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僅有思維、情感和言行，還有身體。擁有身體這一點提醒我們，人一直以來都沒有脫離大自然的懷抱，或更準確地說，人一直以來都置身于大自然的規(guī)律之中。與此同時，人又是社會的因子，故而在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生物、物理、地理、化學、醫(yī)學和社會等各種力量競相、交織作用的情形，使人的身體儼然成了各方力量的作用場。而從另一角度即人的“能動性”來看，人的身體又充當了人類自身借以探索和認識這種“作用”機制的標本、入口和透鏡。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之廣之深，毋庸贅言。然而，與這種廣泛而密切的人類—自然關系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不相匹配的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對這種關系的學術意識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廣度和深度。除卻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論，僅就重在探索人類過往的歷史研究而言，這種學術意識著實有待提升。若讓我們放眼整個人類歷史（或曰整個“世界歷史”），那么提升這種意識的要求將顯得格外迫切。這種迫切性并不因前人有過一些相關思考而減弱，甚或改變。正是基于對此情狀的意識，后來成為世界著名歷史學家的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推出了他的經典之作，亦即他那部著眼于瘟疫，同時（在關注人的“社會性”維度之外）著眼于人的“生物體”維度的《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
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一書初版于1976年，幾經再版，如今已逾40個年頭。經歷了40多年光陰的作品已然不“新”，既然不“新”，那為何我們還要再次提起它呢？換言之，40多年過去了，在該領域新著不斷問世的今天，我們?yōu)楹芜€要閱讀它？如果說它對于今天的我們仍然重要，那么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在該著年歲又進入一個紀念性的時刻——剛過40周歲的當下，又適逢它的最新修訂版（2018年版）中文譯本問世， 筆者接下來便就該著詳細回答這些問題。為了更好地回答這些問題，筆者擬從歷史寫作所涉及的基本問題如作者的問題意識、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材料與方法等方面入手，一一進行解析。所謂問題意識，筆者主要指麥克尼爾所提出的問題有何獨到之處，有何重要性（包括學術層面與現(xiàn)實維度），他的問題主要關注什么，不關注什么，以及在他的這種問題意識中“世界歷史”呈現(xiàn)出何種特點，有何顯性或隱性的趨向（如果說存在某種趨向的話）。所謂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即指該著的整個歷史敘事和邏輯論證是在何種框架下展開的，以及它的敘事和論證又是通過何種邏輯被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敘事框架關系到作者的學術視野，而核心邏輯則關系到敘事和論證（或曰作者所講述的一個故事）是否成其為一個完整、有機且邏輯上自洽的敘事，特別是其中的核心概念能否用來有效解釋各種相關的問題。所謂材料與方法，此處重在指作者的資料基礎如何，其方法論意識與方法應用是否適應整個敘事目標，以及作者在這種材料和方法基礎上，對各種具體歷史現(xiàn)象的解釋情況如何。麥克尼爾如何提出自己的問題？或者說他如何闡明自己撰寫《瘟疫與人》一書的必要性？我們先來看他的核心問題意識。
《瘟疫與人》的問題意識
關于麥克尼爾為何會想到要撰寫一部“瘟疫與人”的歷史，以及此種歷史與前人著述到底有何關系，人們可能會首先想到兩部在出版時間上頗為接近的作品，一是麥克尼爾自己的于1976年初版的《瘟疫與人》，另一部則是先于它4年初版的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響和文化沖擊》（以下簡稱《哥倫布大交換》）。同時想到這兩部著作大概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某種相似性。毫無疑問，后續(xù)誕生的《瘟疫與人》在寫作過程中對早先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的確有所引用和借鑒，可見麥克尼爾是注意到并閱讀了克羅斯比的作品的。而且，麥克尼爾也的確視克羅斯比為自己領域的研究專家,并且就《瘟疫與人》的寫作曾和他有過學術上的交流。但由此斷定麥克尼爾的寫作特別是其學術工作的根基——關于“瘟疫與人”這一問題的學術意識的誕生與成型，也都借鑒自克羅斯比，那就不符合事實了。因為通過細讀二者的著作，我們即便不能排除麥克尼爾在構思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思考自己的問題時曾從克羅斯比那里受到某種啟發(fā)，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麥克尼爾的整體問題意識、其寫作框架和各種具體解釋都沒有自己的新意或獨立（特）性。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其一，麥克尼爾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撰寫他那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以下簡稱《西方的興起》）時，就已關注并思考“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故事?？梢?，他后來在《瘟疫與人》一書中再次對該問題加以關注，是其來有自而且由來已久的。當我們注意到麥克尼爾開始關注該問題的時間時，我們就不能以此下結論說，克羅斯比的工作一定先于他的工作。
其二就是兩人核心問題意識的差異問題。不可否認，麥克尼爾和克羅斯比一樣，都關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問題，并且就此問題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結論，即傳染病只對首次遭遇傳染源，因而對疫病毫無抵抗力的美洲印第安人造成普遍性傷害，而對傳染源攜帶者、久已適應該傳染病的西班牙人無甚危害，從而成為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強大且致命武器。然而，我們也應同時看到，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整體關注的問題，或者說他的整個問題視域，有遠超克羅斯比的問題意識的地方。這種“遠超”不僅體現(xiàn)在其問題的歷史時空范圍上，還體現(xiàn)在用它來看待或解釋的歷史現(xiàn)象（或事件）的豐富性上，更體現(xiàn)在它所涉及的“瘟疫”或“疫病”的豐富性以及“瘟疫與人”的關系的復雜性上。即使從二者著作的標題上，我們也能窺探出彼此的一大差異：《瘟疫與人》涉及的是整個“世界歷史”，而《哥倫布大交換》則著眼于與“哥倫布大交換”相關的歷史時空。
麥克尼爾從“瘟疫”角度重新審視了整個人類歷史，由此開啟了一扇用以觀看人類歷史或“世界歷史”新風景的窗戶。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于“世界歷史”的書寫并非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而是具有“選擇性”。不難理解，歷史寫作都存在“選擇性”現(xiàn)象，所不同的是，不同寫作的選擇性的性質和程度不同。如我們所見，有的選擇性更多源自寫作者的工（功）夫，在使用材料時，寫作者粗暴裁剪，用其少而漏其多，又或疏于、懶于搜集與爬梳材料，所用寥寥，甚至干脆“蜻蜓點水”式取材，“聽命于”某種抽象演繹。凡此選擇性，可謂消極的選擇性。與之不同的是，積極的選擇性更多表現(xiàn)為在任何一位（群）寫作者都無法絕對窮盡素材和問題的情況下，盡可能圍繞自己的主題完整搜集、爬梳與利用材料，在盡可能堅實的基礎上進行盡可能準確到位的解釋。此外，積極的選擇性還表現(xiàn)為寫作者對歷史寫作這一學術工作本身特性的覺悟，并帶著這種覺悟展開自己的寫作。例如，寫作者在闡明自己的特定主題時，不可避免要擁有自己的特定邏輯線索和解釋框架，而一旦擁有特定的邏輯“線索”和解釋“框架”，亦即一種方向性的或范圍性的東西，那么用來支持它的材料（證據(jù)）、內容的詳略分配甚至篇幅的大小，也就不可避免地一并具有選擇性了。作為一個歷史寫作領域的作品，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體現(xiàn)出選擇性，也就不足為怪了。相形之下，更值得我們關心的地方毋寧在于，這種選擇性到底蘊含了他的何種考慮，因為根據(jù)他本人的說明，他對此是有特定考慮的。這種考慮主要在于：
由是觀之，世界歷史其實已經提供了許多與十六七世紀發(fā)生于美洲的這一幕類似的事例。本書就將描述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結論可能會使許多讀者大感意外，因為在傳統(tǒng)史學中很少受到關注的事件將在我的敘述中占據(jù)核心地位?！?/p>
自然，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著名案例從來沒有被歐洲人遺忘，14世紀的黑死病就是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后者雖然破壞性大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現(xiàn)代而留下了比較完整的記錄。盡管如此，歷史學家卻從未將其歸為重大疫病暴發(fā)的普遍模式，因為那些人類與疫病慘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沒于時間隧道中?！?/p>
本書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huán)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范疇。……
除了我必須描述的細節(jié)外，想必大家都會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人類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動的地位，理應成為我們詮釋歷史的組成部分?！?/p>
……在先祖那里，不時暴發(fā)的疫病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xiàn)，都會給他們造成恐懼和無時不在的震懾力。盡管我們無法得到統(tǒng)計和臨床資料（即便到19世紀也是零星的），以對19世紀以前瘟疫的發(fā)生情況做出準確說明，比如何種瘟疫在何時何地殺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們仍有可能把握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變化軌跡。實際上，這也正是本書的主旨。
在麥克尼爾的考慮中，有幾個要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這幾個要點在上述引文中皆有相應的關鍵詞或字段表示。首先，他更關注人類歷史上的“致命性遭遇”。需知，在眾多致命、不那么致命甚或完全不致命的事物與事件中，突出“致命性”一類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選擇性，而這種選擇性背后，則是一種對世界歷史上的各種事物與事件的相對重要性，或“相對于世界變遷史的意義”的判斷思維。而這種判斷思維，在更深層次上又來自判斷者自身腦海中有關世界歷史的整體框架和邏輯線索的通盤考慮。換言之，具體的歷史事件要想在世界歷史上具有“意義”，需要這個事件在總的歷史變遷軌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這個位置，是書寫者或判斷者賦予它的；至于決定其位置的大小或高低的因素，則是它相對于闡明世界歷史變遷軌跡這一總任務的重要程度，或者說它和這一總任務的關系的緊密度。
而“在傳統(tǒng)史學中很少受到關注的事件”一語也道出了麥克尼爾的選擇性考慮。這種選擇性首先來自他的視角的獨特性，或者說首先和他的視角選擇有關。正是得益于“瘟疫”這一傳統(tǒng)史學家很少意識到的視角，各種很少被傳統(tǒng)史學關注的事件才有了在麥克尼爾筆下“翻身做主人”（對應麥克尼爾所說的“在我的敘述中占據(jù)核心地位”）的機會。另外，傳統(tǒng)史學很少關注的事件畢竟只是所有事件中的一部分（雖然這部分所占的比率并不小），所以率先關注并充分發(fā)掘這“部分”事件，自然是再一次體現(xiàn)了歷史解釋中的素材利用的“選擇性”特點。如果說前述的選擇性體現(xiàn)在麥克尼爾選擇了傳統(tǒng)史學家沒有選擇的，那么還有一種選擇性在于，麥克尼爾并沒有窮盡所有被傳統(tǒng)史學忽視的事件（例如和他的主題不相關的事件），而是選擇了更契合他的主題的那一部分，因為不難理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所關注的所有重要事件，并不等同于所有被傳統(tǒng)史學忽視的事件。
選擇性的第三個表現(xiàn)在于麥克尼爾所考察事件的代表性。在麥克尼爾的關鍵詞中，這種代表性的涵義主要表現(xiàn)為事件的“著名”、“突出”與“重大”特點，能用來揭示某種“普遍”性意義。由于很早就關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問題，所以發(fā)生在十六七世紀的美洲的事件自然成為他關注的代表性事件之一。除了這一事件，同屬“疫病”事件范疇的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和19世紀的霍亂大流行以及其他重要類似事件，也都進入了他的視野。為何格外關注這些事件？除了資料上的考量（例如時人或后人對這些事件所做記錄的完整性問題），麥克尼爾還指出它們有助于揭示“重大疫病暴發(fā)的普遍模式”。無疑，麥克尼爾注意到并揭示了這些事件的新的一面，而這些面向在“傳統(tǒng)史學”中是看不到的，雖然在利用諸如黑死病、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和霍亂大流行這類事件一事上，麥克尼爾也并非第一人。
選擇性的第四個方面體現(xiàn)在麥克尼爾的世界歷史書寫或敘事的詳略問題上。麥克尼爾對自己的敘事想必有著充分的專業(yè)自覺意識，因為他在正式敘述世界歷史這一宏闊的“故事”之前，就已告知讀者他的描述乃是一種“梗概”。綜觀《瘟疫與人》全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梗概”式特點。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麥克尼爾所說的“梗概”并不是“泛泛而談”或“沒有洞見”的代名詞；恰恰相反，他的梗概式書寫服務于他對自身寫作的定位，即“把握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變化軌跡”；換言之，他的書寫本來就是旨在把握世界歷史之“大”，為后人提供一個可供繼續(xù)探索的指引，或開辟一方可供繼續(xù)耕耘的園地。事實上，我們也無法否認，在整個人類的歷史寫作的長河中，前人的新辟田園式工作和后人的深耕細作式做法一樣，都令人心生感佩。
和每一位歷史編撰者一樣，麥克尼爾在書寫《瘟疫與人》一書時，或者說在他的問題意識中，也透射出一種“世界歷史”觀。在今日學界對“全球史”或“世界歷史”書寫的反思中，有不少相關領域學者的著作遭受批評，原因在于他們有的人頗具“歐洲中心論”問題而不自知，或者即使自知也難以突破自己；還有的人則僅僅停留于描述或展示世界歷史上的各種“聯(lián)系”，而罔顧同類聯(lián)系在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語境）作支撐的事實，結果，他們忽略了“聯(lián)系”的復雜性，從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寫作失去了應有的深度。[6] 那么，麥克尼爾的寫作有無這方面的問題？在提出這一問題時，或當我們把這一問題加諸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一書時，我們有必要事先意識到歷史寫作者所處的時代情境，尤其應注意不要一味用最新的學術進展和標準去衡量數(shù)十年前的作品；后人的識見再高明，也是建基于前人的積淀，而建基于前人的積淀，也就恰恰讓后人有條件站在了智識的高點，如此，即使后人有機會窺見了前人的不足，也實屬難免之事。難得的是，即使我們用今人的眼光和標準去看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它也仍有讓人眼前一亮、不同凡響之處，因而絕不可低估或無視。
曾有學者指出，麥克尼爾在自己的《西方的興起》一書出版后，一再試圖擺脫自己的“歐洲中心論”束縛。該學者以麥克尼爾和其他多位學者為例，意在表明“1945年以后的世界史”一度存在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問題。[7] 根據(jù)該學者所提供案例的時間下限，我們可知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也在這一時間范圍，因為被該學者視作麥克尼爾“試圖擺脫”自身“束縛”的嘗試正是他發(fā)表于1988年的一篇有關西方興衰與世界歷史的論文。 那么，先于這一時間問世的《瘟疫與人》的情形又如何呢？和這位學者看到的圖景不同，我們在《瘟疫與人》中看到的世界歷史主要是以“瘟疫”與“人”的關系的演進為線索，更具體言之，它著眼的是瘟疫這樣一種天然“去（人類）中心化”的東西。在該書中，按照瘟疫的發(fā)生與變化邏輯，以及它與人的關系的變遷情形，世界歷史很難說有什么總的“中心”，更遑論經濟、政治或文化意義上的“歐洲中心”。誠然，具體的疫病大抵都有自己的源發(fā)地、傳染范圍（如地理界限）和感染人群，但這種意義上的范圍或核心區(qū)域（如源發(fā)地）在本質上是非經濟性的、非政治性的或非文化性的，因為根據(jù)麥克尼爾所述，瘟疫的“中心”地帶（如果一定要說它有的話）主要位于這個世界的最濕熱地區(qū)，也即氣候、環(huán)境和物種相對更為復雜的地帶。這種“中心”是疫病發(fā)生意義上的中心，即生物、地理和傳染病醫(yī)學等意義上的中心。這種中心恰恰是異于經濟、政治或文化中心的，因為大凡疫病最活躍、最原發(fā)的地區(qū)，基本都是地球上對人類居住、繁衍與文明創(chuàng)造構成最嚴峻挑戰(zhàn)的地區(qū)，如熱帶雨林區(qū)。所以，麥克尼爾選取“瘟疫”視角來展開世界歷史敘事，對于自己處理“歐洲中心論”問題（如果他有此意識的話），著實有巧妙、高明之效。
至于世界歷史中的“聯(lián)系”與“結構”（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語）的關系問題，麥克尼爾的處理也沒有落入“簡單”或“膚淺”的窠臼。在揭示疫病通過世界范圍內的不同人群的流動而傳播這種充滿“聯(lián)系”的圖景時，他同樣注意到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在面對疫病時，其反應既有相通性也有差異性的一面。對于這一點，我們只需擷取《瘟疫與人》中的一個案例即可明白。在該書中，麥克尼爾表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的食物供應能力有別，而食物供應能力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類應對疫病的身體機能和機制；除了食物供應能力的差別，人類的智識與文化水平在不同的時期也自然有別，而孕育并建立一種新的抗疫病機制，就離不開一定的智識與文化儲備；此外，同一種疫病對于不同地域的人的影響也有別，因為根據(jù)疫病的病理機制，以前遭遇過某一疫病的人可能已具備免疫能力，而首次遭遇此病的人則很可能面臨致命性災難。諸如此類的對“聯(lián)系”與“結構”的雙重、平衡處理，我們在《瘟疫與人》中屢見不鮮。
對于《瘟疫與人》的問題意識，我們除了可從上述視角考察外，還可留意另一種角度，即麥克尼爾是否將該書寫成了一部讓人樂觀的“進步”史，或者是一部持相反基調的歷史，又或是一部他樣的歷史。綜觀世界歷史，疫病在發(fā)生、傳染和影響人類方面情形如何？是日益緩解，愈發(fā)嚴峻，還是更復雜的情狀？從過去到現(xiàn)在，人類應對疫病的機制和能力如何？是進展，衰退，還是其他？世界歷史在疫病與人類的相互影響中如何變遷？人類與疫病的互動歷史讓我們看到了何種人類生命氣象？凡此問題，都在《瘟疫與人》的關心范疇。而麥克尼爾的實際做法是，他不僅揭示了世界歷史上重要疾病的發(fā)生與變化原理，疫病與人類接觸時所帶來的雙重效應——既影響人類，也影響疫病本身，既影響自然世界，也影響人類社會，世界歷史在這種雙向與雙重的作用與影響中變遷，還揭示了人類在應對疫病一事上所不得不面對的復雜現(xiàn)實與嚴峻未來。在歷史寫作的基調問題上，麥克尼爾的做法可謂是審慎的，因為他通過寫作，不僅讓人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突破”和“現(xiàn)代醫(yī)學與衛(wèi)生制度大放異彩”，還讓人看到了“現(xiàn)代醫(yī)學并非無往不勝”。當我們讀到他在全書結尾處寫下的那句“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先于初民就業(yè)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shù)和決定因素之一”時，我們就更沒有理由認為他筆下的世界歷史就是一部基調簡單、色彩單一的歷史了。
《瘟疫與人》的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
一部著作，一種敘事，一種解釋，往往都需要有一個能起到提綱挈領或貫穿全局作用的總框架或核心邏輯，否則便難以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說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成其為一個有機整體的話，那么是什么樣的框架或邏輯讓它實現(xiàn)了這一目標呢？
如果我們說是“瘟疫”，那么我們就還沒有觸及該書框架和邏輯的更深處。誠然，瘟疫是《瘟疫與人》的標題關鍵詞，也是該書的核心主題，但如果不對瘟疫本身加以分析和解釋，沒有對人類社會機制的觀察，沒有洞窺到瘟疫與人類社會之間的微妙、復雜關系，尤其沒有意識到瘟疫所代表的自然力量和人類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變動不居的、因人（地）而異的復雜互動與聯(lián)動關系，那么我們就談不上對該書的邏輯有恰當?shù)陌盐?。作為作者，麥克尼爾自然深知“瘟疫與人”主題的堂奧，更能將前述問題納入自己的整體構思。而讓我們借以窺探他的整體構思和對該種奧妙的把握程度的，就是他在“引言”中著重提及并解釋，在后續(xù)敘事中一再運用的一對關鍵概念——“微寄生”（microparasitism）與“巨寄生”（macroparasitism），以及二者分別對應的“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與“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概念。通過對這一對概念的彈性解釋與貫穿全局式運用，麥克尼爾將自己對前述諸般問題的思考融入其中，并統(tǒng)攝自己對世界歷史的整個理解和敘述。
在麥克尼爾自己的解釋中，“微寄生”的要義在于：微小生物體（病毒、細菌或多細胞生物）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可供維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會引發(fā)急性疾病，結果很快殺死宿主，或者在宿主體內激發(fā)免疫反應，導致自己被消滅；又或者寄生于某個特殊的宿主，使之成為帶菌者，能將菌體傳染給他人，而自己卻基本不受影響。此外，有些微寄生物往往與人類宿主達成較穩(wěn)定的平衡關系，雖會消耗宿主一定的體能，卻無礙于宿主的正常機能發(fā)揮?？梢?，麥克尼爾所說的“微寄生”指的是人類與微寄生物之間的關系。而與“微寄生”一道被解釋的，還有“巨寄生”。在麥克尼爾看來，只要人們理解了微寄生，巨寄生的涵義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和微寄生物一樣，巨寄生物“也呈現(xiàn)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巨寄生物能迅速致命，比如獅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動物，而另一些則允許宿主無限期地生存下去?？梢?，麥克尼爾是在運用類比和“隱喻”的方式解釋巨寄生概念。不過和微寄生有別的是，巨寄生所涉及的是人與微寄生物之外的事物的關系，例如人與人（人類內部）的關系，以及人與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動物的關系。
自《瘟疫與人》一書問世以來，學界對這一對概念、其在全書中的運用和這種運用的合理性問題多有評論。據(jù)筆者所見，評論主要呈現(xiàn)出兩種態(tài)度。一種持總體的認可態(tài)度，并認為麥克尼爾在書中的一大核心觀點——同一微寄生物對免疫宿主和非免疫宿主會造成截然不同的影響（即免疫人群基本無恙，而非免疫人群則普遍受傷害）這一結論引人注目，令人興奮，具有新意，而且書中的“史前時代”章節(jié)尤其具有新意。不過在總體認可之余，評論者也指出了一些細節(jié)性的不足，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在遭遇西班牙人這一“免疫宿主”之前，到底有沒有經歷疫病，如果有，又是何種疫病這一問題上，麥克尼爾的解釋并非沒有瑕疵；此外，他對部分涉及疫病或免疫問題的醫(yī)學專業(yè)術語的運用也不夠精確。和總體認可的態(tài)度不同，另有評論者認為麥克尼爾對上述關鍵概念的運用的合理性不夠充分，至少沒有很好地考量這么兩個問題：一，人類在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諸方面的綜合情況是否能用“巨寄生”這一概念來概括？二，在人類歷史上，“微寄生”真地發(fā)揮了這么大的作用，或者說真地這么重要嗎？
對于學界的兩種評述或立場，我們需要慎重評量。不可否認，麥克尼爾在一些細節(jié)性的問題上留有了一些遺憾，這應該說已成了學界的基本認識。不過關于評論者針對“巨寄生”和“微寄生”概念及其運用的疑慮，筆者以為有必要做一點澄清性說明。關于巨寄生概念，筆者想說的是：評論者并沒有否定麥克尼爾所說的兩種“寄生”之間的相似性，亦即人與某些動物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依賴與被依賴關系，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菌體與人類的寄生與被寄生關系，既然如此，那么對之進行一種類比式、隱喻式運用，也就不失為一種解釋方法或策略；至于概念和概念所指內涵之間的匹配性問題，可以認為在麥克尼爾這里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麥克尼爾并非意在用它來說明人與動物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切內容，而是旨在說明這兩種關系中的類似于“寄生”的維度。而關于“微寄生”概念，也即它究竟是否能夠被用來分析和解釋世界歷史，尤其是它在我們的解釋中，到底有沒有可能占據(jù)麥克尼爾在書中所給予它的分量的問題，筆者以為它也并非像評論者所說的那般“嚴重”，或曰那般成問題。我們不難知道，麥克尼爾并沒有表示他要用“微寄生”來解釋世界歷史上的各種現(xiàn)象的方方面面；而且，他也并沒有聲明要讓疫病在世界歷史的書寫和解釋中占據(jù)主流位置，遑論讓它充當解釋世界歷史的唯一“鑰匙”；他所做的，毋寧在于揭示前人未曾注意到或至少未曾充分注意到的方面，為了闡明這一（些）方面，他選中了“瘟疫與人”這一主題和相應視角。而一旦擁有特定的主題和相應的視角，歷史寫作也就免不了要有范圍限定；既然如此，那么寫作者在一部著作中專門用某一視角來看待問題，而不（過多）涉及其他主題或方面，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這種事情并不能成為寫作者“夸大”所寫主題和相應視角的重要性的證據(jù)，因為寫作者專門從這一視角書寫這一主題，并不意味著他無視世界歷史上的其他重要主題和相應重要視角，更不意味著世界歷史上就只有這一主題和視角。既然如此，那么麥克尼爾在用“瘟疫”視角講述世界歷史時，就并不一定非得承擔以同等筆墨一并講述世界歷史的其他方面內容（哪怕非“微寄生”意義上的內容）的任務。簡言之，前述評論者提出的兩大問題，在麥克尼爾這里并不成其為問題，至少并不成其為如他們所認為的那種嚴重問題。
通過提煉出“微寄生”與“巨寄生”這一解釋工具，麥克尼爾隨之將它運用到了自己的整個世界歷史的敘述之中。其運用涉及世界歷史上的諸大歷史事件（現(xiàn)象）。和其他將時空視域限定在某一特定范圍的疫病史學者不同，麥克尼爾的疫病史研究縱貫遙遠的過去與距今較近的現(xiàn)代，不僅關注前人的疫病史所重點關注的歐美（北美），還將視野放諸較少被人們關注的拉美尤其是亞洲（重點為中國、印度）和非洲。如果說前述的“歐洲中心論”問題在空間視域上也有表現(xiàn)的話，那么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可謂又有了一重突破，因為如我們所見，他對非歐洲區(qū)域尤其是中國的關注，絕非一種無關緊要的點綴或陪襯，這一點我們從他花費在中國疫病史問題上的筆墨即可察見。通過麥克尼爾的微寄生與巨寄生視角，讀者眼中的世界歷史上的諸般問題，都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面貌，且有了新的意涵。而僅就書中重點論及的問題而言，麥克尼爾對自己的概念的運用可謂達到了豐富的程度，這些問題主要包括：人類狩獵者與環(huán)境的相對穩(wěn)定關系的建立（第一章第三部分）；農牧業(yè)的興起（第二章第一部分）；新生活方式的出現(xiàn)與疫病的新情狀（第二章第二部分）；兒童病的出現(xiàn)與文明社會的疾病模式的形成（第二章第三部分）；瘟疫與帝國擴張的范圍局限（第三章第一部分）；疫病與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fā)展程度（第三章第三部分）；印度的表面富足與實際貧弱（第三章第四部分）；地中海的微寄生與巨寄生的平衡（第三章第五部分）；四大“疫病圈”的出現(xiàn)（第三章第六部分）；疫病的地區(qū)間交流與影響（第三章第七部分）；地方病的出現(xiàn)與文明社會疾病模式的新形勢（第三章第八部分）；蒙古帝國與鼠疫大流行（第四章）；中國的鼠疫與歐洲的鼠疫（第四章第二、三部分）；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第四章第五部分）；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與新大陸遭遇新疾病（第五章第一部分）；印第安人與舊大陸疫病圈的變化（第五章第三部分）；天花與歐洲（第五章第二部分）；歐洲大陸的新疫?。ǖ谖逭碌谒牟糠郑蝗祟愐卟〉木|化（第五章第五部分）；疫病與現(xiàn)代西醫(yī)的問世（第六章第一部分）；疫病應對與近代世界人口的增長（第六章第二部分）；天花接種的誕生與傳播（第六章第三部分）；霍亂的世界性影響（第六章第五部分）；現(xiàn)代醫(yī)學與衛(wèi)生制度的創(chuàng)生（第六章第六部分）；新疫病的出現(xiàn)與現(xiàn)代醫(yī)學的局限（第六章第七部分）；等等。
在世界歷史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正是在不斷面臨新問題和不斷應對新問題的情勢下向前邁進。就“人”這一存在而言，所面臨的問題和所需要應對的問題復雜多樣，不勝枚舉，不過在諸多復雜的問題當中，疾病與健康、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問題是一個歷久彌新、常說常在的問題。麥克尼爾能在人類歷史的繁復“經絡”中發(fā)現(xiàn)并解釋這一問題，可謂眼光獨到且銳利。人類不斷面臨新疾病但最終還是生生不息，直至今日，應該說人類和微寄生物之間建立了某種（些）“平衡”關系（借用麥克尼爾的說法），盡管這種關系一直都是動態(tài)的、相對的。麥克尼爾能發(fā)現(xiàn)并揭示這一整體性的歷史脈絡，可謂做到了使自己的研究真正具有“世界”歷史的味道，或者用評論者的話來說，他做到了真正放眼世界歷史，目光“長遠”，使其他學者的眼光相形見“短”，都成了程度不同的“近視”眼。當然，正如學界的評論所表明的，麥克尼爾的“遠視”也不免存在風險，特別是細節(jié)上的風險，例如在解釋某國或某地區(qū)的疫病發(fā)生與傳播機制時，他的推論與措辭皆不免留下了不夠精確的遺憾。而這，便涉及接下來我們所要探討的歷史寫作的另一大問題：材料與方法。
《瘟疫與人》的取材與方法
在閱讀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時，我們不能不了解它的取材（材料）與取法（方法）。而在今天，這種要求已變得格外迫切，因為無論是該著的材料使用情況，還是其方法論意識與實際的方法運用，都涉及當今歷史寫作的兩個尤為重要且前沿的問題：“世界歷史”/“全球史”的書寫與跨學科方法的運用。
說“世界歷史/全球史書寫”，此處重點說的是作為一部追求“世界歷史”旨趣的史作，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在史料上都做了何種嘗試，以及相對于他的寫作目標而言，該著在材料運用上是否實現(xiàn)了預期的目標。不可否認，麥克尼爾的世界歷史或全球史書寫是一種與傳統(tǒng)歷史編撰有所不同的歷史寫作，若以史料問題而論，這種“不同”便意味著他不得不面臨一種新的挑戰(zhàn)：不同于傳統(tǒng)的頗具空間彈性且更顯“籠統(tǒng)”意味的“斷代史”，也不同于比之更具時間與空間彈性的“通史”，從誕生之初便具有鮮明的“話題”或“問題”性征的疫病史（以及在某種意義上與之有交集的醫(yī)療社會史），在史料獲取上往往難度更大，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即在于寫作者需要從各色各樣的、關涉各時期各地域的、形如瀚海的史料中去一一找尋自己的史料。而之所以要“找尋”（此種“找尋”不同于傳統(tǒng)歷史寫作意義上的“找尋”），是因為作為知識的載體的史料，是按傳統(tǒng)的分類方法留存與傳承的，一個明顯而典型的例證就是，疫病史學者往往不是在打上“疫病史”標簽的地方找尋史料，而是在標有其他領域標簽（如“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人口史”、“社會史”等）、其他學科標簽（如“傳染病學”或“醫(yī)學”）甚或“籠統(tǒng)”的“斷代史”標簽（如對應中國歷朝歷代的“正史”）的地方摸索。如此一來，他（她）就需要抽絲剝繭般地獲取自己想要的史料。這種工作的難度隨著寫作者歷史時空視域的擴大而加大。無疑，這種挑戰(zhàn)對于疫病史學者的考驗是多方面的。而倘若再加上可能有的異國（域）語言與文化理解障礙，那么挑戰(zhàn)的力度將空前加大。面對此種境況，麥克尼爾會如何應對呢？
以他對中國疫病問題的解釋為例，我們可以窺見其中詳情。麥克尼爾在“中文版前言”中說道：他不懂漢語，但需要盡力挖掘中國的瘟疫史料；他知道有兩本專業(yè)的百科全書和所有正史都談到了中國瘟疫暴發(fā)的地理區(qū)域和嚴重程度；他知道，瘟疫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涉及瘟疫的史料所覆蓋的時間范圍從公元前三世紀直到公元1911年。作為一名世界歷史或全球史書寫者，麥克尼爾無疑有異國語言如中文方面的一些遺憾，但尤為可貴也令人起敬的是，他并沒有因漢語障礙而留下中國瘟疫史書寫的空缺，而是充分發(fā)揮學者間合作的長處，例如通過合作者的史料翻譯來把握相關史料的要義，實現(xiàn)了盡可能覆蓋相關領域重要史料的目標。雖說從最嚴格意義上講，閱讀原始語言形式、原始文本形式的資料更符合我們所說的“原始資料”閱讀要求，但作為一部關注世界歷史之“大”、注重揭示“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變化軌跡”的作品，《瘟疫與人》以此種方式利用史料，也未嘗不能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若我們再想到作為世界歷史或全球史學者的麥克尼爾能夠以盡可能開放的眼光和心態(tài)，并以盡可能大的努力關注作為非傳統(tǒng)地區(qū)的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尤其是亞洲的中國、印度和日本等，我們便更加能感受到他在世界歷史/全球史書寫方向上所做出的新嘗試與新突破。此外，僅就能夠發(fā)現(xiàn)并指出“所有正史都談到了中國瘟疫暴發(fā)的地理區(qū)域和嚴重程度”這一點，麥克尼爾有關中國疫病史的研究就已稱得上“開拓性工作”了，因為不難想見，受這一發(fā)現(xiàn)的啟發(fā)，后繼學人可以在此方向上更好地深耕細作、進一步開拓進取，使之“發(fā)揚光大”。事實上，僅就目前國內學界的疫病史研究而言，有不少學人（包括一些聲名已定的學者專家）都或多或少從麥克尼爾那里受到啟發(fā)。筆者相信，從麥克尼爾處受到啟發(fā)的，應該不限于某一國、某一地區(qū)。當然，這并不是說《瘟疫與人》在有關中國疫病問題的討論上就毫無瑕疵或問題。事實上，經過疫病史尤其是中國疫病史專家的縱深與精細研究，《瘟疫與人》有關中國疫病問題的選材業(yè)已顯露出一些問題，比如他倚重的“疫情年表”就顯得有些粗糙；此外，他對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語境中的“溫病”等概念的理解還不夠到位。這些問題對他的相關結論也有所影響。不過，只要我們能夠說麥克尼爾有關中國疫病問題的取材能夠實現(xiàn)他的相關書寫目標，那么我們也就能夠說，他的取材瑕不掩瑜。
與自己的問題意識、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取材情境等密切相關，麥克尼爾對研究方法的選擇也頗具傳統(tǒng)史學方法反思與學科對話（或跨學科）的意識。運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問題會引發(fā)諸多“歷史寫作”層面上的話題，常說常新而又常說常在。就我們目前所知而言，跨學科研究能帶給學界的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它往往能讓讀者眼前一亮，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或至少發(fā)前人之所未盡發(fā)，給學界注入一股活力，起到別開生面的效果；二是，它往往也同時給研究者自身帶來了爭議和風險。例如，面對一項跨學科研究成果，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評論者往往會這樣發(fā)問：研究者對相關或相鄰學科的知識與方法的獲取準確嗎，及時嗎？這種知識與方法和他自身所在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實現(xiàn)了有機、有效的融合嗎？或者更簡單地說，他（她）有沒有犯相鄰或相關學科的常識性錯誤，其方法借鑒是否生搬硬套？等等。讓我們關心的是，作為一部跨學科研究作品，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所得到的反饋又如何呢？
總體說來，學界對該著的跨學科方法認可有加，但對于其方法運用上的一些細節(jié)，也不乏批評之聲。對其跨學科方法表示認可的學者重在表明其里程碑式意義。有學者認為，“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相結合，繼而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予其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绷碛袑W者認為，“在學術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體問題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論，這樣的成果雖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時可以見到；而那種能從宏觀上洞察人類思維的某些疏漏，從而無論在方法上還是知識上都能給人以巨大啟發(fā)和觸動的研究，卻總是微乎其微。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可以說正是這類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種?！瓉砦覀儗v史的呈現(xiàn)和解讀疏忽了如此之多！’……毫無疑問，它已成為我開展中國疾病醫(yī)療社會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動力之一?！痹搶W者還認為，“他從疫病史的角度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眾多歷史現(xiàn)象所做的解釋，往往與以往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乃至社會史的分析大異其趣?！奔幢闶悄承υ摃鴶⑹黾毠?jié)持批評態(tài)度的學者，在該書的方法論問題上，也少有懷疑態(tài)度或批評意見?？梢?，麥克尼爾在該書中將歷史學與病理學（或流行病學）方法相結合，嘗試進行學科間對話的努力，著實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而且惠澤了廣大學人。如果我們意識到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麥克尼爾能夠跨出歷史學的界限，主動汲取病理學等不同學科的營養(yǎng)，特別是先于其他歷史學人做出這樣的嘗試，我們就更加能夠體會到“率先”的意義和“不易”的內涵。
當然，或許正是因為個人的知識儲備尤其是跨學科知識儲備總難免有限，而且大抵“率先”之舉總有不夠周全之瑕，麥克尼爾在嘗試運用跨學科方法進行研究時，在具體操作的細節(jié)上留下了某些遺憾。在這方面，評論者的意見主要集中于三點。一是，麥克尼爾書寫的是一部宏大的世界歷史，既然如此，那么他就需要具備更加豐富且優(yōu)化的醫(yī)學知識例如傳染病學知識來充實自己的解釋框架。二是，麥克尼爾在某些細節(jié)上對醫(yī)學知識的運用不夠精確，對某些醫(yī)學領域文獻的引用尚未做到與最新前沿同步，總之，他對醫(yī)學知識的借鑒還不夠系統(tǒng)。三是，麥克尼爾在解釋世界歷史上的疫病現(xiàn)象時，其筆下的疫病更像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似乎這類現(xiàn)象能夠獨立運轉（a quasi-autonomous phenomenon），而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沒有太大的關系，故而成了一個讓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難以“插嘴”的地方。關于對醫(yī)學知識等非本學科知識的吸收與利用，麥克尼爾事實上涉及的已不是具體某一個跨學科研究者的事情，而是每一個跨學科研究學人都會且都必須面對的任務，所不同的是，對于不同的跨學科研究者來說，所跨的具體學科不同。運用“更加豐富且優(yōu)化的醫(yī)學知識例如傳染病學知識來充實自己的解釋框架”，對于諸如此類的期待，麥克尼爾想必事先已有自己的自覺意識，不過考慮到自己的書寫目標，他將這種頗具彈性或者說總是會與日俱增的期待寄托在了他之后的相關領域學人身上?？鐚W科研究總是難免存在學科對話上的風險，并在某種意義上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麥克尼爾的跨學科借鑒存在瑕疵這一點自然無疑，不過在具體的時空情境下，結合他的思慮和實踐，我們仍有理由認為，他已做出了令人感佩的嘗試和努力。至于他筆下的疫病更像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而缺乏和人類政治、經濟與文化維度的互動這一點，筆者以為有兩點值得說明：其一，在《瘟疫與人》中，作者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所花的筆墨尤其是關于這些方面與瘟疫的互動，的確比較有限；試想，如果能在這一點上稍再用力，全書的力量想來會更添幾分，因為正如作者在書中已經揭示的，人類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活動往往與疫病的發(fā)生和流傳密切相關；其二，從更深層次上講，關于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維度和疫病互動關系的著墨問題，事實上涉及作者貫穿全書的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問題，因為按照麥克尼爾在開篇處的解釋，這些維度正是“巨寄生”的內容。也就是說，麥克尼爾如果能在“巨寄生”這一端再增一分力氣，并將之與“微寄生”一端充分勾連，那么他的解釋框架與內在邏輯將會更加有力。
結語：開拓者與后來人
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是一部40余年前的著作，在對這樣一部跨越近半個世紀光陰的著作進行評量時，我們的更妥當做法也許是按照兩種不同的時間尺度來看待它的意義。第一個時間尺度指向它誕生的那個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麥克尼爾能想到并寫出《瘟疫與人》這樣一部著作，著實特別而又難得，因為在那樣一個時代，人們并不嚴肅看待疫病與生態(tài)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便有人嚴肅看待這種問題，他（她）身邊的人也未必能理解和接受，若非如此，和他處于同一時代的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一書的出版，也就不會有那般曲折的經歷了。 而從另一角度來說，正是因為處在這樣一種學術氛圍下，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的誕生顯得不同尋常，因而在人類探索自身所處世界的學術長河中，具有了不為他者所具的“開創(chuàng)”之功。當然，“開創(chuàng)”也往往意味著開創(chuàng)者自身的工作仍有待后人來推進，因為開創(chuàng)者無法窮盡這個剛剛“顯山露水”的研究地帶，而之所以無法窮盡，原因之一即在于相對于這個剛剛顯山露水的地帶而言，開創(chuàng)者仍是一個探索者，仍處在探索階段：一方面，正是因為有了他（她）的探索，這個地帶才被勾勒出一個輪廓，而在此之前，則無從談起；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正處于探索階段，探索者并不如該領域的后來者那樣熟習這個領域，對該領域充滿越來越多且深的反思?；蛟S正是因為后人有著知識不斷積累的便利和優(yōu)勢，我們如今能夠發(fā)現(xiàn)《瘟疫與人》一書在某些方面所留下的遺憾，例如，它在取材尤其是原始資料的最大化獲取和利用（不僅僅指有關“中國”疫病史的部分）和對所跨學科的知識的最優(yōu)化吸收與體現(xiàn)方面，就是兩個比較顯目的例子。誠然，“最大化”和“最優(yōu)化”始終是一個充滿彈性的指標與任務，不過也正是因為它充滿彈性，這個領域或地帶才需要后人不斷推進，代代積累與超越。
我們用來評量《瘟疫與人》的第二個時間尺度便是自它誕生直至今天的學術史歷程。不可否認，《瘟疫與人》已經啟發(fā)了不止一代、不止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學人，而且很有可能會在將來的時間里繼續(xù)啟發(fā)一代又一代學人。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該著的某些具體觀點可能會被人們修正，某些內容甚至可能會被改寫，某些知識可能會被人們的新認識取代，后人在該領域原始材料的開掘和利用上可能已漸入佳境，對所跨學科的知識與方法的汲取可能會更加優(yōu)化，解釋框架與敘事邏輯可能會更加完滿，但不論如何，《瘟疫與人》仍是我們躋身該領域研究的基點和重要參考。如果說時至今日《瘟疫與人》已不再讓年長的學人感受到昔日的那種“欣喜”“激動”與“震撼”，那么對于未曾與之謀面的年輕學人來說，“欣喜”、“激動”與“震撼”亦不無可能。更何況，該著率先開辟新視角，讓世界歷史上的諸般現(xiàn)象（事件）具有了新的意涵，從而使世界歷史在人們面前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的嘗試與努力，其所帶給人們的影響，很可能會超過它所提出的那些具體的解說與觀點。而這，更會使它在疫病史和世界歷史的學術史上留下醒目的一筆。麥克尼爾開掘出了一條新的學術路徑，而對這條路徑進行拓寬、延長與進一步優(yōu)化的任務，則落在了他身后的代代后來者的肩上。這種開掘與優(yōu)化工作不僅僅存在于疫病史和世界歷史領域，而是同樣發(fā)生在每一個活躍著開拓者與后來者身影的學術地帶。就此而言，麥克尼爾對我們的啟發(fā)和激勵意義，超越了歷史研究的特定一隅和特定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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