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國家開始運用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動員身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國報效。本文透過1956年周一良寫給鄧嗣禹等人的一封長信，及鄧嗣禹與家人的往來聯(lián)絡，一窺當時國家在動員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所做出的努力。
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國家開始運用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動員在國外，特別是在美國各大學工作的知名學者回國。
1956年，國家針對知識分子問題專門召開了工作會議，會后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高教部結(jié)合這項“規(guī)劃”，又出臺了《高等教育部關于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國留學生回國工作的通知》。當時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作或?qū)W習的留學生大約還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國有五千人，英國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國三百余人。知識分子會議后，周恩來曾專門作出指示：“1956年至少爭取一千名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痹趪H方面，自從1955年日內(nèi)瓦大使級會談后，美國不再公開阻撓留學生回國，留學生面臨的最大問題得到了解決。因此，周恩來提出的，一年內(nèi)爭取一千人回國的總體目標也是切合實際的。
與大陸相同的是，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也將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學生，他們于1950年出臺《輔導國外留學生及學人回國服務各項辦法》，采取補助旅費、安排工作等措施積極爭取留學生歸臺，并大有與大陸爭奪海外學子的陣勢。為了吸引海外的留學生前往臺灣，一些留在美國或者臺灣，且極富盛名的知識分子利用其自身的影響力和名氣，呼吁海外留學生回臺，比如梅貽琦、傅斯年、錢穆等人。據(jù)申葆誠回憶：“梅貽琦去了美國和我們講，你們的旅費我們給出，并且給你們安排最高的職位?！睋?jù)臺灣國民政府統(tǒng)計，1950年至1954年歸臺服務的海外留學生及學人共76人，其中自美歸臺服務者約占一半以上。
新中國成立所帶來的無限希望，以及新中國對滯留在海外的學人高度重視，采取各種措施積極召喚海外學人回國，一大批留美學人選擇回到大陸工作。據(jù)統(tǒng)計，1949年8月至1954年12月自美回國的學人總計有937人。1956年初開始，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引進國外學人的力度，并拓展了工作方式與渠道。
1956年5月2日，為了動員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楊聯(lián)陞（字蓮生）、鄧嗣禹、王伊同能夠回國工作，受組織方面委托，時任北京大學亞洲史系主任周一良教授曾寫過一封長信給這三人。信中除了介紹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合并之后、建國之前回國的，以及原在北大任教的歷史學家工作安排情況之外，特別希望洪煨蓮、趙元任、李方桂等人也能一同回國工作，信札內(nèi)容原文如下：
蓮生、嗣禹、伊同，兄：
多年不通信了，去年在萊登開會聽到一些你們的近況。這封信設法從別處寄出，希望它不至于付諸東流。如果你們看到這信，希望慎重考慮我所提出的問題。這是你們在國內(nèi)的老朋友們（不只是我們夫婦而已）的共同愿望。我們常常想到你們，談到你們，誠懇地盼望大家都能平安歸國，貢獻所學，為人民服務。
解放六年以來，我們的國家起了根本的變化。多少新鮮事物真是更難歷數(shù)，不是我這短短的信所能書其萬一。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人民日報》的話，我想一定也能夠了解一些。我們常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句話大可概括一切。由于社會制度的改變和殖民奴役的擺脫，中國國際地位也空前提高了。近年來，我們在國際事物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取得的勝利姑且不談，僅以個人而言，我去年到西歐開會便深切感到，過去在外國讀書的人吐出了一口氣。我們每個人都以作為站起來了的新中國人民而自傲！
此時，鄧嗣禹獲得傅不來特法案（Fulbright-Hays Act）基金資助，正在日本從事研究工作，他的美國夫人與兩個女兒同行。5月8日，鄧嗣禹在日本寫信給正在湖南師范學院上學的女兒鄧同蘭：“初來日本天氣很冷。圖書館無暖氣，手腳指都凍壞了”，“我們是坐飛機來日本的。五個大箱子，從船上寄來?？上г诼飞蟻G了三個。大概是船在日本或高麗靠岸時，被小偷把鎖打開，把里面的東西都取走了，可算是不幸的很”。
鄧嗣禹
同時，他在信中也描述了自己從事研究工作的情況，并提到年底到香港的想法：“在日本做研究工作也不是很滿意，設備不完備，助手懶惰只希望拿錢不做事。好些很普通的中國書籍，日本竟找不到?！谌毡旧钭〔粦T，生活程度也相當高。我希望今年年底去香港一游?！绷硗?，告知將李劍農(nóng)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翻譯成英文，并且快要出版了。詢問長沙有無蔡鍔（蔡松坡）先生的遺著？
8月中旬，鄧嗣禹轉(zhuǎn)接到周一良的來信，所以有意到香港考察、游覽一次，并希望通過香港這個門戶，了解國內(nèi)的最新發(fā)展現(xiàn)狀。原來留美同學現(xiàn)在國內(nèi)工作、生活的情況如何，也是鄧嗣禹希望了解并關注的內(nèi)容。關于這方面的內(nèi)容，周一良在信中繼續(xù)寫到：
再談談我們的情況吧。五二年院系調(diào)整，清華成為工科大學，北大、清華、燕京的文理法工院合并為新的北京大學，我們都到了北大，鄧懿（周一良夫人）教外國學生中文，我先教中國史，后改教亞洲國家史。今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這將是我教學和研究的范圍?！?/p>
你們一定關心很多老同學和史學界的人物，讓我簡單介紹一下。為了發(fā)展歷史學，科學院在這方面有三個所，第一所管上古到南北朝；第二所管隋唐到鴉片戰(zhàn)爭；第三所管近現(xiàn)代史。各地大學和師范大學、師范學院設有歷史系?！愐∠壬趶V州中山大學待遇極為優(yōu)厚，因眼睛不好，在中山主要為高年級的同學開課，仍不斷寫文章，最近還在中大學報上發(fā)表了《論王導之功業(yè)》。向達先生在北大歷史系，兼北大圖書館長同時，又是歷史第二所所長，很忙碌。北大歷史系里你們認識有張政烺、余遜、鄧廣銘、邰循正、楊人鞭、齊思和、張芝睽。齊思和因為世界史方面的需要，現(xiàn)在主要是教外國歷史了。為了加強南開的歷史系，所以從52年起，鄭天挺、雷海宗都到了南開教書，分別主持中國史和世界史方面。蓮生認識的丁則良，他現(xiàn)任東北人大歷史系副主任。侯仁之專搞地理去了，現(xiàn)任北大地質(zhì)地理系主任。
聶崇岐在科學院第二研究所與門搞史料編輯工作，最近我們標點重印通鑒，他擔任了總校閱，這都是他最擅長的工作。傅樂煥繼續(xù)搞遼金元史，王鍾翰繼續(xù)搞清史，馮家昇搞維吾爾史，都在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朱士嘉在歷史第三研究所，也繼續(xù)他的方志工作和中美關系史的研究。鄧之誠先生已經(jīng)退休，仍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領全薪。最近《骨董瑣記》由三聯(lián)書店再版。他還出版了一本《桑園讀書記》。孫毓棠在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專門搞他所擅長的中國經(jīng)濟史。從上面名單的報告，你們可以看到，過去的專家們今天不但繼續(xù)在崗位上工作，而且是比以前安排得更恰當，更能發(fā)揮了他們的長處。
北京史學界有兩個人沒有完全回到本職崗位，因為實際需要，繼續(xù)作政府工作，他們就是副市長吳晗，和教育局長翁獨健。但是吳晗同時是科學院學部委員，公余之際還寫文章，修改《朱元璋傳》已經(jīng)快要出版。翁也兼著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還有譚其驤是你們熟悉的。他原來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前年因改繪楊守敬歷史地圖，把他調(diào)來北京。搞一套歷史地圖是老譚多年來的愿望，只有到今天才實現(xiàn)。他現(xiàn)在指導著一些人在工作，這部地圖出版后，對于研究中國歷史將有很大幫助，遠比箭內(nèi)（按：日本學者箭內(nèi)亙，著有《中國歷代疆域讀史地圖》）的書要詳細可靠的多。
再報告一下劍橋的朋友們的情況吧（這里的劍橋，用哈佛大學所在地指代）。吳保安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已經(jīng)好多年了。高振衡任南開大學化學系副主任，馮秉銓任華南工學院教務長。陳新民、黃培云任華東冶金學院的副院長，陳標生在清華，陳振漢、任華都在北大。嚴仁慶在北大經(jīng)濟系，同時是我們的副教務長，張培剛在武漢的華中工學院當總務長，史國衡在清華當總務長?？傊?，這些人所學的，有用的東西都發(fā)揮了作用。
以上所談的（事）可能都是你們想知道的事，從這些情況你們可以了解歷史科學工作也正如祖國其他事業(yè)一樣蓬勃開展中。無論什么人都在發(fā)揮潛能，劍橋的老朋友們都沒有辜負所學，他們的工作成績也都得到了人民的認可。
1981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鄧嗣禹（左二）與周一良（右一）合影。
在爭取海外留學生回國的方式上，1956年以前主要以中央為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簡稱文委會）經(jīng)過協(xié)商討論，組成一個以馬敘倫為主任的“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簡稱辦委會）。辦委會隸屬于文委會，主要有四項任務：（一）調(diào)查尚在國外的留學生人數(shù)，動員其早日回國。（二）對留學生回國前后的宣傳了解及教育。（三）留學生回國后的招待。（四）統(tǒng)籌解決回國留學生的工作。還有一些因經(jīng)濟困難無力回國，辦委會也積極給予幫助，向文委會申請了四萬美金作為接濟之用，并出臺接濟返國旅費的暫行辦法。其中，第7條明確說明：“接濟留學生之旅費數(shù)目，以其距離遠近及實際所需而決定之。據(jù)目前所知，由法國至香港之四等船艙票約為170元美金，三等艙約為280元美金，故接濟之款項每人應以美金500元為限?！睘?956年后期，進一步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奠定了基礎。
但是，當時這項“暫行辦法”僅僅是一個宏觀的意見，并未能見到具體操作細則。周一良在信中不僅告知了操作細則，還說明了具體注意事項：
我們非常盼望你們，以及尚在美國的其他一些朋友們好好考慮一下回國問題。如果旅費有困難，特別像你們這種全家在外的，可以到華盛頓，印度駐美國大使館領取路費——這是我們政府和印度政府協(xié)商好的。如果圖書儀器之類怕國內(nèi)沒有，影響工作，也可以由印度領款購回到國內(nèi)再報賬。人民政府說到哪里做到哪里，你們完全可以放心?；貒ぷ鳠o問題，找到恰當工作以前的一切生活費用，政府也負擔。錢學森回國后政府如何對待他，你們或許聽到了吧？洪煨蓮、趙元任、李方桂諸先生，我們也都歡迎他們回來。請將此信先給洪先生一閱，將來我還要給他寫信。因不知嗣禹兄地址，故一并寄到劍橋，請楊、王助力轉(zhuǎn)達。卞學璜兄夫婦，陳觀勝兄夫婦，如尚在劍橋，也希望給他們看看。
一良 五六年、五月二日
懿附筆問好
1956年以后，國務院文委會根據(jù)已經(jīng)回國的留學生反映，尚在國外的相當多的留學生主要存在兩大顧慮。一是對新中國缺乏了解，思想上尚有若干顧慮——由于留學生多數(shù)是在解放前出國的，大多數(shù)人都離開祖國有六年以上，因此對新中國的真實情況不太了解。他們或多或少受了一些美國及臺灣國民黨當局宣傳的影響，還有建國以來開展的“鎮(zhèn)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也讓留學生在回國問題上存在很多顧慮，許多人擔心回國后會被“洗腦筋”，受政治迫害。二是存在一些具體困難，比如有些人工作合同未滿，有些人妻子生小孩不便遠行，有的怕申請回國后不能馬上回國，又因此失業(yè)而生活無法維持等。
因此，為了做好爭取留學生回國的工作，中央決定轉(zhuǎn)變爭取工作的重心。中央專門成立了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工作組之下，由內(nèi)務部、高教部、公安部共同組成聯(lián)合小組，負責進行留學生家屬工作”（李滔：《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具體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讓己回國的留學生給尚在國外的同學或是親朋寫信，信件內(nèi)容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為主，將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告訴他們，呼吁他們放下思想顧慮，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二是讓留學生家屬給在國外的親朋子女寫信，以親情感動留學生，讓他們早日回國與親人相聚；三是讓已回國的留學生給他們的外國友人（比如導師、同學、著名的科學家等）寫信，利用他們親身體會動員輿論，協(xié)助留學生回國，也是可能起相當作用的。為防止粗暴生硬作風，中央要求在寫信時要多為留學生考慮，不能因為留學生遲遲不歸或是猶豫不決就去批評責難，要“設身處地的多為他們著想”，要相信“他們暫時不回國，一般是迫不得己，或是一時受了蒙蔽”，耐心地為他們答疑解惑，因為這些留學生“終究是愿意回來的”。同時，強調(diào)應當使留學生感受到祖國親人的溫暖，而不是一味地責難、怪罪，要諒解留學生的困難和處境，給予他們同情與關懷。（李滔：《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
9月初，鄧嗣禹抽出空余休息時間，到東京、北海道等地游覽。
9月10日，印第安納大學因急需尋找中日文圖書編目人員，鄧嗣禹在日本仍然為此事操心，故致函錢存訓：
講學榮歸，理當接風。敝圖（書館）中日文編目員，時到現(xiàn)在，仍未能獲得合適人選。袁守和先生曾介紹蒲友書君（附原函），蒲君文翰最佳，滿望可以來此就職，無需面談。但因從未習日文，婉辭。吾兄可以與蒲君接洽。
吳光清介紹一人，中英文皆不通（請守秘）。在臺大專修改歷史，來美改習化學，后又改習圖書館學。敝處因為找不到人，嗣禹又不愿此職位為日本人奪去，故在無辦法中，仍請此君來此試作1-2年，但尚未回信。有一日本人，現(xiàn)在東京，愿重返美國工作，曾在哈佛工作1-2年。裘先生表示移民局手續(xù)麻煩特甚，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于被迫返國。
梅貽寶先生云，有一女士在芝城City Library 工作，可否請兄電詢。否則，編目部現(xiàn)任（老處女）將要自殺矣。因為找了數(shù)月未能成功。一笑即清。
錢存訓
9月28日，在給女兒鄧同蘭的家信中，他再次提到聘請的兩個日本助手工作效率低下的情況：“日本助手工作了七八個月，然京都大學的東方學者尚未做完?！缓么笮〈旨毷?，皆由自己動手”?！叭毡镜膱D書館管理不善，書籍雜志散布各處，我得從樓上跑到樓下，從史學系跑到文學系、哲學系等等，到處找書籍雜志。每天從早上八時以前出門，晚六時才回家，東跑西找，累得不堪。希望能夠?qū)ⅰ度毡緰|洋學者與中國學者名鑒及其著述》一書，在圣誕節(jié)之前編成?！?/p>
12月初，在東京飛機場，寫信給女兒鄧同蘭（應該是在購買機票之后）：
我臨時決定，飛游南洋各國。十二月二十四日飛抵香港，停23小時；飛至秦國，停九日；飛新加坡又停九日；飛西貢，正月十五日；返香港，住至正月十九日。你如能來香港，父女團聚甚佳。
但不必過于勉強，致于國法。如不能來，請告知需用物品，如能寄，皆當寄來。我常照有顏色照片，所以無黑白照片相贈。一年前，抵達東京時，朋友攝一全家福，雖小聊甚于無。即祝。
父嗣禹匆匆習書于東京飛機場
12月24日，鄧嗣禹抵達香港，拜會香港書店老板徐炳麟等朋友，后至泰國（停九日）、新加坡（又停九日）、正月十五日到越南西貢，及東南亞等地考察后回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日本。
時年，女兒鄧同蘭正在湖南師范學院生物系就讀二年級。接到此信時，正值期末考試前期，由學校特批（校方希望她能動員父親回國工作），去香港與父親會面，并一同游覽香港、澳門景點，拜會培澳中學校長，約一周時間，并留有香港、澳門等地的留念合影。
鄧同蘭晚年回憶這段歷經(jīng)，在她的年譜中寫道：
1953年，我在湖南衡陽市岳云中學讀高中時，岳云中學校長叫去到校長室，拿出我父親親筆來信，并說明僑務政策有關情況，鼓勵我多與父親聯(lián)系，經(jīng)常通信，宣傳祖國情況。此后，我一直與父親保持通信聯(lián)系。
1956年冬季，正值我在湖南師范學院期末考試之前，父親來信說：長期旅居國外，但每時每刻都在想望祖國，思念家鄉(xiāng)，想念年邁多病的父母和妻兒。但是當時，中美兩國斷交多年，父親無法回國。因此，要我去香港同他見面。我將父親的來信給年級輔導員老師看，不久由羅院長代表學院找我談話，特批我可以不參加學院規(guī)定的期末考試，及時去香港探望父親。同時，要我詳細地介紹祖國繁榮昌盛、國力發(fā)達、經(jīng)濟穩(wěn)定的大好形勢，力爭要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回國，為振興祖國建設做貢獻。
當時，在大學的同班同學也很重視這件事，她們?yōu)槲覝蕚浜幂^時尚的短大衣、皮鞋等物品。我從湖南長沙坐火車到廣州，晚上乘輪船從廣州出發(fā)，次日凌晨抵達香港，由香港萬有圖書公司經(jīng)理徐炳麟接站，入住到香港預訂的旅館。父親同天中午到達香港，我們在徐炳麟的陪同下，共同游覽了香港市容、海洋公園，九龍和維多利亞港區(qū)，攀登了獅子山、太平山。在太平山上，三人曾興致勃勃地合影留念。
晚上，我們同住在一個旅館。父女之間暢所欲言，我向父親介紹國內(nèi)的形勢，以及人民的生活現(xiàn)狀，公正地評論國內(nèi)的政治運動情況：如土改中家庭的情況，以及“三反”、“五反”、“四清”運動對于家庭的影響，還介紹了目前家里父母妻兒的現(xiàn)實生活狀況等內(nèi)容。當時，由于父親在日本的研究助手不得力，他有意要帶我出國，給他當研究助手。
鄧嗣禹、鄧同蘭和徐炳麟（自左向右）在香港太平山合影
第三天，我們由香港乘船到澳門，當天參觀了媽祖廟、觀音堂、白鴿公園等許多著名風景區(qū)，并在徐炳麟的引薦下，拜會了他的好朋友，培澳中學校長夫婦，當晚由培澳中學校長作東請客。之后，三人下榻培澳中學附近的賓館。
鄧嗣禹、鄧同蘭與培澳中學校長夫婦（右一、右二）在澳門合影
1956年鄧嗣禹、鄧同蘭父女在澳門媽祖閣合影
臨近離開澳門時，父親帶我到澳門商業(yè)街上最大的一家商店，為我買了一條金項鏈，一個高級皮箱，作為禮物送給我。當時我考慮，國家培養(yǎng)我讀師范學院，我還沒有為國家做出任何貢獻，現(xiàn)在去美國不合適。同時，我按照學院領導的交待，耐心勸說父親在適當?shù)臅r候，能夠回國，將所積累的知識和經(jīng)驗用于國家的發(fā)展建設方面。父親答應我，回去后會認真考慮此事，同時他還鼓勵我要好好學習功課，以后為國家培養(yǎng)更多的師范人才。隨后，父親離開澳門到達日本，再由日本返回美國。我提著一個空皮箱，順利通過海關檢查，回到長沙。這個澳門的皮箱，我一直很珍貴的保存下來，作為傳家寶，在兒子結(jié)婚時，我又贈送給他，并鼓勵他向外公學習。
回到學校后，學院領導給我安排了一個單人房間，復習備考期末考試的內(nèi)容。在復習期間，為了報答學院領導的關懷，我起草了一份四頁紙內(nèi)容，關于赴香港、澳門探望父親的思想?yún)R報材料，考試結(jié)束后再次進行修改、完善后提交。對于我的思想?yún)R報材料，學院各級領導都比較滿意，鼓勵我繼續(xù)給父親多寫信，早日促成父親回國的事宜。
此后，鄧嗣禹先后于1972年、1978年、1985年，先后三次回國開展學術交流與各種紀念活動。
從1956年周一良給鄧嗣禹等人的一封長信，以及湖南師范學院通過留學人員親屬，動員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所做出的努力，我們可以真實看到，當年國家在爭取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生回國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一片赤誠之心。
目前，為研究1956年前后國家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歷史經(jīng)驗，許多高校的碩士研究生論文課題都相繼聚焦在這些方面，本文反映的真實內(nèi)幕和一手珍貴原始史料，或可為今后的研究學者們提供更豐富、更詳實可借鑒的佐證材料，期待這項研究工作向更深入的方向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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