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寶評《梅冷生師友書札》：不意此札有鄭箋

《梅冷生師友書札》，盧禮陽編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90頁，78.00元

“此札”是指盧禮陽編注的《梅冷生師友書札》。在日記、書信整理出版的熱潮中，《梅冷生師友書札》似乎有泯然眾書之虞。然此書的箋注考釋，也頗有可觀之處，值得拈出其精彩看點。

梅冷生

所謂“有泯然眾書之虞”，是因為梅冷生并非著名人物，其師友書札的價值和文采，未必能引起一般讀者的閱讀興趣。當然，也不完全是“非著名”，梅冷生（1895-1976）在溫州還是非常知名的。1920年代，他發(fā)起組織了地方性的文學團體慎社、甌社，同學少年，意氣風發(fā)，名動一時，所以夏承燾稱其“才能又足領袖一鄉(xiāng)”。1935年浙江省第三特區(qū)（永嘉區(qū)）征輯鄉(xiāng)先哲遺著委員會成立，梅冷生擔任委員、總務兼印行股主任，深得前輩劉紹寬、劉景晨等人的信任。1941年起任籀園圖書館館長，1949年后又續(xù)任溫州市圖書館館長，改弦易調(diào)之際，梅冷生一直深得各界推重。作為溫州學界的中心人物，梅冷生師友的往來書札，自能反映梅氏一生的為人處事，足以概見溫州的人事代謝和時代風云，亦可提供民國溫州學術史的生動細節(jié)。這樣的史料價值，也正是近來名人學者的日記、書信備受青睞的原因。

可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梅冷生僅為一地方圖書館館長，所歷秘辛固不如政治明星豐富，所以《梅冷生師友書札》的史料價值自然不如《汪康年師友書札》《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等書。梅冷生也不如好友夏承燾、夏鼐更具全國性影響，其師友也未必盡皆用心修辭，文字清麗可讀當不如《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等文學名家的書信。加上本書又非專題書札，學術性上也不如《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lián)陞往來書札》《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冰繭庵論學書札》等。更嚴重的是，書信的存佚具有偶然性，此信彼札往往不相連屬，而且書信往來雙方所共喻者則不必細述，東鱗西爪，言近旨遠，化俗為雅，當事人默會于心，而后世讀者如墜五里霧中，因此可讀性就大打折扣了。

提供背景資料，應該是書信整理評注的基本要求。該書編注者盧禮陽的箋注考釋，成績相當可喜?；A性的注釋包括考定書信寫作的時間和相關人物的生平。編注者利用夏承燾、夏鼐、張棡、符璋、劉紹寬、劉祝群等人的日記，前后排比聯(lián)絡，大多能考定書信的寫作時間，偶有不能確定者，也不強作解人，如《徐寄庼復梅冷生》中提到《岐海瑣譚集》一書，盧禮陽根據(jù)該書的出版時間而考定此函作于1936年，但此函末所署時間為“十七”，則注云：“十七，十月七日，還是某月十七日，難以判定?！?/p>

補充書札所涉及的人物生平資料，最難得的是“詳盡”。當時溫州重要學者、官員、名人以及與梅冷生朋友關系較明確者自不待言，即使書信中偶一提及者，也必有交待。如夏承燾來信中提及“止水”，注釋說：“止水，姓游，名長齡，系作者妻舅，長期供職于溫州教育界。梅冷生打退堂鼓，擬以其為接任人?！碑斎灰灿袔孜淮_實查無此人的情況，如《夏承燾與梅冷生》第十二通提及“虞寬”，注釋說“虞寬，未詳”，但馬上引了《天風閣日記》提及此人的內(nèi)容。事實上全書注以“未詳”的人物寥寥可數(shù)，因為書信中有時僅提及其人的姓氏或略稱等，實在難以索解，可惜書后未能附以“人名表”以便讀者索引，也以便讀者了解此項工作的價值。

注釋最有助讀者的，則是交待書信中所涉及事件的前因后果。如《宋慈抱與梅冷生》第二、三兩通主要是1920年宋慈抱向梅冷生求援的事，他請梅冷生幫助自己謀求籀園圖書館館長一職。此兩函的注釋，首先說明了關于籀園圖書館館長人事上的背景，時年六十九歲的王毓英老館長欲辭職，宋慈抱聞風而動，結果知事汪楚生并未接受王的辭職，宋慈抱謀職未遂。至王毓英故于任上、嚴琴隱接掌圖書館旋遭罷免，宋慈抱再次活動，謀求館長不成，退而求其次為“會辦”，卻遭各界強力反對，宋慈抱又一次與圖書館失之交臂。這些注釋生動地呈現(xiàn)了《兩浙著述考》作者生計窘迫、求職失意的一面，讀來令人低回不已。上述三項，雖然是基礎性的注釋，但跟同類著作相較，本書做得更為扎實、全面。

我還要鄭重指出，盧禮陽的評注，結合不同時代的來信去札，似有拼出一部梅冷生別傳的意味。全書共收錄書札兩百零八通，其中梅冷生本人致師友僅十七通，僅以此數(shù)如何能連綴以成別傳呢？錢穆曾說：“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梅冷生的真生命，在《梅冷生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中其實未能完全展示，而這批師友書札經(jīng)過盧禮陽的箋釋，反倒能彰顯一二。

涉及圖書事務諸札的注釋，最能彰顯梅冷生對圖書事業(yè)的熱愛。梅冷生不是從任圖書館館長才開始關注、收集、整理鄉(xiāng)邦文獻的，1935年《趙柏庼致梅冷生》第二通有“天一閣捐款，移寫郡志，鈔費七十金”等語，經(jīng)過盧禮陽的注釋，可知當時溫州學人收集圖書的一種方式，他們請在寧波當教員的趙氏，去天一閣抄寫弘治、嘉靖兩版《溫州府志》和《樂清縣志》，而梅冷生則在溫州向各界募捐落實經(jīng)費，盡顯其長袖善舞的一面。而且這一注釋，分別從劉紹寬和張棡日記相關記錄入手，指出這個鈔費有數(shù)目上的出入，抽絲剝繭，引人入勝，讀此書者萬勿放過此節(jié)。至于任館長以來，與各地藏書機構交換復本，梅冷生的往來書札常有書單明細，注釋的重心則轉(zhuǎn)到記錄這些書籍后來的收藏、整理以及出版情況。到了1950年代，溫州舊家大族之藏書事業(yè)跌到低谷，唯有圖書館尚有力挽狂瀾、魯陽揮戈的資格?！吨泄矞刂莸匚麄鞑繌兔防渖芬缓?951年1月12日晚發(fā)出，盧禮陽的注釋特意點明這個“晚”字：“足見事情緊急，系當晚回復”，因為是圖書的浩劫間不容發(fā)。在此情勢之下，梅冷生的歷史貢獻更為突出：

一九五一年初，溫州農(nóng)村土地改革運動中，個別工作隊采取過火行動，竟然將樂清倪悟真家藏古籍六萬卷焚毀，梅冷生獲悉，心痛如焚，連夜草就關于保護溫州地區(qū)古跡文物圖書的建議，翌晨由軍事代表林大夏陪同謁見李培南，李表示接納意見，即寫手令，交代圖書館派人迅速下鄉(xiāng)，搶救古籍文物。同時，溫州地委宣傳部也趕緊通知各縣及土改工作隊加意收集保護。梅冷生隨即率館員到近郊點收戴家祥白鵑樓、王希逸雪蕉齋等多家藏書。之后又奔赴各地，陸續(xù)點收瑞安張棡杜隱園藏書，戴炳聰、張組成等殘留古籍，瑞安陳介石燭見知齋、林公鐸叔苴閣、項慎初染學齋藏書，平陽劉紹寬厚莊、王理孚念廬、吳承志培英圖書館等藏書樓部分古書。溫圖古籍由此驟增至二十萬冊。除此之外，派員到溫州造紙廠檢回名貴圖書多種。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梅冷生為保護浙南諸家藏書，夜以繼日，雷厲風行，立下汗馬功勞。

類似書札彰顯了梅冷生之于溫州圖書館事業(yè)的貢獻，關于梅冷生對溫州市圖書館的管理能力，只舉一例即可概見，《王榮年致梅冷生》中對“之芳”的注釋云：“之芳，系梅冷生次子，曾供職于籀園圖書館，梅冷生接長籀園，以父子一館共事不便，不得不辭去館職?！鄙碚齽t令行，讀者自可領會。至于梅冷生對讀者的關愛，《韓天衡致梅冷生》一函的注釋錄入韓天衡跋語，以見前輩提攜、后輩緬懷之情。這些注釋中，盧禮陽對梅冷生的才干和人品，是至為佩服的，《包通華致梅冷生》是向梅冷生借款治病的求助信，注釋則又提及相似的情況說：

樂清張云雷一九五五年因為上海、溫州兩家公司股息收束停止，生活發(fā)生困難，估計包通華情形與之仿佛，致函梅冷生求助，當在同年或稍后。以常理推斷，梅冷生不會拒絕她的請求。

“以常理推斷”簡直與全書的風格迥異，全書收錄書札清楚交待來源，一一說明書札的用箋樣式，文字識讀審慎，校訂認真仔細（與同樣見收于《梅冷生集》的書札兩相校對即可知），完全是講求文獻的樸學路子，言必有據(jù)，扎扎實實，而這里完全因為出于對梅冷生人品的推重。這樣的情感之中，也不免有為尊者諱的嫌疑。比如夏承燾書札中有“風流自賞、不矜細行之陋習”等極重的用語，盧禮陽雖然也錄了夏承燾的日記，但側(cè)重于夏的規(guī)勸，是為“畏友”，而敘事似有囁喏未盡之感，其實所謂“風流自賞”，夏承燾日記中：“冷生皓然須發(fā)，尚有綺障。其家人極困窘，尚借錢周其情婦之子，自謂道義之交”云云，已為《梅冷生集》所附錄。

本書的箋注除上述所謂的基礎性注釋、彰顯梅冷生的真生命外，還能見到箋注者自己的真性情?！读蛀d翔致梅冷生當選通知書》中的抬頭是“梅雨清君”，讀者一般不太會注意到，盧禮陽箋注說：“通知書稱梅雨清君，可見當時習尚。而晚近省人民委員會或省人民政府給館員發(fā)聘書，一九五七年尚稱先生，至二〇〇六年已直呼其名，姓名之后不書先生或同志，相形之下，令人啞然失笑?！薄稐羁∮阎旅防渖芬缓瘶O短，引錄如下：“頃奉武昌委員長行轅秘書處函，囑寄《永嘉縣志》一部以為參考之用，可否向鄉(xiāng)遺著會照預約特價購買，請示知，以便價買為禱?！北R禮陽評論說：

為委員長行營采訪參考書，楊俊友作為轉(zhuǎn)達者，并沒有狐假虎威，而是以商量的口氣提出，只是希望按“預約特價”（《永嘉縣志發(fā)行預約》辦法：定價六元，預約僅收工料費四元）給予優(yōu)惠，可謂明白人。由此推知，武昌委員長行轅秘書處也沒有就此大肆張揚，隨意勒索。當時官場與社會風氣還不是一團糟。至少他們頭腦里沒有區(qū)區(qū)幾塊大洋不算什么的念頭。聯(lián)想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中辦秘書田家英以領袖名義向溫州博物館“借”取譚嗣同書贈宋恕的扇面，從此一去不還，杳無音訊，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最后一段憤慨之情溢于言表。再如《中華書局復溫州市圖書館》的注釋借周夢江之口，為溫州圖書館鳴不平，中華書局當年整理《葉適集》時，主要得益于溫州圖書館所藏《水心文集》幾種本子和一些選本、抄本、校本等，“而《編校后記》中對溫州圖書館所給予的幫助竟只字未提，因此不為外人所知”。

注釋既有怒目金剛的一面，對人對事也有“同情之理解”的一面。如《江蕙林馬翊中與梅冷生》第二通附有“冠三先生暨介庵、宋庼諸同志均此問候!”這一客套語，注釋則讀出這里的深情和俠氣：

冠三先生，即溫州市文管會主任、市政協(xié)副主席劉景晨。此前不久劉景晨在市政協(xié)小組上的發(fā)言，被媒體與讀者來信歪曲為“反共言論”，正處于風口浪尖之上，被迫檢討。連同情劉景晨的市文管會兼職副主任方家溪也受到批判，稍后被打成“反黨分子”。而江蕙林、馬翊中兩位在劉景晨落難之際，特地附筆問候，看似平平淡淡，其實飽含深情，很不一般。兩天之后，七月四日的報紙公開點名，稱劉景晨“確是右派分子”。

總之，本書的箋注評釋，勾勒書札的背景知識，詳考其所涉及的人物生平履歷，梳理事勢前后因果，讀來有置身局中晤對其人之感。這些洞幽燭微的評注還彰顯了梅冷生的真實生命，抉發(fā)了梅冷生在圖書館事業(yè)上的慘淡經(jīng)營，也透逗出評注者自家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