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日本之模板的歐洲的近代是什么

近代日本的模板

日本的近代化，是以19世紀后半葉日本開始建設國民國家時的先進國家——歐洲列強為模板而完成的。正如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中所說的那樣：“產業(yè)較為發(fā)達的國家，將為發(fā)達程度較低的國家提供其未來的國家形象?！痹诋敃r的歐洲，這一觀點被普遍接受。人們認為，對后進國來說，歐化在正反兩面都是不可回避的。馬克思說“國民應該而且也能夠向他國之國民學習”的原因正在于此。一個多世紀后，即1970年代中期，沃勒斯坦等人所提出的“世界體系”論，早在19世紀70年代已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歐洲的自我認識中孕育了它的胚胎。

明治天皇家族

從1871年（明治四年）到1873年，以巖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的政府使節(jié)團被派往歐美，交涉不平等條約的修正事宜。他們帶著向歐美學習這一比外交交涉更重要的目的，遠渡海外。巖倉使節(jié)團首先訪問了美國。美國是先于歐洲諸國對日本施加了強制性“開國”壓力，也就是所謂的“西方沖擊”的國家，但在當時的日本看來，美國與歐洲諸國并不完全屬于一體，甚至可以從中區(qū)別出來，歸為后進國家。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跟日本是同等的。但是美國卻先于日本從歐洲的老牌國家——英國那里獲得獨立，并跟歐洲諸國并肩享受了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帶來的權益。事實上在日本幕末時期，一些洞悉世界情勢的知識分子，甚至把美國視為“攘夷”成功的事例，認為它是一個非歐洲國家實現歐洲式近代化的先行范例。

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美國之所以對日本產生了獨有的、強烈的政治文化影響，其歷史淵源就在于此。日本的歐洲化跟美國化密不可分，不僅如此，隨著世界中心從歐洲向美國轉移，對日本來說，從歐洲化轉向美國化也就具有了必然性。

在19世紀后半葉的幕末維新時期，當日本以建構國家為具體目標，以歐洲為最佳模板開始近代化進程時，歐洲則基于自身的歷史經驗，開始對“近代”進行理論性的省察。從“近代是什么”的問題意識中，已經可以看到“近代”概念的萌芽。這里我想討論其中的代表性事例，也就是活躍于19世紀后半葉的英國新聞記者沃爾特·白芝浩（1826-1877）的嘗試，它可以為回答本書的課題——“日本的‘近代’是什么”提供一個線索。

白芝浩和馬克思

白芝浩

白芝浩跟馬克思（1818-1883）是同一時代的人，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同年白芝浩也出版發(fā)行了他的代表作《英國憲制》。兩人都從事媒體工作，都是通過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英國近代。馬克思的政治分析跟經濟理論密不可分（或者說他的分析正是建立在使這兩者密不可分的哲學以及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白芝浩的成果則是由分析英國金融市場的《倫巴第街》（1873）和分析英國政治體系的《英國憲制》兩部分構成。另外，馬克思和白芝浩都受到蓬勃發(fā)展的自然科學的啟發(fā)，以物理學和生物進化論為典范，在對既有政治學和經濟學進行批判的基礎上，致力于確立一種能夠解釋19世紀后半葉體現英國最新的近代現實的新學問。

馬克思在被認為是“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中，借鑒物理學家觀察自然進程的方法，“用自然史的發(fā)展方式來理解經濟的社會構造發(fā)展”。他將形成了最典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生產關系的英國，看作是“以自然進程最確切的形態(tài)、受到的干擾最少”的一種情況，在闡述其理論的過程中，把英國作為比照的主要基準。

白芝浩則是把同時代的現實，視作“鐵路以及電信的發(fā)明”等交通通信手段的革命帶來的“新世界”，他認為“思想的新世界雖然不能具體看見，卻在冥冥之中影響著我們”，并且洞察到“新思想正在改變政治學和經濟學這兩大古老的科學”。歐洲的近代正不斷顯示出可以被客觀把握的明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馬克思尋求與之相適應的新經濟學一樣，白芝浩也懷著同樣的目的意識摸索一種新的政治學。

以自然科學為典范

跟馬克思一樣，白芝浩也以最具“近代”顯著表征的自然科學作為其新政治學的參考對象，并將之稱為廣義的“物理科學”。他認為，這意味著“對外部自然細致入微的系統研究”，也可以稱之為“自然學”（A Study of Nature）。他闡述道：“以這種已經確立的自然學為基礎發(fā)現新材料、新事物的想法，在早期人類社會中是不存在的，這仍然是少數歐洲國家所特有的近代觀念。”他還認為，作為古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的蘇格拉底是反自然學的，因為蘇格拉底認為自然學會產生不確定性，不會增進人類的幸福。對白芝浩來說，“自然學”是知識世界區(qū)分“近代”和“前近代”的最大指征。

在白芝浩看來，“自然學”通過以18世紀的牛頓和19世紀的達爾文為代表的關于物理性和生物性自然的劃時代理論，開辟了“近代”。在《自然學和政治學》一書中，白芝浩期待“自然學”所承擔的任務由政治學來完成，因為政治學是以“政治的自然”——也就是與“外部自然”相對的“內部自然”，即“人的自然”為對象的。這是在政治學領域打開“自然學”的新維度，試圖確立一種建立在強化“政治的自然”，并成為其發(fā)展動力的“自由”基礎之上的政治，即“基于討論的統治”。這是白芝浩最基本的“近代”概念。這部著作的副標題是“有關政治社會中‘自然淘汰’和‘遺傳’原則的應用考察”，如其所示，白芝浩試圖運用達爾文在自然學領域創(chuàng)造的進化論，來解釋政治的進化——也就是近代化。事實上這種嘗試在此書中也并不少見，但我認為，比起這一點來，揭示與已經成為“近代”路標的“自然學”相對應的“政治學”本身的理論框架，才是白芝浩的真正目的。

另外，根據丸山真男的研究，將構成日本“近代”特征的核心學科領域視為“（數學的）物理學”，并將之置于舊體制下的正統學科“倫理學”的對立面的，正是福澤諭吉。這是丸山關于“福澤‘實學’的轉變”（1947）一文中提到的命題，這跟白芝浩在《自然學和政治學》中所提出的命題基本一致——或許福澤深入閱讀過《自然學和政治學》。

兩人的“近代”

馬克思和白芝浩就這樣同時把“自然學”視為最典型的近代學科，并以之為榜樣、用體現最前端的近代現實的英國近代歷史事例為主要素材，探索了政治學以及經濟學領域的“近代”。但是，兩人的“近代”概念卻有著顯著的差異。雖然兩者都重視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但白芝浩是在英國的國家構造得以運行的“實踐”中樞——政黨內閣的出現中，尋找英國近代的歷史意義；而馬克思則是通過對商品及其價值的分析，抽出資本的邏輯，并以之來說明“近代”。也就是說，白芝浩是以政治體制的變化為重點揭示了“近代”的概念，而馬克思則是以資本主義的成立為重點來對“近代”進行闡釋。

另外，馬克思重視被商品化的勞動力主體——無產者的政治能動性，并期望無產者能在緊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到來的“近代”以后的新型生產方式及相應社會的形成中，起到主導性的作用。白芝浩則更為重視以傳統議會制下的政黨為基礎建立的“內閣”（The Cabinet）的政治能動性，并以支持和完善內閣為主要緣由，肯定了喚起對體制的敬畏和恭順的“尊嚴部分”（女王及上院）的作用，以及在這種作用下被滋養(yǎng)的被統治者的被動性。白芝浩的“近代”概念，如下文所述，是以形成“基于討論的統治”為主要因素，比起迅速的行動力，更重視尋求使之緩和與鎮(zhèn)靜的深思熟慮的“被動性”。

前近代與近代

白芝浩的“近代”概念究竟是什么？筆者將嘗試對它的歷史由來進行深入挖掘。對于白芝浩的“近代”概念而言，重要的是其與“前近代”的關系。對于白芝浩而言，“近代”與“前近代”之間有斷絕和連續(xù)，“近代”在否定“前近代”，并從與之斷絕之處得以成立的同時，也是通過復蘇“前近代”的某些要素而出現的。被“近代”所斷絕的“前近代”要素，即固有的“習慣性統治”，與作為近代特征的“基于討論的統治”并不相容。不過，與“習慣性統治”相對立的“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先驅形態(tài)，也曾出現在“前近代”的古希臘。根據白芝浩的研究，從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0年-約公元前425年）開始就已經進入了“討論的時代”（The Age of Discussion）。他指出，希羅多德在那個時代的希臘就已經“聆聽了無休止的政治性討論”，“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諸多抽象的政治論萌芽的痕跡”。到了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時代，討論的成果空前豐富起來。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頂尖哲學家著述的每一頁，都留下了他們所生活過的“討論的時代”那豐富而又難以磨滅的印記。至少對他們而言，貫穿“前近代”的“習慣性統治”已經被全面破壞。

“前近代”的這種“基于討論的統治”傳統，除了雅典所代表的古希臘之外，也被古代羅馬、中世紀的意大利諸共和國、封建歐洲的各共同體、身份議會等所共有，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它們的這種影響力都來自它們各自所擁有的“自由”。在那里，后來集中于國家手中的“主權性權力”（Sovereign Power）被分割，討論在各權力主體間進行。據白芝浩稱，這是與政體的形式并無關系的所謂“自由國家”（Free State），是使“近代”產生“基于討論的統治”的“自由”的歷史性延續(xù)。在這一意義上，就歐洲而言，其古代史和中世紀史大概也可以作為近代史的一部分。

同樣是以歐洲的政治傳統為前提，與白芝浩相反，也有學者強烈主張主權本質性的不可分割。那就是在白芝浩的《自然學與政治學》問世的100多年前，出版了《社會契約論》的讓-雅克·盧梭（1712-1778）。在文中，盧梭認為：即便國家中包含諸多城市，其主權也是單一的，如果分割則必然導致毀壞。（盧梭：《社會契約論》，桑原武夫、前川貞次郎譯，巖波文庫，第三輯第十三章“主權怎樣得以維持”。）然而，盧梭并不是否定了“基于討論的統治”。盧梭是根據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先例，從國家成立產生主權的過程中，為“基于討論的統治”找到了證據。盧梭把主權與“一般意志”一體化，將“基于討論的統治”等同于既產生于所有的“特殊意志”又超越所有的“特殊意志”的“一般意志”。最能體現無法被任何東西（無論是某種特定的“特殊意志”，還是作為它們總和的“全體意志”）所代替和代表的、絕對的、普遍的“一般意志”的東西，除了“基于討論的統治”外，大概也別無他物了。不過，也許可以認為：相對于白芝浩以“自由國家”為媒介，提出了更富有歷史性、更為曲折的“基于討論的統治”，盧梭則以“一般意志”的邏輯為基礎，推導出了一個更為哲學的、直線的“基于討論的統治”。

使“基于討論的統治”得以成立的因素

英國的國家構造，具有白芝浩所說的“自由國家”的特征。體現這一點的，就是國王的咨詢機構，即由原來的大封建領主組成的行政機構——御前會議發(fā)展而來的議會。它是出于國家統治（特別是課稅）的需要，由能夠代表貴族以及其他非貴族等級利益的協議機構發(fā)展而來的。議會反映了英國階級構成的多元化，如果沒有議會，國王就無法調配統治國家的資源（特別是財源）。這就必須承認少數者擁有獲得利益的權利——以這種“寬容”為前提，“基于討論的統治”和“基于同意的統治”由此而生。白芝浩這樣說過：

英國的國家建構的歷史……事實上是在古代政治體中的非貴族人民與其他要素之間形成的錯綜復雜的歷史。人民這一要素雖時弱時強，卻從來未曾根斷過。雖有變動，但這種力量始終很偉大，如今已完全占據支配地位。這種要素成長的歷史，就是英國人民的歷史。圍繞這一國家構造及其內部的討論，以及由此而來的爭論和對于真正結果的爭論，最大限度地訓練了英國人的政治知性。

也就是說，在白芝浩的歷史認知中，“前近代”以來圍繞英國國家構造的反復討論，不斷強化了“基于討論的統治”。或許可以說白芝浩的《英國憲制》一書本身就是對“基于討論的統治”所做的一種里程碑式的討論。

因此，白芝浩的這一考察就包含這樣一層意思，即任何國民都不可能在一日之間催生出“基于討論的統治”。足以推動政治的高質量的討論，必須經歷各種質疑和不斷被驗證的過程才能成立。而且，這需要以長時間施行具有一定水準的“基于討論的統治”作為前提。以“基于討論的統治”為最重要指標的白芝浩的“近代”概念，之所以將傳統和習慣作為賦予人的行為以動機的主要因素加以重視，其理由之一也在于此。白芝浩并不贊同與其同時代的功利主義的人生觀，他對自由于傳統與習慣的人們對自己的利益具有認知能力這一觀點表示懷疑，也不認為人們能夠把握并操縱這種認知能力，并以自身的利益為其行動的發(fā)條。這一點與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的敘述有共通之處。

一般意志常常是正確的，但通往它的判斷，卻未必總是明智的。必須使一般意志看清對象本來的面目，以及它有時可能會呈現的表象，為一般意志指明它所追尋的正確道路，避免它受到個別意志的誘惑，使它的目光能看清空間和時間，使它對眼前清晰可見的利益的魅力和遙遠的不可視的禍端的危險進行比較掂量。個人理解幸福，卻拒之門外；公眾渴望幸福，卻視而不見。這兩者都需要得到指導。（同上，第二卷第六章）

根據盧梭的觀點，貫穿在“基于討論的統治”中的“一般意志”，必須摒棄白芝浩所說的“傳統和習慣”才能被啟蒙。

西方和東方的斷裂

如上所述，對于產生于歐洲的“基于討論的統治”，白芝浩強調其“前近代”和“近代”的連續(xù)性，并有意無意地把超越時代的歐洲文明的一體性當作前提。在這一點上，白芝浩強調了西方和東方文明的斷裂，并指出了“現存于東方舊的習慣性文明與西方新的變動性文明之間最大的反差”。對白芝浩來說，與作為西方文明之代表的英國相對立的，是當時被英國殖民地化了的印度。為說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原住民是怎樣理解這一狀況的（“印度原住民是否認為英國在做好事”），白芝浩引用了在印度當地實際管理殖民事務的“英國最有能力的官僚們”報告中的一節(jié)。

毫無疑問，英國政府給予了印度人很多重大利益。英國政府給印度人帶來的是持續(xù)的和平、自由貿易、依照法律自由生存的權利，等等。從這些方面來說，印度人應該處于前所未有的滿足狀態(tài)之中。然而盡管如此，印度人仍然無法理解英國政府。英國政府不斷的改革志向，或者說英國政府所謂的改良志向令印度人感到困惑。印度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所有方面都受到其古代習慣的約束，因此他們無法理解不時帶來新事物的政策。他們絲毫也不相信在這些政策的深處寄托著使他們生活舒適幸福的愿望。不僅如此，他們甚至認為英國政府圖謀著某種不為他們所知的東西，英國政府企圖“取消印度人的宗教”，一言以蔽之，他們堅信所有這些持續(xù)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否定印度人的現狀和愿望，是要帶給他們某種新的、與現狀截然不同的、與他們的愿望背道而馳的東西。

這里包含著這樣一個命題：從“東方舊的習慣性文明”向“西方新的變動性文明”的推進，即從“前近代”向“近代”的世界性規(guī)模的推進，將通過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的殖民來實現。白芝浩相信這一命題的真實性。產生于英國，以“基于討論的統治”為指標的“近代”概念，同樣也包含了主要由英國推動的殖民這一“近代”概念。

這種東西文明對立的圖景——由西方來定位東方的東方情調的圖景——搖身一變，成了雖屬東方國家、但卻希望被定位為西方國家的日本，試圖逐漸將其對東亞近鄰發(fā)動殖民統治這一行為正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戰(zhàn)爭是日本進行殖民主義戰(zhàn)爭的開端，這場戰(zhàn)爭被政府當局以及先進的知識分子們，賦予了東方之“野蠻”對決西方之“文明”的意義。

明治維新時期，穿西裝的日本人穿過歐洲軍隊把守的橫濱市入口大門

日本的傳統中所欠缺的東西

上述圖景是西方對東方的意識的體現，它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是顯而易見的，但不見得就是一種欠缺客觀意味的虛偽意識。正如白芝浩所指出的那樣，著眼于是否存在“基于討論的統治”這種傳統，并以此來區(qū)分東西方，也可以說是有相應歷史依據的。

英國歷史學家喬治·桑瑟姆（George Sansom，1883-1965）是歐美最優(yōu)秀的日本歷史學研究者之一，堪稱此領域的先驅者。戰(zhàn)前他曾作為駐日本外交官在日本30多年，是為數不多的日本通。戰(zhàn)后的1950年12月，在東京大學舉行的題為“世界史中的日本”的一系列講座中，他把歐洲（尤其是英國）與日本進行了比較，重點分析了1600年以后兩國在政治發(fā)展上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桑瑟姆將之歸結為“自由主義”（Liberal Tradition）的有無，特別是導致議會發(fā)達的“尊重少數者的權利和意見的某些傳統”，乃至“每個個體在某種程度上對其他個體的意見、行動的自由的尊重”的傳統的有無。這就是白芝浩口中歐洲“前近代”的“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傳統。桑瑟姆據此闡明了英國在政治生活中發(fā)生的變化——從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權的君主專政再向議會政治的變遷。在16-18世紀，這種政治上的發(fā)展，不僅發(fā)生在英國，荷蘭、法國等歐洲各國也都出現了，但卻并不見于同時代的日本。

對此，桑瑟姆認為這并非由于當時的日本人缺乏政治能力和政治思想，相反，他高度評價了當時日本人的制定秩序的能力以及對政治極富哲學深度的關注。在行政技術方面，日本人比其他國家的國民更為卓越，在政治哲學的探索上也是同樣出色。桑瑟姆稱：“德川將軍時代的政治，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是秩序和紀律的奇跡，博得了有幸目睹它的少數外國人的諸多稱贊?！彼J為，德川統治體制下的政治的確有嚴苛的一面，但同時代的英國政治也是一樣的。

但是，日英兩國的政治有著決定性的差異。英國有著自由主義的傳統，特別是其主要要素“尊重個體”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日本則沒有這樣的傳統。這是因為，英國為了維持國王的權力而導入了“基于討論的統治”這一要素，而日本則很可能沒有必要訴諸這種手段來維持將軍的權力。英國的國王權力與各種有力的對抗勢力之間關系緊張，卻又在財政上對這些勢力有極強的依賴性。作為維持權力的代價，必須賦予這些對抗勢力以自由，有時甚至要賦予個人以自由，因此也就無法回避使這種交易和妥協成為可能的議會政治。與之相反，日本直到幕末開國，認識到有必要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導入“眾議”以便引起一定的體制變革之前，將軍權力中從未產生“基于討論的統治”構想的萌芽。

總之，日本的中央集權統治并不存在像英國的宗教勢力一樣有力的對抗勢力，而英國的中央集權統治則必須要接受來自包括宗教勢力在內的強硬對抗勢力的不斷挑戰(zhàn)。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統治力度的差異造成了兩國“前近代”和“近代”在政治發(fā)展上的本質性差異。

“國民形成”的條件

但是，白芝浩并沒有忽略“前近代”的指標“習慣性統治”對于“近代”的形成具有的巨大歷史意義。他認為“習慣性統治時代”是通往“近代”的“預備性”時代，雖然自由和創(chuàng)造性受到壓抑，但從反面來看，這是奠定國民國家基礎的“國民形成”時代。在法律化的強力習慣之下，通過模仿和排除形成了地域集團成員的同一性（國民性）。在具有將習慣規(guī)范化的政治實力的集團內部，驅逐不贊同者、保護和報償贊同者，不贊同者減少了，贊同者增多了。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分成員通過相互模仿，在彼此間形成一貫的、共通的性格。白芝浩說，“斯巴達人的國民性得以形成的原因，就在于不具備斯巴達式精神構造的人根本無法忍受斯巴達的生活”。換言之，如果沒有法律化了的固定習慣對人們進行約束的話，那么地域集團就無法成為真正的民族。能使民族得以存續(xù)的，正是保證民族同一性的習慣規(guī)范的固定性。

白芝浩說，促進民族形成的主要條件，就在于對外的“孤立”。他做了如下說明。

作為一個事實問題，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會不為人知地自行做好登場的準備。這些民族由于遠離所有外來的刺激而得以成立。希臘、羅馬、猶太，都是各憑一己之力而建立起來的，對其他人種和語言集團的反感是他們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他們之間最大的共性?！虼伺c外國人的交流，破壞了各國造就其固有國民性的原有的各種規(guī)范。這就成為共同意識薄弱、行動散漫而不安定的原因。不信仰宗教一旦被普遍允許，那么宗教習慣所具備的約束性權威的崩壞以及社會紐帶的斷裂將會在現實中有所體現。

這一點在日本體現得最為典型。因為日本就是在政策和戰(zhàn)略上的“孤立”中進行了“國民形成”，而放棄“孤立”路線就意味著破壞作為體制原理的“習慣性統治”。

在“習慣性統治”下進行的“國民形成”，產生了人類的進步所需要的多數人之間的協作。集團成員間這種內發(fā)性的協作源于彼此之間的相似性，民族以及部落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此。白芝浩稱之為“世襲的協作集團”（Hereditary Co-Operative Group）。

“近代”的歷史含義

這種由習慣所支配的“荒涼、單調而漫長的時代”，對人類而言并不是失去的時代。它是開秩序之端緒、筑國家之根基所必需的。但是，在改造過去世界的過程中帶進來的習慣，成了妨礙人類進步的桎梏。因為“習慣性統治”將會約束人類的自由并使人的獨創(chuàng)性停滯不前。終結這樣的世界，把人類從這種“習慣性統治”下解放出來，就是“近代”的歷史意義。白芝浩把它歸結為一個命題——“基于討論的統治”的確立。

白芝浩認為，懷著將某個主題付諸討論的目的來進行討論，這本身就是承認了該主題是無法依靠既有的規(guī)范來解決的，也即承認了社會集團所應遵循的神圣權威的缺席。單一或是眾多的主題一旦都付諸討論來解決，那么討論將會習慣化，既有習慣所具有的神圣符咒般的力量也終將解體。白芝浩說：

在近代人們經常說：“民主像是墳墓，只取不予?！逼鋵嵾@種情況對于“討論”來說也是一樣的。某個主題一旦被實際付諸討論，那么就已無可挽回。它再也無法偽裝神秘，再也無法被封存于神圣的領域。它將永遠地被開放在自由的選擇面前，暴露在辱沒神圣的討論中。

復雜的時代被動性

白芝浩認為，在目的-手段這一連鎖機制極為復雜的近代社會中，人們?yōu)榱四軌虿扇≌_的行動，需要更多的時間。

“我想說的是，讓大量的時間‘橫臥在陽光之下’的這種長期的‘單純的被動性’?！彼赋?，以物理學為首的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是由那些被同時代者稱為夢想家的人、因為關注了無法引起同時代者興趣的東西而被嘲笑的人、諺語所說的“看著星星掉到井里的人”、認為是無用的人帶來的。他將這種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被動性”跟“單純的行動力”——過?；顒雍图磿r行動相對比，認為它在“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基于討論的統治”的目的就在于阻礙性急的行動、進行慎重的考慮，而它正是服務于這一目的。

而且，這種“被動性”是在“基于討論的統治”下進行討論的積累中醞釀而成的，白芝浩認為對于取代了“前近代”這一“單純的時代”的“復雜的時代”——“近代”來說，在英國史上更重要的不是在絕對領袖克倫威爾的速斷速決之下的敏捷行動，而是為了導出結論容許進行長時間討論的多數的、多樣的人們的“被動性”。白芝浩之所以認為“基于討論的統治”對于復雜的“近代來說是最適合的政治形態(tài)”，原因就在于此。

對于“基于討論的統治”，同時代的英國人中有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者們用“委員會時代”等詞語形容“基于討論的統治”抬頭的這一時代。他們刻薄地嘲諷“委員會”無所事事，一切都在閑談中蒸發(fā)得無影無蹤。他們最大的敵人當然就是“議會政治”，白芝浩舉例說歷史學家卡萊爾（1795-1881）就曾將之命名為“全民胡扯”（National Palaver）。另外，“會戰(zhàn)不能由辯論部來指揮”——對于同時代的著名政治家、著述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的這一警句，白芝浩也肯定其恰當性。他承認，“依然還有其他許多種類的行動，需要單獨的、絕對的將軍”。

然而，白芝浩認為，“近代”已經不是“可以由克倫威爾這樣的人物重新統治英國的時代”，也不是“一個熱情、絕對的個體，實施其他無數熱情的人們想要做的事情，并可以立即執(zhí)行的時代”。他說：“現在不光是委員會、議會，任何人都不能以迅速的決定來采取行動?！彼Ｍ@種時代傾向是具有事實根據的真實情況，“之所以如此，依我看，那是因為它證明了前近代所遺傳下來的野蠻沖動正在走向腐朽、毀滅”。也就是說，在白芝浩看來，那是因為作為近代標識的“基于討論的統治”，是克服了“前近代”的特征——沖動的行動至上主義的結果。近代的政治形態(tài)因此得以變身，思考（熟慮）變得比行動更為重要，在這種意義上，比起性急的能動性，靜謐的被動性具有了更多的價值。近年來經常被人提起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其實也是由此而來。

近代情緒的激發(fā)

“習慣性統治”以及在它的支配下所固化的階級構造被打破后，從以家族為基本要素的等級身份下解放出來的個人自由，以及基于這種自由的選擇領域都會被擴大，從“等級身份”的時代變?yōu)椤斑x擇”的時代。眾所周知，與其同時代的歷史學家亨利·梅恩——他對白芝浩歷史觀的形成影響頗深——曾把這種變化概括為“從等級身份向契約的轉移”。

這種被圖景化的近代化，使在固化的“習慣性統治”下一直遭受壓抑的、潛伏在前近代深層的情緒噴發(fā)而出。那是一種對原始社會的突然性回歸——不允許討論，人們一味地為迅速行動的情緒所驅使。白芝浩把它稱為“返祖”（Atavism）。根據他的理解，在法國大革命時出現的殘酷恐怖場面，是人性被隱藏和壓抑的一面的表露。隨著舊體制的破產、壓抑的消失，人們突然被給予了選擇的自由時，它便沿著秩序和自由的間隙浮了上來。但是這種“人類過剩情緒的激發(fā)”卻無法單純解釋為“原始社會野蠻性格”的再現?！凹词故欠▏恕蹱柼m人這樣高度發(fā)達的人類種群，陷于困境時也幾乎是無法自持的。他們似乎也會委身于瞬間的激情以及當下念頭的決定，隨波逐流到任何地方?！卑字ズ七@樣說。

“基于討論的統治”的條件

白芝浩面臨的問題是，當國民性從“習慣性統治”下解放出來，擁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的機會時，什么樣的統治才能夠維持適合這種狀況的秩序？對白芝浩來說，“近代”的問題意味著自由和秩序的并立，他的“近代”概念就是以解決這一問題為目標的。出于這種目的意識，“基于討論的統治”占據了“近代”概念的核心。它是在“前近代”中孕育、發(fā)展，并取代了“習慣性統治”這一“前近代”的統治原理，作為“近代”的統治原理從“前近代”那里繼承并確立起來的。

白芝浩認為，最先打破“習慣性統治”，實現了從“等級身份”的時代向“選擇”的時代變化的，即最先實現近代化的國家，是那些在政治形態(tài)上大幅度的、并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接近“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國家。白芝浩確信，“任何國家如果不能進行基于討論的統治，就無法成為一流的國家。”在那些國家，對于共同的行動、共同的利益而進行的共同的討論成為其變化和進步的根源。因此，討論的主題比起具體的政策論，應該更傾向于抽象的原則論。因為“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力量取決于討論的對象的分量。白芝浩認為，具體的政策論雖然可以增大語言的活性，強化辯論的才能，培養(yǎng)贏得聽者信賴的態(tài)度和表情的能力，但是它“并不能喚起思辨的知性，無法讓人闡述思辨性的教誨，也無法使人對古代的各種原則提出質疑”，反過來說，“基于討論的統治”之下的自由討論不僅會擴大單純的政治自由，也會擴大知識自由、藝術自由。白芝浩認為，從伊麗莎白時代以后的英國歷史上，文藝、哲學、建筑、物理學所取得的成就中，應該也能讀取到“討論的力量”。他認為，“近代”宗教的影響力也跟討論的影響力有一定的關系。

“基于討論的統治”的影響力也波及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關于這一任務的承擔者的資質，白芝浩稱之為“靈活的中庸”（Animated Moderateness），并在文學天才們的作品中找到了具體表現。他舉出了荷馬、莎士比亞，甚至沃爾特·司各特的例子，并對他們作品中的“靈活的中庸”做了如下敘述。

如果要問那些天才、偉人的著作是怎樣區(qū)別于其他人的，那應該用同一句話來回答，就是他們都具有“靈活的中庸”。這樣的著作絕不緩慢、絕不過量，也絕不夸張。這些著作通常都充滿了判斷力，但這種判斷力并不遲鈍。它們具有造就野性的作者的活力，但這些文章每一行的字句都是由正常而穩(wěn)健的作者所創(chuàng)作的。

白芝浩在這里發(fā)現了“生命力與均衡、活性與適當的結合”。那是在文藝領域出現的肩負“基于討論的統治”的資質。他認為，這種“富有前進性的、充沛的能量，卻明白該止于何處”的資質是英國人所共有的，他把這種“張弛有度的結合”作為解釋英國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即英國的“近代化”）的依據。

近代化的兩種推動力

白芝浩把英國近代化的主要推動力歸為“基于討論的統治”和承擔這種統治的國民性。以英國史為主要素材而構建的白芝浩的“近代”概念，以“基于討論的統治”為主導概念也是當然的。但是，他也認為在變革“前近代”的“習慣性統治”中發(fā)揮作用的，并不僅僅是“基于討論的統治”。他指出存在以下兩個要素：

事實上，帶來如此巨大的結果的，并非僅有討論的影響力。無論在古代還是近代，其他力量都在協助討論的影響力。例如貿易的貢獻巨大，因為它把明顯具有不同習慣和不同信念的人們置于密切相關的近鄰關系之中，并幫助這些人們改變了他們原有的習慣和信念。殖民是另外一種影響力。殖民使人們在那些人種不同、習慣不同的原住民中間定居下來，對于這些殖民者們，一般并不過度嚴格地要求他們選擇自身的文化要素。殖民者們與當地有用的集團、有用的人們一起生存，他們不得不對這些文化要素進行“選擇”，即便原住民的祖先的習慣或許跟殖民者自身的習慣并不一致——甚至事實上他們或許是正相反的。

如上，白芝浩緊緊抓住“貿易”和“殖民”作為“習慣性統治”的變革要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這些作為“基于討論的統治”，也就是近代化的促進要因來關注。但是，同時代英國的“貿易”中，也具有后世的經濟史學家稱之為“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一個側面，即通過與后進國的不平等通商條約，為對方國家設置關稅、領事裁判權等不利的通商條件，通過擴大自由貿易來追求不正當收益的方法。另外，與白芝浩所強調的與“殖民”相伴而來的文化變形，并不是殖民者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結果，而是殖民帝國進行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統治的結果，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盡管如此，白芝浩在19世紀后半葉提出的關于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的“近代”概念，對于思考以之為“模板”的、在同時代起步并取得進展的日本“近代”的形成所具有的特質，還是有其意義的。

（本文摘自三谷太一郎著《日本的“近代”是什么？——問題史的考察》，曹永潔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