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健康和自身發(fā)展的追求，使得疾病的研究成為永恒的話題。1348—1351年席卷歐洲的黑死病，奪去了歐洲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因而，對黑死病的研究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目前通論性著作已碩果累累。但是，大多數(shù)研究并沒有擺脫政治宗教史范疇和地緣中心的思想，主要關注點在于黑死病與西歐政府及教會的互動，且關于疾病本身的性質(zhì)研究仍舊存在諸多爭論。在2004年南丹麥大學中世紀研究中心組織的第28屆座談會上，學者們突破了特定流行病研究的時空限制，全面探討了黑死病的歷史發(fā)展以及瘟疫的社會文化形態(tài)，于2009年以會議論文集的形式展示了會議成果——《與黑死病同在》（Live with The Black Death）該書從社會和經(jīng)濟的角度重新解讀傳統(tǒng)觀點，并且使用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和“資料多元化”的研究策略，為學術界研究黑死病提供了更好的技術手段。
主要學術觀點介紹
《與黑死病同在》系統(tǒng)論述了醫(yī)學社會視野下的黑死病。從源頭說起，闡述了黑死病的起源地、發(fā)病機制、傳播模式（尤其是北歐）、消失原因及對人口、經(jīng)濟和文化造成的影響、社會各階層回應，以及所影響的建筑和藝術在時空上留下的遺跡。
在開篇《瘟疫的出現(xiàn)與消失：仍舊是個謎？》中，彼得·克里斯坦森（Peter Christensen）論述了瘟疫的起源地之爭和瘟疫出現(xiàn)與消失的原因。以18世紀為界，之前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同黑死病起源于“東方的印度”；在18世紀，學界傾向于接受中國起源說；18世紀過后，“中亞理論”則得到支持。且在控制瘟疫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國家檢疫（Quarntine）立法。針對檢疫措施是否有效這一學術爭論，作者認為“檢疫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但這只是當管理不合理的時候”。接著喬治·莫森（Ole Georg Moseng）討論了瘟疫的發(fā)病機制，從歐洲黑鼠的出現(xiàn)、蚤類帶菌者及其適應的氣候、帶菌者的傳染效率三個方面，列舉了多種蚤類和他們生存的可能性，針對現(xiàn)代瘟疫與中世紀瘟疫是否屬同一種疾病的爭論，得出兩種答案：“中世紀瘟疫與現(xiàn)代瘟疫就是相同的疾病”；“不是同一種疾病，如果‘瘟疫發(fā)生在印度’的話”。
對于瘟疫造成的人口學影響和社會經(jīng)濟影響，曼弗雷德·瓦佐爾德（Manfred Vasold）總結道，在1358-1350年瘟疫爆發(fā)期內(nèi)，中歐以及德國大部分鄉(xiāng)村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大部分城市，如慕尼黑（Munich）、奧格斯堡（Augsburg）、紐倫堡（Nuremberg）等并沒有瘟疫出現(xiàn)或者大型埋葬的確切證據(jù)。并且黑死病對德國造成的人口減少也遠未達到1/3之多，這可能是因為：(1)受14世紀中期饑荒的影響；(2)猶太人被害引起的人口減少。作者提出這樣的邏輯順序：“首先是猶太人被殺，然后是鞭笞者運動，接下來才是黑死病流行”；(3)廢棄區(qū)（荒村）出現(xiàn)的人口下降并不代表人口死亡，而可能是人口遷移。除了黑死病所造成人口學意義上的影響外，這場流行病對整個歐洲的經(jīng)濟行為也產(chǎn)生巨大影響。羅伯特·布雷德(Robert Braid)批評了單一性經(jīng)濟行為的分析，對比中世紀經(jīng)濟理論和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原理，反駁了黑死病之后的短暫時間里工資上漲、工人怠工、人口銳減的傳統(tǒng)觀點，他用歷史編纂學的方法闡述了黑死病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得出黑死病之后實際工資水平并沒有大幅度上漲的結論，并提倡我們從精神因素特別是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去關注黑死病對經(jīng)濟行為和消費態(tài)度造成的文化影響。他指出“經(jīng)濟史學家不僅應該整合人類活動對經(jīng)濟的復雜性影響的研究，也要關注短期的現(xiàn)象，特別是通過分析不同社會、政治、經(jīng)濟背景下的經(jīng)濟模式，來觀察經(jīng)濟主體如何對一系列刺激做出反應”。同時，黑死病對社會群體的宗教心理產(chǎn)生的一個重要影響即瘟疫期間的圣徒崇拜，這種虔敬形式反過來也是個體行為或群體意識回應瘟疫爆發(fā)的一種表現(xiàn)。德國基爾大學歷史學者海因里?！ざ嗝窢枺℉einrich Dormeier）研究“瘟疫圣徒(Plague Saints)”，以紐倫堡和呂貝克的圣洛奇教徒崇拜為例，總結出黑死病爆發(fā)期間圣徒崇拜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和社會影響即商業(yè)同盟和平信徒的捐贈。
對黑死病的認知也受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萊夫·桑德加特全面總結了中世紀教會權威、科學家（包括占星學者）、作家甚至普通人思想觀念中的黑死病，以及面對疾病挑戰(zhàn)所做出的各種回應。詩人以神話和隱喻的詩歌描述瘟疫，渲染壓抑的效果；科學家和醫(yī)學者使用占星術與醫(yī)學手段，將黑死病的爆發(fā)歸咎于行星會合、地震和火山爆發(fā)與腐敗的空氣，他們提倡飲食合理、生活整潔，灌腸和放血療法也被推薦使用；普通人則根據(jù)謠言建立認知。官方教會認為黑死病是上帝懲罰人類的后果，并“將瘟疫作為一個契機，重復并強化他們對人類的勸導：懺悔罪惡，過虔誠潔凈的生活”，圣徒作為上帝與普通民眾的調(diào)和者出現(xiàn)了，另一特殊宗教團體即“鞭笞者”因迎合了教會的禁欲主張和普通人接觸上帝的渴望而受到支持。
域的開拓
《與黑死病同在》涉及一些目前黑死病研究較少關注的領域或問題，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社會現(xiàn)實意義，茲列舉其中幾點。
第一，政府檢疫措施的實際效果。
不少學者認為，黑死病能夠被撲滅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瘟疫來臨之后歐洲許多國家當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檢疫、道德立法、制定公共健康法案和社會救濟等。而以往研究傾向于只羅列措施，對措施如檢疫制度所起到的實際效果很少做分析。
關于檢疫的描述眾多，“最早的當屬威尼斯拉古薩于1377年起草的海洋檢疫法……檢疫的目的是防止疾病的進入，而非隔離那些已被感染而生病的人”，后來意大利許多城市效法拉古薩和威尼斯進行檢疫，如“正在威脅皮斯特羅附近地區(qū)的病人應被阻止與皮斯特羅市民交往……否則罰款500便士”等等。事實上檢疫措施在有些國家取得成效，在一些國家卻根本無效，而我們很少去關注檢疫措施是否有效。實際上這一爭論對疾病防御的措施具有現(xiàn)實意義，因為若檢疫無效，即使投入再大的力量也只是勞民傷財。
安德魯·Ｂ.阿普爾比（Andrew B Appleby）是“檢疫并不奏效”觀點的支持者。他指出，瘟疫的消失是因為病原體和黑鼠的變異、營養(yǎng)標準和個人衛(wèi)生的改善、建筑形式的改變，以及人們對疾病免疫力的提升等。檢疫措施其實并沒有在威尼斯和馬賽收到效果，在黑死病之后的幾個世紀里，這些城市仍舊遭受大規(guī)模的瘟疫。針對城鎮(zhèn)當局因為鼠疫的傳染性做出的檢疫措施，阿普爾比認為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進一步的瘟疫爆發(fā)。首先，因為瘟疫是通過鼠類及其身上的蚤類傳播給人的，檢疫措施對通過跳蚤傳播的動物寄生病只能產(chǎn)生很少的影響甚至沒有影響。其次，他舉出實例證明檢疫確實無效。例如：“我記得瘟疫不僅沒有從英格蘭，而且沒有從同時代歐洲所有的國家消失，接下來的1629-1631年肆虐北歐，1647-1652年到西班牙東部和南部，1656-1657進入意大利南部和熱那亞，16世紀60年代侵襲法國、英格蘭和荷蘭的一系列流行病……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徒勞的，威尼斯在建立檢疫所之后，直到1630年的大流行病期間總共遭受了25次瘟疫大流行?！?/p>
1345-1353年黑死病在歐洲的蔓延
然而，阿普爾比的兩點理由并非無懈可擊。首先，阿普爾比認為黑死病是通過鼠類及其跳蚤傳播”，而檢疫是隔離疑似有傳染病的人，似乎此措施無法阻止動物及其宿主的傳播。但是我們?nèi)耘f不能確定中世紀的瘟疫與現(xiàn)代瘟疫是不是一回事。喬治·莫森認為“現(xiàn)代瘟疫（Xenopsyllacheopis）通過黑鼠進行傳播，中世紀的瘟疫可能是通過人蚤傳播，”而印度客蚤的生存溫度相對較高，７℃是其底線，其正常繁殖的溫度達到20℃以上，北歐的溫度低至零下15℃。除了溫度的限制外，約瑟夫·Ｐ.伯恩（Joseph P Bryne）概括了黑死病不是腺鼠疫的觀點：“中世紀人描述的疾病可能不是腺鼠疫；黑死病傳染性和傳播速度都比腺鼠疫強很多；很少有證據(jù)表明，中世紀歐洲存在足夠的或者動物宿主的大量死亡；中世紀疫情在地區(qū)間的傳播速度超過鼠媒的腺鼠疫；已知腺鼠疫的特征無法解釋大瘟疫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呈現(xiàn)毒性降低的現(xiàn)象”。此外，“查勒斯·馬丁、巴克特、伊斯克（Eskey）等學者都支持人蚤在某些條件下可以允許瘟疫直接由人傳播到人這一觀點”。所以限制人的流動很有必要，檢疫也變得很有意義。其次，針對阿普爾比列舉的實例，我們不能僅僅通過瘟疫爆發(fā)的次數(shù)來量化和衡量檢疫的效果。在一些地區(qū)，由于各種原因，比如商業(yè)利益、經(jīng)濟原因以及管理不善等，檢疫不能被有效實施，所以收效甚微。因為檢疫會阻礙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內(nèi)陸地區(qū)的隔離檢疫很難進行管理……它要求一種有效的官僚體制（來確保實施）。衛(wèi)生組織很快又假設了其他的瘟疫（防護）計劃，即對病人的隔離，以及對與病人接觸的那些人的檢疫、醫(yī)藥管理……提供情報監(jiān)督體系的間諜網(wǎng)、封閉醫(yī)院的設計和管理、書信溝通和私人旅游的日常外交策略……”事實上，威尼斯在16世紀50年代制定了詳細的瘟疫防御計劃之后，直到1630年僅僅爆發(fā)了三次較大的瘟疫—1555-1557年瘟疫、1575-1577年瘟疫和1630-1631年瘟疫。馬賽防疫工作失敗的原因部分就是由于經(jīng)濟原因造成檢疫措施的縮水。而且阿普爾比自己也提到“我不是說檢疫在長遠來看并不重要?！睓z疫措施能在以后的瘟疫防御中成為一種強制手段，說明它在控制瘟疫的過程中，確實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況且這種全面的限制本身就涉及整個社會的防御，需要強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支持整個檢疫系統(tǒng)的運行。如果管理不善，又怎能保證整個復雜的系統(tǒng)有效運行？
退一步講，病人和貨物的隔絕與檢疫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疫情的傳播，“因為40天足以讓傳染鏈在任何船只上中斷，總歸聊勝于無。在心理上，有所作為總比冷漠絕望讓人容易接受”。而且，瘟疫的消失不僅僅是通過一種手段就能消失的，需要通過多層次多地區(qū)的聯(lián)合努力，檢疫只是整個防御機制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第二，黑死病之后實際工資水平是否提高。
從邏輯上講，一次大型社會流行病的爆發(fā)所造成的人口急劇下降，如官員死亡、牧師短缺以及普通從業(yè)者的死亡，意味著各個行業(yè)領域內(nèi)勞動力的銳減，這種減少相應地會導致工資上漲?！巴蝗唬r(nóng)業(yè)勞動力和城鎮(zhèn)工人的需求量大增，而且這些人要求支付更高的工資”。這些以往的觀點多從人口理論和現(xiàn)代經(jīng)濟理論的角度分析黑死病之后的工資問題。但也有人認為，黑死病之后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jīng)]有上漲，如“兩年內(nèi)1/3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不過即便如此，認可這些數(shù)據(jù)的作者們也認為瘟疫對中世紀的經(jīng)濟沒有即時的影響。在短期內(nèi)并沒有發(fā)生改變：工資仍維持在最低水平，也就是瘟疫前的水平，物價仍舊居高不下，空白的土地仍舊很快就有了耕作者。僅僅到了13世紀70年代情況才發(fā)生變化，工資上漲……”關于黑死病之后工資上漲的記載很多，但關于實際工資水平是否上漲的問題則少有人研究。這主要是由于資料的缺乏和跨學科實踐的困難，關于實際工資的測定需要大量的數(shù)據(jù)，需要與當時的物價水平進行對比，所以研究起來較困難。但是研究實際工資水平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農(nóng)業(yè)工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對生活的態(tài)度等問題。
在國內(nèi)，關于黑死病之后農(nóng)業(yè)工人工資水平的研究多放在整個工資制度史的范圍內(nèi)，工資水平只是作為研究其他問題的一個前提。王超華的《13—15世紀英格蘭農(nóng)業(yè)工人工資與領主自營地》，對黑死病前后農(nóng)業(yè)工人的工資變化與領主自營地的關系做了詳細探討。指出黑死病之后，勞動力大量喪失，勞役地租削弱，工資勞動者的地位逐漸上升?！叭丝诘耐蝗粶p少，使領主只得采取提高工資的手段來保持勞動力供應”。柴彬的《英國近代早期的勞工工資問題與國家管制》指出黑死病造成勞工工資問題，“當時在英國的廣大農(nóng)村，大量的土地、房舍、家畜都淪為無主之財；同時，由于勞動力奇缺，各地的莊園主被迫大幅提高工資來招募勞役工人，許多原先沒有土地或擁有小塊土地的農(nóng)民以及茅舍農(nóng)等隨之成為依靠工資為生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時常以離開為由來要挾雇主為他們漲工資”。但是文章多著墨國家管制這一主題，只是將工資上漲作為勞工立法的基礎。
而羅伯特·布萊德運用中世紀經(jīng)濟史理論和認知心理學知識，對黑死病之后的社會狀況進行了分析，認為黑死病之后工資確實是增長了，但實際工資水平并沒有上漲。因為黑死病之后歐洲仍舊處于前產(chǎn)業(yè)化時代，我們不能以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學理論來衡量當時的工資水平。首先，從勞動力的供需關系看，黑死病之后雖然人口減少了，但人口減少意味著對基本生活品的需求減少，消費需求的減少反過來又影響生產(chǎn)規(guī)模，生產(chǎn)規(guī)模為了適應較低的產(chǎn)品需求，則需要較少的勞動力，勞動力競爭的減弱則抑制工資的上漲?！昂谒啦〖葰⑺懒诵枨笳撸矚⑺懒斯┙o者，但總的來說短期內(nèi)對某地的物資供給（包括貨幣）沒有影響。而且瘟疫殺死了需要購買某些商品和服務的人，導致對他們的需求和短期價格的下降?！逼浯危绻飪r也在同時上漲，則可能與工資增長相抵消。就如我們現(xiàn)在工資水平上漲了一倍，但物價漲了兩倍，則相對而言，工資水平并未提高，反而下降?！胺▏芤庾R到任何降低工資的嘗試必須依賴于限制物價增長的努力，特別是面包、酒、牛肉、魚、家禽蛋和奶酪”，說明工資水平的測定也需考慮物價上漲的速度。最后，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可能歸結于黑死病之后的勞動法規(guī)。1349年瘟疫過后，愛德華三世頒發(fā)了《勞工法令》（Ordinance of Laborers），規(guī)定合理的工資水平，限制其過分增長。同時政府的法令往往也伴隨著限價政策，“卡斯蒂利亞國王在1351年也試圖控制工資與物價，直到1369年仍舊在修改這些法規(guī)?！边@說明物價也在飆升，其增長幅度與物價增長速度仍舊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以測算實際工資是否真正上漲。
第三，對北歐地區(qū)的黑死病研究。
北歐國家的黑死病研究較少受到國內(nèi)外學者關注，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留下來的資料較少，“丹麥檔案只有一小部分來自中世紀官方文書，可能沒有像中世紀西歐其他國家一樣較多地保留（有豐富的年代紀資料）。不管是由于君主專制政治———戰(zhàn)爭、火災或者其他事故導致官方文書的失傳，還是由于丹麥中世紀權威當局長期以來比其他地方更多地使用口頭文書”。
因此研究主要借助于其編年史、捐贈書信、土地登記冊、墓碑等直接資料，以及家庭稅簿、官方文書與許可證等間接資料。如詹森·米達爾（Janken Myrdal）根據(jù)1349—1350年歐洲北部的黑死病年代記表格，總結出挪威、丹麥中部等城市曾受到侵襲，而瑞典受到的影響較小。同時關于捐贈和埋葬的死亡記錄，可以揭示出歐洲北部的黑死病主要發(fā)生在夏末和秋初，并且“比起鄉(xiāng)村民眾和神職人員，城鎮(zhèn)居民和修道士的死亡率更高”。拉爾斯·比斯加特依據(jù)捐贈契約、病人遺囑、國王旅游記錄研究丹麥1360—1500年的瘟疫模式：“一些丹麥行會在1495—1496年重新確立了他們的行會章程，這也可以作為瘟疫的一個標志?！逼涓鶕?jù)1360—1449年每十年甚至每年捐贈契約的數(shù)據(jù)分布判斷丹麥瘟疫所發(fā)生的具體年份，而依據(jù)教會的訃告和臨終彌撒，則反推瘟疫的傳播狀況?？椎律芯?7世紀丹麥瘟疫的流行進程，通過土地數(shù)量來估計當?shù)厝丝?，再通過人口數(shù)量來計算死亡率，以測量瘟疫的傳播情況。同時大量的埋葬記錄也被作為瘟疫死亡率的證據(jù)。
同時，留存下來的藝術和建筑在時空上相對穩(wěn)定，也可以作為研究斯堪的納維亞地區(qū)黑死病情況的輔助資料。艾比·尼伯格（Ebbe Nyborg）從考古學角度研究14世紀的建筑遺跡，他指出黑死病之后的半個世紀里建筑活動的減少或中止，不僅僅歸因于瘟疫及其帶來的資源和勞動力缺乏問題，還歸咎于某些災難，如火災地震、國王征服與劫掠和設計者的不切實際等。而以死亡為主題的繪畫文化也并非黑死病的獨特產(chǎn)物，它可能會追溯到“13世紀的神秘主義和與耶穌受難于十字架形象相一致的苦修主義”，到14世紀期間，這種死亡文化發(fā)展為一種以“罪感文化”為特征的藝術形式；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種死亡藝術直到16世紀才被人所知，這也表明黑死病在時空上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放大200倍的鼠疫桿菌 新的研究路徑與方法
本書不僅從醫(yī)學機制和社會文化層面研究了特定時代的黑死病，同時也運用多層次、多維度、多學科的綜合分析方法，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瘟疫的新思路。
第一，“資料多元化”的研究策略。
對于年代紀資料并不豐富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瘟疫研究更多需借助上面所提到的邊緣性資料（如捐贈、遺囑、碑文、家庭稅簿、書信、許可證、訴訟等）。“特定年代的遺囑可能被解釋為當時社會是否受異常流行病侵襲的標志”，根據(jù)官方書信的發(fā)布地也可以辨別瘟疫的地理分布，而根據(jù)碑文則可以判斷受難者的身份及具體死亡日期，對教會捐贈的觀察有助于我們研究人們面對流行病的宗教態(tài)度和社會心理，另外稅簿反映瘟疫期間的人口和政府的經(jīng)濟回應，而許可證與訴訟則映照出瘟疫時期的社會秩序。更有趣的是，“流行病可能與國王和女王去羅馬的旅游（分別在1474年和1475年）有關。某種程度上，它意味著國王在國外更安全……”但也需謹慎對待這些資料，因為在瘟疫時代，捐贈和遺囑往往在主人死之前很久就被擬出，這些文書是私人物件，具有很強的個人主觀性，遺囑和捐贈的內(nèi)容可以被隨意理解。而且“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即所涉及的遺囑通常沒有確切的日期”。稅簿往往容易因人口的流動而失準，藝術和建筑遺跡所揭示的社會化問題是否具有代表性也需要仔細斟酌。
第二，“方法多樣化”的研究手段。
歷史上的瘟疫如果僅靠醫(yī)學實驗的手段，恐難得出特定時代疾病的本質(zhì)；若僅靠歷史學的史料編纂技術，更難通過疾病來分析社會狀況。因此需要借助多種方法綜合研究疾病的本原和映射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本書運用集體傳記學、統(tǒng)計模型等多種方法，研究黑死病期間的特殊社會群體、死亡率、鼠類種群的規(guī)模數(shù)量以及流行病之間的相互作用等問題。這里僅以集體傳記學為例。
“集體傳記學是指通過對歷史中一群人的生活的研究，對之共同的背景特征的探索。它采用的方法是：先確定一個要研究的范圍，然后提出一組相同的問題，如關于生卒、婚姻與家庭、社會出身和繼承的經(jīng)濟地位、居住地、個人財富的數(shù)量與來源、職業(yè)、宗教信仰、任職經(jīng)歷等。通過對這些范圍中個人之各種類型信息的并列與組合，通過對重要變量的考察，所要研究的既包括這些變量內(nèi)在的關聯(lián)，也包括它們與其他行為或者行為方式的聯(lián)系。”對于疾病的研究，集體傳記學關注的問題超越了對病理機制、死亡率等描述內(nèi)容的研究，更加關注群體之間相互行為的分析。利用這種方法，可以研究瘟疫過程中出現(xiàn)的特定群體，如圣徒和農(nóng)民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狀況、牧師的情況等；利用這種方法，可以“追蹤一個人死亡期間的某些信息，來粗略估計更多人的死亡時間”；利用這種方法，可以根據(jù)一小組神職人員的活動，來判斷所在地區(qū)神職人員群體的社會活動與相互關系。為了進行相對準確的研究，我們運用集體傳記學方法的時候應注意所選取的群體是否具有代表性，所使用的文獻資料是否豐富翔實。
第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動物考古學(Archaeozoology)主要研究的是：古代存在于各個地區(qū)的動物種類；復原當時的自然環(huán)境；探索古代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以及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在鼠疫的研究中，通過考古學和生物學的手段測量研究地區(qū)的鼠類及其宿主的生存條件，確定特定年代的鼠群生長環(huán)境，進而幫助我們研究在處理鼠疫的過程中人的社會活動。同樣，樹木年代學是對樹木年輪年代的研究，其原理是樹木樹干的形成層每年都有生長活動，根據(jù)年輪的數(shù)目可以推測樹木年代，而根據(jù)年輪的寬窄則可以推測當時的生態(tài)氣候。在已經(jīng)過去很久的流行病研究中，其意義在于確定樹木的年代、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的氣候生態(tài)以及建筑活動等，繼而判斷流行病是否侵襲過某地、什么時候入侵以及病菌與當時的氣候是否相適應等問題。心理學對疾病研究也作用甚大，通過社會心理學可以研究人們對重大疾病的社會心理壓力和生產(chǎn)生活態(tài)度，而認知心理學輔助我們理解流行病期間的特殊經(jīng)濟行為、其過程和針對環(huán)境刺激所做的適應。
結語
可以發(fā)現(xiàn)，《與黑死病同在》一書在內(nèi)容上既有繼承亦有突破，研究方法跨學科、多角度?？傮w上文集研究呈現(xiàn)以下特點：
第一，“開拓性”的歷史地位。
21世紀伊始，針對西方黑死病開展的全面研究已經(jīng)呈現(xiàn)繁榮景象，此次會議一方面是對黑死病研究集大成者觀點的繼承，例如黑死病的成因研究，喬治?莫森繼承了喬治·本尼迪克特所提出鼠類身上的跳蚤是黑死病的成因一說，并討論了多種蚤類及其生存的可能性；詹森·米達爾和孔德森等人則繼承了科恩的傳染病理論，即黑死病與19世紀的腺鼠疫已不是同一種疾病了，并且添加了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新材料來支持這種理論。另一方面是空間上的開拓性研究。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西歐，認為黑死病發(fā)難于南部意大利，到英國影響達到最大，結束于氣候寒冷的北歐，但學界對北歐關注甚少。本次座談會對中北歐瘟疫進行專題討論，例如瓦佐爾德和米達爾分別對1348—1350年中歐與1349—1350年北歐的黑死病進行了繼承性研究，而比斯加特和孔德森則比較了14世紀和19世紀丹麥的瘟疫傳播模式與進程，其意義在于在黑死病全面性研究的大背景下，更能體現(xiàn)研究的完整性，也為歷史學家繼續(xù)研究黑死病提供一個出路
第二，長時段的比較意識。
關于1348—1351年的黑死病，學界研究資料已汗牛充棟，而19世紀的現(xiàn)代腺鼠疫已經(jīng)被醫(yī)學家和史學家所熟悉，但將大流行病放在歷史長時段的背景下進行比較則較少受人關注。喬治·莫森從氣候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反思19世紀90年代的瘟疫，與克里斯坦森所研究的中世紀黑死病進行對比。莫森指出：“依賴現(xiàn)代瘟疫動態(tài)學的基本概念，去區(qū)別歐洲中世紀后期和現(xiàn)代早期的流行病，是醫(yī)學史家必須面臨的挑戰(zhàn)”。研究北歐的學者們相繼列出數(shù)據(jù)，以分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黑死病的歷史變遷，不僅將各個時段瘟疫的本質(zhì)、傳播方式進行比較分析，也關注同一時段內(nèi)瘟疫的社會視角，如黑死病和后來瘟疫的流行病學、人口學和經(jīng)濟學影響，而建筑物和繪畫藝術則是其長時期影響的產(chǎn)物。對黑死病的研究不僅針對疾病的本質(zhì)及其社會影響，更要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fā)揮起來，比斯加特列舉了中世紀社會各方面對瘟疫的多種思考、解釋和回應，注重“人”的歷史意識。
由此可見，我們在研究黑死病的時候，應該把疾病置于社會文化的視野下，分析瘟疫對社會、經(jīng)濟生活造成的歷史影響以及對現(xiàn)世的借鑒作用。同時，在研究疾病時，也應具有人文關懷意識，立足當下的醫(yī)學社會，關懷人類終極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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