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與郭沫若的交往，是一段學術傳奇，帶有濃郁的時代痕跡及個性色彩。1929年8月27日，郭沫若給容庚發(fā)出第一封信，自稱“未知友”，此前他倆素昧平生。同年12月15日，容庚日記：“寄郭沫若 《書契前編》、《學報》、《古籀馀論》、《尚書駢枝》?！贝撕髢扇送鶃硗ㄐ胖钡?935年，容庚共收到郭沫若來信56通。
《容庚北平日記》止于1946年2月26日，至此兩人從未謀面。次日，容庚乘國防部長白崇禧專機飛重慶，準備南下任教，不久在重慶見到郭沫若，大失所望，他后來稱郭氏為“退院之僧”。明顯，容庚與郭沫若之間存在嚴重分歧與隔閡，那么這種分歧與隔閡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
從“未知友”到紙上知交
1929年9月初，容庚收到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信中說：“曩讀王靜安先生《殷虛文字類編》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復推覽大作《金文編》，用力之勤，究學之審，成果之卓犖，實深欽佩?！庇终f：“仆因欲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近亦頗用心于甲骨文字與古金文字之學。” “此外欲磋商之事頗多，惟冒昧通函，未經(jīng)任何人之介紹，不敢過擾清慮。上二事乃仆急欲求解答之問題，如蒙不我遐棄，日后當更有請益?！毙拍┞淇钍稹拔粗压簟薄Ｎ粗?，不相識也。
郭沫若致容庚第一函
當時容庚任燕京大學教授兼《燕京學報》主編，《燕京學報》聲名鵲起，收到各地讀者、學者來信是常事，所以他對郭沫若的來信并未特別重視，未記入日記。直到12月15日，他才在日記中寫到“寄郭沫若《書契前編》、《學報》、《古籀馀論》、《尚書駢枝》”，此時至少收到郭氏7通來信。容庚是年日記所附通訊錄記郭沫若地址：千葉縣國分村須和田弁才天二六七。容庚晚年自訂頌齋年譜，1929年有條曰“8月27日郭沫若自日本來書訂交”。8月27日是郭沫若第一封信所署時間。
值得慶幸的是，郭沫若致容庚的56通書信保存完好，而容庚致郭沫若書信也存有10通。這些往來書信，加之容庚日記、郭沫若回憶錄等史料，便于我們充分研究容庚與郭沫若的交往，甚至對研究現(xiàn)代學術史也具有重要意義。（《容庚北平日記》記載兩人往來通信僅9處，可見日記之簡略。）
這批書信原件現(xiàn)藏廣東省博物館，為容庚身后其家人捐獻。它們能保存下來并公開出版也算奇跡，在此略為記述。
容庚在《懷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說：“五十年來，我一直把郭沫若同志的書信看作友誼的象征，鄭重地珍藏起來，期間經(jīng)歷連年戰(zhàn)亂，白色恐怖，加之人事變遷，舉家南移，家藏圖書器物，不無散失，而郭沫若同志書簡得以完好保存，實在值得慶幸?！比莞鞘詹丶遥湎堉蛔?，他保存的友朋書札多達千通，包括郭沫若的56通。更為難得的是他致郭沫若的部分書札也轉由他本人保存。原來，容庚次子容瑤與郭沫若長子郭和夫曾在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同事，這批信札大概是郭和夫從其父處要來的（含上世紀50年代所寫3通，其中一通缺頁）。1979年郭沫若去世，曾憲通奉容庚之命將郭沫若信札結集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文物出版社又將容庚、郭沫若往來所有書信影印出版。曾憲通說：“至此，郭老和容先生之間現(xiàn)存的論學手札已基本集齊。雖非完璧，亦堪稱遺珠，彌足珍貴?！蓖高^這批書信，我們能感受到容庚與郭沫若從“未知友”到紙上知交的友情，也能了解到他們產(chǎn)生隔閡的原因。
關于他們的友情，有幾個細節(jié)可以充分說明。
郭沫若
1930年4月19日，容庚母親鄧瓊宴病逝，他曾撰母親行狀寄郭沫若。郭沫若5月29日致函容庚勸其節(jié)哀，他在信中說：“拜讀世伯母行狀，于字里行間，母子骨肉之情感惻惻逼人。如吾兄者，可謂生能盡養(yǎng)，死能盡其哀者矣?！惫糇?lián)挽“鄧太夫人”：“驚耗破鴻蒙而東來，早歲錫熊丸，敬谉廬陵有母；哀思越嶺南以西往，晨昏乏雞黍，倍知穎谷可風?！弊允鸸μ?，并序：“年來客居海外，得與容子希白結文字交，竊足快慰生平，頃者突奉世伯母鄧太夫人仙逝之耗，哀悼之馀，自悲身世，念及家有父母，不能盡晨昏之養(yǎng)，尤深風燭之警，不愧無文，綴成數(shù)語，藉表哀忱之耳。”
1931年初，容庚為牙疾困擾，《容庚北平日記》2月17日始記“牙痛”，2月22日至3月1日，每日均有牙腫痛及往看牙醫(yī)之記載，如2月28日：“十時往同仁醫(yī)院治牙，陳大夫落手太重，換藥時幾至下淚?！?月10日，他在信中描述自己牙痛狀況，郭氏20日回信稱“如系齲齒，當以拔去為宜”。雖然在同仁醫(yī)院陳醫(yī)生勸告下，他于14日將智慧牙拔，“牙作鉤形，拔時牙腳折斷，甚苦”。而郭沫若的來信讓他甚覺安慰?！俄烗S自訂年譜》載，1931年3月，“因牙痛拔去一智牙”。
1933年秋，容庚在北平醞釀組織考古學社，他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并邀其參加，郭氏復信云：“承示金石學會章程，甚完善，弟亦甚為贊同。如對弟無須忌避，亦可加入也?！敝钡?934年9月1日，考古學社才成立，《容庚北平日記》：“六時金石學會在大美番菜館開會。到者三十馀人，改名考古學社?！边h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加入了該社，可見容庚對他的重視。
溝通信息 彼此獲益
1928年2月，郭沫若流亡日本，蟄居千頁縣市川町真間十二番地，化名佐藤和夫，自稱“在日本刑士和憲兵的雙重監(jiān)視下開始了古代社會的研究”。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1916年與佐藤富子結婚，曾出版新詩集《女神》，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學長，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因反蔣被通緝。他在日本試著從《周易》、《詩經(jīng)》、《尚書》入手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社會和歷史，不久發(fā)現(xiàn)自己據(jù)以研究的古代文獻，大多經(jīng)過后人作偽和加工，材料真贗雜糅，可靠程度有限，于是轉而研究未經(jīng)古人篡改的甲骨文和金文。
郭沫若聰穎過人，很快找到解讀甲骨文和金文方法，次年8月，其《甲骨文研究》一書初稿錄成，《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亦已脫稿。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漸感資料匱乏，亦乏學術研討之友。他從王國維為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所作序文得知容庚的名字，并寫信向他求助。他后來在《海濤集》中說：“我從1928年的年底開始寫作，費了將近一年工夫，勉強把初稿寫成之后，我曾經(jīng)郵寄北平，向燕京大學的教授容庚求教。我和容庚并無一面之識，還是因為讀了王國維的書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容庚，我見過他的《金文編》，那也是依說文部首編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來更加詳審，在研究金文上，確曾給予我以很大的幫助。它不失為一部有用的工具書。容庚在燕京大學任教職，而且是《燕京學報》的主編，由每期的學報是容易發(fā)現(xiàn)的。因此，我對于容庚，不僅見過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
容庚
容庚被這位“未知友”的誠懇感動，心生敬意，立即復信，將其所需紳敦與秦二公敦二器銘文錄示，并談了自己看法。1929年9月，郭沫若三次致函容庚，稱急需使用《殷虛書契》，懇請設法購求，或者借用?！兑筇摃酢窞榧坠俏拇笮唾Y料專輯，羅振玉編著，分前后二編，為治甲骨卜辭者必備之書。但此書印數(shù)有限，定價昂貴。郭沫若稱經(jīng)濟能力有限，“前編需二百金則囊澀無法也”。他讓朋友從上海寄錢，請容庚設法購得后編。10月31日，郭沫若復函稱“《后編》收到，甚感謝”。
郭沫若念念不忘前編。12月4日，他寫信給容庚說：“《殷虛書契》前編因弟手中無書，每查一字，必須奔走東京，殊多不便。拙稿（指《甲骨文字研究》）之不易寫定者，此其一因。兄能設法假我一部否？期以一月，務必奉趙。此乃不情之請，諸希鑒宥。”
容庚決定將自己所用《前編》借給郭沫若使用。《容庚北平日記》12月15日：“寄郭沫若《書契前編》、《學報》、《古籀馀論》、《尚書駢枝》。”除了《殷虛書契》前編，他還將當期的《燕京學報》及孫詒讓的兩部相關著作寄給了郭氏。郭沫若不久收到此書，1930年12月4日郭沫若致容庚信中有“《前編》僅如囑奉還”語，前后正好一年時間，遠遠超過原定一個月期限。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一年以后之自跋》中寫道：“《殷虛書契前編》聞久已絕版，有之者珍如拱璧，鬻之者倚為奇貨，故余始終未得二書也。去歲蒙容君希白遠道見假，俾于檢索上得無上之便宜，作者甚感其厚意?！彼髞碓凇逗分兄靥崤f事：“我得感謝容庚在資料上幫過我一些忙，他曾經(jīng)把寶貴的《殷虛書契前編》和董作賓的《新獲卜辭寫本》寄給我使用過。”
容庚盡力幫助郭沫若，還設法在朋友圈內(nèi)廣為搜羅資料。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致函容庚：“李濟安陽發(fā)掘是否即在小屯，發(fā)掘之結果如何？可有簡單之報告書匯否？”容庚寄出從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等處所得大龜四版及“新獲卜辭”拓片，郭沫若將這批資料共22版全部錄于《卜辭通纂》中。此事也給容庚造成麻煩，據(jù)說傅斯年及史語所同仁后來十分憤怒，指責郭沫若“有失學范”，傅斯年直呼“某某某，他憑什么”，甚至揚言訴諸法律。
1931年3月20日，郭沫若又收到容庚寄去的一批銘文拓片，及第7、8期《燕京學報》，他寫信稱：“今日奉到三月十日手書并蒙示各器，快喜莫名。召伯虎二簋前人未得其讀，弟頗有別見，擬作《如伯虎二簋銘與江漢篇之比較研究》一文以論之，恨目前為糊口文字百忙，毫無寸晷耳。”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也得到過容庚的幫助。他于1931年9月9日寫信稱：“《大系》近已錄成，本擬先寄兄一閱，唯恐出版處催稿甚急，只得待出書后再請教。以上未經(jīng)著錄諸器即欲插入該書中，務望兄玉成之。”
《容庚北平日記》
《容庚北平日記》中與郭沫若有關的內(nèi)容多作“郭沫若來信”、“復郭沫若信”，偶爾也涉及具體內(nèi)容，如1931年7月9日：“寄郭沫若《泉屋清賞》照片，價三十八元。前寄《中國古銅器》照片，三元三角，共四十一元三角，除收稿費二十元，尚欠二十一元三角?！睋?jù)此日記，容庚還曾將容媛編、中研院史語所出版的《金石書錄目》寄贈郭沫若。
容庚與郭沫若通過書信交流研究資料，溝通學術信息，相互研討，彼此獲益。容庚在《懷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謙遜地說對郭沫若“幫助是很小的”，“只是根據(jù)他研究工作的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寄給他一些圖書資料及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金文的拓片，供他研究”。他又說：“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釋，器物的辨?zhèn)巍啻?，青銅器的綜合研究，等等，我雖然也提出些意見供他參考，畢竟于他俾益甚少，而我從他的書信中卻獲益頗多?！?1929年，郭沫若曾將《釋五十》一文稿本寄容庚校閱，容庚對此文論及《殷虛書契后編》卷下第一葉第四片（卜甲）卜田獵之辭所作釋文，糾正了郭氏釋文句讀之誤：“卜辭書獲之例均先獸后數(shù)，故第四行‘二’字之下當缺一獸名，‘兔一’以下無缺文之馀地?！惫魧懚ā夺屛迨芬晃臅r“依容說”，并稱“容釋較余前所釋者更為妥帖”。
而郭沫若信中有關青銅器銘文許多精辟見解也使容庚獲益匪淺?！督鹞木帯烦醢驿浻屑澏刂蠛衔?，郭沫若質疑疑紳敦為偽器，容庚接受其指正，增訂《金文編》時刪去此銘。
容庚在《寶蘊樓彝器圖錄》中稱族氏文字為“文字畫”。郭沫若指出：“余疑姓氏者不僅此，凡殷彝中圖形文字，余疑均是當時之國族，猶西方學者所稱之圖騰。尚有他證，暇將為文明之也?！彼S后寫成《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提出氏族圖騰徽號說。容庚編著《武英殿彝器圖錄》時采納郭說：“此等圖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謂‘乃古代國族之名號……’，其說是也?！贝撕?，《金文編》增訂時更將附錄所集族氏文字徑稱為“圖形文字”。
據(jù)《容庚北平日記》，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時代”一章，先敘各家關于考訂時代方法，后依郭沫若之法分為四期：商代時期、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和春秋戰(zhàn)國時期。
“恥食周粟”的背后
容庚還盡力為郭沫若發(fā)表研究成果提供便利。1931年6月，郭沫若《臣辰盉銘考釋》與《湯盤孔鼎之揚搉》二文，即在容庚主編的《燕京學報》第9期刊出，署名郭鼎堂?！堆嗑W報》容量有限，登載文章不易，郭沫若曾在給容庚的信中稱：“弟費月馀之力，已寫成《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下二冊，約七八萬字，已與滬上書店約定，可于年內(nèi)出版。書太長，錄登《學報》恐非所宜。又貴校袞袞諸公，意見似頗復雜，弟亦雅不愿以個人交誼重累吾兄也。”
1929年底，郭沫若寫信給容庚，稱《甲骨文字研究》約200多頁，即將竣事，“能得貴校代為刊行，甚善”。容庚本擬在學報上逐期發(fā)表，后因故擱淺，他將書稿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提出可由史語所出版，但建議郭沫若用筆名，遭到郭沫若拒絕。1930年2月6日，郭沫若在致容庚的信中說：“更名事本無足輕重，特仆之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不日即將出版，該書于《甲骨文釋》屢有征引，該書系用本名，此書復事更改，則徒貽世人以掩耳盜鈴之誚耳。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謹致謝兄之圣意，兼謝傅君?！?/p>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由上海大東書局影印出版。郭沫若后來在《海濤集》中補述：“原稿寄給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給過其他的人看。有一次他寫信來，說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希望把我的書在《集刊》上分期發(fā)表，發(fā)表完畢后再由中央研究院出單行本。發(fā)表費千字五元，單行本抽版稅百分之十五。這本是很看得起我的，這樣的條件在當時也可算是相當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潔癖，鐵面拒絕了。我因為研究院是官辦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說‘恥不食周粟’?！比莞凇都坠菍W概況》一文中也說：“民國十八年，郭氏在日本移書定交，寄示《甲骨文研究》，余欲為介紹于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郭氏自比孤竹君之二子，恥食周粟，故不果?！?/p>
郭沫若另一著作《金文辭通纂》，容庚亦曾聯(lián)系過傅斯年商談出版事宜。1931年4月19日，郭沫若致函容庚稱一朋友患盲腸炎，入院手術苦于費用無著，“欲將近著《兩周金文辭通纂》相浼，署名用‘鼎堂’，愿能預支版稅日幣四五百圓，望兄便為提及”，但此事終于未果。傅斯年不愿印郭氏著作，或許與其“有失學范”使用大龜四版及“新獲卜辭”拓片有關。容庚與傅斯年商量印書之前，已將郭沫若所需款匯出。郭著于次年1月轉由東京文求堂印行。事隔二十多年后，1958年郭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在國內(nèi)重印，他從稿費中匯出人民幣500元還容庚，以踐前約。這是曾憲通在《郭沫若書簡——致容庚》注釋中所言，惜《容庚北平日記》是年缺記嚴重，未見匯款與郭沫若記載。
《學報》書評造成隔閡
容庚與郭沫若的神交分為兩個階段：1931年前，兩人書信往來頻繁，容庚有求必應，關系融洽親密；1931年《燕京學報》書評事件發(fā)生后，兩人關系出現(xiàn)裂痕，雖經(jīng)彌補不至破裂，但隔閡難以消除。筆者以為，他們間的“誤會”實屬必然，因為他倆在個人志趣、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上存有很大差異。
容庚是較純粹學者，郭沫若是政治家，他認為研究學術應該為政治服務。1941年，周恩來若在重慶評價郭沫若：“他精研古代社會，甲骨文字，殷周青銅器銘文，兩周金文以及古代銘刻等等，用科學的方法，再現(xiàn)了古代的許多真實，這是一種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0多年后，余英時在評價郭沫若時也說過：“從現(xiàn)代學術的規(guī)范來說，他逞才使氣有馀，而史學的紀律則遠為不足。這主要是因為他和上述二陳、呂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學術，而別有懷抱?！?/p>
容庚與郭沫若心平氣和的學術研討并未能維持太久，書評事件后兩人關系出現(xiàn)裂痕，書信遞減，稱謂也有變化，郭稱容庚為“希白先生”或“希白足下”，信末自署“郭沫若”、“沫若”或“鼎堂”。而此前一直稱“希白吾兄”，自稱“弟沫若”。
郭沫若致容庚函
1931年6月，《燕京學報》第9期出版，此期載有郭沫若《臣辰盉銘考釋》與《湯盤孔鼎之揚搉》二文，其“國內(nèi)學術消息”乙“出版界消息”欄還刊載了評論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文章。此文當為容庚所撰，因郭沫若信中有“兄對弟二舊作所論列者尚未拜覽”之說。但郭沫若在東京讀到此文后相當不快，以為是自己在著作中對容庚學說有所批評而遭到的報復。
書評對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給予肯定：“郭君治社會學，知家族進化之歷史，血族群婚，亞血族群婚，乃婚姻之演進一定之郵程，故直言而無隱。此種新解識，于甲骨文字上實有相當之貢獻，要之郭君所釋諸字，未必遽為定論，然而眼光之敏銳，有使人傾服者焉?！比欢鴮Α兑笾芮嚆~器銘文研究》批評與商榷較多。書評稱“此書長處，在獨出心裁，不拾前人牙慧”，比如圖形文字，郭沫若書中稱為“古代國族之名號，蓋所謂圖騰之孑遺或轉變”。然后批評郭著于古文字喜于聲類求其解，但實際上并非聲同者便可通假，又對書中《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一文提出五點商榷，比如“王子嬰次盧”，王國維據(jù)許慎書以為飯器，而郭以其為燎炭之爐，值得商榷，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可以說討論的都是學術問題，無可厚非。
1932年6月，《燕京學報》第11期“國內(nèi)學術界消息”再評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稱郭著“時有創(chuàng)獲，頗為時流所稱道”，“此書目的在求年代與國別之條貫”。但同時認為郭著中“年代則常有顧此失彼，不能自圓其說者”，并舉出三例，由此判斷“故年代大部分，可云失敗”。評論最后說：“郭氏謂‘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diào)，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惜郭氏于此書，未能如所言以事推求，故其所得未能盡滿人意耳?！?/p>
1932年12月，《燕京學報》第12期評介郭沫若《金文叢考》，稱其考訂年代“必曲意求之，此真所謂一手掩盡天下目矣”，“又戎本作戎狄字，又因不合郭君之說，則曰：假為鏞。古鐘之大者曰鏞，未有稱編鐘為鏞者。若以為鐘之通名，則該銘文自有鐘字，何用假戎為之？郭君之濫用假借，類如此?！弊詈筮M而批評：“郭君之長處在富于想象，勇于假設，故其所得每有為人所不能及者。而其失，亦往往有顛倒黑白之事?！逸吙脊?，在降心以求真，非好勝以產(chǎn)異’，竊愿與郭君共勉之?！睌?shù)年文字交往，容庚對郭沫若十分了解，“富于想象，勇于假設”切中肯綮。
1932年，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容庚于《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6月）著文評介，稱“該書類集現(xiàn)存甲骨文字之較重要者凡八百片，影印一編，又附別錄百二十一片，撰為‘考釋’三卷，附于編后。其書之重要，出其所著諸書之右”，在列舉其對甲骨文“重要發(fā)現(xiàn)”及“所發(fā)明者”后，對其進行補正，并指出數(shù)處“最不能同意者”。
容庚將書評原稿寄郭本人寓目，郭讀后甚為不滿，1933年2月17日，他在信中稱其序文末段“因有激而發(fā)”，“尊評多悻刻語，于弟雖無損，似覺有玷大德。如能及，請稍稍改削之；如不能及，亦請釋慮，弟決不因此而圖報復也”。容庚收到此信后，果作“稍稍改削”，發(fā)表的書評中并沒有出現(xiàn)“責人過嚴”、“不可思議”等語。
容庚對郭沫若的批評本屬正常的學術探討，早在1931年9月1日，他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寫道：“大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可否寄弟一閱，或有可攻錯處?！彼目谌缫?，對郭氏的批評在信函中也有表述，稱“所見越多立言越不易”，他原來心中有一系統(tǒng)，因見數(shù)器后“遂不敢輕言”，“近來少作文多發(fā)表材料，以有材料則人皆可以作文，不必自專其利。”
學術批評目的即為“攻錯”，但郭沫若認為容庚所寫書評是挾私報復。1933年1月30日，郭沫若致容庚一函，直言“久疏箋候，隔閡殊深”，稱“拙著本責備賢者之例，對于大作多所指摘，時有太不客氣之處，聞足下頗引為憾，死罪死罪”，又有“學問之道，是是非非，善固當揚，惡不必隱，由是辯證始能進展”之語。容庚以署名文章與其商榷，正是郭氏所言“善固當揚，惡不必隱”。經(jīng)容庚解釋后，2月13日郭沫若在函中表示“足下慷慨釋疑，至欣且慰”。兩人似乎冰釋前嫌，重歸于好，但在學術觀點和治學方面的內(nèi)在隔閡無法消彌，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
評論郭沫若著作，《容庚北平日記》偶有記載，如1934年1月4日“作郭沫若《古代銘刻匯考》書評”。此書1933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容庚書評載《燕京學報》第14期，稱郭氏著作“其佳處在善疑，其缺處亦在善疑”，“吾人于此，只有傾佩郭君想像力之強，未敢置信也”。直到1938年容庚作《商周彝器通考》“時代”章時，還“發(fā)見郭沫若《兩周金文大系》有甚誤者，如錄卣及有伯、雍父諸器，當入之厲王，而彼入之穆王”。
《容庚北平日記》1934年2月13日、3月1日均記“復郭沫若信”，此后再無兩人往來通信記錄。而1934年以后，郭沫若致容庚9函皆為明信片。
容庚1940年12月25日日記
雖然如此，容庚并沒有否認郭沫若的才華與眼光，沒有否認他對古文字研究的貢獻。1940年12月25日，容庚在日記中對當世諸金石家“戲為評騭”，第一位就提到郭氏：“目光銳利，能見其大，吾不如郭沫若?！?/p>
“日近長安近”
學術之外，容庚與郭沫若的最大隔閡是對政治的看法和對實際政治的參與程度不同。容庚是一介書生，自稱不關心政治，但在某一時段他可能會對某一事件投入巨大精力，但最終他仍會回學術本身。而郭沫若恰恰相反，某一時段他會對學術產(chǎn)生濃厚興趣，甚至作出巨大貢獻，但最終他的著眼點仍在政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容庚在燕京大學組織抗日十人團，他于10月4日致函郭沫若稱：“正欲作書與足下，寫完前三字而小鬼出兵遼沈之耗至。血為之沸，故一切拓本照片均停寄。國亡無日，兄尚能寄人籬下作亡國寓公邪？”他擔心郭氏為日人消息所蒙蔽并為日人所利用，希望他回國參加抗日活動。郭沫若回信稱：“近頗欲于年內(nèi)或開春返國，屆時或能來舊都奉訪?！钡钡健捌咂呤伦儭北l(fā)，他才歸國，不僅加入抗戰(zhàn)行列，還介入到更深的政治層面。
“九一八事變”后容庚致郭沫若
容庚曾在信中勸郭沫若專心考古，不要參加政治和革命活動。郭沫若回信表示不會改變志向：“蒙箴戒數(shù)語，甚銘感，往已悠悠，來事亦殊寂寂，特此耿耿寸心，欲一本至誠，為人類社會多少做些善事而已?！?/p>
1946年2月27日（《容庚北平日記》終止后一日），容庚乘白崇禧專機飛往重慶，與神交近20年的郭沫若第一次見面，但氣氛很不融洽。容庚因偽北大解散面臨著失業(yè)困境，任教廣西大學前途未卜。他剛與傅斯年相見，兩人大吵一架，心情十分郁悶。對這次見面情況，容庚后來回憶：“他說的是較場口事件，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向民主人士的迫害及國際形勢，覺得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一時不會打起來?！薄拔覍τ谶@兩個問題都不甚關心，轉問他近來有什么關于考古的著作，他說很少，大都收入《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兩書中了?！边@年1月，容庚日記中還有“閱郭沫若《十批判書》”之記載。
容庚南歸后，作《甲骨學概況》一文，其中對郭沫若的評價十分精彩：“其想像力極強，文筆優(yōu)美，日近長安近，皆能言之成理。余于其說之確鑿可據(jù)者固多采納，而間以獻疑之故，招郭氏之不安，甚且以為遭受敵視，而函札遂疏。去年春，相見于重慶，問以新著，舉《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兩種相對，劇談二小時，知其興趣在政治而不在考古，將如退院之僧矣?！?/p>
“日近長安近”語出《世說新語》。東晉明帝司馬紹年少時，有人從長安來，父親元帝問他日近還是長安近，他答“日遠”，因為“不聞人從日邊來”；第二天上朝，元帝再問他日近還是長安近，他答“長安遠”，因為“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日近長安遠”喻向往帝都而不可達，“日近長安近”概指自說自話，前后矛盾?！巴嗽褐眲t指其遠離學術，與稱商承祚為“甲骨文逃兵”同義。
時移世易 出書不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官居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主任、中科院院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炙手可熱。容庚稱他“仍孜孜不倦地從事學術研究，十分關懷古文字的研究工作”。郭沫若幾次到廣州，都曾與容庚相見，“真正得以歡聚一堂，縱談古今”，但天南地北，他們見面機會并不很多，聯(lián)系還是以通信為主。此時通信，互相間已不再是“沫若先生”、“希白吾兄”這樣親切的稱呼，而是容庚稱郭為“沫若院長左右”，郭則稱容為“希白同志”。
1954年6月，容庚致函郭沫若，建議增訂《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二書。此時學者出書相當不易，因為要經(jīng)過層層審批，但郭沫若念及舊情，對容庚網(wǎng)開一面。1959年5月，第三版《金文編》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對此容庚在《懷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稱：“我增訂《金文編》時，更得到他的直接支持和幫助，提出了很可寶貴的意見。書稿完成后，又蒙他親自寫信給考古研究所和科學出版社，介紹出版。”
容庚希望《金文編》三版中能刊載羅振玉、王國維二序，但陳夢家認為羅序不該留。容庚特地致函郭沫若請其定奪，果然，郭氏不同意載羅王二序，認為羅序“已成定讞”，“王序簡略，無關宏旨”，因此“均可不必列入”。
容庚致郭沫若談《金文編》再版
《商周彝器通考》重訂再版更為曲折。容庚為增訂此書不遺馀力，曾兩次北上全國各地，為改編《商周彝器通考》收集資料，耗時近一年，但此書終未能重訂再版。
第一次是1959年6月，《金文編》第三版剛剛出版，容庚乘興帶著助手和4位在讀副博士研究生北上考古。他們到達北京后，郭沫若在自己家中撥冗接見。容庚在《懷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說：“1959年我?guī)е?、研究生到北京參觀學習，郭沫若同志得悉后，立即撥冗接見，除和我討論有關問題外，還親切地詢問我的助手及研究生的學習情況，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痹鴳椡ɑ貞洠骸爱斘覀兿蚬险埥剃P于重訂《商周彝器通考》的意見時，他非常謙遜地說，自己從抗戰(zhàn)以后就不搞青銅器研究了，但他強調(diào)今天研究青銅器要充分利用考古的新材料和新成果，接著他介紹近年在安陽小屯新發(fā)現(xiàn)的一座殷墓，他邊說邊寫，把整個墓葬的形制、骸骨以及隨葬品的種類和位置都繪畫出來，并分析其意義。其超人的記憶力令人驚嘆！最后，他要求我們研究古銅器不要局限于器物本身，而要聯(lián)系整個歷史，不然就會陷于繁瑣的考證?！?/p>
郭沫若抗戰(zhàn)后就不再研究青銅器，但他描述安陽小屯墓葬情形，如數(shù)家珍，這回要輪到偏處南方的容庚感嘆了，此次會見自然令人想起1946年容郭第一次在重慶晤面。這與當年容庚向遠在東洋的郭沫若提供金文甲骨文資料的情景完全倒置。
1962年4月，容庚攜助手張維持、曾憲通和馬國權一行4人再次北上“科考”。他們在北京逗留長達一個多月，容庚再次見到郭沫若。這次他們相見的情形更有趣。
據(jù)張維持回憶，一天中午，容庚穿著白布唐裝，足踏自行車，徑自到司馬胡同郭沫若寓所，在院中大喊“郭老”。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出來，責罵他大叫大喊，擾人午睡，又怪他不經(jīng)傳達擅自進來。于立群見他這般穿著打扮，又騎著自行車，誤以為是雜役。郭沫若聞聲下來，一見容庚，便解釋道歉，大家哈哈大笑。容庚回到寓所把此事告訴助手，毫不介意，大家引為趣談。時移世易，20多年前，容庚時常穿唐裝騎自行車到處串門，走訪同仁及學界友人，此時他仿佛又回到當年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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