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9年美國當地時間8月5日晚，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在紐約病逝，享年88歲。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美國女性作家，代表作有《寵兒》（獲普利策獎）、《最藍的眼睛》、《所羅門之歌》等。莫里森的小說大膽無畏地聚焦于非裔美國人的生活，以獨特的抒情語言講述他們的故事。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發(fā)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J.希利斯·米勒在 《共同體的焚毀：奧斯維辛前后的小說》一書中對《寵兒》的解讀。
對于理解，甚或改善我們如今的世道，文學有什么作用？下面以莫里森的《寵兒》為例，加以說明。我們應該閱讀、講授或者分析這部小說嗎？如果應該，理由又是什么？如我所言，《寵兒》首次發(fā)表于1987年，比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單行本（1991年）出版早四年。讀者因而也許可以合理地假設，就像我所認為的那樣，《寵兒》是一部后現代作品——無論這么說除了在簡單的時間劃定之外還意味著什么。所謂的后現代文學能幫助讀者面對當今世界嗎？
《寵兒》
《寵兒》開篇的時間是1873年，讀者會逐漸發(fā)現小說的中心事件是十八年前，塞絲殺害了自己幼小的女兒，以免她被帶回，淪為奴隸。她還試圖殺害自己其他三個孩子并自殺。整部小說圍繞這個事件，對其暗示、抵制、復指，直到最后才以聳人聽聞的細節(jié)直接描述。更確切地說，小說從“學校老師”的視角，描述了塞絲抱著她瀕死的孩子的場景：“里面，兩個男孩在一個女黑鬼腳邊的鋸末和塵土中流血，女黑鬼一只手摟一個血淋淋的孩子在胸前，另一只手抓著一個嬰兒的腳后跟?！保?75）用手鋸割斷嬰兒喉嚨的事件，在小說中只有間接的指涉。這一“難以形容的”或至少“從未描述的”事件，是《寵兒》的主導主題。它不斷地再現，是小說中“重現記憶的”后臺事件，組織起小說的整個敘事過程。
南北戰(zhàn)爭時期的美國自相紛爭，就如現在一般，如今喬治·W．布什在2004年僅以51%的選票當選美國總統，剩下的人都沒選他，而且其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激烈反對他及其在八年任期內頒布的政策。這種結構在不同層級的共同特征是一種嚴格說來不可思議的悖論，一種不合邏輯的邏輯。這種非邏輯的特點是打破內/外的清晰劃分。
一方面，南北戰(zhàn)爭在蓄奴州和自由州，即在南部聯盟和北部聯邦之間進行。另一方面，正如民間對南北戰(zhàn)爭的看法所表明的那樣，這是一場內部戰(zhàn)爭，一場“內戰(zhàn)”，一場手足相殘、父子悖逆的戰(zhàn)爭，每一方都殺害了自身最珍貴的部分。
在與美國相比的更小范圍內，美國當時南方社會本身也自相紛爭。南方共同體由白人奴隸主和黑奴的共生關系構成，每一方都在經濟和文化上依靠另一方，每一方都與另一方在家里共同存在，都晝夜不停地懼怕徹底陌生的另一方。盡管白人將黑奴帶到了美國，但許多人仍視他們（現在也如此）為陌生的存在。一個例子就是目前“出生地質疑者”廣為擴散的陰謀論，他們懷疑巴拉克·奧巴馬并非真正出生在美國，沒有資格成為美國總統，因為憲法規(guī)定競選美國總統必須是在美國出生的公民。想象一下南方種植園里白人奴隸主住在寬大房子里的情景，近旁有多達百數的奴隸，包括下地干活和干家務的奴隸在內，都住在奴隸小屋中。這些奴隸主定會終日恐懼，至少會隱約地一直害怕得要命，總是害怕自己被殺死，害怕妻子和女兒被奸污。奴隸同時存在于白人共同體的內部和外部。我們能夠理解——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寬恕——奴隸為何會遭受性虐待、鞭笞、折磨、斷肢和私刑。這些做法企圖驅趕外來者或徹底制服他們，卻并不成功，而與此同時，奴隸主每對一個奴隸執(zhí)行私刑，都毀壞了一部分他們自己的珍貴財產。
在與南方社會相比的更小范圍內，黑人“共同體”本身——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也是這樣的結構，它為支離破碎的黑人家庭所撕裂，而且對于既定的奴隸群體可能發(fā)展出的任何團結一致的情感，都會因其對白人構成威脅而遭到系統性破壞，這也是黑人共同體遭到撕裂的原因。這種對共同體的刻意破壞，是奴役者、殖民者和帝國主義征服者的常見行為，就如美國占領伊拉克后，盡可能地鏟除了當地可能存在的任何對部落或宗族的忠誠，為西式民主的“自由”開道。辛辛那提黑人共同體與其自身的關系是《寵兒》的主要議題。
在更低層級上是每個人物與家庭的關系，以及每個人物最終與自己的關系。這最后兩種自相似的分形形式都包含了以下這對內外關系，即，整個黑人“共同體”之于那“另一邊”看不見的逝者的另一個世界，后者被認為會以實體顯現甚至會以暴力的形式侵犯現有世界。另一邊的存在對這些人而言是已知事實，承認這一點對于理解《寵兒》中的黑人共同體的行為至關重要，因此他們要安撫他們所認為的被塞絲殺害的嬰兒的鬼魂。這對理解那個共同體中的個人行為也十分關鍵，比如塞絲做出的“不可能的”決定，割破她女兒的喉嚨，以便把她送到另一邊的安全之地，同時也扼殺了她本人最美好的那部分。在類似的意義上，伊斯蘭“恐怖分子”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相信自己會成為神圣的殉道者，死后會過上天堂的美好生活。我們只有在考慮到他們這種信念時，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這也像布什及其幕僚的行為，只有在他們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只有虔誠的基督徒才能獲救的語境下才能得到理解。正如德里達所注意到的，這一點還像技術資本主義體系依賴我們對越來越復雜的機器和軟件程序的信念，而非我們對其運作過程的了解。我的郵件無法“發(fā)送”時，系統會反饋說，“連接中斷因為另一邊沒有回應”。跟莫里森的黑人共同體類似，網絡空間也有這一邊和影子、幽靈、幻象般的另一邊。
在上述所有層次范圍內，這種結構就像身體免疫系統驅趕外來入侵者，然后在我們稱為“自免疫”的過程中轉而反對自身，我對這個比喻的運用受益于德里達在《信仰與知識》（“Faith and knowledge”）及其他地方的相關精彩論述。然而，我要感謝W.J.T.米切爾（W.J.T.Mitchell）讓我認識到這個比喻的奇特之處，即，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個詞都是一個比喻的比喻。這個詞完全源自社會政治領域，含有共同體的陌生人或外來入侵者必須被驅逐之意，生物學家借用該詞來替身體免疫系統的運作過程和自免疫的災難后果命名。然后，德里達又借用這些醫(yī)學術語來描述人類共同體的特征。
此處德里達的深刻洞見帶有“晚期德里達”所特有的充沛乃至奔放的情感，他聲稱免疫和自免疫是每個共同體或多或少都有的特征。德里達說：“我們感到自己有權做出擴展，可以討論自免疫化的普遍邏輯。今天似乎絕對有必要思考信仰與知識、宗教與科學的關系，思考普遍根源的雙重性?！庇纱送贫ǎ挥型ㄟ^這種思路，共同體才能被理解。德里達強調免疫和自免疫的過程在任何共同體中的運作都按部就班，自然而然，無可避免，不容分辯，它并不由共同體中的個人或集體的選擇而定。每個共同體都盡力保持自身純粹、安全、“神圣不可侵犯”，不受外來者玷污。
我們能認可塞絲的做法嗎？
首先，我想問，我們是否能同意塞絲謀殺她的女兒，我們是否能認為這種做法是道德的，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普遍的行為準則？一方面，我的問題似乎不對。如果自免疫邏輯機械地支配著塞絲的行為，就像喬治·W．布什在任期間，自免疫邏輯同時支配著恐怖分子和反恐人士，支配著那些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使他們有時像夢游者或機器人，麻木地受控于他們所不知道的那些力量，那么我們對塞絲的贊揚或責難就似乎毫無意義。她做這種事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塞絲說她“決定了”。她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無畏地說，“是我干的”（190）。她宣稱自己送孩子去安全的另一邊既是突發(fā)自然的事，也是她有意決定的事：“我?guī)ё吆⒆?，把他們放在安全的地方?！保?93）盡管社群責備塞絲，但塞絲卻從未自責。她認為自己的做法自由自主。我認為必須從兩個角度看待，即從非邏輯的角度和自免疫的非邏輯的邏輯角度看待，后者作為隱喻，實現了兩次跨領域使用。盡管在生物體內，免疫系統的運作不是生物自覺自愿，但在這個詞來源的社會領域內，在我們需要做出選擇時，自免疫行為負責任地或不負責任地做出回應。
為了正確地行事、讓孩子擺脫奴隸制，塞絲必須采取錯誤的行動。她毫不遲疑地決定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另一邊，但這個不安的、怨恨的、不愿寬恕的鬼魂回來譴責她對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犯下無可挽回之罪，欠下永無止境之債，斥責她違抗了“你不可殺生”這條古老的《圣經》誡命。一個活在奴隸制之中的嬰兒與一個安于死亡之域、安于另一邊的嬰兒，塞絲不可能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卻不得不選擇，她選擇了后者，選擇給予孩子死亡的禮物，但她無可避免地為此付出了代價。
我認為我已經表明，閱讀《寵兒》可以間接了解那些主導機制，它們在當今這個世界、“恐怖分子”的世界、反恐戰(zhàn)爭、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網絡空間和全球的遠程技術軍事的資本主義中起作用，在此意義上，閱讀《寵兒》是有用的，甚或是不可或缺的，盡管這么說多少有些讓人驚訝。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細讀《寵兒》也許甚至比在自毀的自免疫理論視野下直接討論當前政治更好，就像德里達在《恐怖時代的哲學》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樣？我的回答是，兩種方式都可行，但人們可從細節(jié)更具體的小說中看出該理論的小型分形樣式。《寵兒》所表達的自免疫邏輯，具有文學在情感和語義上所特有的豐富性和具體性。這種語言的豐富性將意味著，或者說應該意味著，我們所稱的文學，在虛擬空間威脅其存在的情況下，將會或應該繼續(xù)存在。如濟慈所言，以文學的方式表達某種模式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勝過任何抽象的分析——無論那種抽象分析多么有說服力。在這個感人的故事中，塞絲的生和寵兒的死讓讀者理解了這種邏輯，但不是將其作為一種抽象的論證，而是帶著一種生動的情感特質，正是這種特質讓我們更可能做到不僅理解，而且肩負起我們該負的責任，在我們自己的摩利亞山上盡量做到最好。上帝不會讓我們任何人只有塞絲的選擇，盡管我們有可能一直在以某種方式做這樣的選擇，選擇對某人忠誠，就因而必定選擇了背叛另一個不同的人對我們提出的忠誠要求。正如德里達所說，我們所有人每時每刻都站在某種形式的摩利亞山上，手中的刀或手鋸舉向我們最愛的、“最好的東西”。
《共同體的焚毀：奧斯維辛前后的小說》，[美]J.希利斯·米勒 著，陳旭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