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rèn)為中國自古就有家貓，至少像馬一樣在先秦時期就已經(jīng)與國人息息相關(guān)了?！对娊?jīng)》曰：“有貓有虎?！薄抖Y記》曰：“迎貓迎虎?！边@是其“文獻證據(jù)”。其“考古證據(jù)”則表明中國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就開始和“貓”生活在一起，后來的漢墓中也有“貓”骨骼出土。
但是，這些在我們看來是有很多疑問的。比如《詩經(jīng)·韓奕》原文其實是：“孔樂韓土，川澤，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川澤”二字，已經(jīng)把后面那些物種的野生本色，暴露得很徹底了。至于考古上發(fā)現(xiàn)的“貓”，我很懷疑是貓科豹貓屬的“豹貓”，或者貓科貓屬的“亞洲野貓”，而不是貓科貓屬的“家貓”。
目前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貓，全部來自非洲野貓，並且在大約10000年前由埃及人馴化，之后才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但持不同的意見的人可能還有不少，本文無意深入辨析。）
而明確的中國人養(yǎng)貓記錄，其實晚到南北朝時期才出現(xiàn)。唐代養(yǎng)貓者漸多，典型的貓粉直到唐末才出現(xiàn)（張摶），五代以后養(yǎng)貓之風(fēng)始盛。這跟隋唐之前普遍養(yǎng)狗捕鼠的記載，恰恰正相吻合。
按理說，家貓應(yīng)該就是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如果是陸路則可能是走中亞，如果是海路則可能是走東南沿海。可惜目前為止，筆者還沒有找到相關(guān)考古證據(jù)。本文重點從文獻角度來討論中國家貓的傳入。
“年年戰(zhàn)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唐·李頎《古從軍行》）葡萄于漢武帝時期由張騫自西域帶回的事，史有明文，人所共知。然而國人對貓的傳入，就沒有這樣明確了。只有一些傳說，隱約能夠透露點點信息。
這就是很多朋友聽說過的：貓是唐僧取經(jīng)時從西方帶回來的（可以簡稱“唐僧取貓”）。
但我們今天分析“唐僧取貓”之前，先說一下另外一個相關(guān)傳說：五鼠鬧東京。
由于受到清代中晚期公案俠義小說《三俠五義》的深刻影響，提到“五鼠鬧東京”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俠義版的故事。
《三俠五義》插畫
《三俠五義》里，“五鼠鬧東京”是非常重要的節(jié)目。其中五鼠分別是，大爺鉆天鼠盧方，二爺徹地鼠韓彰，三爺穿山鼠徐慶，四爺翻江鼠蔣平，五爺錦毛鼠白玉堂。故事講的是，北宋仁宗時期，南俠展昭得皇封綽號“御貓”，五鼠弟兄主要是錦毛鼠白玉堂覺得被沖撞，所以奔往東京汴梁“斗御貓”，因此引發(fā)一系列的矛盾。
其中情節(jié)頗為復(fù)雜。我們這里值得指出的是：一，錦毛鼠在去往東京的路上結(jié)交了文生公子嚴(yán)查散，并且后來為嚴(yán)查散的官司打抱不平。二，鬧東京故事徹底結(jié)束時，單走脫一個老二徹地鼠韓彰。
這個俠義版五鼠鬧東京，其實改編自神怪版五鼠鬧東京。
神怪版五鼠故事，明清以來流傳也是甚廣，像明代安遇時《包公案》四十八回“何岳丈具狀告異事 玉面貓捉怪救君臣”，羅懋登《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等等，皆有其說。英國博物院藏書林刊本《五鼠鬧東京包公收妖傳》與周紹良舊藏明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鬧東京記》等書，則專記其事。
這些故事里，鬧東京的五鼠，都是老鼠精，貓當(dāng)然也是神貓而非人。
其故事版本多達幾十種，此處僅以書林本為例，述其大概：西天佛祖雷音寺處，五只鼠精思凡，來到人間為禍。先是五鼠化為趕考舉子施俊，淫亂其妻（這個情節(jié)在俠義版中被改成錦毛鼠救護嚴(yán)查散）。施家告到丞相府，四鼠又化為丞相。驚動天子，三鼠又化為宋仁宗。驚動太后，二鼠又化為太后。包公來，一鼠又化為包公。東京大亂，無人能管。包公于是服毒升天，求見玉帝。玉帝派手下查到這是來自西方的五鼠精作怪，只有雷音寺寶蓋籠中的“玉面金貓”可以降服，玉帝遂派人前往西天。結(jié)果佛祖?；^，借出“金睛獅子”充數(shù)。無奈包公只好親自動身前往西天，請來真正的玉面金貓。玉面金貓來到東京，咬死四只鼠精，單走了第五只（俠義版中最后走脫徹地鼠）。這五鼠跑到南天門，被天兵天將拿住，結(jié)果玉帝一時心軟饒了它性命，但減去其神通，發(fā)往人家受苦。所以人間多了一種大老鼠。
雖然這個傳說只解釋了“大家鼠”（區(qū)別于“小家鼠”）的來歷，沒有明確解釋貓是怎么來的。但民間故事的流變中，很自然地就把這個故事當(dāng)成了貓的來歷傳說。故事的最后，便添了個尾巴：鼠患仍未滅盡，所以玉面金貓繼續(xù)留在東方為民除害。有的版本中還有一個設(shè)定說的是，本來包公答應(yīng)把貓請回西天，結(jié)果因鼠患未盡包公食言，所以貓常常以打呼嚕的方式罵包公。
很可能是因為故事性強，所以“包公請貓”這個故事在民間的傳播度，其實遠高于“唐僧取貓”。
“唐僧取貓”的傳說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貓是唐僧取經(jīng)時從西方天竺國帶過來看護經(jīng)卷的?！?/p>
這個說法，清·黃漢在《貓苑》里說出自宋·羅愿的《爾雅翼》，最近馬伯庸又在網(wǎng)上說其出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其實都不對。
這個傳說的明確說法，出自于《玉屑》，也就是明·楊淙《群書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四庫館臣說：“揚淙不知何許人。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二十六類之中，荒唐俚謬，罄竹難書。明人著述之陋，殆無出其右矣?！笨芍@個書通俗趣味比較濃，大概相當(dāng)于今天的地攤書《萬事不求人》以及網(wǎng)上的某某百科。
《玉屑》卷二十四“釋氏養(yǎng)貓”條原文說的是：“貓非中國之種，出于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所生，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忽然不食其囪。貓死，不埋在土，掛于樹上。釋氏因鼠咬侵壞佛經(jīng)，唐三藏往西方取經(jīng)，帶歸養(yǎng)之，乃遺種也?！?/p>
“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這句話今可知最早見于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但《酉陽雜俎》里沒有后面“非中國之種”這些話?！安皇苤袊畾馑保笠馐钦f貓的體質(zhì)不太適應(yīng)中國的氣候，這是對貓身體特點的解釋?！昂鋈徊皇称鋰琛贝蟾攀钦f夏至這天忽然不自舔鼻頭，這句話也不見于前人?！柏埶?，不埋在土，掛于樹上”跟本文關(guān)系不大，所以不細說了。最后半句“乃遺種也”前面應(yīng)該省略了“如今之貓”等文字，說的是現(xiàn)在中國的貓都是唐僧從西方帶回來的貓的后代。
貓書《銜蟬小錄》引《西方經(jīng)》也有類似的說法，但《西方經(jīng)》不知何書，可能只是作者記不清出處而編造的書名。
但這個說法的起源，真的還不能說是《玉屑》。
古代流行一種“納貓契”，就是一種收養(yǎng)貓的“公文”“符咒”。其文字部分的開頭說：“一只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yǎng)，護持經(jīng)卷在民間?！?/p>
文中的“黑斑”，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改成“花斑”等文字，這不是重點。但是后面這幾句就是不動的了。“本在西方諸佛前”等等，說的是貓的來頭大，養(yǎng)在家里大有用處，是一種民眾的自我安慰。
問題是，這段文字早在元代的《三訂歷法玉堂通書捷覽》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說明一則早在后來通行的“唐僧取經(jīng)”故事（所謂的“吳承恩《西游記》”）出現(xiàn)之前，“唐僧取貓”的說法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二則，“唐僧取貓”傳說的出現(xiàn)，實早于“包公請貓”。
“唐僧取貓”“包公請貓”的傳說，在民間是傳得不亦樂乎。但在雅文化里，其實大家關(guān)注并不是特別多。所見僅此五條：
明·鄭璋《白貓》詩：“玉貍海外來千里，月兔天邊墮五更?！鼻濉っ趰彙敦垙検笪摹贰盃栘?，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眳清a鱗《雪獅兒·詠貓》：“問西來意，蓮花世界，同看經(jīng)藏?！焙螇衄帯赌掀帧へ堅~》：“莫更觸璃屏，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shù)?！币啤敦埩崱罚骸胺N類來天竺，誰云乞未須?！?/p>
前文所謂“中國人明確的養(yǎng)貓記錄，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指的是顧野王《玉篇》中說的：“貓，似虎而小，人家畜養(yǎng)令捕鼠?！焙啙嵱辛?，表明當(dāng)時普通人家已經(jīng)畜貓捕鼠的史實。
但顧野王《玉篇》原書已經(jīng)散佚，今天所見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中的《玉篇》中，其實都沒有上面那句話?！柏?，似虎而小，人家畜養(yǎng)令捕鼠”之語，其實出自唐·釋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完成于元和五年即810年）引顧野王說。
《一切經(jīng)音義》引此文不只一次，分別見于其卷一一、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二、卷六八、卷七二等，共計六次?？梢娨粍t這段文字十分可能就是《玉篇》中原文，二則唐代養(yǎng)貓捕鼠的民俗已經(jīng)形成氣候。
《一切經(jīng)音義》的“經(jīng)”即佛經(jīng)，其書專門解讀佛經(jīng)。雖然上面提到的六處原佛經(jīng)都與家貓無關(guān)，但早期佛教文獻中確實存在一些與家貓有關(guān)的內(nèi)容，而其相關(guān)性卻表現(xiàn)在對養(yǎng)貓行為的禁止上。
從姚秦時期（384-417）鳩摩羅什（344-413）翻譯的《佛說梵網(wǎng)經(jīng)》卷下，到北涼（397-439）曇無讖（385-433）翻譯的《優(yōu)婆塞戒經(jīng)》之《受戒品第十四》，再到劉宋時期（420-479）慧嚴(yán)（363-443）整理的《大般涅槃經(jīng)》卷第七《邪正品第九》和卷第十一《圣行品第十九》，等早期佛教譯著中，都明確說到了佛門弟子不準(zhǔn)畜貓（等家畜）的律條。后世佛徒甚至將貓叫做“地行羅剎”，比之為鬼（清·書玉《沙門律儀要略述義》）。
我們知道，不同等級的佛家徒需要遵守的戒律是不同的，等級越高戒律越多?！皟?yōu)婆塞”即“善男”，也就是在家（非出家）修行的佛教徒。“沙門”則是佛教徒的泛稱。也就是說，不畜貓是連最低層次的佛教徒都要遵守的基本戒律。
這些佛經(jīng)中明確說到禁止畜貓的情況，恰恰說明很可能早期西方印度等地的佛教徒面對的，正是一個普遍畜貓的環(huán)境。
而事實上，面對老鼠咬壞珍貴的佛經(jīng)等物，使得佛門對于養(yǎng)貓的戒律似乎并不怎么嚴(yán)格執(zhí)行。僧人畜貓等家畜的記載，歷史上并不罕見，后世僧人甚至有“貓有五德”的玩笑。“蕭寺馱經(jīng)馬，元從竺國來。（李賀《馬詩·其十九》）”白馬寺的建立為中國佛教之始，即不諱言白馬馱經(jīng)。
僧人面對家貓的矛盾態(tài)度，使得其經(jīng)典雖明令禁止畜貓，但家貓仍然有可能跟隨佛教一起傳播出來。
而傳說中無論“包公取貓”還是“唐僧取貓”，也都與佛教有著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這或許是巧合，或許表明了人們對家貓傳入史實的依稀記憶。
顧野王《玉篇》成書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雖然貓在當(dāng)時有了一定的覆蓋度，但養(yǎng)貓似乎也并不是太通行。隋朝皇宮中有“貓鬼”事件中的貓究竟是家貓還是野貓，便很難說清。直到武則天時期（649-705），才有了武后將貓與鸚鵡共養(yǎng)，又曾因蕭淑妃的詛咒而禁止宮中養(yǎng)貓，這兩條明確的養(yǎng)貓記錄。
而唐僧取經(jīng)的真實時間（629-645），正處于在“《玉篇》成書”與“武后養(yǎng)貓”這兩段歷史之中。
總之，從家貓傳入中國的最可能途徑，與家貓傳入中國的大概時間這兩方面來看，至少可以說，相對于“包公請貓”，與“《詩經(jīng)》時代就有家貓”而言，“唐僧取貓”要更加接近事實。
參考文獻：
【清】黃漢 王初桐：《貓苑 貓乘》，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6-6
【清】孫蓀意 著，陸蓓容 注：《銜蟬小錄——清代少女?dāng)]貓手記》，中信出版集團，2019-6
[英]艾比蓋爾·塔克 著，黃竹沁 譯：《家貓如何馴化人類并統(tǒng)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18-4
劉朝飛：《狗拿耗子的歷史》《大唐長安的貍貓魅影》，收錄于《志怪于?！胶＝?jīng)博物漫筆》，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祝秀麗 蔡世青：《“五鼠鬧東京”傳說的類型與意義》，民俗研究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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