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明教授可以說一生都在臺灣大學度過。父親是臺大醫(yī)學院教授，所以他在臺大分配給他父親住的宅院里長大，后來在臺大念書，教書，今年四月在臺大他和張淑香住的宿舍里跌了一跤后不治而亡。他著作很多，我細看了兩本。一本是三年前出的《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指出這一百多年來，我們受了西方觀念的影響，不知不覺地把古代的實用文類擯棄在文學領(lǐng)域之外，似乎除了詩詞小說和戲劇以外，都不算文學，等于把《昭明文選》里泰半的作品淘汰了；他提倡我們重新把古代實用文類的美文視為文學。慶明主要研究現(xiàn)代文學，但這本書可能是他對學術(shù)最大的貢獻。另一本是1999年出版的《昔往的輝光》 。
《昔往的光輝》分章談臺靜農(nóng)、鄭騫、葉慶炳、屈萬里、齊邦媛等師友。但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回憶中零零碎碎地披露了臺大中文系六七十年代的情況，因其涉及中國文學應(yīng)怎么學、怎么教，范疇應(yīng)怎么劃分、學生應(yīng)如何評估、系務(wù)應(yīng)如何處理。在同一個時期內(nèi)，我就讀于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和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系；朗諾就讀于加大圣芭芭拉校區(qū)的“日耳曼、東方與斯拉夫語文系”和哈佛東亞系，我們當時學業(yè)的進展都受各學府對這些問題處理的方法所左右。
臺靜農(nóng)
教慶明大二文學史的就是從1948年至1968年當系主任的臺靜農(nóng)，慶明為他既尊貴又舒坦的風姿所傾倒，總找機會親近他。臺靜農(nóng)介紹學生看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與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講的卻和這些書不一樣，只把資料寫在黑板上，而且只講到唐代。他大三教《楚辭》時則油印講義給他們。慶明后來才知道臺教授自己也在寫中國文學史，寫到唐代。
有一次某學生得了文藝獎，臺靜農(nóng)說：“現(xiàn)在世代真是變了，寫小說還可以得到大筆獎金，哈哈哈，從前寫小說還得坐監(jiān)牢！”那時候慶明和同學們熱烈地討論張愛玲、朱西寧、司馬中原等當代作家，卻不知道他們的老師也曾以寫小說聞名，并為言論屢次坐牢。臺靜農(nóng)和魯迅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而魯迅在臺灣是犯禁的，所以臺靜農(nóng)執(zhí)意保持低姿態(tài)，不談過去，不出書。到了八十年代，他的雜文集、學術(shù)論文集才陸續(xù)面世?！杜_靜農(nóng)短篇小說集》終于在臺灣再版時，他平靜地說：“五十年了，沒想到還找得到！”
臺靜農(nóng)上課很嚴肅，但私下很輕松，學生信任他，向他抱怨某兼差先生教學不力，他勸誡無效就不再聘請了。慶明和其他同學又向他提出中文系必修的地學通論對他們無用，希望改為心理學，他們大四時那一年果然改了。那時臺大外文系畢業(yè)的王文興在美國讀了個碩士回來，臺靜農(nóng)聽說他沒找到事便向英語系提議，兩系各出半個名額請他回臺大，讓他為中文系學生開英美現(xiàn)代文學的課。王文興此時主編的《現(xiàn)代文學》本來是外文系前后同學辦的，主要介紹西方文學趨勢；因此機緣推出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中文系的師生都有文章介入，無意中打破了中文系里古代和現(xiàn)代間的藩籬，中文系也不再把考據(jù)視為唯一正當?shù)难芯糠椒恕?/p>
慶明讀大四時，做了個同學們都覺得很愚蠢的決定，選修只有兩個學分的畢業(yè)論文，并請非常忙碌的臺靜農(nóng)指導，和他商定的題目是“王維研究”。他打算把剛學到的一些歐美文學理論與心理分析都用上，去向臺靜農(nóng)請示，支支吾吾說不清，自己都想放棄了，臺靜農(nóng)卻把他帶到有黑板的地方，要他在黑板上整理出各個觀點之間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及其推理過程。結(jié)果慶明花了十個月，每晚都弄到深夜，才完成原計劃中的三分之一，匆匆以“王維詩研究”為題交上就去金門服兵役了。當了一年兵回來，因論文沒好好地寫，又沒及時申請研究院，已另作打算，臺靜農(nóng)卻通知他系里有缺，鼓勵他申請當助教。把附有許多批語的論文交還慶明時，當面告誡他說，探討問題寧可平實，切忌穿鑿。
慶明回到系里當助教，雖然知道自己以后會升為講師，仍覺得不上研究院不太有面子，臺靜農(nóng)卻對他說他已經(jīng)會做研究了，何必再占一個別人求學的機會？ 不必浪費時間為考試而念書。
慶明當助教，是輔助繼臺靜農(nóng)做系主任的的屈萬里，前后四年。他曾上過屈萬里的《尚書》課，屈萬里也對慶明說：“博士、碩士學位只是一塊敲門磚；你已經(jīng)進到了門內(nèi)，重要的是作一輩子的真學問，可以不必再去磨磚了！”他每次考評各校厚厚的博士論文，就順口說：“又是一塊磚頭。”遇到有值得慶明參考的，總留給慶明看。
屈萬里是學界一位傳奇人物，最高學歷是曾在北平郁文學院讀過書，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一所野雞大學，我在那里掛單過一年?！比欢f學根基異常深厚，而且辦事能力特別強?？谷諔?zhàn)爭爆發(fā)時，他是山東省立圖書館編藏部主任，協(xié)助館長將金石器物、書籍、書法、名畫、拓本等運往四川萬縣保存。1940年蔣復璁創(chuàng)辦中央圖書館，屈萬里成了蔣的助手，次年知悉中央研究院有個助理員的缺，整理殷墟發(fā)掘近四千塊的甲骨文殘片，便不顧薪酬只有本來的一半，決定去就任，蔣復璁百般勸阻都沒用。他花了三年苦工，默默地把許多碎片湊成完整的甲骨，耐心辨析上面的文字，繼李濟的《殷墟文字甲編》之后發(fā)表了《殷墟文字甲編考釋》，成了甲骨文權(quán)威，并開始把考古得來的新知識用在研究《周易》、《詩經(jīng)》等古籍上。傅斯年主掌臺灣大學時，他又成了傅斯年的助手。
屈萬里堅持自己替造訪他的客人倒茶，說：“我自己倒茶是主任招待客人，和你來倒茶意義不一樣！”慶明負責接聽系里唯一的一架電話，管理四百多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注冊與資料，挨家挨戶地給系里四五十位教師送聘書，抄錄以系主任名義所發(fā)的公文；公文起初是屈萬里擬稿慶明抄錄，后來是慶明擬稿經(jīng)屈萬里過目后發(fā)出。此外，慶明還管理系里供師生查閱的二十五史及其他參考書；他加添了一些哲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趁地利之便隨時檢閱。
屈萬里趨向于把古籍都當史料看待，對“文學”的了解，是采“文章博學”的廣義。把中文系視為中國文化系，相當于所謂“國學”。他要碩士生修“中國學術(shù)史”，博士班修“文史資料討論”。然而他也要所有的學生修“高級英文”， 強調(diào)研究中國文化須參考外國的方法和成果，并請在臺研究的漢學家開“西洋漢學名著選讀”的課。
據(jù)慶明說，臺大中文系有兩項變革和他的建言有關(guān)。那時系里碩士班每年招收十名，博士班招收三名，“教育部”另送來的外籍生遠超這數(shù)目，但一共只撥了六個教師員額，沒有特別為研究生開課，這些碩士生博士生只好和本科生一起上些選修課。慶明恰恰和幾位從德國來的留學生分租房子，知悉在德國的研究生上的課程都是討論課，便向屈萬里建議把系、所的課程分開，前者以演講為主，后者以討論為主。屈萬里說：“要加開這么多課，師資從哪里來？”慶明說那些學有專精的中年或比較年輕的先生都還在教大一國文，也許他們愿意加鐘點，把研究成果和同學分享。屈萬里說如果他開口，這些人就不好拒絕了，請慶明探問他們有沒意愿，結(jié)果頭一年就得到六七位先生志愿為研究生教討論課。后來校方要求中文系增設(shè)“夜間部”，屈萬里又為了師資短缺打算拒絕，慶明替他打聽一些年輕教師不介意在夜間部發(fā)揮他們的專長，便成立了各領(lǐng)域齊全的中文系夜間部。
慶明認為中文系不應(yīng)把新文學擯除在外，使古典的研究與現(xiàn)代的創(chuàng)作，兩頭都失去了豐厚的資源。屈萬里聽了雖然沒有采納但并不抗拒，樂見學生在課外組織各種文學討論會。
屈萬里任期的最后一年，首開前例征詢系里同事對未來系主任人選的意見，結(jié)果贊成葉慶炳的最多。但校方安排的卻是剛從香港回臺的龍宇純，許多年輕教員頗有受騙的感覺，原來老一輩的教授對葉慶炳積極辦事的態(tài)度不以為然。龍宇純是音韻學家，曾公開說讀《詩經(jīng)》除了可擬測古音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用處”，志趣和當時中文系的師生格格不入，六年任滿后，終于輪到葉慶炳做。
慶明說葉慶炳平易近人，和臺大行政大樓的職員關(guān)系特別好，許多別人辦不通的事，他出面就可解決。有鑒于臺灣非師范院校出身不能擔任中學師資，中文系學生畢業(yè)后大多往傳播和文化界發(fā)展，葉慶炳終于把現(xiàn)代散文、現(xiàn)代詩與現(xiàn)代小說列為中文系的必修課。此外，他將系務(wù)集體參與化，成立了聘任升等、課程、經(jīng)費等的小組，還創(chuàng)例系主任普選。
慶明雖然對像屈萬里以“征圣”“宗經(jīng)”為治學宗旨的學者執(zhí)弟子禮，卻寫新詩，主持《新潮》、《現(xiàn)代文學》、《文學評論》等雜志。他后來教的通識課程修課者往往達四百人之多，并在臺大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主持該校的出版中心，擔任“臺大新百家學堂”執(zhí)行長，以文化薪傳為己任。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的王德威在《柯慶明論文學》的編后序上說他“力圖跨越古典與現(xiàn)代，考證與批評，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分界，形成多音復義的實驗”。慶明能夠有這樣的視野，和他求學時臺大兼容并包的風氣與師長們恢宏的度量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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