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周曉楓：寫作就像一個追逐的過程

周曉楓是一位特別的女性散文家。

她說不清楚對女性寫作的理解，但許多姑娘的性別觀和身體觀被她那篇《你的身體是個仙境》刷新了。她筆下有洶涌的詞、繚繞的句式、路線復雜的意義迷宮，她自言“我最受詬病的特征是華麗”但就是戒不掉對形容詞的偏愛。她的散文被同行評價為擁有小說的結構，但小說是她自稱沒有能力去完成的文體。她近年開始寫了兩部童話作品，但她依然覺得散文是她最根本的熱愛，寫散文的手不能生。

今年7月，她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散文《巨鯨歌唱》由中信出版集團推出全新插圖修訂本。當時的授獎辭如是說：“《巨鯨歌唱》整體上是從低處，在地面或水中，沉潛、體驗。個人成長的印記與經(jīng)驗，對世界的觀察和領悟，細膩得纖毫畢現(xiàn)、色澤斑斕。周曉楓的思想自覺、勤勉，難能可貴地保持著自我的警覺審慎和表達的節(jié)制精悍，在周嚴的文體秩序中底氣充沛地向著生命深處執(zhí)著掘進。她敏捷的思維和自由穿行的藝術腳力，拓展了散文寫作的可能性?！?/p>

重讀初版于2013年的作品，周曉楓坦言：“年少的時候可能沒有那么多復雜的技術，但會有比較飽滿的元氣。慢慢地你可能增加了一些表達手段，也可能流失了年少時候的清澈和直接，我覺得每一個階段的作品都會有它的美好與遺憾?！?/p>

“寫作妙在成長。寫作者像昆蟲從一個卵粒到幼蟲到成蟲再到羽化，它們的每個階段都不認識昨天的自己，也沒法預料未來的自己。所以我對每個作品，只能盡我當時的全力去完寫，只能在進行時態(tài)下把我全部的心血抵押上去?！?/p>

8月4日，周曉楓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周曉楓。郭悅 攝

“我真正想寫的題材，還沒有挖掘夠，還沒把那部分能量開采完”

澎湃新聞：對于小說與散文，曾有作家形容：“想清楚了寫散文，想不清楚寫小說”。你是怎么開始寫散文的？寫散文時，是“想清楚”的狀態(tài)嗎？

周曉楓：散文寫作跟我們中學時期的作文距離不遠，可以很自然地從寫作文過渡到寫散文，不需要專門邁過一個技術的門檻。但寫小說不同，它對你的天賦、閱讀和技能都有一定要求，你需要有一些準備，至少是在文學投入上的準備。

對我來說，并非“想清楚”“想不清楚”的問題，應該說我就“沒想”。后來經(jīng)過一番“想”的過程，發(fā)現(xiàn)我寫不了小說，就是那類需要情節(jié)跨度和人物設想的能力，我暫時并不具備。

澎湃新聞：你有沒有特別欣賞的散文家？

周曉楓：有好多，他們也許并非“散文家“，但我喜歡他們的”散文作品“，包括回憶錄、書信、箴言集等等。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奧康納、布羅茨基、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納博科夫等等。我喜歡的作者在風格上比較獨特，甚至不那么“平易近人”。

我在中國散文這一塊兒讀得比較少。像張岱張潮的，我從趣味上也喜歡，但那種喜歡對我來說“轉化”會弱一點。我的古典文學基礎和歷史知識儲備相對薄弱，所以吸收的過程相對困難。就像一株植物在嫁接的時候，需要相應的土壤才能存活。

澎湃新聞：關于你的寫作風格，你曾說過你有“修辭強迫癥”，特別偏愛形容詞，也坦然接受因此會“丟失”的那一部分讀者。你似乎是一個不大會去“討好”讀者的作者，這么理解對嗎？

周曉楓：討好也是需要技術手段的。不能一說“討好”兩字，我們立即就在態(tài)度上鄙夷，然后不予置評。我年少時對“討好”持比較尖銳的批評態(tài)度，現(xiàn)在想想，一個人如果在“討好”中還不磨損自己的寫作愛好，也是不大容易的。

至少在散文寫作上，我的“討好”技能偏弱。你以為自己要放低身段，不再曲高和寡了，要親近廣大讀者了……你想低價甚至免費登臺唱戲，人家就愿意買賬、愿意聽嗎？可能底下的觀眾早就跑了。

所以，我也別費那個勁了。我真正想寫的題材，我還沒有挖掘夠，還沒把那部分能量開采完。所以，我還是把更多的注意力，匯聚在作品本身吧。何況，我也不是這個世界的“孤本”，一定存在著和我相同感知和體會的人們。所以，我把自己挖掘透了，就是和那些心理感受相似者在溝通。

澎湃新聞：那些修辭是不是為了更好地闡釋一些立場或是觀點性的東西？比如《巨鯨歌唱》中有很多修辭，但是像海洋館的紀念品、自然界殺戮的公正性、人與海洋的關系，這些思考都自然地在很美的文字里呈現(xiàn)出來了。這樣的寫法是自然而然還是刻意為之？

周曉楓： “寫什么” 和“怎么寫”必須在同一時間完成，才能構成作品。我自己可能就是偏好于形容詞和比喻。但形容詞的作用不是表面的點綴，而是使描繪更加及物，而且是以獨特的方式及物。形容詞不是讓作品“懸空”，而是為了更“貼地“，要把所要描繪的事物釘死，讓它不產生位移。有時候東西很小，釘一個形容詞就能釘住，有時釘三個才能釘住，如果是一條很長的蟲，前面釘三個，后面還會“撲通撲通”地掙扎呢。同時，修辭不是為了使作品看起來“天花亂墜”，也要以準確和獨特為原則。

這些是我的理念認知，真正寫起來，這些是潛在于構思和創(chuàng)作過程之中的，不需要額外提示自己。它幾乎是一種本能。就像體操運動員的身體訓練，在半空中憑借本能做出反應?；蛘?，這樣說是過高形容自己？那我換個說法，就像一個人被車撞了，在空中連續(xù)翻轉幾下，然后僥幸落地，沒有摔傷——如果有人說：“你剛才翻轉的動作挺難的，也挺漂亮，我再用同樣的方式撞一下，你再來一次？“而我，做出同樣的旋轉卻是不可能的。我想，寫作的時候，激發(fā)的是我一種日常認識和持續(xù)訓練帶來的本能反應。

澎湃新聞：像《月亮上的環(huán)形山》中對霍家阿姨的刻畫，再比如《你的身體是個仙境》中的身體敘事，你作品中關于女性的思考非常戳人。你寫作時會帶有明顯的性別意識嗎？

周曉楓：前一段時間，評論家張莉在做一項性別觀調查，調查范圍特別大，有男作家、女作家、年輕作家，還有像我既不年輕又不算老的作家。對這個問題，我的思考和闡述都不是特別清楚。

我的寫作特點是，希望寫什么就“貼”什么。比如寫動物，希望能讓人聞到它的腥膻氣息；寫老年，最好能讓讀者感覺到關節(jié)的疼痛；寫大海，就能感受到裹挾著砂礫和泡沫的潮水幾乎要漫上腳尖。當然這都是我的理想，實踐上達不到。

對我來說，寫女性也是一樣，我希望能特別“貼”。我認為女性成長中有一些“以前沒有辦法跟父母分享、以后沒有辦法跟愛侶分享”的秘密，需要獨自并且吃力消化的東西。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讀書會，到場的女性分享那些羞恥甚至不堪的經(jīng)驗。當時我的感覺是：每個人就跟兵馬俑一樣，原來我不是唯一的一個，原來看不見的黑暗里還埋了這么多人，那時我心里獲得了一種奇怪的安慰。我想寫出這些痛楚、尷尬甚至羞恥，也許有些女性會因為閱讀這些作品而感到不再孤獨。

我對性別問題的態(tài)度，其實不是回避也不是軟弱，確實是沒想明白。這或許與我小時候的經(jīng)歷有關。我是在部隊大院長大的。部隊是一個看起來“性別并不重要”的地方。但就在這種“并不重要”中，性別反而會非常微妙地突顯出來。比方說女兵，尤其是文藝兵，在比如說收個腰身、改個褲腳的地方，那條似乎本已消弭的界線反而得以突顯。我今天所處，是一種類似于自省的狀態(tài)，我還處于問號般的思考過程之中，還不是一個得出結論的狀態(tài)。

我愿意拿我一生的寫作實踐去探索和尋找，哪怕繞了一圈之后，我沒有得出所謂的結論，哪怕找到結果之后我更糊涂，這都不重要。馬拉松越過最后的一米，也不過就是瞬間，但整個奔跑的過程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澎湃新聞：有時候我們問作家“你為什么選擇寫作”，有人說就是兩個字，想寫。你有沒有遇到過“不想寫”的時候，或是說“想寫但寫不出、寫不好”的時候？你有沒有寫作焦慮？

周曉楓：首先說人為什么要寫作。我原來會問，為什么不寫呢？我沒有什么別的長久愛好，也沒其他辦法滿足自尊心和虛榮心。對我來說，文字就是安全的冒險，寫作能讓我有一種思考以及游戲般的快樂，所以，為什么不呢？

但不可能沒有寫作焦慮。一個人拿到題材就能寫，或許永遠沒有寫作焦慮，這樣的人，一方面或許是才華極盛，涉筆成趣，是真正的天才；還有一種可能，是他根本沒有判斷力，自戀到以為自己寫什么都好；還有一種可能，有人永遠不接受有挑戰(zhàn)的題材，永遠進行常規(guī)性的寫作，他甚至不需要靈感。換言之，有人不需要事先的靈感，是因為經(jīng)受過技術化的訓練，他可能在創(chuàng)作中隨時召喚靈感；有人，則不知道靈感是什么。所以如果說一個人沒有寫作焦慮，也需要視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對我來說，寫作焦慮一直都在，當然我也一直在嘗試新的東西。寫作特別像做夢。做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樣的成功人士，不管你睡過多好的枕頭、多好的床，做夢的時候就是赤手空拳、只身前往，很難保障你今晚做不做噩夢。寫作也是一樣，不管過去寫得多好，下一篇也可能江郎才盡；也有人過去沒開竅，某個時刻，就突然打通任督二脈。

我有時也會肯定自己，我最肯定自己的時候其實是最焦慮的時候。我那時會對電腦前的自己說：“好，寫得好，寫得太好了”。這樣是給自己鼓勵和暗示。要不然稍一停頓，我就會被巨大的虛無感和自我懷疑淹沒，寫不下去了。

比如寫《弄蛇人的笛聲》，我就在結構上模仿蛇的形態(tài)，一個段落的結尾是下一段的開始，讓其有生長性。我還模仿蛇的盤卷，每過三四個段落會有一個關于伊甸園的論述。但這樣一個結構，用在下一篇就不行。散文就是這樣，每一個認識都得是使勁削尖腦袋、墊起腳尖去夠的。要是這次用 “梯子”墊著走捷徑，下次還用這個——走幾下沒事，走多了，馬上就會被讀者看出套路。

“如果寫東西像吃貓糧一樣，爪子一伸就把東西夠過來，那寫出的東西就像一個死物”

澎湃新聞：你現(xiàn)在的寫作頻率或寫作習慣是什么？

周曉楓：我不是一個特別有規(guī)劃的寫作者。我的寫作像跳大神，寫之前自己稀里糊涂，寫完了以后一看，覺得好像不是我自己寫的。

我不太能在晚上寫作，而且我寫東西特別麻煩，一會兒接電話，一會兒看手機，不是特別專注。還有就是，我寫得不管多高興，到時間了，該洗腳就洗腳，該睡覺去就睡覺。當然也曾有那種投入其中到元氣耗盡的時候，近年來這種情況比較少，可能是我沒有那么大體能了。

總之，我的辦法就是，不同題材，準備時間不一樣。而且，我同時準備好多個題目。下一篇要寫哪個題目，我會估算，因為各篇“瓜熟”時間不一樣。寫完了這個，看看哪個快長熟了，再用些“催產術”，像生孩子一樣。

等我真正寫起來，只能面對一個題目，就像一個浪子的戀愛，但每次只能跟一個人結婚一樣。也有自己預料不到的時候。像我寫童話，就完全屬于意外，就像鐵路扳道岔一樣，一下就奔另一個方向了。

澎湃新聞：近年你寫了兩部童話作品。寫童話跟寫散文相比，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更放得開，還是更收著？

周曉楓：童話不是我習慣的文體，我不太能判斷好壞；相比童話，寫散文我更放松。我是一個比較自我懷疑的人，不會有過多“自嗨”。

我寫的第一個童話《小翅膀》，運氣特別好，獲得了“2018中國好書獎”和“中國童書榜年度最佳童書”，獎項安慰了我。如果第一次寫童話就撞得“鼻青臉腫”，可能我就委屈地搓著衣角說“不玩了”。因為獎項和虛榮心的滿足，我又嘗試第二個童話：《星魚》，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好像也獲得了好評，這鼓勵我繼續(xù)進行新的嘗試。

但我現(xiàn)在都覺得，寫散文的手不能生。寫作是需要持續(xù)訓練的，天才可以在中斷之后隨時隨地開始，但對常人來說，寫作跟鍛煉身體一樣，機能下降以后，再想提升成績就難了。

澎湃新聞：我對你的童話寫作非常好奇。在《月亮上的環(huán)形山》中你也提到了，霍叔叔和畫畫的經(jīng)歷對你的生育觀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所以，你對孩子有一種什么樣的情緒？

周曉楓：我沒有孩子。但我不生孩子是因為我有溺愛傾向，什么到我這里都會被慣壞。我是“開關型”的人，就是不能開著閘，燈要是亮就得一直亮著，要么就是徹底黑了。我不太會調整自己的節(jié)奏和頻率，我非常懷疑自己有孩子，就會放縱下去，缺乏對他的基本教育。

從表面的道理看，我是沒資格寫童話的。我沒有孩子，也不跟老師和家長聊，甚至不跟孩子聊。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內心有一些沒有成長、沒有發(fā)育的東西。可能因為我沒有當過母親，沒有人為地提升自己的輩分，這縱容了我的天性中有一部分尚未發(fā)育的天真的東西。關于寫童話的資格問題，我曾經(jīng)糾結，后來想開了，安徒生一生也沒結婚啊。雖然我寫不出牙牙學語的東西，但我希望能寫具有成長性的童話，孩子們能看，大人也能看。

我原來有一個理想，希望我的老年能和童年相遇。這不是說，前生浮浪夠了，然后回頭是岸……不是說一滴天堂的雨水落下來，就能把一生的塵土洗干凈了，我不認為是這樣。對我來說，始終有個沒有斷線的東西——天真的部分。這個部分可能是幼稚的，但非常很珍貴，我愿意用這個部分來體會和創(chuàng)作。

比如《星魚》，小孩可以看，大人也可以看呀。我希望自己能寫出“黑白通吃，老少咸宜”的東西。當然這是理想，一個人想討好全部一定也會失去全部，但只是希望，這個童話能夠有更多的覆蓋面。

我為什么喜歡安徒生童話？我覺得它就像玫瑰一樣，小時候看是花骨朵，后來發(fā)現(xiàn)它開得不一樣了，而且它一直在開，還有不同的層次。他的童話里包括了美的、隱喻的，甚至暴力的暗示。當我重讀，發(fā)現(xiàn)小時候那些塵封的、不會去辨別的內容，依然擁有強勁的生命力。

澎湃新聞：我發(fā)現(xiàn)你的童話里依然有個人經(jīng)歷的影子，比如做噩夢或是往筆盒里放毛毛蟲這些。你寫童話好像也是把自己放進去，這與散文寫作有一定相通的地方。

周曉楓：寫作就像一個追逐的過程。就是說去追逐一個題材，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去靠近，你才能抓到他，就像獵食者一樣。獵物跑得快，你也要跑得快；它無畏，你要比它還無畏。假設你寫東西，就像吃貓糧一樣，爪子一伸，就把東西夠過來，那寫出的東西就像一個死物。如果你想逮一個活的又不好捕捉的獵物，沒有自身的潛能是根本夠不到的。你要準備潛伏，要有捕獵技術，甚至你的靠近里要有“忘我”的狀態(tài)。

澎湃新聞：你對未來的寫作有什么期待嗎？

周曉楓：我就希望，能把現(xiàn)在寫的作品，用把自己最大的能力釋放出來，其實這也很不容易。一個人要是能專注于眼前的事情，積累好每一個現(xiàn)在，就是在積累整個未來。我最近不太專注，忙于宣傳或是各種其他事情，其實挺分心的。我希望自己能更專心地面對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