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我們總會這樣來說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更迭。而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多民族共存的國家，中華文明的演進史也是各個民族間的碰撞、磨合與發(fā)展史。
最近，學者波音出版了《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書（后簡稱《草與禾》）。作者認為，中國過去的歷史敘事往往是站在華夏文明的角度看待草原文明，即便是華夏被外來民族征服后，史書的書寫者也試圖通過對“正統(tǒng)”的重新解釋，把入主華夏的外來統(tǒng)治階層納入自己構建的文明體系中。
《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書影
在《草與禾》中，波音希望以多視角的方式，探討草原文明的發(fā)展，以及如何與華夏文明相遇、此消彼長，乃至通過各自的改變去尋求和平與共同發(fā)展?！跋嗑嗲f里的古人們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的差異，彌合了‘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在政權體制、經濟模式、文化傳統(tǒng)方面的巨大隔閡，最終形成了大一統(tǒng)的國家？”這是波音這本著作試圖回答的問題。
作者對“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各自的范圍進行了劃分：“草的世界”包含了北方的蒙古草原及其兩側的東北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或者大略地說是長城之外的區(qū)域（長城是在戰(zhàn)國時期才出現，秦漢時期形成規(guī)模。在此之前，草原文明和華夏文明就已經存在了，姑且用長城來代表兩種文明的界限）?！昂痰氖澜纭笔侵冈陂L城以內，以農耕、平原為主干，并且囊括了山川、河湖、沼澤等區(qū)域。
從面積上講，“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基本上是相等的，甚至在有些歷史時期，“草的世界”面積更大一些。（比如漢代初年，北方是冒頓時期的匈奴，其統(tǒng)治東起遼河流域，西到今帕米爾高原一帶，北抵貝加爾湖，南接長城；再比如唐朝初建時，東、西突厥所控制的范圍從大興安嶺延伸到高加索山脈，陳寅恪曾就當時的形勢說：“亞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華夏也?！保┊斠粋€區(qū)域面積足夠大時，首先代表著會有更多的人群在活動，也會有更為豐富的物產；其次，當面積足夠大的時候，會與其他的地區(qū)相鄰，因而可能會承擔溝通其他區(qū)域交通之功用，各種思想、物產、文明都會流通，當面積足夠大的時候，這個文明就更具有分量。“草的世界”需要來自外界的物產，以維持草原政權的穩(wěn)定性，這就提供了文明與文明之間融合的“第一推動力”，中華文明的融合大幕于是拉開了。
《燕然山銘》刻石
4000年間，從“滿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時代一路走過商周秦漢、三國兩晉、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過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統(tǒng)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強烈沖擊的清末民初時期。如果要深刻地去理解中國的文明與文化，以單一視角或者是將一種文明隔絕于其它文明來討論，都有失偏頗。波音在書寫中以不同政權模式為依據，將中國的歷史分為五個部分來講述。
文明：從對峙到融合
《草與禾》分為五章。第一章討論四、五千年前早期文明形態(tài)到秦漢-匈奴時代的“雙峰對峙——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波音把這個時期的政權模式總結為單一的華夏政權對單一的草原政權。所謂單一的華夏政權，基本上并不控制草原的區(qū)域，只是控制了自己的農耕區(qū)；單一的草原政權基本上也沒有農耕區(qū)，以自己草原的游牧方式為經濟基礎。這個時期大概是從戰(zhàn)國的末期到東漢的末年，秦漢與匈奴這兩種政權的模式共同譜寫了亞洲東部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歷史篇章。
第二章“胡漢難分——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中，這個部分包含的年代大概是在三國時代到唐朝末年，如果從草原角度來說，是從匈奴解體之后鮮卑時期、柔然時期、突厥時期到回鶻時期。在這個時期長城地帶兩側都曾經嘗試著建立一些混合的政權（混合政權的含義為以某一種政權形式為主體，比如農耕社會或游牧社會，然后試圖再去包含對方一部分的經濟、人口、文明）。例如，鮮卑入主中原之后，經歷了混合政權模式到單一華夏政權模式的轉變，此后分裂形成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又逐漸有混合政權的樣態(tài)，到隋唐的時候已經形成一個混合政權的狀態(tài)，這個混合政權是以華夏為基礎或為主的混合政權，包含了一部分“草的世界”。
到了第三個階段“北馳南渡——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這個時期從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國時期到南宋，從草原的角度來說是從契丹到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跟前面所不同的是，它雖然也是混合政權模式，但這一時期是以游牧民族（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模式，游牧民族先以軍事力去沖開了兩個世界之間的界限，然后通過各種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等，容納了華夏政權的一些治理模式，但仍舊以自己的草原作為主體。
比如契丹，這個政權的統(tǒng)治范圍就包含了北方的一些農耕區(qū)，到了女真人建金朝時，它更深入地采取一種混合政權的模式，消滅了北宋以后，它占據了整個黃河流域，這是很大一片農耕區(qū)，草原政權也在不斷地探索自己執(zhí)政的方式或者制度。
第四個時期是“萬里一統(tǒng)，元朝統(tǒng)一的政權模式”，這個時期大概是從蒙古帝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直到明朝的永樂大帝。在這個時期，成吉思汗把草原上過去松散部落聯(lián)合的結構打破了，建立起了自己的結構，這個結構使得草原的帝國更加地緊密。元朝綜合了華夏的生產力、草原的軍事力，以及西域的商業(yè)力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元朝也是商業(yè)的王朝，重視商業(yè)，用了很多西亞的一些商團來賺錢，維持整個政權的體系。
文明融合的最后一個時期是“天下一家，清朝統(tǒng)一政權模式”，這個模式跟元朝的統(tǒng)一政權模式的區(qū)別在于，清朝已經越來越強烈地受到了整個外部世界的影響，世界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很多的技術和革新，這些革新給清朝帶來了好的地方，也帶來了不利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使得清朝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天下，形成了自己的統(tǒng)一政權的模式。
中華文明融合何以發(fā)生？
游牧政權本身跟我們所熟悉的華夏文明的王朝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它是一個松散的部落聯(lián)合體。以匈奴為例，匈奴是一個大概在2000多年前就在草原上出現的民族，在秦漢時期形成了草原的游牧帝國，匈奴單于有自己的龍庭，它是在中間，然后有左右的王庭在兩邊。龍庭本身并不存在像漢地一樣的都城，而是不斷地游走在草原上，其他所有部落也都在草原上游走著。
居無定所的草原政權如何聯(lián)合在一起呢？波音認為，一個游牧的帝國或政權，除了用軍事力量粘合各個部落之外，它還要能夠給自己政權內部的很多部落帶來經濟利益。單于要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各個部落需要的公共資源。但是，匈奴的財政能力是沒有辦法跟華夏王朝相比的，華夏王朝有大量的農民和物產，通過對這些農民進行收糧食、收稅或者指派勞役，整個中央一級的財政是可以得到保證的，華夏王朝沒有與外界交往的動力。但是匈奴卻渴望外界的物產，比如說鹽、一些紡織品如絲綢，后期還有茶葉，以及一些手工業(yè)的制品等，這些無法依靠自己的生產力獲取，只有寄希望于外部政權，即鄰居——“禾的世界”。
匈奴獲取外界物產的方式有很多，和平的方式就是商品交易，交易馬匹、甚至交易騎兵來換??；而和平的方式解決不了的時候，就會采取軍事敲詐，比如要求對方上貢或者能帶來很多物品的和親，還有更激烈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搶?？傊?，誰能給草原族群提供源源不斷的外界物產，誰就有資格統(tǒng)治“草的世界”，這就是草原政權的邏輯。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歷史上各個時期邊境地區(qū)都兵戎不斷，重復上演著打來打去、有時候又兩敗俱傷的戲碼。
那么怎樣的政權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勝算”大一些？單一的草原政權組織形式顯然無法管理華夏，作者認為經過多次民族迭代的摸爬滾打，曙光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燕。
以“燕”為國號的地方性政權——前燕、后燕、北燕等出現在遼東地區(qū)，那里曾經是漢朝的控制區(qū)域，遼東緊鄰草原和森林地帶，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和森林漁獵文化的影響。在這里可以找出華夏村鎮(zhèn)與農田、草原游牧營地和叢林村落等不同類型的人類聚集點。前燕是鮮卑人的一支——慕容鮮卑建立的政權，他們在西晉時已經成為遼東的主人，雖然名義上還臣屬于晉朝朝廷。337年，慕容皝自稱燕王，前燕登上歷史舞臺。這個地處偏遠的政權有著與周邊政權不同的組織結構，它是“二元化”的政權，兼具草原與華夏的色彩。
鮮卑人認為的自己的發(fā)源地——嘎仙洞
在民政管理方面，它借鑒了華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漢族官僚，從而有效管理了境內的漢族人和農田。而在國家軍政方面，前燕仍然保留了鮮卑人的部落管理特點，保持了鮮卑人強大的軍事力量。
縱觀后代在入主中原以后仍舊能統(tǒng)治農耕區(qū)域民眾的草原背景政權，比如女真人的金朝，無一不具備混合政權的組織結構。
波音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曾任《世界遺產》等雜志主編。最近，澎湃新聞專訪了《草與禾》的作者波音。
【對話】
澎湃新聞：你的書中談到“小天下”與“大天下”的概念，可以再談一下嗎？
波音：“小天下”是華夏文明的這種倫理道德架構所形成的天下，“大天下”是隨著各種文明間的融合而出現的，特別是草原文明和華夏文明融合后，“小天下”體系失效了，并不適應更為廣闊的群體。比如元朝時建立了一種“大天下”，“元”這個稱呼本身就不是來自商周形成的體系，周以后的各種割據勢力，后世在確定自己國家的稱謂時，往往從周朝分封的封國名稱中選取。而元朝不是這樣，它是來自《易經》中的一句話“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這本身就表明了他要建立一個大的天下，是融合了不同區(qū)域文明、不同族群的大天下。具體到元朝政權的整個架構，也跟之前的華夏王朝有所區(qū)別。
澎湃新聞：這也衍伸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中國歷史的很早期的周朝建立的一套政權組織形式、一套文化的規(guī)制能夠在中國被推崇和奉行這么久？
波音：這樣的體系如果能長久存在，核心因素當然是自然環(huán)境，它也必須要符合該地的經濟模式。作為農耕社會，周朝所建立的大宗、小宗等的這種體系，是與農耕社會的安土重遷有關的，其在某一地區(qū)的農耕活動模式一旦形成，就會在此地休養(yǎng)生息很久，不會如草原上一般四時游走，社會秩序井然有序。這樣的社會體制符合了這種農耕經濟的要求，也符合了該地以平原為主的區(qū)域環(huán)境。因而能夠長期為人接受。
澎湃新聞：你談到希望有“多個視角”來看待中華文明。但其實可以理解為什么大多數的研究都是以華夏文明的視角來看，首先從可見的文字材料來說，大部分都是“禾的世界”提供的，而“草的世界”中，民族迭代頻繁，歷史上比如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有許多辨識就有難度，然后在記載中也多有神幻色彩，有的是傳說，有的結合了宗教，稱為宗教信仰，不是信史，所以站在草原文明的角度回望整個文明的演進時，如何保證敘述的準確呢？
波音：我書中幾乎沒有談過任何神話或傳說，我對于神話傳說能給我們提供的信息是表示懷疑的。有些本身就是后人的架構，甚至是偽造，對于研究歷史，很難從中發(fā)現一些信息。但是回到古代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時，現代科技有很多方式可以幫助分析古代的一些現象。比如說考古挖掘，像是良渚文明，雖然沒有文字，但是通過挖掘可以了解其社會面貌，這是一個主要的信息來源。
另外，通過語言學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族群的變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比如通過研究匈奴中官職的名字，它們往往來自于音譯，比如單于，漢地文獻記載下來以后，通過這些發(fā)音，研究得出匈奴的語系是屬于阿爾泰語系的。 所以人們認為匈奴可能最早是來源于阿爾泰的，這就是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此外還有基因學，通過采集墓穴中的人或是現代人的基因，同樣能夠為我們揭示古代族群的變化。
澎湃新聞：在左右一個草原族群的發(fā)展以及它和中原文明的融合的因素中，宗教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力量嗎？
波音：在草原，宗教和信仰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從宏觀角度，它們幾乎沒有成為一股決定性力量。不論是匈奴，柔然、突厥、鮮卑、蒙古、契丹，都是如此。所以我們在談論文明源頭時，可以先忽略宗教的影響。當然對于吐蕃來說，在其統(tǒng)一的過程中，宗教是有影響的。從一個原始的宗教開始引進佛教的內容，后來經歷了內亂、滅佛事件等。但當談到文明融合，也不是絕對力量。佛教對于漢藏的融合當然也是有影響的，但是并不是決定因素。
在一些事件中，宗教是發(fā)揮了作用的，比如安祿山，這是一個有拜火教背景的人，而突厥帝國也是有拜火教背景的，在安祿山那個時代突厥剛剛被回鶻消滅了，從這個角度來說， 安祿山跟突厥勢力是有關系的。安史之亂是有很復雜的宗教背景的，這是我的書中所談的宗教，涉及并不多。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所定義的“草的世界”所涵蓋的范圍大概是怎樣的？
波音：草的世界更宏觀看是歐亞草原帶，從歐洲的多瑙河流域一直延伸到中國的大興安嶺。對中國歷史影響比較大的是新疆的阿爾泰山到東北的大興安嶺之間的蒙古高原地帶，這是草原的范圍。我的書中對“草的世界”的討論，還包括新疆在內的西域地區(qū)，以及東北地區(qū)，這就形成了一個更廣闊的“草的世界”的概念?！昂痰氖澜纭毕鄬唵危ㄩL城地帶以南的地區(qū)，這之中不僅有農耕，也有山地，湖泊，統(tǒng)稱“禾的世界”。
澎湃新聞：縱觀各個時代，你覺得歷史上哪一個時代的文明融合政策是比較有效的？
波音：對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王朝，會形成不同的狀況，不同王朝面臨不同的文明融合的主題，它需要不斷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整體上文明融合是個過程，而且在不斷地深化。比如北魏，當它失去了草原部分，所統(tǒng)治的農耕區(qū)域越來越大的時候，它該怎么辦？是維持原先的草原小王國模式？還是變成一個單獨的華夏政權模式？這是它要解決的問題。而當元朝統(tǒng)治廣大的土地時，它思考的就是如何構造一個統(tǒng)一、整體的政權模式。不同朝代有不同思考，不能要求漢朝擁有元朝、清朝的意識，這是需要累積的。比如對于漢朝，其實它對草原族群實行有限的打擊就足夠了，但它非要去遠征，這并不是一個理性方式。在漢朝內部，打仗會讓一些人獲利，一些人受損，所以產生主戰(zhàn)派與主和派，司馬遷就是主和派，比如《史記》中對于匈奴的記載，往往說匈奴過于兇猛強大，談到漢軍時往往就說我軍不行，將領結局很凄慘。
元朝時第一次實現了短暫的文明融合，形成萬里一統(tǒng)的一種模式。元朝后經歷一段時間的分裂后，清朝又重新實現統(tǒng)一。形成大一統(tǒng)的格局，這基本上是一種必然，融合的趨勢是一種必然。
澎湃新聞：你的書中在第一部分談到，誰能給草原族群提供源源不斷的外界物產，誰就有資格統(tǒng)治“草的世界”，這就是草原政權的邏輯。而國外學者在談論盛唐時用到一個“文化主義”的詞，一個慣常的說法是：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似乎草的文明與禾的文明之間總是有一種權力的上下層的關系？
波音：華夏文明的講述來自于周朝時建立的體系。天下體系認為周王或者之后的皇帝是最高的，天無二主，即使匈奴帝國十分強大，也不能高于華夏的君主，所以會有這樣的解釋。但我們要注意匈奴人自己解釋世界的方式，盡管他們弱小時可能會屈服于這種解釋，但他們并不會認可這種解釋。有一個例子，大概意思是劉邦死后，冒頓單于給呂后寫了一封信，說我老婆死了，你老公也死了，我們倆都挺不高興的，要不你嫁給我吧。這封信在華夏文明的漢人來看是奇恥大辱。但是古代草原文明的規(guī)矩是收繼婚，就是父親死后，除了親媽不可以娶，父親的其他老婆是可以娶的，兄長死后，嫂子是可以娶過來的。在草原文明看來，冒頓的信并無冒犯。所以就如剛才所說，匈奴人也許會接受商周的話語體系，但他會始終保有自己的話語體系。
目前來講，世界的主流思潮認為文化是相對主義的，文化是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這是世界主流。我也傾向于認同這個觀點。而關于“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樣的話，首先它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我們研究歷史時，要盡量少有一些價值判斷，要把價值判斷放在一邊，去看待歷史，去追尋歷史的真實。我傾向于認同文化相對主義，我不會覺得哪一方是野蠻或文明的。
澎湃新聞：縱觀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民族，似乎沖突都是常態(tài)（也可能是史書的記載上一般會記載發(fā)生戰(zhàn)爭、發(fā)生沖突的事件），邊境問題也是每一個朝代所要首先面對的，還有中原文明以和親等方式來維持短暫的和平局面，為什么會是這樣呢？
波音：其實融合是必然的，是歷史的結果。今天我們看待中華文明，關鍵不是看各自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差異，關鍵是文明圈已經形成，宏觀上是融合的狀態(tài)，大家彼此有一種屬于同一文明圈的認同感。我們是同一個文明圈的，會有相同的思考。一個國家內部也是分工的，這是正常的。
在各地有差異化的情況下 ，統(tǒng)治者試圖把不同文明整合在一起，這是每一個政權必須的思考。當我們看待元朝、清朝的滅亡時，不要用失敗兩個字。要系統(tǒng)地思考，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失敗的原因在哪里，不要簡單地說王朝滅亡就是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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