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淚碑的反諷

流民，往往與饑荒與瘟疫相伴為伍，流民中發(fā)生瘟疫也不足為奇。但明成化六年辛卯至七年壬辰間（1470-1471），湖廣荊襄地帶為遷移流民而人為造成的瘟疫流行，卻是一起十足的人禍。流民與明代的戶籍制度相始終，既有流離失所的流民，也有定居多年，卻沒有黃冊子相隨的“流民”。當(dāng)時荊襄地帶的流民，也是這兩類的集合。雖然魚龍混雜，地方上有所不便，但似乎未至生亂。這時來了一位巡撫，卻掀起了一場大風(fēng)暴。這位巡撫叫楊璿，正統(tǒng)四年己未（1439）進(jìn)士，也是一位老資歷的官員了。但楊巡撫首先考慮到的是自己的仕途，對流民問題，作了危言聳聽的匯報。

薛應(yīng)旂《憲章錄》

首先這是個錯誤的建言，因為流民中，有很多是從洪武時期就遷移而來、甚至繁衍到了第三代的移民。但很不幸，這個錯誤建言沒有在上報過程中得到質(zhì)疑，反而獲得了巡按御史薛承學(xué)的附和，回饋到地方后，又得到湖廣布政使司執(zhí)政官員的附和（明薛應(yīng)旂《憲章錄》卷三十三）。歷史在總結(jié)時，大家發(fā)現(xiàn)原來有許多暫停鍵可按，而在進(jìn)行中時，卻仿佛只有快進(jìn)鍵。于是一項大規(guī)模的流民清除行動開始了。

當(dāng)時的行動分兩種形式，一是派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wù)，平定劉千斤的余黨李胡子等作亂的流民；二是巡撫楊璿主導(dǎo)，將無戶籍者一律遣返歸鄉(xiāng)或戍邊。第一項軍事行動，本來捉拿了為首者，以及一些頭目后，也可中止的，但擴大化到了良善平民：“有流民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yè)，多聽撫當(dāng)差，生子及孫，未及為惡者。兵刃加之，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十八）軍事行動濫殺無辜有所難免，但人數(shù)也太多了點。第二項行政強制遷移，雖然也是惡政，但總不至于死人吧，然而，非常不幸，這次死的人比軍事行動還多，因為途中發(fā)生了瘟疫。

黃光昇《昭代典則》

明戴冠《濯纓亭筆記》記載了這次瘟疫：“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荊襄，恐流民為變累己，因為危言以動朝廷……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寢處，氣相蒸郁，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jì)，棄尸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卷一）遣發(fā)流民，包括已定居三代以上的家族，可見是實行一刀切的懶政，只要沒有原始戶籍的，一律遣返。而夏天舟舍狹窄，人群密集，導(dǎo)致了毀滅性的疫病傳播。說遺棄在水中的尸體都阻塞了航道，不知是否夸張，但“哀號之聲動天地”的悲楚，當(dāng)是隔著故紙堆也能打擊到人的真切感受。

萬斯同《明史稿》有楊璿傳，說他處置荊襄流民，“留者著籍，去者資遣之”，即隨移民之愿，留的人給戶籍，去的人給盤纏。這是區(qū)畫有方，文明有序的景象（卷二百三十）。殊不知這是史家慣用的筆法，為人作傳，只要不是悖逆大奸，一般都說好話，但會在他文中有所補充表述。同稿《食貨志》：“項忠、楊璿先后為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暍死疫斃不可勝紀(jì)?！保ā睹魇犯濉肪砭攀┻@就記了兩位官員造成的枉殺與冤死。

但這次荊襄流民的滅頂之災(zāi)，最后卻成了官員的德政碑，不可思議的是，作者還是湖廣人，天順元年丁丑狀元黎淳，時任翰林院左庶子?！镀角G襄碑》錄在其所著《黎文僖公集》卷九，據(jù)稱，他是在回鄉(xiāng)時，受官長、師友、鄉(xiāng)鄰之托，誠摯地為巡撫、總督等官員頌平荊襄之功：“總督公之雄才，總?cè)止伤?，巡撫公之力贊，就此大功，敢以碑文請?！薄稜钤獔D考》記有這位黎狀元不入妓館的佚事，說他“性淳厚，不事游冶”。作碑文時的黎狀元四十八歲，已不年輕，當(dāng)然不能稱幼稚，或許形容他性格的“淳厚”，其實是“冥頑”的美飾之詞。此碑文雖錄在文集中，但《明史稿》《明史》絕口不提，因為在當(dāng)時，這碑文就被人諷為當(dāng)代“墮淚碑”了?！跺t亭筆記》：“時有作‘大明平荊襄碑’以紀(jì)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問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情則異矣?！泵魅搜?yīng)旂《憲章錄》、黃光昇《昭代典則》等，也都載此“墮淚碑”說法。無辜慘死者眾的悲劇，刻成德政碑，也只能是“墮淚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