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島川評《現(xiàn)代的異化》：為何日本陸軍身上充滿悖論？

《現(xiàn)代的異化：日本陸軍史：1878-1945》，[日]戶部良一，韋平和、孫維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08頁，59.00元

《現(xiàn)代的異化：日本陸軍史：1878-1945》一書是近代陸軍通史的名著，筆者多年前曾拜讀日文版，借著寫書評的機會近期又閱讀了本書的中文版，在此簡略談一談自己的感想，希望對讀者閱讀本書多少有所助益。

首先，筆者希望談一談書名的問題。本書原名《逆説の軍隊》，如果直譯的話，可能“悖論的軍隊”相對比較合適，在國內(nèi)出版時，書名改為“現(xiàn)代的異化——日本陸軍史1878-1945”。對此，筆者以為其中有許多不解之處。

首先，日本史上的“現(xiàn)代”一般指近代之后，也就是戰(zhàn)后1955年體制成立后的歷史階段；再者，本書談及的時段涵蓋了明治維新初期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的整個近代，中文版為何在書名中添加了“1878-1945”這個限定時間的副標題，令人不解。明治十一年（1878）陸軍確實爆發(fā)了竹橋兵變，這一年不可謂不重要，然而1872年陸軍省便已經(jīng)成立，1874年征兵制正式頒布，至1878年，日本陸軍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1874年的臺灣出兵和1877年的西南戰(zhàn)爭兩場內(nèi)外戰(zhàn)爭，這些內(nèi)容本書中也有著詳細的介紹。為何改變原書的題目？筆者認為譯者或者出版社方面有必要也有義務在書的前言中給出一個說明。

回到本書內(nèi)容，筆者在文章開頭便稱這是一本關于近代陸軍的通史“名著”。為何會有如此高的評價？因為這本書寫作于1998年，而本書的核心話題——日本陸軍相關的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熱點題目，二十年來新的研究成果和觀點層出不窮。雖然書中細微之處有些觀點如今看來有待商榷，但整體框架和中心觀點經(jīng)歷了二十年時間的考驗并沒有因為新的研究成果而被推翻實屬不易。

此外，本書的行文邏輯也格外清晰。在序章中，作者在講述1945年戰(zhàn)敗之時陸軍的具體情況后，引出了“本是防止軍人干政的統(tǒng)帥權(quán)獨立原則，后來卻成了軍人干政的工具”，“需要貫徹近代化和合理化的軍隊，反而成了重視精神力量，不合理的組織”等 “悖論”，在這個問題意識下，作者在正文探討了近代日本陸軍誕生、完善、發(fā)展到毀滅的過程。而且，作者在整個行文過程中一直有意識地去回答序章中提出的“為何陸軍身上充滿了悖論”這個問題。其思維的痕跡躍然于紙上，對讀者流暢地閱讀理解可以說非常有幫助。

如果非要說本書對國內(nèi)讀者來說有什么不足的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本書也許并不太適合在沒有太多日本近代史基礎知識的前提下單獨閱讀——而且，中譯本也沒有“譯者序”對本書作簡介，許多讀者可能并不太清楚它在日本的定位。在這里，筆者為大家介紹一下日文原版的大致情況。

日本中央公論社1998年出版了一套十六卷本的近代史通史讀物“日本的近代”。本套通史讀物的作者大多都是近代史和政治學界的權(quán)威人物，其中不乏伊藤隆、北岡伸一、御廚貴等大家泰斗。而本書，正是這套通史中專門介紹近代軍事、軍隊制度的第九卷。前八卷的題目分別是《開國·維新》《明治國家的建設》《明治國家的完成》《國際化中的帝國日本》《從政黨到軍部》《戰(zhàn)爭·占領·講和》《經(jīng)濟成長的果實》《大國日本的動搖》，從這些書名中不難看出，前八卷其實是按時間順序講述從幕末開國維新，到戰(zhàn)后石油危機，日美貿(mào)易摩擦為止的日本近現(xiàn)代的通史。其中一至六卷在時間范圍上與本書完全相同，內(nèi)容也多有重合之處。而從第九卷開始，在時間順序的通史介紹之外，這套書開始選擇若干重要專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講述，除本書之外，還有專門介紹都市史、技術(shù)史、官僚制度、新聞媒體的專卷?？梢哉f，這套書的編著者們，是設定讀者在閱讀完一至八卷的基礎上，已經(jīng)對通史知識有了一定掌握之后，再選擇專題深入挖掘了解。而這本書在國內(nèi)出版時，脫離了其通史系列讀物的架構(gòu)，如果沒有前八卷內(nèi)容和知識的鋪墊，直接閱讀本書的話，確實可能在某些觀點的邏輯關系上會感到多少有些跳躍。

日文原著《逆説の軍隊》

比如在本書的第三章中，作者著眼于大正時代，政黨與軍、藩閥三者對抗和合作的關系，來敘述陸軍在思想和制度上逐漸脫離藩閥控制的過程。在明治末大正初，政黨、陸軍、海軍、藩閥構(gòu)成了一個復雜的多角政治的平衡結(jié)構(gòu)。作者在書中主要以陸軍為討論的核心對象，因此著重于介紹陸軍主動“脫藩閥”的過程。其實如果放眼自明治末期桂園時代到大正中期的政治格局形成過程，維新元老的政治力的衰退，藩閥的自然解體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特征，如果僅關注與陸軍這一個點則未免難以掌握當時政治史的整體特征。作者只談陸軍的“主動”，并非因為陸軍的“主動”是推進政治格局形成的關鍵，而是因為本書之前已有八卷的通史作為鋪墊，相關的藩閥政治、政黨政治、政軍關系的內(nèi)容早已在前幾卷中有著更加詳細和深刻的探討。因此作者在本書中不再贅述相關內(nèi)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讀者在沒有大致掌握日本近代通史的基礎上便閱讀本書時，望切記不可因為本書的敘述視角過度集中于陸軍，而放大個別時期內(nèi)陸軍對政治格局形成的影響作用。

其次，本書雖起名為“悖論的軍隊”，但幾乎完全無視了海軍的存在，僅在個別時候會作為對比對象略微提及。當然，這和二十多年前的近代史研究課題的熱門程度以及史料狀況不無關系。二十年前，軍政、軍制度史的研究領域內(nèi)，相對海軍而言，陸軍是絕對壓倒性的熱門。也是因此，在當初編著這套通史書籍時，編者們會專列一卷來講述陸軍。相信作者在寫作本書之時，也是本著在前八卷通史的基礎上書寫“陸軍制度史”的這樣一個心態(tài)，有意盡量回避提及海軍相關內(nèi)容。然而對讀者而言，完全無視海軍，在各個時代的敘述中，便不免總會產(chǎn)生一些避重就輕，抓不到核心問題的違和感。諸如明治十五年（1882）壬午軍亂之后開始的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軍備擴張，便是以海軍為絕對核心的。進入大正年代，海軍對總體戰(zhàn)的研究也一直不亞于陸軍，華盛頓會議時，加藤友三郎海軍大將的“國防不是軍人的專有物”這句名言正是這一現(xiàn)象的反映。一次大戰(zhàn)后開始軍縮潮流之中，相對陸軍的山梨宇垣軍縮，華盛頓、日內(nèi)瓦、倫敦的三次海軍軍縮會議在研究史上受重視的程度都遠遠高于陸軍。特別是1930年的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是引發(fā)昭和時期“統(tǒng)帥權(quán)干犯”“君側(cè)之奸”等軍隊或在野黨批判政府的時代潮流的源頭。以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為首的一大批論文著作，在討論昭和期軍隊干政之時，都會以倫敦海軍軍縮問題為核心。而最直接埋葬了戰(zhàn)前日本政黨政治的“五一五事件”，也是以海軍將校為核心進行的。

本書因為完全排斥了海軍相關的內(nèi)容，在以大正時代為中心的第三章結(jié)束之后，第四章開頭就直接開始講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前后的事情。昭和初期的幾年，也正是海軍對昭和初期政治影響最為深刻的幾年被完全略過，對筆者而言閱讀時還是感到了非常大的跳躍感。雖然筆者也心知作者是出于本卷的寫作目的有意識地排斥了海軍相關的內(nèi)容，但是希望讀者切記這是出于本卷在十六卷通史中的性質(zhì)本身的原因，不要因為本書而完全忽視海軍在歷史中的作用。

此外，剛剛筆者還提及了二十年前的史料狀況的問題?；蛟S已經(jīng)讀完本書的讀者或許會覺得，宇垣一成這個人物在本書中的存在感特別強。依照作者敘述，在大正時代，意識到軍隊貼近社會的重要性的正是宇垣一成，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首先理解到總體戰(zhàn)的重要性的也是他。似乎宇垣是一個特別有智慧和先見之明的陸軍領袖。討論近代陸軍，特別是大正以后的陸軍發(fā)展，宇垣一成自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之所以在本書中如此頻繁地登場，不得不說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史料狀況有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宇垣一成的日記被出版，其收藏的書信文件等史料也開始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公開，成了當時研究近代陸軍史最為重要的一手史料，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為止，利用宇垣的相關史料對陸軍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赡苓@正是秉持著實證主義不放手的日本史學界在敘述問題時的一個習慣，相關史料資料越豐富的人自然會成為實證研究的“集火”對象，隨著對這個人物研究和了解的深入，該人物在歷史研究的論文著作乃至面向大眾的一般歷史讀物中登場的次數(shù)也會大幅度增加，這樣便會多少無形中夸大這個人物在歷史上的實際作用。隨著二十多年來許多新的史料被發(fā)掘，實證研究也在一步步進展，宇垣如今的存在感可以說已經(jīng)不如二十年前那樣火熱，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時，能夠意識到這一點，較為客觀地看待作者對一些歷史人物的介紹。

最后，或許是二十年前陸軍史研究的關心重點和今天有所區(qū)別，筆者覺得個別軍政史上的重要問題書中似乎罕有提及。比如明治以來統(tǒng)帥權(quán)獨立的原則和軍部大臣現(xiàn)役武官制的演變過程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話題。作者多次強調(diào)，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軍隊一直有意識地去防止政黨內(nèi)閣干涉軍務，卻沒有向一般讀者介紹“軍政優(yōu)位”這個概念的存在（當然，作者作為軍事史權(quán)威，不可能對這個問題沒有了解）。由于統(tǒng)帥權(quán)獨立原則的存在，軍政和軍令（統(tǒng)帥）系統(tǒng)在制度上被嚴格分離，但陸海軍在很長時間內(nèi)一直存在著“軍政優(yōu)位”，即雖然統(tǒng)帥相關的職權(quán)由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兩統(tǒng)帥機關掌握，但陸海軍大臣（軍政長官）對軍務有著絕對優(yōu)勢的發(fā)言權(quán)和決定權(quán)。即使是統(tǒng)帥事務，由陸海軍大臣而非統(tǒng)帥機關主導的例子，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前并不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即便有了統(tǒng)帥權(quán)獨立的原則，軍部還非常擔心非現(xiàn)役軍人出任陸海軍大臣。而這種陸海軍的軍政優(yōu)位是在昭和時期，隨著軍部對統(tǒng)帥權(quán)概念的擴大解釋才徹底崩潰的。

想要了解統(tǒng)帥權(quán)獨立和軍部大臣現(xiàn)役武官制問題，筆者認為還是有一定必要了解軍政優(yōu)位的確立和崩潰的。這方面比較新的研究，有日語閱讀能力的讀者可以參考2013年由小林道彥和黑澤文貴兩位老師編著的《日本政治史のなかの陸海軍——軍政優(yōu)位の形成と崩壊》。如果國內(nèi)的讀者想要閱讀和本書相關的中文書籍，還可以閱讀2012年在國內(nèi)翻譯出版的纐纈厚老師的《近代日本政軍關系的研究》，香港地區(qū)也翻譯出版了巖波新書的近代史系列，其中加藤陽子的《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zhàn)爭》和吉田裕的《亞洲、太平洋戰(zhàn)爭》的翻譯有諸多不如意之處，不過鑒于中文引進的這方面著作相對有限，還是可以閱讀參考的。此外，聽聞最近黑澤文貴老師的《大戰(zhàn)間期的日本陸軍》一書即將在國內(nèi)翻譯出版，本書的譯者是筆者的朋友，應當說翻譯水平是非?？孔V的。只是本書是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研究著作，是黑澤老師的博士論文，閱讀起來可能會不像這些大眾向讀物那樣容易理解。如果對日本陸軍史感興趣且有一定基礎的讀者非常推薦來閱讀本書。

在本篇書評的結(jié)尾，筆者還是最后希望談一談本書的翻譯問題。本書的翻譯整體上來說雖然行文還算流暢，詞句上能夠讓讀者有很順暢的閱讀體驗。作者本不想在書評中類似挑刺一般列舉翻譯錯誤，但是關于歷史學詞匯的翻譯問題上，作者的錯誤實在不少，甚至筆者有時必須拿著日文版對照閱讀才能明白這段到底在說什么。筆者盡量在此只舉出一部分確實會妨礙讀者閱讀理解的翻譯問題的例子。

正如前文所說，筆者首先無法理解為什么要改掉原書的書名。不止書名，本文第三章的標題原為“爛熟”，此詞意思和中文“爛熟”或“成熟”并沒有太大的差異。但不知為何譯者將第三章的標題翻譯成了“鼎盛”，這明顯改變了原文章節(jié)標題的含義。讀過本章的讀者會知道，本章是講述以大正時代為核心，陸軍受到來自政黨政治、民主主義的挑戰(zhàn)，社會地位不斷降低，陸軍軍人不斷為大眾所輕蔑的一個時代。要在本章中讀出“鼎盛”的含義似乎非常難，與其說本章所講述的時代是陸軍的鼎盛，還不如說是陸軍政治上的死敵——政黨政治的鼎盛比較符合事實。

其次，譯者將一些日本史的專業(yè)術(shù)語進行了翻譯，諸如 “法定標準收獲量”（17頁）便是對“石高”這個詞的翻譯。這種翻譯方針本無可厚非，但很多地方作者對歷史名詞的解釋明顯是有問題的。比如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civilian control）是一個軍政關系層面非常常見的詞匯，日語漢字經(jīng)常寫作“文民統(tǒng)制”，國內(nèi)翻譯也基本會沿用這個漢字表述或者改為“文官統(tǒng)治”，意為由文官而非軍人掌握軍權(quán)。然而譯者不知為何將其翻譯為“客體文官控制”或是“客體控制”（141頁）這個讓人一頭霧水的詞。此外，可能因為本書是由兩名譯者合作翻譯的，在歷史詞匯的翻譯處理上書中明顯存在著標準不一的問題，“大藏大臣”便有時被翻譯成“財政大臣”（118頁）有時又原樣不譯（204頁）。而“弩級戰(zhàn)艦”這個日文專有名詞（國內(nèi)除了海軍迷可能大部分一般讀者根本不理解弩級是什么吧），作者甚至也沒有將其翻譯成中文所說的“無畏級戰(zhàn)艦”。

除了這種翻譯標準的問題之外，書中翻譯的硬傷也是隨處可見。美國人在海軍兵學寮教學，因此導致維多利亞女王的生日成為休息日這段內(nèi)容（62頁），不知道譯者為何會神奇地將原文的“英國人”其翻譯成了“美國人”，美國人主張在英國女王生日休假豈不是很奇怪？更為離奇的是，原文“石原，板垣在關東軍任職”（211頁）只提及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的姓而未提名，譯者本可照搬原文，只寫兩人姓便可。然而譯者似乎執(zhí)意要補完全名，卻大約因為書中宇垣一成存在感太強，將板垣補成了“板垣一成”。

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誤譯，即“支那事變”這個詞的翻譯。“支那事變”其實就是日中開戰(zhàn)許久，因為兩國未正式宣戰(zhàn)，日方當年用以描述兩國交戰(zhàn)狀態(tài)的代名詞，對應的中文名詞應為中日戰(zhàn)爭或抗日戰(zhàn)爭。然而，可能因為有“事變”兩字存在，譯者就將其翻譯成了“七七事變”。這無疑是誤譯，如此翻譯的話，讀者讀到“七七事變對日本來說是日俄戰(zhàn)爭以來第一次正式的戰(zhàn)爭”，“因蘇聯(lián)可能介入七七事變，1938年在七七事變問題上，陸軍期待德國去牽制蘇聯(lián)”（231-232頁）等等語句，大約就會覺得非常奇怪了。此外，談及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的區(qū)別（162頁前后）時，譯者將明治天皇的“カリスマ性”（charisma）翻譯成了“神秘性”也是莫名其妙，這個詞本是指個人魅力或是領袖氣質(zhì)，原文本意明治天皇是一位有個人領袖魅力的君主和“神秘性”可以說完全無關。還有關于青年軍官運動（200-220頁前后），原文中“省部エリート將?！つ涣拧保ēē戛`ト這個詞是精英之意，指在陸軍省參謀本部等陸軍中樞就職的精英軍官）這個詞出現(xiàn)了多次，而譯者多次將其譯成“青年軍官”“少壯軍官”。這些陸軍中樞的精英，本是當時下層青年軍官運動的反對者，而譯者卻將其翻譯成“青年軍官”可謂莫名其妙。也因為這種誤譯，出現(xiàn)了“在軍部青年軍官（此處應是精英軍官）看來，青年軍官運動是被禁止的政治介入……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否定青年軍官運動”（203-204頁）這般邏輯關系奇怪的語句。

而筆者閱讀時最感詫異的地方，就是譯者在原文之中恣意添加錯誤的內(nèi)容或是注釋。關于“四民平等”的譯者注釋（25頁）中竟說四民是指皇族、華族、士族和平民，那么明治維新竟然承認和皇族和平民的平等嗎？這讓筆者大跌眼鏡。除了這種明顯的錯誤，恣意修改原文作者嚴謹?shù)奈淖值膯栴}比比皆是，例如原文言及陸軍士官學校搬遷到“座間”“朝霞”等地（257頁），作者的這兩個地名的表述原本非常嚴謹，不知為何譯者要在譯文里將其翻譯成“座間市”“朝霞市”——須知這兩個地方施行市制是戰(zhàn)后六七十年代的事情。由于類似的問題在書中并不少見，作者只舉個別例子，不一一贅述。最近越來越多的和筆者差不多年齡段的學生開始接手日本史書籍的翻譯，在此還希望各位譯者能夠嚴格按照原文翻譯，如果對專業(yè)知識沒有太大自信，盡量不要添加個人的解釋和修正，如果感到需要添加譯注，也最好以《國事大辭典》等日本史權(quán)威書籍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