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8.13-1967.6.10）
潘光旦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在優(yōu)生學、社會學、天才研究和民族研究等領域均有建樹。他長期被學術界看作一位自由主義者，也有人將他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潘光旦也承認自己受美國教育多年，“自由主義思想濃厚”。深究潘氏的學說和經歷后，筆者卻發(fā)現(xiàn)，他主要是位保守主義者。
生物學與保守主義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呂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他曾指出潘氏的思想主張“呈現(xiàn)出較強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如果我們對比潘光旦的社會思想與中西方的保守主義要旨，就會看到兩者有著高度的相似之處。例如，潘光旦強調文化的積聚性：“欲期社會改革事業(yè)之成功，對于文化之積聚，不能不先加以參考，繼加以評估，最后加以選剔，合者留之，不合者將次匡救之……若欲舉已往之積聚而全盤推翻之，則不特勢所不能，抑且理有未順；強而行之，行見庭構未成而藩籬盡撤，改革家將無所措手足耳?！北Ｊ刂髁x的鼻祖柏克在一百多年前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我決不排除另一種可以采用的辦法；但是，即使我改變主張，我也應該有所保留?！彼€說過，“修繕工作要盡可能符合房屋的風格”，與潘光旦都使用了與建筑有關的比喻。
除了最早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英國和法國，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均表現(xiàn)出存續(xù)本國文化的傾向，因為這些國家受到外來文化的猛烈沖擊，它們的現(xiàn)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化的過程。類似同時代的中國保守主義者，潘光旦也有著阻抑西方化的思想：“中國是一個常數(shù)，世界文化潮流的動蕩終究是一些變數(shù)。我們決不能因變數(shù)的繁多而忘卻了常數(shù)的存在。我們更應以變的造就常的……”他對作為“常數(shù)”的中國傳統(tǒng)持有理解和保留的看法：“我對于舊制度——若‘無后為大不孝’‘女子無才是德’‘婚姻父母主裁’‘科舉取士’等等——的根本態(tài)度，無非是一個諒字和一個允字?！?/p>
相比于以滿清遺老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義和以學衡派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潘光旦的保守思想主要集中在社會議題方面，并以生物學和進化論作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可謂中國保守主義的異類。潘光旦晚年曾翻譯達爾文的名著《人類的由來》，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該書附記中寫道：“……這書（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發(fā)表，對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話和靠神造論來支持的封建倫理卻不啻發(fā)動了空前未有的嚴重挑戰(zhàn)。”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進化論本是挑戰(zhàn)舊道德的科學理論，潘光旦如何由進化論走向保守主義，反倒去維護那些“封建倫理”？
潘光旦、胡壽文譯《人類的由來》
民國時期的保守主義者往往根據(jù)從西方引進的某一標準，以此主張存續(xù)或淘汰中國的典章制度。例如，學衡派的主將胡先骕就“欲以歐西文化之眼光，將吾國舊學重新估值”。潘光旦也從西方引進了一種標準，只是這種標準并非文化的，而是生物的。他要保存的“國粹”乃是“血系”或“精質”——用今天的話來說，即“優(yōu)秀基因”。潘光旦相信“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長，而人才消長由于生物原因”。他從生物學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傳統(tǒng)，推崇有利于社會優(yōu)秀成員婚配和繁育的制度和觀念，并稱其為“社會選擇論”。他由此致力于揭示中國古代制度隱含的優(yōu)生功能，為傳統(tǒng)進行了演化意義上的辯護。
例如，潘光旦曾在一篇英文論文指出，雖然科舉制度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之上，可他們并不具有生物學知識，不可能從這一角度闡述古代制度的功能。在他的新眼光看來，科舉制度的建立雖出于政治目的，卻有著優(yōu)生強種的功效。由于科第選拔的原因，基因優(yōu)秀的人才更容易彼此婚配，造成后代的“品貌整齊”。他對科舉的批評，也集中在“（社會）選擇的標準太狹太少”，而不是自由主義者常常批評的鉗制思想。類似的，他也為中國傳統(tǒng)的婚姻和生育制度辯護。
兩綱六目論是潘光旦從生物學走向保守主義的第二條途徑。系統(tǒng)闡述這一理論的圖示最早出現(xiàn)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自由之路》中，有關的言論散見于潘氏更早的文章著述。兩綱六目論是潘光旦對其社會思想的概括，他的社會選擇論借助西方學說維護中國傳統(tǒng)，偏于單一的價值取向；兩綱六目論則是原創(chuàng)性的宏大理論，包含幾個層次和維度，體現(xiàn)了保守主義的多元價值觀，可惜潘光旦從未就此寫過專著。
如圖一所示，兩綱六目論將人性分為三個層面：通性、個性和性別，分別對應著三種社會功能：維護秩序、推動文明和延續(xù)種族。位于兩端的個體與社群各有其價值，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如潘光旦所言：“社會生活需要個人生活的充實，個人生活需要社會生活的涵養(yǎng)。”在他看來，理想的社會“要奠定個人與社群間應有的平衡，要取得人格三方面與群格三方面應有的協(xié)調”。符合這種理想的“健全社群”古今中外都找不到，不過相對而言，儒家文化接近合乎中庸的平衡狀態(tài)，自由主義偏向個人一端，社會主義則偏社群一端。潘光旦因而又站到了維護中國傳統(tǒng)的保守主義立場上。
圖一 潘光旦的兩綱六目論圖示
與民國知識人的關系
作為民國著名學者，潘光旦先后活躍在上海、北平和昆明的學術界和文化界，他的“朋友圈”包括多位學人和作家。梁啟超是他的老師，費孝通是他的學生，聞一多和梁實秋是他的同窗好友。在上海時期，潘光旦就加入過兩個文人圈子。一個是英文雜志《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的編輯和作者群，以林語堂為中心；另一個則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名的新月社，以胡適為中心。從潘光旦與民國人物的關系著眼，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他的政治傾向。
潘光旦與胡適交往甚多，兩人都曾是新月社成員，被徐志摩并稱為“胡圣潘仙”。他們當時無疑都屬于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兩人的立場相近。早在1927年，潘光旦就撰文批評胡適，認為后者對西方文明“看得太高了”，并質疑“自由、平等和博愛”三信條的合理性。以人權為例，潘氏毫不客氣地反駁胡適說：“至于人權神圣之說，他（胡適）的根據(jù)的薄弱幾等于零?！藱嗳鐭o此東西，則所謂神圣二字，適足以表示信仰神權者的自衛(wèi)心理和夸大狂罷了……”人權理論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石，潘光旦對人權的神圣性全然否定，足可見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立場。
如果說自由主義以個人為本位，社會主義以集體為本位，保守主義則以家庭為本位。保守的潘光旦與胡適對個人主義的看法殊異，以后者的一則日記為證。1930年的一次學術活動后，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平社在我家開會，潘光旦讀論文……他的論文很好，但見解也不無稍偏之處。他反對個人主義，以為人類最高的理想是‘承先啟后’，‘光前裕后’。……真能完成個人，也正是真能光前裕后也?！笨梢?，兩人的社會理想存在著原則性的分歧——以個人為本位，還是以家庭為本位。
潘光旦很早就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石，他引用英國學者席勒的話說：“……人類生活的生物的單位既不是個人，亦不是國家，而是家庭?！?家庭具有三種基本功能：“……為個人求發(fā)展，為社會謀秩序，為種族圖久長保大?！备鶕?jù)他的兩綱六目論，這三種功能分別對應個性、通性和性別，因此家庭是聯(lián)結個人與社會的關鍵組織。在潘光旦看來，一種健全的社會哲學當以家庭為本位，即家庭主義。他的這一觀點受到十九世紀的法國學者勒普雷（Frederic Le Play）影響，后者憂心于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導致傳統(tǒng)家庭解體，正是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社會學家之一。
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的師承則是美國哲學家杜威。早在清華讀書時，潘光旦就不喜歡杜威。他回憶說：“杜威來（清華）講了四次，我睡了四次，他像和尚念經似的?！边@顯然大異于胡適對杜威的推崇。潘光旦后來批評胡適的個人主義，也追溯到了他的老師杜威：“至于政治，杜威的見解也近乎原子論或機械論一流，他認為政治社會……是一種彼此牽制的湊合，而不是彼此協(xié)調的融合；……因此，政治的作用只是消極的防杜分歧，而不是積極的推進融洽。”這一批評的對錯姑且不論，至少說明潘氏的立場接近保守主義的有機論，即將社會看成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而不是一盤散沙的集聚。
與胡適并立的魯迅似乎沒有同潘光旦直接打過交道，他從左翼的平等立場出發(fā)，對潘氏的學問頗有微詞。潘光旦在清華時因為跳高跌傷，一腿殘疾，終生拄拐。在魯迅小說《理水》的開篇，“一個拿柱杖的學者”出場，就是暗指潘氏。為了研究優(yōu)生學，潘光旦收集了很多家譜作為基礎資料。魯迅便以慣有的辛辣筆調諷刺他的學問：“我（持杖學者）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p>
魯迅借小說丑化潘光旦，應屬左翼作家對保守主義的攻擊。潘光旦的確強調遺傳的重要性，認為其作用多于環(huán)境，可他并沒有否認后天的解釋。在他看來，個人成就受到三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即生物遺傳、文化遺業(yè)和平生遭際。潘光旦認為生物因素“最為基本”，另外兩者屬于次要的外因。問題不在生物學家忽視環(huán)境，而在于社會學家忽視生物因素：“……在文化社會學家方面，對于先天的種種能力或能性，卻大有掉頭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坐使二派學問（先天派與后天派）彼此不能攜手，互相啟釁，這是我認為很不幸的?！?/p>
盡管潘光旦的政治傾向偏于保守，他與清末民初主要的保守主義派別——如國粹派和學衡派，以及后來被譽為“國學大師”的那些學者，很少有人事上的往來或思想上的交流。學衡派的吳宓曾為潘光旦的《中國之家庭問題》寫過肯定性的書評，贊揚他對女權運動的批評。不過，吳宓在清華經常來往的同事并不包括潘氏。潘光旦1950年的一則日記記載了他與梁漱溟的會面，并認為梁的《中國文化要義》與他的思想有很多相同之處。除此之外，筆者尚未看到其他材料說明兩人有過更深入的交往。陳寅恪自稱“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堪稱中國保守主義的重鎮(zhèn)。他與潘光旦一度都任教于清華，兩人的互動也有零星的文字記錄，不過似乎僅限于同事關系。
潘光旦
思想史家為何誤判？
既然潘光旦的思想主張表現(xiàn)出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為何他長期被誤認為一位自由主義者？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他所屬的知識群體。廈門大學中文系的謝泳教授研究民國知識分子多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將當時中國一流的社會學家視為背景相近的一批學者——留學美國，任教名校，熟悉民主政治。既然潘光旦也是他們中的一員，那么他“……在政治上無疑是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此外，林語堂等人的論語派，或是胡適等人的新月社，都屬于自由派的言論陣營。潘光旦參與其中，自然也被視為同類。呂文浩就總結說：“……他（潘光旦）的家庭教養(yǎng)、求學經歷和人際交往圈子大體上是在自由主義陣營，其社會思想在這一陣營的同調更多一些?！?/p>
呂文浩的早期研究將潘光旦認作自由主義者，還因為“……他的思想傾向于較多地肯定自由、民主、憲政一類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共同擁護民主憲政，美國內部的政治派別仍分作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翼，潘光旦吸收的智識養(yǎng)分恰恰來自作為右翼的保守主義。林語堂喝過不少洋墨水，本人也是基督徒，“兩腳踏中西文化”的他卻有著守護中國傳統(tǒng)的一面。新月社的主調雖是自由主義，可并非只出版自由主義的書籍，學衡派的《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即由該社印行。這些內部差異提醒我們，若以群體特征推斷個人屬性，還應多學習胡適的“小心求證”。
除了自由主義者，潘光旦還被貼上過“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標簽。呂文浩曾指出：“在評論當時英美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蘇聯(lián)的集體經濟時，潘光旦認為兩者皆有弊端，最好是把兩者綜合起來，走一條折中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謝泳也感到潘光旦在政治傾向上接近英國工黨領袖拉斯基，而此公正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11年出版的《啟蒙如何起死回生》中，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許紀霖教授所見略同，將潘氏歸入受到社會民主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之列。然而，這些判斷缺乏有力的論證。
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初版于1944年，最早讀到此書的中國學者就有潘光旦。他在一篇書評中寫道：“哈氏認為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不能兩立，過分的抨擊計劃經濟與集體主義的措施，我是不贊成的……”謝泳和許紀霖都根據(jù)這一批評，對潘氏的政治傾向做了歸類。許紀霖寫道：“潘光旦的評論盡管是個人性的，但在中國自由主義中頗具代表性，假如當時其他人也讀到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應與潘光旦不會差距太遠?！逼鋵?，潘光旦的評論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對哈耶克的批評乃是基于保守主義，而非當時很多自由主義者偏向的社會民主主義。
今天的西方政治學者一般將保守主義放在政治光譜的右端，社會主義放在左端，自由主義位于中間。例如，巴拉達特編寫的教科書《意識形態(tài)》便如此將三大政治思潮擺放在一條橫線上，此書國內也出版過中譯本。不大為中國學界所知的是，這三者還有一種三角形的關系，最早有此認識的學者正是哈耶克。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在與社會主義者的論戰(zhàn)中發(fā)現(xiàn)，保守主義者常常充當中間派。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較為恰當?shù)淖龇耸怯靡粋€三角形來表示他們（各派政治人物）間的關系：保守主義者已占據(jù)其間的一角，社會主義者竭力把他們拉向另一個角，而自由主義者則試圖把他們拉向第三個角。”
在世界近現(xiàn)代史上，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曾經聯(lián)合自由主義攻擊對方，然而兩者也有相通的一面。它們都不滿于自由主義主導的個體化和市場化社會，只是解決的方案一個向前看，一個向后看。潘光旦的兩綱六目論即包含這種三角關系：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分別偏向一端的個人或社群，保守主義則“執(zhí)兩而居中”。因此他在批評哈耶克之后接著說：“我認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各有它們的弊病……”如圖二所示，社會民主主義也在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可它位于在三角形的底邊，而非頂點。它與保守主義都批判自由主義，理據(jù)卻不相同。將保守主義混同于社會民主主義，致使許紀霖等學者誤解了潘光旦。
另一個相關問題也值得討論——研究中國保守主義的學者為何沒有將潘光旦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就筆者所見，這方面的史學文獻從未將潘氏納入視野，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學理基礎。與其說潘光旦是位生物學家或社會學家，不如說他是社會生物學家（socio-biologist），即用生物學理論研究社會現(xiàn)象的學者。就思想源頭而論，他的保守主義基于自然主義，而不是儒家經學、人文主義或基督教神學。在民國時期，各派保守主義者的知識結構大都來自東西方的人文學科。他們即使了解一點進化論，其解讀也偏于社會進化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并將它與實驗主義或共產主義等量齊觀。潘光旦宣揚一種自然主義的保守學說，便不會被同時代的保守主義者引為同道，也不易被后世的研究者關注和比較。
潘光旦為保守主義找到了一種生物學的理論支持，它為傳統(tǒng)的文化和制度張目，卻不同于主流保守主義者的學說，不妨稱為“生物保守主義”。上世紀七十年代后，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和基因行為學在西方學術界迅速發(fā)展，有關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2005年，《達爾文的保守主義》（Darwinian Conservatism）一書在美國出版，標志著生物保守主義在西方浮出水面。與此同時，生物科技日新月異，有關的技術和倫理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潘光旦已經去世半個世紀之久，在新的時代精神照耀下，他的學說應當受到中國思想界的重新認識和評價。
謹以此文紀念潘光旦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