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集外文的成因與讀法

《周作人集外文》，陳子善、趙國忠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1760頁，268.00元

一、竹頭木屑的微光

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覺得有損于他現(xiàn)在的尊嚴，魯迅《集外集》（楊霽云編，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35年）自序如是說。但魯迅的態(tài)度更坦然，對自家“少作”，“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在他看來，那些露屁股、銜手指的照相，雖惹人發(fā)笑，“自有嬰年的天真”。

保留“嬰年”的天真——文字及思想的天真，是魯迅在《吶喊》《熱風》《華蓋集》《彷徨》之后，回頭來編《墳》的用意。將此前未入集的文字，視為往昔生活的痕跡，亦即年青時代的夢影，明知是“糟粕”，卻不忍遺棄，把它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

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軌跡高度重合，但在周作人自編文集中，卻沒有與《墳》相對應(yīng)的集子。無意“造墳”的周作人會如何看待后人編輯的這三冊《集外文》？是將其視為露屁股、銜手指的兒時寫真，呵呵一笑；還是能從中尋出“乳犢不怕虎”的勇猛與天真？如果說“自編文集”是周作人有意留給后世子孫看的定妝照，從這三冊集外文中我們又能看到一個怎樣的周作人？

所謂“集外文”只是一個含混的統(tǒng)稱，需要進而分疏各自的成因。如魯迅《集外集》序所言，有的遺漏是因為沒存底稿，也有故意刪掉的，或因為看上去好像抄譯，無從確證；或“因為不過對于一人，一時的事，和大局無關(guān)，情隨事遷，無須再錄”；或“因為本不過開玩笑，或出于暫時的誤解，幾天之后，便無意義，不必留存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成因，大體不出魯迅所說的范圍。有的緣于無意的散佚、自然的忘卻；有的則出于故意的刪削、主動的遺忘。這兩類中更耐人尋味的是“有意為之”的集外文。需要進一步追問，作者將此文置于“自編文集”之外的主客觀原因，包括潛意識的作用。

周作人在編訂文集時，偶爾會在序言中對這一時期未入集的文章略作交代。如《自己的園地》1923年晨報社版序，稱結(jié)集的目的“只想表現(xiàn)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把近兩年的文章都收錄在內(nèi)，“除了許多風刺的‘雜感’以及不愜意的一兩篇論文”。在1928年北新書局版《談虎集》序中，對故意刪削之文，周作人有更詳細的說明。不同于以文藝批評為主的《談龍集》，《談虎集》收錄的是1919-1927年間周作人“關(guān)于一切人事的評論”。周氏自稱這類文字的總數(shù)約在二百篇以上，而《談虎集》只收錄了一百三十二篇，被他刪去的文字：

小半是過了時的，大半是涉及個人的議論；我也曾想拿來另編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壇”上的一點戰(zhàn)功，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的紳士氣（我原是一個中庸主義者）到底還是頗深，覺得這樣做未必太自輕賤，所以決意模仿孔仲尼筆削的故事，而曾經(jīng)廣告過的《真談虎集》于是也成為有目無書了。（《談虎集》序）

“集外文”固然是“自編文集”的剩余物，但從剩余物中正可窺見周作人急于擺脫的他者——自我中的他者。當我們復(fù)原、打開這些“隱藏文件”，與同時期的自編文集對讀，不難發(fā)現(xiàn)周作人對自我形象的管理如何影響了同時代人及后來者對他的認識。在進行分期討論前，不妨引入兩個周氏發(fā)明的概念來說明“集外文”作為剩余物的價值。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晨報社版序中，引法郎士的話：

他們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們有所愛，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筆尖下留下了他們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這個，那庸人的心的確即是一個驚異。

“庸人的心”有別于尼采式的天才，或中國人崇拜之英雄，象征著周作人趨向“凡人”的自覺。集外文固然是一地散碎的文辭，從這些“竹頭木屑”的微光中，我們可以觸摸到那顆“庸人的心”。1930年代周作人提出“藥中存性”的譬喻，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集外文的價值。所謂“藥中存性”本指一種煅藥手法，使藥材除去不要的分子仍不失其本性。從這些蕪雜的、“閱后即焚”的集外文中，或可窺見周作人文章的本色及做人的本色。

周作人

二、纏斗之文，期于速朽

周作人集外文以1917年文學革命與1945年被捕入獄為界，可分為三階段。文學革命以前，包括清季留學日本及回國后在故鄉(xiāng)紹興的寫作，姑且名為早期集外文。早期集外文中有分量的文字，不論篇幅長短，如《中國人之愛國》（1907）、《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1908）、《哀弦篇》（1908）、《小說與社會》（1914）等，從中能看出周作人在晚清種族革命思潮影響下，經(jīng)由日本這一中轉(zhuǎn)站汲取西學資源所形成的文學觀與民族國家觀。對周作人留日時期的寫作（文學翻譯與創(chuàng)作暫且不論），如《哀弦篇》之類，應(yīng)仿效日本學者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的方法，追尋其材料來源，并將源文本的理路與周氏自身的文脈相對勘，弄清譯、述、論之間的關(guān)系，考察周作人當時的思想構(gòu)造。這類問題需專文處理，無法在此處展開。

文學革命以后，至1945年以前的集外文，總體而言，是“纏斗”之文、“即物”之文、“放蕩”之文，因而是期于“速朽”之文。此類文字是從生命淤泥中生出的雜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魯迅《野草·題辭》），吸取污濁的時代空氣，牢牢附著于對手與瑣事上，決非傳世之文，實乃警世之言。

放蕩其文，謹重其行，是周作人欣賞的作風。集外文中不全是清醒的戰(zhàn)斗，也有“醉漢的歌”。周作人曾說每個人心頭都住著兩個鬼，一個紳士鬼，一個流氓鬼。這是一種雙頭政治，兩個鬼的意見往往不統(tǒng)一，他則像一個鐘擺搖蕩于其間。有時候流氓鬼占優(yōu)勢，周作人便隨他去十字街頭彷徨，酗酒、斗毆、辱罵，無所不為，儼然是一個精神上的無賴，或謂之“破腳骨”。當跟隨流氓鬼四處撒野時，紳士鬼又會冒出來呵斥他，命他擺出正人君子的做派。泛覽1917-1945年間的集外文，流氓鬼的勢力絕對占上風，因紳士鬼大都被安置于“自編文集”內(nèi)。

集外文中少有周氏典型的閑適文章，大多掩不住正義的火氣，或尖刻的紹興師爺氣。用周作人的話說，“里面都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雨天的書》自序二）。只是周作人的“匪氣”與“匪筆”，時常被自身的紳士鬼壓抑著，或被過分“老實”的讀者誤解。閑適小品的標簽一旦被貼上，連作者自己也揭不下來。周氏屢言，平淡雖是他追慕的文章境地，但自家文章的好處，卻在未能平淡閑適處：

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zhèn)定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雨天的書》自序二）

日趨粗糙、荒蕪的心境，折射出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大時代；被紳士鬼的外衣遮掩的，那些不夠平和沖淡的文字中，更存有時代的眉目。

集外文中不乏“纏斗”之文，周作人與魯迅一樣深諳“罵”的藝術(shù)?！墩撜Z》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北恢苁咸蕹鲎跃幬募?，即包括此類“不可與言”卻偏要與之言的筆墨官司。周作人謂打架也是一種人生之消遣，且容易上癮，如嗜痂之癖。名士打架給看客消遣之資，打架者自身的形象未必好看（《關(guān)于寫文章之二》）。周作人不忌諱此類不好看的“纏斗”之文，火氣上來了，赤膊上陣，明知難免出乖露丑，也要痛打落水狗，毫不吝惜筆墨。只是不愿意把纏斗時不夠優(yōu)雅的姿態(tài)定格在自家文集中。

三、與魯迅及魯迅風的剝離

將集外文與同時期的自編文集對讀，非但能看出周作人對自我形象的塑造，更明顯的感覺是他在不斷驅(qū)逐自我中的他者。與周作人糾葛最深的他者，無疑是兄長魯迅。這里不涉及周氏兄弟失和的隱曲，只想觀察兄弟失和事件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倒影。

最醒目的表征是1922年周作人為魯迅《阿Q正傳》寫的批評。文中的一些斷語，如阿Q是中國一切的“譜”的結(jié)晶，是一個民族的類型，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皆非外人所能一語道破的真相。這篇文章原載1922年3月19日《晨報副鐫》，是周作人“自己的園地”這一系列“文藝談”的第八篇。據(jù)周氏晚年回憶，此文“當時經(jīng)魯迅自己看過，大抵得到他的承認的”，“本來也已收在文集里，作為晨報社叢書發(fā)行了，但為避嫌計也在第二版時抽了出來，不敢再印”（《魯迅的青年時代》附錄《關(guān)于〈阿Q正傳〉》引言，1957年）。目前所見《自己的園地》作為晨報社叢書第十一種，于1923年8月30日印刷，9月20日出版，同年10月10日再版，均未收錄對《阿Q正傳》的批評，與周氏晚年回憶不盡吻合，有待考證（承止庵先生提示）。

兄弟失和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隱性表征頗多，僅舉一例，如1922年底周作人應(yīng)錢玄同之邀，為《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撰文，卻未收入自編文集。周作人并非漢字革命軍的主力，他認為“游魂”的力量比活人的更強，因此漢字革命可能無限延期。周作人主張漢字改革不是專替不識字的“小民”設(shè)法，而是為了“我們”，為了孩子。《漢字改革的我見》未收入自編文集，或是因為“魯迅風”的結(jié)尾：

兌默耳（Dehmel，筆者注：德國詩人）的詩里說：“不要像他，不要像他!”我們回憶自己的覆轍，不得不為子女計，去尋求新的道路。這就是《狂人日記》里的“救救孩子……”的心情，——然而在為傳統(tǒng)而生存的人們，這個能夠理解么？……

文學革命以后周作人的集外文，除新詩、演講稿、藏書題識，文體上更接近魯迅的雜文，而非苦雨齋小品文。“尊閑話而重隨感”，是1920年代周作人集外文的主要特色。比如《晨報副鐫》上署名“荊生”“陶然”的雜感，及1926-1927年間刊于《語絲》的“閑話”與“隨感錄”。后者是與現(xiàn)代評論派對壘的產(chǎn)物，周作人戲仿陳源的“西瀅閑話”，自命為語絲社“閑話部”主任，“以魚目之混，為狗尾之續(xù)”。后又易名為“隨感錄”，專登“不倫不類”之文，就正于淑女紳士。

周作人主持的“閑話部”及“隨感錄”，符合語絲社的宗旨：有所不為，無所不談?！半S感錄”之名，起于《新青年》。周氏兄弟曾是《新青年》隨感錄的臺柱?！缎虑嗄辍方怏w后，周作人重啟“隨感錄”之名，意在接續(xù)“五四”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傳統(tǒng)。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際，周作人以“語絲社收發(fā)處處長兼前閑話部主任、現(xiàn)任隨感錄編修”的名義發(fā)布公告，呼吁拋棄革命的文學青年，“改心”研究禮教，效忠閑話。隨感錄的題材，不拘古今中外，周作人感興趣的仍是：“吃人禮教，究竟用什么齒牙；覺世經(jīng)書，到底是如何面目。”（《布告第三號》）這些“不倫不類”的隨感與閑話，終被放逐于周作人自編文集之外，除了時過境遷的原因，未嘗不是與魯迅及魯迅風的自覺切割。

魯迅

四、執(zhí)拗的低音

周作人集外文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一些議題：如思想自由、禮教吃人、男男女女，構(gòu)成了他與大時代不盡合拍的“執(zhí)拗的低音”。如1922年的一組集外文：《古今中外派》《擁護宗教的嫌疑》《信教自由的討論》《思想壓迫的黎明》，寫在非基督教運動的背景下，出于周作人對“取締思想”的憂慮。他相信干涉信仰，利用社會輿論制裁不同意見者，是取締思想自由的開端。周氏希望下一世代的青年能放開眼界，擴大心胸，成為真的“古今中外派”。又如寫于1925年的《鬼的叫賣》《鬼的貨色》《人的叫賣》，則用曲筆批評禮教吃人。在他看來，吃了人肉做忠義之民，是中國禮教的象征。

集外文中最見出周氏個人關(guān)切的話題是男男女女，即兩性間的糾葛。在關(guān)乎男女的議題上，周作人有超乎常人的敏感，源自他對性史及性道德的長期關(guān)注。如《一角錢的離婚》（1923年）這則短文，從離婚廣告中窺見現(xiàn)代中國婚姻觀念的遽變。離婚廣告登在報紙分類廣告欄里，一方寸以內(nèi)，五號字大小，共計四十九字，每日大洋一毛，只登一天了事，所以廣告費總共一角錢。離婚這一人生的大關(guān)目，卻只花一角錢，登一天小廣告就草草收場，周作人以為這是極可注意的現(xiàn)象，由此掂量出婚姻在世人心中的輕重。近代文史研究者無不知利用報刊材料，卻少有人留意報上五花八門的分類廣告，從中洞悉世態(tài)人心的微妙變化。

周作人以為離婚是男女關(guān)系上一種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禮教和習慣的破壞；兩性關(guān)系是世間最私密的事，自有其絕大的理由，無須再有堂皇的口實。在周作人的婚姻觀中，遷就比自由更重要，如不愿遷就，只好預(yù)備犧牲，但犧牲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離婚與結(jié)婚》）。在此次新收的集外文《討論“戀愛難題”的第四封信》里，周作人承認自己“重肉”的主張，因小我的生存“第一系于肉體”，故不敢輕視肉體及與之相關(guān)的作用和現(xiàn)象。見了異性，不免感到“性的牽引”，這不過是性意識的自然活動。在靈肉問題上，即便新文化人亦難得有如此坦誠的剖白。

據(jù)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凡例第三條，周作人“因職務(wù)行為”所作的各種公文、演講、講話、事務(wù)性的通知，概不收錄。因此還有《集外文》之集外文，即周作人事偽時期的“官樣文章”。這批未入集的“官樣文章”，是周作人“落水”后以偽教育督辦的身份，在公開場合發(fā)表的各種言論，散見于日偽背景的報刊雜志上，大體分為兩類：一類出自他人代筆，周作人照本宣科，充當敵偽意識形態(tài)的傳聲筒；另一類則是官方意識形態(tài)與周作人思想的混合物，在“應(yīng)酬話”中羼入個人主張。這類夾帶“私貨”的應(yīng)酬文章，既不同于留聲機式的發(fā)言，亦有別于收入文集，預(yù)備給后世子孫看的正經(jīng)文章，時常會冒出“串話”（cross-talk）的狀況。借助此類“假公濟私”的官樣文章，或可重構(gòu)知堂文集中被凈化處理的正經(jīng)文章與當時言論場的隱秘關(guān)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