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軼皓：世界史視野下的蒙古史

正如拉施都丁在《史集》開篇處的宣告，“還有什么事比成吉思汗國家的建立更值得一提的呢？它被認為是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蒙古帝國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2019年11月30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邱軼皓受邀參加上海圖書有限公司、楊浦區(qū)圖書館主辦的“海上博雅論壇”，舉行“世界史視野下的蒙古史研究”主題講座，一百余名觀眾參與此次活動。

講座現(xiàn)場

如何認識并想象蒙古帝國

蒙古帝國橫貫歐亞、幅員遼闊，眾多族群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因此而改變。國內外諸多學者被蒙古的魅力所吸引，投身于蒙古史研究。但是，有關蒙古帝國的歷史資料，涉及漢語、蒙古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畏兀兒（回鶻）語、藏語等多種語言，許多材料分散在處于戰(zhàn)亂的中亞地區(qū)，要想在“世界史”的視野下考察蒙古史，可謂困難重重。此次講座深入淺出，既包含上述各類史料的深度解讀，又充滿形象的例證故事，不僅面向專業(yè)學者，也是為所有歷史愛好者分享有關研究心得。

“如何認識、想象歷史上的蒙古帝國？”1970年代，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撰寫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以擴張中的蒙古帝國為舞臺，講述了馬可·波羅向忽必烈匯報新征服的城市的情形。該小說以《馬可波羅行紀》為藍本，通過架空歷史的敘述，回應現(xiàn)代生活所帶來的種種困惑。其中雖然充滿了文學家的想象與隱喻，但也不乏對歷史細節(jié)的敏銳感受。卡爾維諾如此寫道：

“我講，我講，”馬可說，“可是聽的人只會記得他期望聽到的東西?！?/p>

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蒙古帝國的歷史以及成吉思汗的形象，都不同程度上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構建本民族歷史敘事，塑造民族認同的重要歷史資源。蘇聯(lián)解體后的蒙古國就一反蘇聯(lián)時代對成吉思汗、蒙古史的種種禁忌，廣泛地使用成吉思汗形象重塑民族傳統(tǒng)，凝聚國民認同感。例如，位于烏蘭巴托遠郊金博爾多格（Tsonjin Boldog）的“成吉思汗揮動金馬鞭”雕像即是這類典型的紀念碑作品。

位于烏蘭巴托遠郊金博爾多格（Tsonjin Boldog）的“成吉思汗揮動金馬鞭”雕像

與之相反，在現(xiàn)代伊朗的歷史敘述中，雖然對蒙古人統(tǒng)治仍以消極評價為主。但是位于伊朗西北部蘇丹尼亞（元代“孫丹尼牙”Sultaniya）的宏偉建筑，仍然展示出蒙古統(tǒng)治在伊朗歷史上造成的大規(guī)模的文化交融，及其深遠影響。伊利汗完者都是第一位公開宣布改宗什葉派的蒙古汗，他立志通過將蘇丹尼亞建成可以媲美開羅的宏偉都城，昭示伊利汗國取得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設想雖未實現(xiàn)，卻實質上改變了當?shù)匾了固m教派的發(fā)展軌跡。

上述古今紀念碑性質的建筑，至今仍然吸引著眾多游客。而游歷當?shù)氐穆眯姓咭嗉纱?，目睹并感受到蒙古時代在現(xiàn)實世界的巨大投影。

擴張與征服：蒙古帝國早期歷史年表

13世紀蒙古帝國的擴張活動，超越了民族與邊疆的界限，有必要將之置于“全球史”的視野進行考察。

盡管直到12世紀末，鐵木真還只是東部蒙古草原上相互攻伐的許多部落領袖之一。但1203年，他卻奇跡般地轉敗為勝，擊敗了原本實力強大的克烈部及其眾多盟友，隨即統(tǒng)一了諸蒙古語部落。1206年鐵木真獲封“成吉思汗”封號。對“成吉思汗”一名的原義一向有多種說法，如認為該封號取自突厥語中“大?！敝獾取５_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經(jīng)研究后指出，“成吉思汗”在古突厥語中有“強有力的”之義。無論如何，自此鐵木真并正式以“成吉思汗”之名登上歐亞世界的政治舞臺。

和眾多興起于歐亞東部的游牧帝國統(tǒng)治者一樣，成吉思汗在統(tǒng)一蒙古高原東西部后，將其兵鋒轉向了東方農(nóng)耕社會。他先后進攻西夏和金朝，此舉也兼有復仇之意。直到1219年，一個偶然事件將他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立足于阿姆河綠洲的花剌子模帝國邊將因貪瀆財貨而殺死了成吉思汗遣來的商團，引發(fā)了后者的西征。結果，看似強大的花剌子模在蒙古軍的打擊下一觸即潰。第一次西征的勝利，大大刺激了正處于上升期的蒙古人征服世界的雄心，而本來就和以突厥人為主的花剌子模統(tǒng)治者離心的本地波斯語居民，轉而投向成吉思汗，為后者帶來了和伊斯蘭世界交往所必須的情報和管理人才。自此蒙古帝國開始了曠日持久的西征之旅。

1227年，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在親征西夏之際離世。他的離世使原本忙于西征蒙古諸王紛紛東撤，參與到新一輪的大汗選舉中去。不少被蒙古人圍攻的城市因而幸免于難。甚至在寫作于加里西亞-沃列尼亞（今波蘭東南邊境）的古俄語編年史中，也留下了蒙古人因成吉思汗親征西夏（唐古惕地區(qū)）而退兵的記載。雖然大部分同時代歷史作者無法知曉蒙古帝國內部所發(fā)生的重大變故，但他們的作品仍然真實地記錄了“韃靼入侵”在周邊民族中留下的深刻震動。

此后數(shù)代蒙古大汗持續(xù)組織并發(fā)動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規(guī)模西征，其兵鋒先后迫近匈牙利首都和耶路撒冷。而旭烈兀所率領的第三次西征規(guī)模更大，其動員的軍事和科技力量，代表當時最高生產(chǎn)力水平。隨著西方世界和蒙古人接觸的深入，生活在不同文明地區(qū)的人們各自試圖從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尋找出解釋蒙古人令人印象深刻的軍事成就的原因。例如，阿拉伯人試圖從圣訓中找出有關“韃靼征服”的末日其實，而在波蘭人與匈牙利人描述蒙古入侵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中，蒙古人繼承了古代頭戴三角尖帽的斯基泰人或包裹頭巾阿拉伯人的形象。同時，蒙古人在伊斯蘭世界的征服活動也使得基督教世界對其產(chǎn)生幻想。他們將蒙古人和傳說中的“大衛(wèi)王”、“約翰長老”的故事相比附，認為前者能成為基督教世界的盟友并為基督文明“奪回”圣城耶路撒冷。一時間，蒙古帝國的名號威震四方。

在匈牙利人描述蒙古入侵的繪畫中，蒙古人繼承了古代頭戴三角尖帽的斯基泰人或包裹頭巾的阿拉伯人的形象

1258年是中世紀史上十分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旭烈兀率領的蒙古軍隊攻陷巴格達并將哈里發(fā)家族屠殺殆盡。自此，伊斯蘭世界公認的宗教、政治與文化中心不復存在。在第三次西征過程中，他們調動了歐亞世界中各種不同的戰(zhàn)爭資源：來自漢地的炮兵與火藥、回鶻地區(qū)的小麥與軍糧、亞美尼亞人組成的步兵，以及來自高加索、格魯吉亞騎兵等等。蒙古人軍事行動無意中也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文化技術交流。盡管在1260年的艾因·札魯特（在今以色列境內）戰(zhàn)役中，大將怯的不花的偏師遭到全殲，從而終止了蒙古西征的步伐。但帝國的深遠影響卻在此后的數(shù)個世紀中被深深銘刻進了歐亞大地。

蒙古時代的東-西之旅

蒙古帝國疆域“自日出至日沒之地”（《漢藏史集》），只有少數(shù)肩負出使、商業(yè)、軍事及宗教任務的旅人才有可能周游帝國全境。同時，穿行于帝國內部的旅行家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記錄。馬可波羅、拉班·掃馬、卡爾賓尼、魯布魯克、李志常、常德、伊本·白圖泰……這些蒙古時代的著名旅行者，通過“旅人之眼”觀察到廣袤帝國中的風俗異同，細膩而富于細節(jié)，補充了官方文獻忽視的諸多內容。

那么，“如果‘穿越’回蒙古時代，被大汗派遣出使遠方，或是希望得到大汗的青睞，需要具備哪些能力？”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東西文化交流的場景與細節(jié)。

對于一個旅行者而言，最首要具備的當然是語言能力。如卡爾賓尼就告誡稱，任何試圖前往汗廷的信使都應該盡可能多地雇傭懂得欽察語的向導。另一方面，具備精通多國語言的能力也是在帝國生存以至于發(fā)跡的必要條件。

在當時，作為統(tǒng)治者的語言——蒙古語，廣泛通行于帝國統(tǒng)治下整個疆域。因此從漢地到波斯，從埃及到也門都出現(xiàn)了大量為學習蒙古語而編寫的雙語（或多語）詞匯表。而在帝國的外交文書和商貿(mào)機構中，波斯語則具有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地位；而畏兀兒語和蒙古語同屬阿爾泰語系，語法相近，是蒙古人學習管理定居社會的知識、佛教經(jīng)典的中介，也因此而通行于漢地、中亞、波斯以至于金帳汗國境內；而如果想通過隨侍蒙元帝師左右，獲得親近皇室進而飛黃騰達的機會，那么掌握藏語不失為一條捷徑。多語環(huán)境帶來的并非全是隔閡，反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流通。例如，伊斯坦布爾宮廷中留下的一副八思巴文冊頁上記錄的蒙古語箴言，竟然和《元史》中所錄忽必烈語錄不謀而合。如上種種，皆可見蒙古時代跨文化接觸與傳播的廣幅和深度。

此外，要想在東西之間往來無阻，還需借助地圖的指引。地圖不僅是幫助人類遠行的工具，其繪制時所遵循的原則和具體的地理信息也折射出當時人地理環(huán)境和國家關系的認識。明代在朝鮮半島制成的“混一疆理天下國度之圖”，第一次在一幅地圖上同時繪制了亞、歐、非三洲，同時也準確地描摹出非洲南端的形狀。其成就，被學者廣泛認為借鑒了元代地圖學的遺產(chǎn)。而在“混一疆理圖”中，印度被描繪成南北兩部分相互分離的樣子，南印度被畫成了懸于海上的島嶼。這很有可能是因為蒙古人自中亞南下印度的數(shù)次征伐均止步于德里蘇丹國北部，因此無法直接通過陸路獲取印度半島中、南部的地理信息；而通過取道海路的穆斯林商人，元朝人也獲知了有關印度南部沿海地區(qū)的知識。兩組知識獲取渠道的區(qū)隔，使得當時人產(chǎn)生了南北印度為大海所分隔的錯覺。

在蒙古時代留存的各類文獻中，也可窺見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跡。如。山西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碑文記錄了漢人遠行中亞、欽察地區(qū)的事跡。波斯大詩人薩迪的詩集《花園》則借波斯灣商人之口，細致描摹了亞歐各國之間的貿(mào)易往來。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編著的《伊利汗的珍寶之書》和《跡象與復蘇》，亦首度用波斯語對中醫(yī)、農(nóng)學、特產(chǎn)植物進行了介紹。

“看不見的手”——蒙古人影響力

符拉基米爾佐夫聲稱，蒙古帝國通常被認為沒有建立什么新的制度。是否果真如此？歷史文獻與考古發(fā)掘有力地反駁了這一論點。

無論是“達魯花赤”這樣由宗王指定鎮(zhèn)守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還是鈐蓋在大汗圣旨上的方形印璽，蒙古征服使得一整套基于“蒙古原型”的中央官僚機構被完整、均衡地推廣到漢地、波斯和金帳汗國境內。

蒙古人驍勇好戰(zhàn)，而他們對軍事的重視客觀上也科技知識的交流與發(fā)展。波斯文蒙古世系譜《五族譜》保留了一頁對中國傳統(tǒng)干支紀年”的翻譯。在藝術領域，13世紀以后，波斯細密畫中融入了中國畫的技法。頗具南宋風格的畫面，配上波斯文小詩，成為獨特的藝術形式。蒙古帝國的統(tǒng)治還帶來了短暫的宗教寬容，使得伊斯蘭教、佛教與基督教能夠同時成為波斯細密畫畫師的描繪對象。

從《史集》的插圖中，可以看到13世紀的波斯細密畫（Miniture）與“中國風”的融合。（印度）Rampur Raza Library Persian 1820

另外，13世紀后期經(jīng)由海路前往中國的西方旅行者們，常常搭乘一種名為“Jung （或junk，?）”的中國式帆船，而從元朝被派往伊利汗國的使節(jié)也有時也搭乘此類名為“?”的帆船直航波斯灣。和波斯灣—印度洋地區(qū)傳統(tǒng)三角帆船不同，中國帆船在船只結構、運載量方面均更適合遠洋航行。在木板上涂抹松脂防水的技術，甚至得到了拉施特的關注?！?”的美名進入波斯語，除了“帆船”的本義外，還引申出“詩集”等義。此后，該詞又迅速通過伊朗人向東南亞、阿拉伯地區(qū)傳播，現(xiàn)在的馬來語、爪哇語中的均有源自Jung以指稱帆船的詞匯，同時該詞也被借入阿語并產(chǎn)生了和阿語語法相配合的變化形式。當然，隨著荷蘭、英國殖民者的到來，堅船利炮取代了昔日的木船，Jung（Junk）的意義也和中華文明一同經(jīng)歷了衰退。現(xiàn)今的英語、日語中仍收有Junk一詞，但其引申義已轉變?yōu)椤袄?、“無用之物”。由一個詞語義在不同時期和語言載體中的變化，我們也可一窺民族、歷史、文化的起落沉浮。

尾聲：“蒙古時代”的漫長余續(xù)

“到我明白了所有象征的那一天，”可汗問馬可，“我是否就終于真正擁有了我的帝國呢？”“陛下，”威尼斯人答道，“別這樣想。到那時，你自己就是眾多象征中的一個?！薄犊床灰姷某鞘小分械倪@段對話，揭示了蒙古時代的漫長余波。

事實上，“蒙古時代”的確成為了一種符號與象征，不斷被今人提及。在影視作品中，無論是基于波蘭小說家顯克微支作品拍攝的電影《洪流》（1974）、《火與劍》（1999），還是俄羅斯電影《成吉思汗的意愿》（2009）、《金帳》（2012）中都出現(xiàn)了歷史上的蒙古人形象。這些文藝作品，既體現(xiàn)今人對蒙古帝國的追憶與緬懷，也不乏嚴謹?shù)目甲C細節(jié)。而在中東，蒙古人攻陷巴格達并最終被馬穆魯克騎士擊敗的故事曾先后被埃及、伊拉克等國藝術家搬上銀幕，并被根據(jù)時代需要賦予了不同的寓意。如薩達特和薩達姆時代拍攝的電影用旭烈兀和蒙古人形象影射以色列復國主義者，而在伊拉克新近拍攝的同一主題電影，則又用蒙古人形象來比喻插手中東事務、引發(fā)地區(qū)分裂的外國勢力?？梢钥闯雒晒诺蹏诋斚氯匀皇且粋€引發(fā)豐富話題、投射時代情緒的的歷史資源。

邱軼皓著，《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

講座結束后是觀眾提問與互動環(huán)節(jié)。

一位觀眾希望進一步了解元代的海陸貿(mào)易情況。演講者認為：元代的王公貴族在一定程度上對商業(yè)進行管控，而民間商人與行會也希望自己的貿(mào)易活動得到有力者的支持，以此規(guī)避風險。因此，元代的商人往往具有“亦官亦商”的特點。

另一位觀眾希望了解語言學習以及歷史研究的心得體會。演講者認為：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多語能力不僅意味著可以閱讀更豐富的史料，也能有效避免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過于強調地區(qū)（文化）特殊性、本位性的局限，而忽視了歷史事件、制度背后廣泛而頻繁的跨文化交流這一事實。同時，同時參考多種語言的記錄，也可以有效修正史料本身因為書寫傳統(tǒng)、文化—政治立場而造成的偏差，從而培育研究者具有對史料進行批判的自覺。總而言之，優(yōu)秀的歷史敘事兼具嚴謹?shù)目甲C與浪漫的想象，二者共同構成今人對蒙古帝國的認識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