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默談突厥學

茨默（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茨默（Peter Zieme）教授是古代中亞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古代突厥語與中亞宗教史領域國際學界公認的權威。他1942年生于德國柏林。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學主修伊朗學、突厥學，1965年至1969年在民主德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攻讀研究生課程，1969年獲得洪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Dr. phil.）。此后留科學院東方所工作。1970年，他進入民主德國科學院古代史與考古學中央研究所古代東方室工作，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學榮譽教授。1993年起，轉入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所，并于2001年至2007年間，擔任該所所長。由于卓越的學術成就，茨默教授被選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通訊院士、匈牙利科學院榮譽院士、土耳其突厥語學會榮譽會士及多個專業(yè)委員會成員。

茨默教授的研究重點是整理研究中亞發(fā)現(xiàn)的各種文字書寫的古代突厥／回鶻語文本，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主要是公元九世紀至十四世紀回鶻王國時期）。他的另一研究領域為社會經(jīng)濟文獻。他的主要著作有：《摩尼文字書寫的回鶻語文獻》（Manich?isch-türkische Texte，1975）；《回鶻佛教的押頭韻詩》（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1985）；《高昌回鶻王國的宗教與社會》（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nigreich von Qo?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1992，桂林、楊富學譯《佛教與回鶻社會》，民族出版社，2007）；《回鶻文本〈金光明經(jīng)〉序與第一卷》（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1996）；《回鶻密宗文獻》（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2000）；《回鶻佛教殘篇叢考》（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hlte Schriften，2009）等專著，及上百篇用德文、英文、日文、中文、土耳其文撰寫的專題論文。

《上海書評》于近期采訪了茨默教授，請他談談突厥學研究的情況。此次訪談得到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丁先生大力襄助，在此謹致謝忱。

《回鶻佛教殘篇叢考》（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hlte Schriften，2009）

首先，想請您談一談突厥學的緣起。這門學科是如何一路發(fā)展到今天的？

茨默：從近代學術史的整體角度來看，突厥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在現(xiàn)代意義上的突厥學誕生之前，往前追溯的話，已經(jīng)存在相當程度的學科基礎。一方面是神學，一方面是歐洲對東方語言、文學的興趣——因為旅行者和傳教士的作用，歐亞大陸之間很早就已存在各種交流，東方的文學藝術持續(xù)地對西方產(chǎn)生著影響，這個過程存在于整個中世紀。歌德的名作《西東合集》吸收了很多東方文學、藝術的元素，在歐洲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這是東方學發(fā)展的基礎，特別對突厥學的誕生有影響。

雖然早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關于奧斯曼突厥語的語法著作已經(jīng)在西方誕生，但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突厥學要晚于埃及學、阿拉伯學、閃米特學和伊朗學。埃及學的誕生所帶來的解讀古代“死語言”的風氣，對東方學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商博良的傳奇故事流傳至今，人們談到東方、東方學，也總是馬上想起埃及。哪怕到了今天，埃及學家在東方學家當中生存壓力也相對較小，他們找工作是比較容易的。實際上，奧斯曼帝國與歐洲的交往非常積極，他們的君王喜歡去歐洲旅行，也留下了一些關于歐洲語言、文化、風俗的記錄。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的不少學者、文人到西伯利亞游歷，也留下了對當?shù)孛褡?、部落的記錄。這些都間接為突厥學的誕生做了準備。

真正直接催生現(xiàn)代突厥學的關鍵事件，則是十九世紀末在蒙古鄂爾渾發(fā)現(xiàn)的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丹麥學者湯姆森（Vilhelm Thomsen）和俄國學者拉德洛夫（Friedrich Wilhelm Radloff）1890年嘗試解讀碑銘，大致掌握了銘文含義，這是公元730年左右的歷史記錄。很幸運，銘文是雙語的，一部分是魯尼文，一部分是漢文，這兩者雖然不存在嚴格對應關系，但是通過漢文記錄，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銘文是對歷史上突厥汗國、回鶻汗國先后與唐王朝往來的記述。

催生現(xiàn)代突厥學產(chǎn)生的另一關鍵事件，是諸如瑞典、英國、德國、法國、俄國與日本等西方列強在中亞的探險活動。探險開始于1890年前后，一直持續(xù)到1914年左右，此后也有些零星活動，如美國后來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對突厥魯尼文碑銘的解讀、研究，對中亞探險所得突厥回鶻語文獻的解讀、研究，以及對十一世紀纂輯的《喀什噶里詞典》價值的再發(fā)現(xiàn)，這些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突厥學的基礎。

突厥學研究有哪些代表人物，能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嗎？

茨默：突厥學研究最重要的曾經(jīng)是柏林學派，創(chuàng)立者是威利·邦格（Willi Bang-Kaup）。他在柏林大學匈牙利學研究所工作，學英國語言文學出身，漸漸對古代波斯產(chǎn)生興趣，后來自己研究突厥語言，成為學派創(chuàng)始人。

馮加班

邦格的學生馮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女士，本來是漢學出身，后來追隨他學習突厥學。馮加班為突厥學奉獻了一生，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她的主要工作，是與邦格教授一起研究新疆發(fā)現(xiàn)的突厥語文書，1934年邦格教授去世之后，馮加班升任教授，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她的《古代突厥語語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是這方面的第一本語法著作。她對許多文書做了深入的解讀，在學術組織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另外，她對土耳其研究的貢獻也很大。馮加班教授在近東地區(qū)和土耳其受到了廣泛尊重。她終生未婚，沒有子女。在行內她被大家親切地稱作Maryam apa（“瑪利亞媽媽”）。

米維禮

勒柯克

此外，還有兩位大學者，一位是米維禮（F.W.K. Müller），另一位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他們倆的研究各有特點。米維禮是語言天才，掌握的語言非常多，恐怕大部分的亞洲語言他都懂。他對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很敏感，研究特點是對不同語種的各種平行本子進行比較研究。勒柯克是德國探險隊的重要成員，也領導過兩次在中國新疆地區(qū)的探險。他專注于突厥語文獻——尤其是摩尼教文獻——的解讀，因為沒有什么平行本子，實際上研究難度非常大。他們一位掌握了很多的語言，視野非常開闊，另一位專注于很小的領域，深入往下挖掘，最后都取得了非凡成果。

說到這里，我想提一點，在邦格那個時代，他作為突厥學創(chuàng)始者，還能夠從整體的高度來談突厥學。一百年過去，現(xiàn)在的突厥學已經(jīng)高度專門化，甚至過度專門化了。比如，有的學者研究的是某個地區(qū)的薩滿教，有的學者研究的是某一地區(qū)南部的某種突厥語方言的變體。事實上，就像我的一位同事最近所說的，說千道萬，還是要牢牢掌握古代突厥語，這才是最根本的東西，只專注于細枝末節(jié)的研究，會導致游學無根。當然，這也只是一家之言。

突厥學本身有什么學科特色，能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嗎？

茨默：突厥系的語言實際上有很多種，因此我一直強調，要把握最基本的東西，不然就容易陷入細節(jié)的泥潭。那么，什么是最基本的東西呢？比如，宗教文化方面的影響，這就是突厥諸語言的共性。又比如，突厥諸語言還有一個保守性的特點，形態(tài)方面比較嚴格，例外比較少，這對普通語言學中的語言比較研究來說，是很好的參照。從中亞到東亞，哪怕跨越了幅員遼闊的地區(qū)，我們通過對景教突厥語文獻——如墓志、碑銘——的研究，還是可以發(fā)現(xiàn)，突厥語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不管是中國西南地區(qū)的云南、東南地區(qū)的泉州、北方的鄂爾多斯、新疆的吐魯番，還是中亞的七河地區(qū)，這些地區(qū)操突厥語的景教信眾，語言整體上呈現(xiàn)出令人吃驚的一致性。

突厥學發(fā)展這一百多年以來，在各個國家、地區(qū)產(chǎn)生了為數(shù)眾多的分支，但是不同的分支并沒有遺忘自身的突厥學屬性，同時也發(fā)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下面我舉幾個例子。比如波蘭，波蘭突厥學的特點是對欽察部族（Qypchaq）的研究。這個部族非常有趣，他們用希伯來字母記錄突厥語。又如匈牙利，匈牙利是全世界最早設立突厥學講席的國家，早在1930年布達佩斯大學就由尼美特教授（Gyula Németh）創(chuàng)立了突厥語言文學與匈牙利古代史系，匈牙利突厥學的特點是對庫蠻人的研究，目的是給馬扎爾人探源，為匈牙利民族尋根。俄國突厥學的創(chuàng)始人是拉德洛夫，1860年他在西伯利亞對大量說突厥語的部族做了田野調查，調查結果是九大卷的民俗學記錄。沙皇俄國和后來的蘇聯(lián)學者一直注重從整體著眼，對突厥語進行深入、全面的田野調查，這種調查持續(xù)了很久，覆蓋的區(qū)域也很廣，從喀山一直到雅庫特。再如土耳其，突厥學在土耳其有著特殊地位，近些年土耳其新成立了不少大學，幾乎每一所都有突厥學系，背后是國家意志的推動。除此之外，中亞國家新成立的大學的人文學科也很注重突厥學研究，一般來說，他們更側重于對突厥語言、文化、風俗等進行田野調查。這些中亞國家新成立的大學的突厥學研究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反復研究同一個學術課題，例如喀喇汗王朝時期詩人優(yōu)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長詩《福樂智慧》，出了許多?？北?，實際上，這個被反復挖掘的課題已經(jīng)不能算是一座學術富礦了。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具體到您自己的學術生涯，能否請您談談，自己是如何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

茨默：現(xiàn)在看來，我是很幸運的。年輕時，我也和其他同齡人一樣，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以后的路該怎么走。我就讀于東柏林的洪堡大學，讓我感到幸運的是，1965年我遇見了一位好老師——匈牙利學者哈匝伊教授（Gy?rgy Hazai）。就在這一年，他受洪堡大學邀請到柏林工作，以復蘇德國的吐魯番學研究。他為我定下的論文題目，是解讀突厥語摩尼教文獻。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但對我這個年輕的博士生來說，完全是陌生的，而哈匝伊教授本人以往也從未研究過摩尼教。再一次讓我感到幸運的是，馮加班教授在此期間，經(jīng)常從西德到柏林來訪學，她教了我不少重要的東西。哈匝伊教授很快就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加上他共有五人，其中有兩位漢學家，一位是史密特（Gerhard Schmitt）先生，一位是梯婁（Thomas Thilo）先生，還有一位是伊朗學家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先生，他主要負責伊朗語方面的題目，如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解讀，兩位漢學家主要負責勘定佛教寫本，因為文獻殘片的內容非常駁雜，當時還沒有全文本資料庫這樣的研究手段。我本人則繼續(xù)研究突厥語摩尼教文獻。1968年我完成博士論文之后，馬上進入新的研究領域，對回鶻社會經(jīng)濟文書做了持續(xù)多年的研究。這些文書在時間上相當于中國的元代時期，內容上大部分是土地、房屋甚至人口買賣的契約，反映了當時普通人的社會生活。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開始學習漢語，我的同事史密特先生比我略為年長一點，在他的幫助下，我逐漸學會了閱讀古漢語。這是出于實際的工作需要，不掌握古漢語的話，就根本無法研究回鶻語佛教文獻。因為回鶻語佛教文獻多半是由漢文底本翻譯而來的，在閱讀過程當中常能感到翻譯生硬之處，有的回鶻語佛教文獻里甚至直接夾著漢字，未做翻譯，而是原文照錄。如果懂古漢語的話，很多問題便迎刃而解。另一個原因是，有一種很奇特的回鶻語文獻，是把回鶻文字作為一種拼音系統(tǒng)來記錄漢語。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先生對敦煌文書的研究，就展示了用藏文記錄的中古河西地區(qū)漢語方言。我經(jīng)常跟高田先生還有中國學者王丁一起討論這些問題。藏文字母和回鶻文字母的記錄，雖然文字不一樣，但記的是同一個時期、同一個地域的同一種語言，這樣將不同文字的記錄加以比較，就能深化我們對河西方言的研究。

2013年，茨默在中山大學作《回鶻本下部贊殘片新考》講演

目前，我已經(jīng)從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退休。最近幾年，我做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研究回鶻語譯本《十王經(jīng)》。這方面，美國學者太史文（Stephen Teiser）的研究對我很有參考價值。這個回鶻語譯本很可能是九世紀的，傳世的只有敦煌本，它的殘片量非常大，但是不夠完整，好在有幾個不同的、完整的漢文本子來對勘，借助它們，基本上能夠把回鶻本殘片的次序排定。

我在研究過程中還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古漢語的書寫方向是從上向下、從右向左，展卷方式也是以右端為先，而回鶻本《十王經(jīng)》插圖里的人物都是從左端打開卷子，循序向右閱讀，后來我才明白過來，這與回鶻語的書寫方向有關：回鶻文與滿文一樣，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書寫，正好與古漢語書寫方向相反?；佞X語本子做得很精，細節(jié)考究。

敦煌寫本《十王經(jīng)》插圖

吐魯番寫本《十王經(jīng)》插圖

記得您以前曾經(jīng)提到，您想寫一部關于回鶻語文獻的專著，現(xiàn)在到哪一步了？

茨默：其實，我已經(jīng)就這本專著準備很多年了。長期以來，我從事的多是殘片研究，關注的都是細節(jié)，現(xiàn)在，我覺得是時候從整體著眼，換一個角度、換一個寫法了。我決定把內容限定在非宗教文獻方面。因為關于摩尼教、佛教、景教，都或多或少有獨立的學術研究著作、論文，我自己也研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宗教文獻，我想不必重復別人，更不應該自我重復。我想回到年輕時對契約文書這些非宗教文獻的研究范圍，寫一部回鶻語文獻史。這里所說的“文獻”（Literatur）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涉及對古代回鶻人知識體系的理解，其中包括科學、醫(yī)學、民俗（具體到理發(fā)、換衣）和民間信仰，如占卜、巫術、占夢術——這些信仰與體系化的宗教還不是一回事。這里面有意思的東西很多。

最近在寫作的過程之中，我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甘肅是古代回鶻王國的所在地，那里出土了刻在石頭上的回鶻語銘文，這明顯是受漢文化的影響，相信石頭能夠“傳之久遠”。這類回鶻語銘文是韻文體，而它在西域對應的本子則是散文體。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我與龍谷大學的百濟康義教授一起合作。我曾當面告訴百濟教授，我發(fā)現(xiàn)了《觀無量壽經(jīng)》的回鶻語本子，他一開始表示并不相信，因為這個回鶻語譯本是韻文的，還押頭韻，而《觀無量壽經(jīng)》是散文的。我沒有說話，百濟教授又仔細看了一下這個本子，然后對我說：你是對的。佛經(jīng)翻譯，無論是梵文譯成藏語、漢語譯成西夏語，還是藏語譯成蒙語，都是散歸散、韻歸韻，只有回鶻語譯本是個例外。這是回鶻語文學的一個特點，他們偏好韻文，喜歡華麗的詞藻。比如，漢文佛經(jīng)簡單的一個“佛”字，回鶻語譯本會譯成“為廣大世界所崇敬的佛”。我們甚至可以說，回鶻人發(fā)展出了一套專門用于佛教表達的特殊語言。

茨默解讀的八思巴字書寫的回鶻語佛教韻文題記

茨默解讀的古代回鶻語寫本殘片，內容涉及公元760年前后摩尼教在回鶻王國開教的史實

吐魯番出土、現(xiàn)藏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摩尼教工筆畫MIK III 6368，題字為回鶻語西州回鶻可汗號（Zieme，Manicha?ische Kolophone und Ko?nige，pp. 324-325）

新的出土發(fā)現(xiàn)對突厥學研究有怎樣的推進，能請您談談嗎？

茨默：做實證研究的學者，總是希望有材料方面的新發(fā)現(xiàn)。有一個詞叫“書桌考古學”（Schreibtisch-Arch?ologie），意思是說，有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壓在了底下，被人遺忘了，這個時候，需要我們重新收拾書桌，然后就會有令人驚喜的新發(fā)現(xiàn)。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敦煌研究院對藏經(jīng)洞北區(qū)所做的系統(tǒng)清理。北區(qū)是元代窟，從中發(fā)現(xiàn)了各種語言文字的文獻，不僅有回鶻語，還有藏語和西夏文等。這個工作是由彭金章先生負責的。我曾有機會在彭先生的陪同下，去北區(qū)實地考察過，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回憶。對我來說，464窟是最重要的一個洞窟，其中有著大大小小的諸多新發(fā)現(xiàn)。

敦煌莫高窟北區(qū)洞窟出土的回鶻文木活字

說到這里，我要提一下，哥廷根科學院有一個大型的學術項目，就是編纂古代回鶻語大詞典，他們一直努力爭取把所有詞條都收錄進來。此前哥廷根科學院已經(jīng)牽頭，對德國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突厥語、回鶻語寫本文獻做了多年的編目。最新的一個好消息是，他們以往出版的相關文獻目錄已經(jīng)全部網(wǎng)絡化，新編寫的目錄不再出版紙本，而是全部電子化，方便全世界的學者使用。現(xiàn)在，古代回鶻語大詞典的編纂者就對源源不斷的新出土材料感到十分頭疼，甚至有點害怕，因為這意味著這部詞典可能永無完工之日。其實，在我看來，也可以分成兩條路來走，紙質詞典該出版的一樣出版，電子詞典采取開放模式，收錄不斷出現(xiàn)的新材料。

關于中國的突厥學研究，不知您有什么樣的看法和評價？能請您談談嗎？

茨默：已故的耿世民教授毫無疑問是中國突厥學的代表人物。我學術生涯最大的幸運，可能就是認識耿世民教授。耿教授八十壽誕的時候，我曾受邀到北京參加為他慶壽的學術活動，有幸被同行推舉，代表國際突厥學界發(fā)言，向耿先生做了獻詞。耿先生很高興，我也感到榮幸。

耿世民

耿先生工作的重要性是馮加班教授發(fā)現(xiàn)的。他不僅從事文獻研究，實際多年以來一直系統(tǒng)地在新疆和甘肅對突厥語方言進行田野調查。裕固族（又稱撒里畏兀爾、黃頭回鶻）在甘南，路途遙遠，非常難走，耿先生也一直堅持到當?shù)卣{查。美國突厥學家克拉克（Larry Clark）教授告訴我，耿先生的調查記錄非常準確。耿先生在中央民族學院培養(yǎng)了很多學生，如今他們都在新疆、北京、蘭州等地繼續(xù)從事著突厥學研究。

作為突厥學領域最權威的專家，您有計劃或者有興趣為普通讀者寫一本關于突厥學的普及讀物嗎？

茨默：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學術啟蒙或者說學術普及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學術界經(jīng)常出現(xiàn)過于專業(yè)化的現(xiàn)象，無論醫(yī)學、天文學還是經(jīng)濟學。美因茨大學有位退休教授約翰松（Lars Johanson），他就想組織編寫一本突厥諸語言的深入淺出的導論。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也常常談及這個問題，但是，說是一回事，具體做起來又往往是另一回事了。

我有一個多年的愿望，就是推進一項絲綢之路的群體性傳記（Prosopographie）的合作研究。這項研究關注的不再僅僅是社會精英，而是文書契約、地方政府文書、各類公私檔案里記載的普通人。絲綢之路的人名研究，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積累，比如，王丁先生就通過研究掌握了上萬個絲綢之路上普通人的姓名、籍貫、家庭情況等。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做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后來轉向其他方向，如今回頭看來，我還是想通過普通人的起居作為、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來貫通絲綢之路?！敖z綢之路”這個概念一開始是德國學者李?；舴姨岢鰜淼模髞聿粩嗟玫綌U展和修正，一些學者說，絲綢之路不是一條，而是一張網(wǎng)絡；還有學者說，絲綢之路也是陶瓷之路、紙張之路、寫本之路、醫(yī)藥之路……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絲綢之路首先要有人，不是光有物。絲綢之路的人名研究涉及的材料，其實信息非常豐富，一些做鞋的、配鑰匙的、傳遞書信的小人物偶然地把名字留在文獻殘片里，再偶然地被我們發(fā)現(xiàn)，恰恰能夠生動地體現(xiàn)歷史的真實。

以后絲綢之路的展覽，在展出一只鞋的時候，我想旁邊也可以說明，以前也存在鞋匠這個職業(yè)——雖然這只鞋不一定是他做的，然后介紹絲綢之路沿線某地出土的某材料里曾提及某個鞋匠。這樣一來，古代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變得很充實、豐滿、有趣。

最后一個問題，對年輕的突厥學家，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您有什么話想要對他們說嗎？

茨默：如果說有年輕的朋友對這門學問感興趣的話，那我愿意奉贈德國小說家馮塔納（Theodor Fontane）的一句話：“在觀念上我是很寬容、平和的，但是，藝術畢竟是藝術（In Anschauungen bin ich sehr tolerant, aber Kunst ist Kunst）?！蓖瑯拥模瑢W問畢竟是學問（Wissenschaft ist Wissenschaft），需要鄭重其事。為人方面可以平和，但是學術上應該具備堅持到底的認真精神。如果有了這樣的態(tài)度，那就走下去吧。

當然，具體來說，突厥學研究必須做和應該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這實際上也需要很多年輕力量加入進來。比如，河西地區(qū)和新疆地區(qū)的突厥語方言，這就需要調查和記錄。新疆已經(jīng)做了很多調查了，但是覆蓋面還是不夠廣。另外，最基礎的就是古代突厥語，希望年輕人愿意在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