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樹基、 李玉尚的《鼠疫：戰(zhàn)爭與和平：中國的環(huán)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9月）是一部關于中國鼠疫傳染病史的重要著作，它沒有局限在疫情的起源、傳播和防治的“內史”研究中，而是把鼠疫防治史放置在自然環(huán)境、社會歷史和國家政治的變化語境中進行研究，對鼠疫流行與環(huán)境變遷及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深度闡釋和相關的解釋模式。在我看來，該研究的難度在于對象的雙重性質及其在空間上的分布性和時間上的傳播性。鼠疫既是一種自然疫源性疾病，又是一種烈性傳染病，這雙重性質決定它既涉及自然環(huán)境與人類活動的關系，同時涉及疾病防治與國家政治及社會管理制度的關系。而中國各地復雜的地理環(huán)境和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國家過程中的種種困難，也決定了一部中國鼠疫傳染病史必須把自然疫源、人口狀況、社會經濟以及國家政治結合起來論述。兩位作者在自己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史和歷史地理學以及充分繼承前人中國鼠疫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疾病社會史和歷史學研究為中心，綜合性地運用了自然地理學、現代生態(tài)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該書敘述結構有四大塊：研究緣起及背景與概念、戰(zhàn)爭與災荒中的疫情、和平年代的疫情、國家醫(yī)學對疫情的應對，最后從比較視角做出結論，反映出試圖建立一種較有系統性和闡釋性的鼠疫史研究模式的努力。從專業(yè)角度來看，該書大量運用和精心辨析了來自地方檔案館、政府防疫部門、專業(yè)調查報告和中外媒體報道等方面的史料，在疫情判斷、病名考釋、疫情傳播、病理癥狀以及對應措施等諸多專業(yè)性很強的議題上做出了闡釋。但是，對于今天處于疫情危機時期中的讀者來說，該書所論述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政府如何應對鼠疫傳染病危機，可能是更令人關注的內容。
1894年，香港和廣州成為鼠疫流行的中心；這一年也是中國現代公共衛(wèi)生的肇始之年。眼看鼠疫橫行，而廣州地方政府與民間的應對舉措仍然是傳統的祈禱天帝、迎鬼酬神。作者關注到，以《申報》為代表的上海輿論由起初的獵奇心態(tài)逐漸轉變?yōu)閷@種做法的批判與否定?！吧虾］浾撨€將上海華界的公共衛(wèi)生與租界進行對比，將中國地方官員與租界工部局官員進行對比。當公共衛(wèi)生事業(yè)被提高到‘愛民’的高度來認識時，中國傳統國家已經失去了繼續(xù)存在的理由。”（351頁）毫無疑問，疫情的擴散和政府愚昧無能使中國傳統社會及國家制度的合法性面臨嚴重的挑戰(zhàn)。因此，接下來的1910年東北防疫，可以視作中國政府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然而在我們的現代史敘事中，這恰好是很容易被忽視的。
1910年秋，席卷東三省的肺鼠疫流行來勢兇猛，源頭出自盲目捕獵草原上的旱獺，而新出現的鐵路與城市加速了疫情的傳播。清政府任命在英國留學的伍連德醫(yī)生擔任防疫總負責，并提供資金和派出一大批訓練有素的醫(yī)生。伍連德采取的防疫措施是：一、將疫區(qū)分隔為四個區(qū)，在高級醫(yī)官的領導下由醫(yī)生及助手逐房進行防疫檢查，將發(fā)現的病人強制送入鼠疫醫(yī)院，將病人的親戚和接觸者送入隔離病房；四區(qū)居民不得跨區(qū)走動。二、原來由警察擔任的消毒、測量體溫等日常檢查工作和疫情報告工作改由訓練有素的醫(yī)務人員來擔任，另有六百名警察接受防疫工作訓練后在醫(yī)生的領導開展工作，連地方官也要接受醫(yī)生的指揮；從長春調入一千一百六十名軍人，以加強區(qū)域警戒，嚴禁人口自由出入疫區(qū)。三、已經關閉的學校、旅館、車站等公共建筑被征用作為防疫辦公室、檢查站和隔離室等；從哈爾濱的俄國鐵路當局租借一百二十節(jié)火車車廂，改作隔離收容營，可以容納3000人。被隔離者如果5天沒有出現發(fā)病的征兆，即可離開。四、兩千多具因天寒而無法掩埋的尸體，被集中火化。另外，鐵路方面也采取了嚴厲的檢查及禁運措施。在今天看來，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措施無論在專業(yè)性和社會管理層面上都是很現代型的。但是，即使在如此嚴厲的措施下，東北三省以及關內染疫地區(qū)仍然有大約六萬人口死于此次鼠疫。
1920年東北鼠疫再起?！氨M管哈爾濱的城市建設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一個新性質的城市卻已經形成了。這是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現代城市，市民代表、商人、官吏、僑民、各國領事團和醫(yī)生共同成為防疫的決策者與領導者。”；（245頁）“由于防疫得力，疫情向鐵路線以外地區(qū)的蔓延甚為少見。合而計之，是疫疫死人口8000余人，大大少于十年前第一次東三省肺鼠疫大流行。在同樣醫(yī)療條件下進行的防疫工作，后者顯得更有經驗，也更有成效?！保?46頁）再下來是1928年，以通遼為中心的鼠疫流行?！霸诮洑v了1910年代初期短暫的驚慌失措以后，到1928年，東北三省及東蒙地區(qū)鐵路的檢疫防疫體系逐漸完備，鐵路當局對疫情的反應也更加敏捷。因此，1928年的疫情，造成的死亡人口不足千人，人口死亡的規(guī)模較以前更小。從這個意義上說，鐵路確實有利于傳播疫情，但同樣也使得防疫工作速度更快，更有效率。”（253頁）該書作者指出，“清末實施新政以來，傳統的帝國政府開始了艱難而緩慢的現代轉型。對于清政府的現代轉型，學者們由不同的觀點。然而，有一點是不可置疑的，在處理東三省鼠疫疫情一案中，宣統時代的清政府扮演了一個還算稱職的領導者的角色。”（307頁）值得注意的是，從1910年到1928年的三次東北疫情防治效果來看，非常明顯是一次比一次進步。
再看1918年山西省肺鼠疫的防治。1月5日，山西省疫情首先在右玉縣發(fā)現，時任陜西省督軍兼省長的閻錫山迅速報告中央政府，防疫全面展開。主要措施是：一、軍事動員。就在1月5日當天，政府下令“遮斷交通，嚴密檢查”，省督軍公署立即組成防疫辦公處，調動軍隊迅速建起防疫的三道防線，駐防關隘渡口四十八處。另外出動警察布置于三大防線之間的小路。時值臘月，南下回鄉(xiāng)的務工人潮洶涌?！坝捎诩皶r有效的軍事動員，使得閻錫山在控制疫情傳播方面，基本掌握了主動。疫情的控制也卓有成效。”（356頁）二、行政動員。山西省政府召集省城各醫(yī)院以及軍警機關所有的西醫(yī)醫(yī)生及曾留學外國的醫(yī)生，“無不優(yōu)禮致之，派往各地擔任檢查”。中央政府特聘美籍醫(yī)生楊懷德為山西“防疫總顧問，授以醫(yī)務全權，領中外醫(y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范”。參加防疫工作的中外醫(yī)生及看護員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三十六人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典，他們分別派往各防線所經之縣，承擔起檢疫重任。行政方面，省督軍公署防疫辦公處、省防疫總局實際上都是由閻錫山親自領導。當時的往來電報可以證明大疫期間政府行政的嚴格與效率，以及作為此役最高負責人的閻錫山的領導能力。如，1月28日，閻錫山致電保德知事：“原平鎮(zhèn)早已嚴加防堵，李世方、李世榮等何以得此疫癥，系由何處染來，應速查覆?！?；2月1日，閻錫山電應縣知事：“據調查報告，該縣東關及賈寨、黃尾子，剪子鋪等處，瘟疫甚烈，剪子鋪死八九人，即棄尸野外，黃尾子死一人，亦四五日無人掩埋等語，此事關系多數生命，該知事何竟毫不過問，以致傳染日烈，實屬玩視民命，著先記大過二次，仰即派警迅將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嚴辦。”可見疫情上報、循職嚴責的效率。作者指出，“上述兩例可證：防疫無小事。這是因為，防疫過程中的任何失誤，導致的結果可能都是毀滅性的。1918年的山西防疫，政府的行政動員能力發(fā)揮到極致?！保?59頁）三、民眾動員。疫事初起，閻錫山在通令全省遮斷交通的同時，指示官民嚴格執(zhí)行清潔隔離、埋尸封室等辦法。1月21日，閻錫山致電全省文武長官，整份電文不足五百字，卻詳細闡明肺鼠疫傳染途徑和潛伏期、病人如何使用口罩、污物如何處理、死者住房如何消毒、病人及病家和疫村如何隔離等。省防疫總局專設防疫講習所，于各縣專設防疫宣講員，組織防疫會，派宣講員深入村莊宣講。政府并散發(fā)四十萬份傳單至全身鄉(xiāng)村，向民眾普及肺鼠疫流行及預防之知識。（以上參見該書354—361頁）作者認為，“及時上報疫情是1918年山西肺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保弧吧鲜龈鞣N事實證明，1918年年初山西防疫的展開，是中央政府與山西閻錫山政府通力合作的結果。以此角度觀察，1918年山西的肺鼠疫防治，屬于國家的公共衛(wèi)生?！保?62頁）這場特大疫情，雖然蔓延二十八縣，導致兩千六百六十七人死亡，但是疫情在爆發(fā)七十四天后即被撲滅。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有關疫情防治的過程并非該書的研究重點，在當時的衛(wèi)生物質條件和社會化程度的制約下，所列舉防疫措施的落實程度與實際效果肯定還有很多缺陷。作者回顧這段歷史，想要說明的是自清朝末年對東北鼠疫的防治始，中國開始建立現代防疫制度，東三省的防疫經驗被用于中國其他地區(qū)的防疫之中，防治鼠疫也成為當時一些大城市的一項重要職能。“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國家醫(yī)學之建立，最初只不過是社會應對危機時的一個應急措施，后來演變?yōu)橐惶讎殷w制的建立及運作?！保?7頁）1937年以后，中國各地縣級衛(wèi)生院紛紛建立，地方疫情、傳染病等的匯報、控制和治療是其重要職責。當發(fā)生較大疫情時，縣政府、警局與衛(wèi)生院聯合組成防疫委員會。在逐步建立現代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過程中，“政府毫無保留地拋棄了傳統中醫(yī)界和民眾長期形成的做法，開始設立縣級衛(wèi)生院和專門鼠防機關，調集警察、公私醫(yī)生等力量，采用現代防疫辦法進行防疫。官方的這些措施雖然還存在很大的缺憾，但使鼠疫得到一定的控制?！保?28頁）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疫情的確是從一個側面喚醒中國國家體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但是，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傳統”的解體首先發(fā)生在“硬體”方面，而在“軟體”方面的傳統價值系統的某些觀念（包括正面與負面）仍然“死而不亡”。這些觀念回到中國疫情防治史來看，現代國家衛(wèi)生體制的建立固然是被疫情喚醒的現代轉型，但是在價值系統中的現代轉型卻姍姍來遲。從這樣的角度看，二十世紀初的疫情喚醒了現代體制的轉型，但是仍然不停地敲響著價值體系轉型的警鐘。
該書第十五章論述五十年代內蒙古草原的“滅鼠拔源”的群眾運動，肯定了這一運動取得了明顯效果：“國家政權通過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有計劃地改造環(huán)境，滅鼠拔源，迅速且有效地達到消滅或控制鼠疫的目的。不過，20世紀50年代的鼠疫防治，雖然體現了公共衛(wèi)生政治化的趨向，但卻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社會制度的特定產物。這一趨向，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云南及其他地方的鼠疫防治中已不復重現。”（444頁）從國家衛(wèi)生與體制改革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扇從歷史觀看現實與未來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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