吸收到中文里。三字以上的詞匯說明性較強，也容易為中文所接受。

由日語進到中文里的新詞

前面提到日語的近代新詞先是通過中國的西學新書和英華字典由中國流到日本，后來則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國。這一循環(huán)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詞增多的最大原因。

我們先看看日語新詞是通過哪些媒介傳入中文的。

進入20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02年以后，中國留學生對日本書籍的翻譯呈現(xiàn)出一個新的高潮，日本新詞也隨之涌現(xiàn)。尤其是在中國編輯的英華字典，開始反過來利用日本編的英和辭典作為主要參考書，如《英華合解辭匯》(1915)的例言里有這樣一段話:“吾國通行之英漢字書非由英文本直譯，即由和文本改纂。”這就是說當時中國編的英華字典多從“和文本”改纂而來。再如，中國的《德華大字典》（1920）也是參考了五本日本的獨和辭書（《獨和字典大全》《獨和新辭書》《獨和大字典》《獨和法律新辭典》《獨和兵語辭書》）編撰而成的。實際上，這種做法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60年代初為止。通過這一渠道，日本的新詞以迅猛的勢頭進入中文。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形成與日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再比如，20世紀初的這兩本中國出版的英華辭典已經(jīng)開始收錄日本造的新詞了。

①狄考文(C.W.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1904

形而上學 哲學 腺 衛(wèi)生學 物理學 科學 動産

②商務印書館：《英華新字典》第2版，1906

目的 信托 發(fā)明 經(jīng)濟學 革命 主義 商標 發(fā)行

新詞的傳入一般都是通過辭書、報紙、雜志和教科書等，但新詞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們并沒有特別認識到某些詞是從日本借用的，只是將之籠統(tǒng)地稱為“新名詞”。留日學生編纂的《新爾雅》（1903）是最早的新詞表之一，為新詞的普及做出了貢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們編寫的新詞表。Technical Terms 1904年初版把Communism譯作“有無相通”，1910年版則改譯為“共產(chǎn)主義”。再比如，1904年版把society譯為“人世”，1910年版則譯為“社會”。日本字“腺”也是出現(xiàn)在1904年版中的。

還有，《英華大辭典》(1908)開始用記號標注出新詞來。而《英華合解辭匯》也用“新”字明確標記新詞，如“繃帶”“普通”等。再有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官話》，1916)用“新”和“部定”（教育部制定）來表示新詞（后者多是嚴復參與編寫的）。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來自日本的新詞的高度重視。其中1917年Handbook of New Terms and Newspaper Chinese首次用符號J標出了“arbitrator仲裁”“attorneyatlaw辯護士”“authority， to have支配 ”“authorize裁(認)可”“cholera虎列拉”等75個來自日語的新詞。

對于新詞在中國的普及，報刊及留日的著名知識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啟超、孫文、魯迅、周作人等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創(chuàng)辦的《清議報》更是語詞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還有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極大影響的《共產(chǎn)黨宣言》，也是從日文直接翻譯過來的，所以不光是語詞問題，整個“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都是來自日本的。

實際上，由日本進入中國的新詞還有一些是日語固有詞的漢字表記，如“取締”“組合”“立場”“入口”“出口”“廣場”“打消”“引渡”“場合”“見習”等，也有用漢字音譯的外來詞，如“瓦斯”“俱樂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還有“瓩”“竰”“糎”等日本獨自創(chuàng)造的國字，也隨著時代潮流一同為中文所吸收。當然，現(xiàn)在有些詞已被其他詞所代替。

面對日本新詞的大量涌入，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使其有點受不住了，早在20世紀初就有人舉出“中國本源”說來強調(diào)新詞和中文古典的關系。如民國7年（1918）的《新名詞訓纂》（周商夫編）里收有“出張”“裁可”“商標”“目的”“時計”等詞，但其訓釋很是牽強。如“出張”一詞，用《周禮》的例子來關聯(lián)：

[出張]《周禮》：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張事。《漢書·王尊傳》：供張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張。供張之所曰出張所。

這種做法后來又被《王云五新詞典》（1943）所繼承。它給幾乎所有的新詞都找出一個漢籍出典，把很多與近代意義無關的詞，都納入“中源”的框架之中。

正是因為這類詞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來的意思，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總被新舊兩義所攪擾，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對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有關“革命”“哲學”“經(jīng)濟”“社會”等詞，當時的思想家章炳麟、梁啟超、王國維都有過議論，各執(zhí)一詞，互不相讓。

當然，中國也獨自翻譯了很多新詞，如稱社會為“群”，進化論為“天演論”等。嚴復用全新的字詞及其組合來翻譯新概念，在回避誤解和明確詞義上有其獨特的貢獻。而來自日本的新詞、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漢語的詞形較多，雖然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詞義上的混亂，卻逐步浸透其新概念，最終為中國社會所接受。

亞洲共識的平臺——近代化進程的知識共享

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亞洲近代化的進程是通過這種語詞的交流得以實現(xiàn)的。初期是中國領先，日本從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學知識和概念，而后期則是日本創(chuàng)新的多，發(fā)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語詞方面得以完善和擴充，然后再傳到中國、朝鮮半島及越南等地。由此，在東亞形成了一個近代化的知識共同體，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時可以相互溝通，為推動各國的近代化進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日本的報刊在談到近代新名詞時，一般是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這一現(xiàn)象的。一是說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具備漢文的素養(yǎng)，在充分把握了外來的概念后，創(chuàng)造出了最為貼切的譯詞;二是說這些詞不僅是日常生活的日語中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響到中國和朝鮮半島，成為東亞各國的同形同義詞。照這種說法推導下去，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近代新詞都是從日本流向中國的。

中國方面也是不加批評地照搬此說，以至于像滾雪球一樣，這種說法愈演愈烈，快成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了。但通過上述驗證就會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這里面有許多誤解和臆說。其中最大的一點是完全忽視了由中文直接進入日語的大量新詞。

所以，我們可以把近代新詞分為三類來看。

1.由中文進入日語的新詞。如：

電気 電報 電信 鉄道 工業(yè) 銀行 保険 醫(yī)學 化學 直徑 風琴

2.用中文的古典詞來對譯外來概念。如：

警察 演説 主義 経済 社會 文學 文化 文明 教育 蕓術 思想

自由 精神 生産 交通 進歩 流行 革命 観察 実験

3.日本人獨創(chuàng)的漢語詞。如：

電話 郵便 商業(yè) 情報 象徴 科學 美學 美術

止揚 哲學 心理學 論理學 倫理學 物理學 地理學 天文學

主観 客観 現(xiàn)象

很明顯，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視了第一種情況，而媒體又只是基于第三種事實，再將第二種加以擴大解釋，便導致了一邊倒的結(jié)果。這種誤導不只是停留在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語言問題。比如，第一類詞可以按漢語構(gòu)詞法分析并得出相應的意義;而第二類詞則容易受古代漢語的影響，以致新舊詞義之間差別很大;第三類詞中有些無法按構(gòu)詞法分析的詞，只能是囫圇吞棗地將其詞義與形態(tài)“約定俗成”而已。

總之，圍繞近代新詞展開的各種議論，實際上都著眼于近代化進程中如何接受西方概念的問題。中國在１９世紀初期被西方打開門戶后所界定的對譯詞，通過詞典和書籍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獨自吸收和創(chuàng)造的新詞又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通過留日學生的翻譯傳到中國來。這樣一去一來，中日雙方在近代新詞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義詞，而且這部分詞同時也傳到朝鮮半島和越南等地，構(gòu)成了整個東亞近代概念的共識。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日近代的語詞交流不光是豐富和發(fā)展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亞洲共同的財富。

（本文摘自陳力衛(wèi)著《東來東往：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