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新校注本《錦江禪燈》

《錦江禪燈》，[清] 丈雪通醉編，吳華、楊合林點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470頁，59.00元

近來 “中國禪宗典籍叢刊”新推出《錦江禪燈》一書（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由吳華、楊合林合作點校。蒙校者不棄，第一時間贈予該書，得以一窺究竟。

《錦江禪燈》是四川禪僧丈雪（字通醉，1610-1695）的著作。通醉生平記載較為清晰，陳士強總結(jié)稱其“少年出家，初禮古字山清然為法師，圓具（受具足戒）后，遍參諸方，得法于破山海明禪師，為南岳下三十五世、臨濟宗僧人”（《大正藏總目提要·文史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頁605）。這位獲得正宗臨濟傳承的禪師，主要活躍于明末清初的四川地區(qū)，有關(guān)他在西南地區(qū)弘法的情況，黃夏年、楊曾文、王路平等人都曾撰寫過專門文章，不難搜尋；新校注《錦江禪燈》的導(dǎo)讀部分亦綜合各家之說加以概括。從這些考述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丈雪通醉是四川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對恢復(fù)明末清初李自成、張獻忠等入川造成的佛教衰落和宗門混亂情況，做出很大貢獻。作為“禪宗史上第一本以區(qū)域為中心梳理禪宗發(fā)展脈絡(luò)的佛教論著”（新校注“導(dǎo)論”語），《錦江禪燈》本質(zhì)上是通醉試圖重新清整劫難過后的四川禪門的一番努力。吳華和楊合林的工作使我們獲得了一個新的本子，但案前的這個本子既有優(yōu)點，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先來談?wù)勑滦Ｗⅰ跺\江禪燈》存在的問題。新校注本問題的根源在于未遵循“古籍整理”的工作流程，未達到古籍整理的業(yè)界標準，問題首先出在版本上。古籍整理之起手在于尋找合適的古籍版本作為底本，進而綜合其他版本對之校讎修訂，以期得出更原始（有時是更完美）的本子。根據(jù)新校注《錦江禪燈》“校注凡例”可知，其所依據(jù)版本為日本《卍續(xù)藏》冊八十五所收之《錦江禪燈》。但整理者對這個本子的性質(zhì)似乎缺少了解，對此書的版本脈絡(luò)亦未下功夫摸查。陳悅曾撰文討論過《錦江禪燈》的版本問題（《〈錦江禪燈〉及其文獻價值考述》，《宜春學院學報》2011年第十一期），依“導(dǎo)論”所述可知新校注整理者對《錦江禪燈》版本之認識即源自這篇論文。

而此文有關(guān)《錦江禪燈》的版本論述并不周全，陳悅雖然指出康熙十九年（1680）稍后應(yīng)該有個“稿本”（或者說“初刻本”）在少數(shù)人手中流傳，但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后竹浪生刻本至1905-1912《卍續(xù)藏》本之間，卻完全空白。查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jīng)目錄新考》（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633、頁1318-1319）即可知悉，除收《卍續(xù)藏》外，《錦江禪燈》僅入過《嘉興藏又續(xù)》和《頻伽藏續(xù)》。《頻伽藏》約與《卍續(xù)藏》編于同時，二藏中之《錦江禪燈》無承繼關(guān)系。事實上，再查蔡念生所編《中華大藏經(jīng)總目錄》（已收CBETA，可檢索），問題就更清楚了。《卍續(xù)藏》所收《錦江禪燈》來自駒澤大學所藏之《嘉興藏》本，且在整理時將駒澤所藏之《錦江禪燈目錄》和《禪燈二目》合二為一。如果了解此情況，則《嘉興藏》本《錦江禪燈》當較《卍續(xù)藏》本更為原始，相較而言更應(yīng)當作為“底本”使用。但有趣的是，原本認為亡佚久矣的康熙二十年之后的“初刻本”，實際依舊存在！近來綿陽新聞網(wǎng)（http://www.myrb.net/html/2019/news/8/209612.html）推出消息，稱綿陽安州圖書館剛剛完成孤本古籍《錦江禪燈》的修復(fù)工作，而這部《錦江禪燈》正是康熙二十年前后刊刻的那個“原刻版”！根據(jù)報道，此書或為1927年安縣圖書館擴充圖書時于成都古書市場購買而來。由新聞所附圖片來看，其書二十卷分為四冊，字跡清晰優(yōu)美。原本定為“二級破損”，但整體尚算完整，修補之后頗為精美。因此，倘就溯古而言，這個安州圖書館所藏的《錦江禪燈》，顯然是最原始的本子了，更應(yīng)當作為“底本”來使用。

但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這里可以再拉個時間線：

A：康熙二十年（1680）前后“原刻本”

B：康熙三十二年（1693）后竹浪生刻本

C：《嘉興藏又續(xù)》本

D:《卍續(xù)藏》本等（更晚者基本皆依此本整理；新校注亦以之為底本）

綿陽新聞網(wǎng)報道的孤本《錦江禪燈》

原刻本自然與竹浪生刻本內(nèi)容不同，這一點在《錦江禪燈》所收各種序文中即明確指出。又《錦江禪燈》所附材料中，通醉《題辭》系為1672，胡升猷《序》系為1686、徹綱《序》系為1687、覺聆《序》系為1688、德玉《序》系為1693（見陳士強前揭著作）。除通醉初輯《錦江禪燈》時所寫的《題辭》外，其他序文主要分布在康熙二十五年前后和康熙三十二年，由此亦推測這些序文是為此書不同刊本所撰寫。前揭陳悅的文章對此也有不少討論，此不贅述。但更為有趣的是，《嘉興藏》和《卍續(xù)藏》本所收的《錦江禪燈》也不似照收康熙三十二年的那個竹浪生刻本，這一點很容易發(fā)現(xiàn)端倪。就在二者所收的《錦江禪燈》卷十中即有“丈雪醉禪師”一節(jié)，末尾稱通醉編好《錦江禪燈》后，于“康熙癸酉（1693）秋，命門人竹浪徹生，負稿嘉禾，剞劂流通”；卷十二中“丈雪醉法嗣”部分，收通醉弟子“竹浪生禪師”事跡，再次話及此事，稱通醉命竹浪生刻《錦江禪燈》而“附楞嚴藏室流通”。顯然，這一記載如果出現(xiàn)在序文中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在覺聆寫于1693年的《序》中確實存在），但出現(xiàn)在書中的人物事跡里便似乎只能是后人補入的記述，而不太可能是通醉交付竹浪生那個本子里原本該有的內(nèi)容。因此，非常值得考慮的是，《錦江禪燈》在送交中央、贈入《嘉興藏》時，內(nèi)容上又做了一些調(diào)整。因此，可以說《錦江禪燈》的A、B、C、D本之間均存在一定差異，《卍續(xù)藏》本與《嘉興藏》本的關(guān)系和差異已可明確，其余諸本之異同依需細細考察。尤其是“原刻本”的修復(fù)工作已經(jīng)完成，將之與《嘉興藏》等本對比，應(yīng)當可以發(fā)現(xiàn)此書變遷歷程的更多線索，相信相關(guān)考察會豐富佛經(jīng)版本學的知識?；氐綄π滦Ｗⅰ跺\江禪燈》的評價，由于整理者完全忽視了對以上版本脈絡(luò)和性質(zhì)的考察，致使所使用之底本實際只是最通行，但并非最原始（或許也不是最接近原書面貌）的本子，導(dǎo)致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意義打了很大折扣。另外，有關(guān)《錦江禪燈目錄》的問題，恐怕也需要再思考。《卍續(xù)藏》中，此《目錄》附于《禪燈》末尾，新校注本為適應(yīng)當代情況，而將之提至書首，然而恐怕二者于《目錄》與《禪燈》的“不一不二”關(guān)系的認識都存在問題。今本《目錄》與《錦江禪燈》內(nèi)容并不完全匹配，很多出現(xiàn)在目錄中的人物在《禪燈》中并沒有實際記載。且根據(jù)各種序文以及《禪燈》中通醉和竹浪生的相關(guān)記載來看，《目錄》（包括《嘉興藏》所謂《二目》）本來就是有別于《禪燈》的另一著作，兩者可以合而為一，但也可分別并行。事實上，這個《目錄》的價值可能并不僅僅在于為此書閱讀提供幫助，而是暗含著另外的價值和用途。有關(guān)這一問題，容稍后再做解釋。

除所用底本不當外，新校注《錦江禪燈》還存在一些其他的古籍整理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校勘不合規(guī)范。通醉在《錦江禪燈》的題辭等處就已說明此書的編纂很大程度上是綜合摘抄既有僧傳、語錄，書中《古今采摭》即給出所依據(jù)之主要資料目錄。新校注的“校勘”工作便主要是以《五燈會元》《高僧傳》《續(xù)高僧傳》《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等材料作為“他本”來對《錦江禪燈》校對。但新校注本并沒有給出所使用的“他本”的版本信息，而不同版本的同一書籍存在文字差異（有時差異還很大）是很普遍的現(xiàn)象。當不給出他書版本，但卻“出注”點明《錦江禪燈》與某僧傳、燈錄所使用之字詞存在細微差別時，此類注釋恐怕也很難具有古籍整理的意義了。

第二，新校注本的出注規(guī)矩不太統(tǒng)一，注解水平或許還有待提升。對什么樣的問題需要做注解似乎沒有明確的觀念，如上述“底本”與“他本”的細節(jié)對比，便時有時無。對有難度的問題，如通醉提到的同時代或稍早僧人的全名、地方佛教情況等，幾乎沒有給出任何注釋。但實際上，這些方面才是讀者的攔路虎，若無恰當注解，讀來如墮五里霧中。

第三，新校注本的句讀方面存在一些問題。這里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原：非道有優(yōu)劣亦邪正，蓋自取之耳！（頁10）

當改：非道有優(yōu)劣，亦邪正蓋自取之耳！

（二）原：丈雪新添上祈楞嚴主人，災(zāi)梨以成之。（頁14）

當改：……丈雪新添。上祈楞嚴主人，災(zāi)梨以成之。

（三）原：僧回舉似夾山。（頁29）

當改：僧回，舉似夾山。

類此不贅。總體來看，句讀的問題不算太過嚴重，尤其越往后問題越少，但也總是不期而至、迎面撲來。第四，根據(jù)整理者在導(dǎo)讀中所述，《錦江禪燈》曾出過最少兩個整理本，分別是張新民的校注本和馮學成的《巴蜀禪燈錄》。整理者對此二書（尤其張新民者）當有參考，但所出注腳中僅兩處提及張新民的工作，一處為《石谷慧禪師》校注中糾正張新民妄改一字之失，另一處是《云嶠水禪師》中接受張新民增補之二字。然恐借鑒成果還有其他，注釋未足或有奪美之嫌。

以上主要就新校注本《錦江禪燈》所存在的問題舉例，頗有求全責備的味道。實際上，這個新校注本還是有一定學術(shù)貢獻的?！秴d續(xù)藏》本《錦江禪燈》是目前使用最廣的本子，更早的安州圖書館“原刻本”迄今并未流通，圖書館自身不但沒有推出電子圖片或影印古籍，甚至在館藏書目中也查不到相關(guān)信息——若不動用內(nèi)部關(guān)系，恐怕難見尊容。因此就《卍續(xù)藏》本而言，吳華和楊合林的校注本是一個非常容易獲得且閱讀非常方便的本子。盡管存在不少問題，但對研究工作依舊能起到一些幫助。整理者的校注實際也能令人獲得一些啟發(fā)。正如前文所述，《錦江禪燈》不少內(nèi)容抄擷別書而來，新校注本根據(jù)對比，常常會給出抄擷的源頭（盡管沒有注出源頭的版本），使我們更容易獲得對《錦江禪燈》編纂歷程的清晰認識。通醉在書中《題辭》《辨訛》《校訛篇》指出以往燈錄僧傳中存在的一些“丑詞”“可笑”（通醉原話）的問題，但新校注本整理者在注釋中點出了通醉本人也犯下很多類似錯誤，如因為誤解地名，而將別處僧人誤為巴蜀人等，亦有其“可笑”之處。因此，新校注本對正確評價《錦江禪燈》的整體水平，也可提供一些幫助。

不論如何，吳華和楊合林的這個新整理本應(yīng)該會獲得更廣的流傳和使用，由此或可使《錦江禪燈》的價值得到重新重視。有關(guān)《錦江禪燈》的學術(shù)價值，雖有楊曾文、黃夏年、陳銳等珠玉在前，但這里也想狗尾續(xù)貂，略發(fā)拙見。

《錦江禪燈》首先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其史料價值比較特別。由于此書不少內(nèi)容摘自更早文獻，且對原文獻并無本質(zhì)歪曲或大幅篡改，這些內(nèi)容的史料價值并不高。但《錦江禪燈》對同時代的一些巴蜀僧人有所記載，這些時代較晚的內(nèi)容確實具備原始資料的意義。

與史料價值相比，《錦江禪燈》的另一個意義要更具學術(shù)性。正如通醉在書中反復(fù)強調(diào)的那樣，李自成、張獻忠入蜀之后，巴蜀禪僧圈子混亂，“魚目混珠”時有發(fā)生，故通醉希望以此《禪燈》照徹西南，甄別真假“禪僧”。通醉的甄別標準很明確，凡是不具備明確師承的人，都不是正經(jīng)禪僧，皆要被列入批判對象。通醉在《錦江禪燈·題辭》中寫到“近有一伙不明大法之人，只欲攀高自大”，書中更舉峨眉山白長老為反例（卷八，新校注頁196），稱此白長老自以為是，作頌千首，妄圖勝過雪竇禪師之百頌（即《雪竇和尚百則頌古》）。但當他將書拿給大和禪師看時，大和“乃唾曰：‘此頌如人患鴉臭，當?shù)攘⒌?，其氣不可聞。’”通醉評論道：“無師自悟之流，費盡心血，將謂取勝于人。及見智者，一場熱哄，只為貢高墮此窟穴。參學人，切莫萌此遺臭諸方！”

因此，帶著清整一地教界目的的《錦江禪燈》不能被當做一般的“僧史”“燈錄”閱讀，而應(yīng)當被視作地方佛教領(lǐng)袖的正統(tǒng)化努力來加以分析。由于通醉及其門人在巴蜀一帶聲威日隆，其所代表的“主流觀點”也漸漸獲得官方認同，但現(xiàn)實效果如何卻仍未可知。《錦江禪燈》入《嘉興藏》一事，是通醉一派觀點獲得官方認同的重要事件。入藏使《錦江禪燈》獲得了最高權(quán)威，背后的教派人員亦由此樹立正統(tǒng)地位，類似手段在歷史上并不罕見。但目前并不清楚的是，《錦江禪燈》入藏的具體經(jīng)過，是誰人推薦？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獲得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教界的關(guān)系如何協(xié)調(diào)？中央與地方如何各取所需，達成雙贏？種種問題都有待進一步考索，背后說不定又是一本《為權(quán)力祈禱》（卜正民的名作）。對這些問題的追溯不僅僅是一個版本學的研究，背后還有更具社會史意義的理論關(guān)照。

返回頭再說《錦江禪燈目錄》。通醉編纂《錦江禪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區(qū)別彼時巴蜀僧人是否擁有正統(tǒng)法脈，這個目的應(yīng)該也滲透進《目錄》之中。所以，《錦江禪燈目錄》便不止于一般目錄的作用，更是具備了“法脈傳承世系簡表”的意義。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目錄》可以與《錦江禪燈》分開單行，同時也解釋了為何目錄中的不少僧人在《禪燈》中并無事跡記述的現(xiàn)實。

總體來看，《錦江禪燈》是一部非常有趣、也具有一定學術(shù)價值的著作，值得重新檢討。吳華和楊合林的新校注本盡管存在很多問題，但呈現(xiàn)在面前的這部書依舊有其便利之處。以上簡要討論，希望有助學界重新認識此書之價值，引發(fā)更多富有層次性的思考。

最后，本文撰寫受吳華教授大力支持，上述觀點皆與他私下交流過。對他敢于承當、不避批評、追求純粹學術(shù)的精神，表示由衷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